第八章 群英结党 日出东方 二 博文女校的临时寓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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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的党组织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在接到上海的邀请后，也是即刻准备前往。当时长沙正在反动军阀的高压统治之下，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不得不处于极其隐蔽之中，因而，代表的产生以及毛、何两人的出行都无人知晓。何叔衡时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兼《湖南通俗日报》经理，谢觉哉担任《湖南通俗日报》的主编。谢对何的行踪有一些了解。1984年4月出版的《谢觉哉日记》（上册）中，记载了毛泽东和何叔衡一同离开长沙赴上海一事。他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写到：“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誘?誘?誘?誘?誘之招。”这个日记无疑可以证明毛泽东和何叔衡是在1921年6月29日离开长沙到上海去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至于为何在日记中画上一串圆圈，据谢的夫人王定国解释，那时因为当时反动势力猖獗，谢不敢写明事实，又担心忘记此事，就用圆圈来代替。1952年，谢觉哉曾回忆这件事，他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去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①当年，从长沙出发没有直达的船只到上海，只能先到武汉，再从武汉转乘去上海的航船。经过这样的辗转，毛泽东和何叔衡到上海时，已经是7月4日以后了。

广州的共产党组织接到上海的通知后，马上在党员谭植棠家开会决定代表人选。当时陈独秀正在广州，他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大家一致推举陈公博为广州的代表。此外，陈独秀又委派受李达、李汉俊的派遣，正在广州与他商谈党务工作的包惠僧代表他出席上海的会议。这样，虽然是武汉党组织负责人的包惠僧却成了来自广州的代表。包惠僧后来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他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就这样，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就代表广州党组织分头赶赴上海。作为报人，陈公博担心自己多日无法在广州出头露面会引起别人猜忌，为掩盖此行的真正目的，他要求带上新婚的妻子李励庄同行，一是掩人耳目，为了安全；另一个目的，也是借机到上海等地一游。夫妇俩在7月14日由广州出发先到香港，经由香港转赴上海，已经是7月21日了。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从上海回到广州，陈公博怕人知晓自己的行迹，赶紧又公开发表了《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在文章一开头就说：“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启程赴沪。”①从中可以看出，陈公博对自己的上海之行是极端小心的。包惠僧则在7月15日从广州乘海轮直接到上海，到达时间是7月20日。

中国留日学生党组织也如期接到来自上海的通知。当时，在东京的施存统和在鹿儿岛的周佛海都是党组织中的活跃分子，但由于施存统来日不久，正忙于功课，而周佛海却早有趁暑期回上海之念。于是，周佛海便顺理成章地成了留日学生党组织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