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纱窗几阵黄梅雨——苏小小评传(1)

　　（南朝·齐）

　　黄怀璞 舒畅

　　一、社稷几多风雨，遍地尽是淫靡

　　苏小小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南齐的著名妓女。

　　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是继战国、三国后又一较长时间的分裂时期。当时，在曾是中华民族发源地的黄河流域活跃着从北方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北方有五胡十六国，后经魏齐周朝，政权更迭，干戈扰攘，生灵涂炭。南方的长江流域则形成南迁士族与土著地主的“联合政府”，这里虽无少数民族入侵的大兵大乱，但统治阶级内部，却是同姓残杀，异姓嬗代，权臣窃柄，武将制命。从公元420年刘裕篡晋立宋到589年隋灭陈朝，短短一百六十九年间，皇位四易其姓，而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其间朝为君主公卿，夕做囚徒乞儿的不可尽数，从宋五十九年历八代皇帝、齐二十三年历七代皇帝、梁五十五年历四代皇帝、陈三十二年历五代皇帝的二十四次皇位更变中即可窥其时变之一斑。如此剧烈的动荡，给南朝上自君臣，下至皂隶以极大的心理震击，导致了这一时期社会心理的崩溃和伦理的混乱。风云变幻，世事难料，人心不定。从前士子文人用以经世治家的儒学在剧烈变化的现实社会中，则显得苍白无力，它既难济世经国，亦难抚慰心灵。于是那讲求虚无、追觅超脱的佛道就格外受人青睐。魏晋以来，佛教盛兴，玄学见涨，到南朝时因统治阶级对佛学的提倡，使得名山佳地佛寺林立，杜牧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这种境况的真实写照。当此之时，士族文人，侈谈老庄而束六经，说有空谈而贱礼法，大儒不多见，而高僧名道却迭出不鲜。既然维系这个社会伦理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术被束之高阁，那么，这个社会的伦理风貌也就难免几近扫地。早在三国时，阮籍就在《大人先生传》中，慨叹伦理之衰败，讥斥世之守礼法者如虱之处裤。南北朝时，不少名士权贵不唯笑傲放诞，醉生梦死，率皆极一时之乐，连帝王将相也都是荒淫之君，其间子蒸父妾、侄妻姑氏、兄纳姊妹者有之，而恣纵娼乐、酒色无度者更难计其数。面对如此风尚，就连颇以文采风流著称于世的清代诗人赵鸥北也不无感慨地在他的《廿二史札记》中说：“古来荒乱之君，何代蔑有？然未有如江东（南朝）宋齐两朝之多者！”帝王如此，贵族阶层也不甘于后。南朝凡为公主者，尽皆淫妒。如宋代山阴公主，看男子可拥三妾四妃，嫉妒之下竟对她的哥哥刘子业（前废帝）提出要求：“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后宫数百，而妾惟附马一人，事不平均，一何至此！”愤愤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刘子业竟也应允置三十男人作为她的面首，开女纳面首之先河。上行下效，南朝士大夫稍有经济实力的，莫不广求娼妓，恣意淫乐。另一方面，这急剧动荡的社会冲击，必然严重摧残尚为脆弱的自耕农和工商业者的经济，从而造成大量无家无业的贫民，这其中的一部分孤女浪汉自然成了社会淫靡的基础。既然有孤女浪汉作土壤，又有一班风流士大夫的雨露滋润，南朝娼妓这丛野花就生长得特别旺盛，开放得格外艳俏。营娼嫖妓由此风行南国，成为人皆垂涎的一时风尚。浪子游客以此填补无以为家的空白，文人雅士则以它为享乐的寄托，品题的素材。曾以文章诗作领一代风骚的谢眺、沈约、昭明太子萧统、王僧儒等，无不宿伎、嫖妓，且情缠意绵地歌咏娼妓。就连颇具雄才的梁简文帝也不加掩饰地御制《娼妇怨情十二韵》，以示风雅；梁元帝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与二三大臣“夕出通波阁下观妓”，并大言不惭地形诸文字，书为诗章。宫体诗的兴起虽然展示着中国古代诗歌在审美求索上的变化，但宫体诗同时也体现了南朝当时的社会情态，萧纲、萧绎、徐陵、沈约、梁武帝等或写女子尽态极妍的体态与服饰，或书女子缱绻悱恻的内心情感，无不极尽词藻之浓丽华艳。南朝上下，嫖娼宿妓蔚然成风，宫廷内外，柔靡之音甚嚣尘上。就萧齐情况而言，自萧道成仿刘裕篡晋手法建齐代宋之后，在短短二十三年中就经历了七代帝王的更迭，而这七代中又有三个废帝。除萧道成稍开明之外，这些帝王大多“狗马是好，酒色方湎”，“所务惟鄙事，所疾惟善人”，而且“委任群小，诛诸宰臣”，“诛戮无辜，纳其财产”。

