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盛世巅峰的诗人皇帝——清高宗乾隆帝(2)

　　《书剑恩仇录》的推波助澜近些年来，有关乾隆帝是海宁陈家之子的传闻更是接连不断地闯入文艺作品，愈演愈烈，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武侠小说大家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金庸先生是浙江海宁人，从小就听到了有关乾隆帝的种种传闻，所以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也就紧紧围绕乾隆帝的身世之谜展开。书中写道，当时江湖最大的帮会——红花会的总舵主于万亭夜潜皇宫，将乾隆帝生母陈世倌夫人的一封信亲手交给乾隆帝，信中详述当年经过，又说他左腿有朱记一块为证。待于万亭走后，乾隆帝便把自己的乳母廖氏传来，秘密询问，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当年陈世倌的小孩被抱进雍亲王府，“哪知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来的却是女儿。陈世倌知是四皇子掉了包，大骇之下，一句都不敢泄漏出去”。金庸还在书中写了陈世倌的三公子、乾隆帝的亲弟弟陈家洛，继于万亭之后成为红花会会主后，期望激发哥哥乾隆帝的汉族意识，共同成就恢复汉家天下的宏业等情节，读来引人入胜，也使乾隆帝是海宁陈家之子的说法更加妇孺皆知。

　　传说这么多，传闻这么广，真有点“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感觉，那么乾隆帝究竟是不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呢？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乾隆帝便是海宁陈世倌的儿子，他完全是一个汉人皇帝！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有人对这种说法产生的前前后后进行了考证，发现了一些问题。

　　没有必要的“狸猫换太子”

　　从雍正帝方面看，根据清室家谱玉牒记载，弘历诞生以前，雍正帝虽然长子、次子早殇，但第三子已经8岁，另一个王妃过了三个月又添了一个儿子。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偷换他人之子。再说当时雍正帝年仅34岁，还有生育能力（后来还有孩子诞生），也没有这个必要。退一步说，那时的雍正帝自己能不能登上皇位还在两可之间，他又凭什么知道陈家的儿子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就能讨得父皇欢心呢？再说，假设就是为了争夺帝位，偷换了一个汉人之子，以雍正帝的心机，也断不会把皇位传给他，让他稳坐大清江山，这种说法无疑把历史简单化了。

　　说雍正帝不知内情，是王妃擅作主张把女儿换成了男孩，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清代对皇子皇孙的诞生有一套严格的记录制度。皇孙诞生，会马上派遣本府太监报奏内务府奏事官，再有宗人府专折奏闻皇上，以备命名，根本不可能数月或数日之后才报告。况且生孩子时稳婆环列，御医侍候，还有不少宫女跑前跑后，是男是女众人皆知，岂能轻易掉包？

　　绝后的陈家无子可换

　　从陈家这方面看，更无这种可能。据考证，当时陈大倌并不在京城任官，即使夫人生下了一个孩子也不可能被雍正帝掉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又把怀疑的目光转到了海宁陈家另一个在京做官的人陈元龙身上。但是这也是不可能的。据《海宁渤海陈氏宗谱第五修》

　　查知，陈元龙育有一子二女，其子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早亡，17年后乾隆帝才出世，陈家二女也早于乾隆帝20多年出生，根本就没有孩子可换。

　　至于那两块匾额，也与乾隆帝的身世毫无关系。据史学家孟森考证，清国史编撰的《陈元龙传》中说：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四月，康熙帝在便殿召见群臣，说：“你们家中各有堂名，不妨当场写给我，我写出来赐给你们。”陈元龙奏称，父亲年逾八十，故拟“爱日堂”三字。《海宁州志》还提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六月，因陈元龙胞弟陈维坤的妻子黄氏守寡41年，康熙帝便御书“节孝”两字赐之，又赐以“春晖堂”匾额。这就是说，两方匾额的题词都是康熙帝根据臣下的请示书写的，与孝敬父母的意思根本没有任何联系。