　　政治上的不稳定，社会道德的沦丧，文学艺术的推波助澜，统治者的“表率”作用，为妓女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于是，豪门贵子放浪江湖，寻花问柳，贫妇孤妇经营青楼，以身悦人。我们这本名伎评传的第一人苏小小，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在南齐走上妓女舞台，成为一代名妓的。

　　苏小小，生长在钱塘江畔的临安县（在今杭州市）。这里原为禹贡扬州之域，东晋时设县叫临安。上古时此地为百奥所居，其民火耨水耕，其俗断发文身。自三国时吴建都建业（今南京）以来，经济逐渐得到开发。东晋南朝相继经营，又有南迁士族和自耕农，一方面使经济得以发展，同时也加速了文化的繁荣。《隋书·地理志》在谈到南朝杭州的经济状况时说：“吴郡余杭，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凑。”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为当时市井文化的繁荣，特别是士大夫们的奢侈生活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从风俗上看，余杭一带似乎比当时的中原更为质野朴素。《禹贡》里说包括杭州在内的“扬州之民，二男五女”是个男少女多的地方。这样，就可能产生不少旷妇怨女，男女关系也就较为疏松，有“夫为借豭”的风俗（借宿于他室的男子被斥为豭，豭即公猪），早在秦统一天下的时候，始皇南巡至会稽，刻石申禁，也没忘特别申明禁止“夫为借豭”这一奇特的地方风俗。此类情势，在南朝上下淫靡之风的鼓动下，营妓之业不仅有了新的发展，而且更胜于他处。苏小小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加之依赖着西湖佳景的众多骚人墨客、豪富巨贾，因此而成就了她一代名伎的“事业”，流传古今。

　　二、希望如影转瞬灭，身是妓家可奈何

　　苏小小，生于家在西泠桥畔的妓家，详细生卒年月无可考。因母为妓女，故不知父为何人。小小尚未成人，母亲就离她而去。但小小因受西湖山水的滋润，性慧而心灵，而且姿容如画，远望如晓风杨柳，近视似出水芙蓉。到十二三岁时，更加眉目如描，十四五岁，不仅色貌绝伦，而且据说未曾从师受学，却能信口吐辞，即成佳句。这种才貌双全的女子，比起那班只以色悦人的普通妓女，更能适应士子文人的多种需要，使他们既可从这里获得妻妾以外的生活体验，也能在异性中找到炫耀自己文才的女中知己。因此当时就有众多的富家公子、科甲乡绅对苏小小有垂涎之想。那时的西湖未得人力点缀，自赖天生秀美，苏小小对此喜爱非常，但步行游览却碍于路途遥远，小小遂想出妙方，让人制造了一辆四周围有幔幕的油壁车，叫一侍人推着，每日傍山沿湖游嬉，因此更招来不少风流少年，或想取她当歌女，或想纳她为侍妾，都甘愿以千金相求，而小小都一一谢绝。当时，也是妓家出身的被小小认为姨姨的贾氏贾姨见这种盛况，就去劝她说：“姑娘一贫贱女子，嫁到富家虽做人妾，但毕竟是有了归依，也可享金屋之福分。总比任人攀折的生活好。”苏小小年龄虽幼，但她了解人情世故，也懂得此时此景的利害，便回贾姨：“甥女最大的癖好是爱西湖山水。进了官宦人家，确可享一时之乐，但只能坐井观天，难以自由自在。而且，富贵贫贱，是命中早定了的，如果命中有金屋之福，我也就决不会生在妓家。而况豪门人身易，出头难，还不如华街闹市上的名花，若有清香在，自有他人爱。再说，朝双暮对，春红秋紫，野鸳鸯、假连理都不能和正婚夫妻相比。今欢明歇，犹露水之喜；时有时空，如烟花之乐。豪门有什么可依恋的呢？我身在青楼，虽倚门献笑，为礼教所非议，而能在妓院中助他人之兴的事情，君王也是允许的。我想，靠甥女的文才相貌，也能享受金屋之福，人马不绝，钱财不断。在妓院里做个出类拔萃的佳人，也胜似在那豪门中做个随行逐队的姬妾。”贾姨说：“别人将青楼当业地（佛语，业障之地），而姑娘倒看透了人情世故，反把青楼视为净土（佛语，清净世界），实在难得。”

　　也许作为老一辈的妓女是难以理解年轻一代妓女的心情的，其实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她们同为妓女却迥然有别的心理差异。如果苏小小真是把青楼视为净土，这与其说是贾姨对小小的误会，毋宁说是她带有以前以身悦人的普通妓女的一种浅见。苏小小大概是深解其中三味的，她从现实社会中发现青楼中的事业是肮脏的，但官宦豪门的处所则更为丑恶，因此她需要的不是鸟笼般束缚着的快乐，而是既能同大自然悄然共语，又能自由与他人享受人生天伦之乐的无拘无束。而更重要的是，当时尚未真正尝过男女滋味的苏小小还希求能摆脱自身的妓女命运去追求真正的男女情爱，这一点从她的第一次男女关系上就可看到。

　　十五岁那年，有一天苏小小乘油壁车沿湖赏玩山光水影，恰遇当朝相公阮道之子阮郁因公到杭州时乘一青骢马在西湖游玩。阮郁见到琼姿玉貌的苏小小，便左顾右盼。小小也看阮郁年少俊雅，气度非常，自动心思，两人眉来眼去，真可谓一见钟情。然素不相识，怎么好直接吐露心曲！于是，小小便吟诗一首：

　　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

　　何处结同心？西泠松柏下。

　　存于《乐府诗集》的这首诗名叫《苏小小歌》。苏小小吟罢后即让人驱车而去，阮郁悟出诗中意味，遂到处寻问，知道这就是大有声名的苏小小。阮郁心想，对此名花即使不能攀折，能亲晤而留连一时，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因此第二天他准备了珠玉锦绣，百金厚礼，仍骑青骢马到了西泠桥畔，正在门前徘徊时，让贾姨看见。贾姨从阮郁口中了解到其中原委，知阮郁是个怜香惜玉的人物，便告知了苏小小，并把阮郁让到客厅等小小装束。小小情知阮郁的急切，装饰好面容发姿就急忙出来迎接，却连鞋也倒着拖了出来。阮郁忙叫人摆了礼物，施礼说：“巧遇姑娘真是我的幸运，又蒙姑娘看起，吟‘同心’诗句，因而今天不揣冒昧来拜见姑娘。姑娘请上，容阮郁行礼。”苏小小见他既如此礼让，又备了财物，十分欢喜，便说：“贱妾是个青楼弱女，无足轻重，只是承蒙相公垂怜，因微吟以示意。郎君聪悟过人，果然屈尊敝舍，贱妾不敢不趋步迎驾的。郎君请上，容小小一拜。”

　　饮茶叙谈间，小小知阮郁深明大义，遂视为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便将阮郁请入自己的卧楼——镜阁之旁。阁四周植有桃杨丹桂，牡丹芙蓉，确是花簇俏丽，赏心悦目。从阁向外看，湖中美景一览无余，而游人画舫到此窥视阁内，却是檐幕伏沉，什么都难看见。阮郁只觉这真是个绝妙的住处，他看镜阁正对湖面处有一大圆窗，以白纱糊贴，恰如一轮圆月，中悬一联：“闭阁藏新月，开窗放野云。”壁上又有一首题镜阁诗：

　　湖山曲里家家好，镜阁风情别一窝。

　　夜夜长留明月照，朝朝消受白云磨。

　　水痕不动秋容净，花影斜垂春色施。

　　但怪眉梢兼眼角，临之不媚愧如何？

　　阮郁知是小小自作自书，越加爱其才貌双全。二人酌酒对饮，互诉衷肠。贾姨进来后嗔怪阮郁未经斧柯之媒即如此，阮郁也“因势利导”，请贾姨出面撮合。第二天阮郁郑重地备了厚礼，一为酬谢贾姨，二为纳聘苏小小。当贾姨向苏小小讲了阮郁的愿望后，苏小小爽快答应。于是，便选择一黄道吉日，请了许多亲邻，张灯结彩，正式结为连理。小小初尝男女之爱，愈发情笃意深；阮郁见小小才貌不凡，视为心肝，整日形影相随。二人每天或在画舫中交杯细饮，或在湖心柳岸驻足流览，如此甜甜蜜蜜、恩恩爱爱三个月光景。却不料阮郁之父阮道因朝中有变，立促阮郁速回，二人相约后，依依泣别。

　　苏小小对爱情的热切希望虽已实现，但社会的急遽动荡却使美好的现实迅速变为虚幻，这不是她个人的意愿所能左右得了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下，女人自然是男子的附庸。这在南北朝社会的朝夕变化中显得尤其突出。就是阮郁之类的人物不遇急变，苏小小们的爱情也很可能是不会永久的。豪门公子一见钟情的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心灵结合（实际上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这样的结合是不多的），而是或恋其貌、或赏其才的一时兴致而已，而况苏小小的妓女处境先天地决定了即使她意欲摆脱这种处境，也必然是由终生的不幸替代迅疾的愉悦。苏小小或许在希望骤然破灭之后有过痛楚的心理颤动，但整个社会的靡烂不只表现在上层阶级的所作所为，也表现为上层社会的作为直接影响到下层社会甚至为人所不齿的妓女阶层。因此，苏小小在经历了爱情失败的打击后，又干起及时行乐的事情来，据说她在阮郁走后的几年内，在贾姨的介绍下，不断接待名公乡绅，致使门前车马不断，朝夕盈塞，而她不仅有了众多的财物，也交遍了形形色色的公卿名士，身价日高，当然，苏小小还有一段为人慷慨解囊的故事，说明这个风尘女子在及时行乐的同时也怀着对社会的某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