　　正常的君臣关系其实，乾隆帝与陈阁老属于正常的君臣关系，根本没有传说的那么神乎其神。事实上陈阁老在乾隆六年（1741年）担任内阁大学士后不久，就因为起草谕旨差错被革了职，当时乾隆帝当面痛斥他：“无参赞之能，多卑烦之节，纶扉重地，实不称职。”如此不留情面，哪有半点父子之情？

　　据档案记载，乾隆帝南巡到海宁，主要是为了视察耗资巨大的钱塘江海塘工程。作为农业立国的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对修造和维护水利工程十分重视，康熙帝时期就对黄河水患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雍正帝以后水利建设的重点移到了东南海塘（沿海大堤）上。

　　到乾隆帝时，海潮北趋，海宁一带潮患告急，而海宁大堤一旦冲破，苏州、杭州、嘉兴、湖州这一带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势必被淹，到那时将会严重影响国家的税收和漕粮的征收。

　　因此，为了亲自视察海塘工程情况，乾隆帝仿效其祖父的做法，六下江南，四次亲临海宁，检查海塘工程，当时建造的某些工程，至今仍起着挡潮防患的作用。当年乾隆帝巡视时，作为偏僻的小县海宁的唯一名门望族，由陈家接驾是理所当然的。乾隆帝前后共在陈家住过四次，从未召见过陈家子孙，那么传说中的“升堂垂询家世”之事也就更加无从说起了。

　　至于蒋氏娶雍正帝公主之事，据考证，蒋溥先后有过三位夫人，其中第二位是个陈姓女子，但并非陈大倌或者陈元龙的女儿，只是陈家的远亲，更与雍正帝毫不相干。对于所谓的“公主楼”，史学家孟森曾专门前往当地进行了调查，结果当地人都说家乡没有什么“公主楼”。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看看把乾隆帝是海宁陈家之子的故事写得最深入人心，影响最大的金庸先生是怎么说的。金庸先生曾坦诚地告诉读者：《书剑恩仇录》中所谓的乾隆帝的弟弟“陈家洛这人物是我的杜撰”，他还明确声明：“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据，认为乾隆帝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后金庸还俏皮地说：“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无可厚非，作为一位武侠小说大家，金庸更重视艺术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

　　虽然金庸作了如此说法，但毕竟历史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真相如何恐怕谁也不好下个定论。

　　不过，此说法之所以会在民间如此盛行，原因倒是可以说个二三。首先，海宁陈家当时确实十分显赫，曾经“位居宰相者三”；康熙朝更有陈家三人同榜的荣耀，如此簪缨之族、显贵之家自然格外引人注意，也难免为好事者所热议。其次，乾隆帝六下江南，曾四次驾幸海宁陈家，在封建社会这是何等荣耀，也自然惹人遐想。其三，主要还在于早先这种说法迎合了汉族士大夫对清廷的仇视以及丑化的心理，与民间反满情绪的高涨密切相关，比如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时间正是晚清末年。最后，文人们的着书立说，对这种说法的传播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民间俗文化的厉害。不过，至今海宁换子说仍旧深入人心，也仍被许多人所津津乐道。

　　乾隆生母到底是谁

　　大内秘档的暗示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高宗……纯皇帝，讳弘历，世宗……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之女，仁慈淑慎，恭俭宽和，事世宗宪皇帝，……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于雍和宫邸。”清宫玉牒中也记载：乾隆帝“母孝圣……熹妃钮祜禄氏，系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之女。”这大内秘档似乎可以证实，乾隆帝的母亲不是山庄宫女，而是熹妃钮祜禄氏。

　　钮祜禄氏，系满洲镶黄旗人，虽然姓氏高贵，实则出身寒微，父亲只是个四品典仪（后才加封一等承恩公）。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年仅13岁的钮祜禄氏只是被赐给胤禛当侍女。当时胤禛已有三位福晋，其中嫡福晋更是出身名门的乌拉那拉氏。

　　钮祜禄氏出身寒微，只是个侍女，人长得也不漂亮，原本没有被雍亲王宠幸的可能，只因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夏天，雍亲王得了一种传染病，福晋们都不愿去身边伺候，钮祜禄氏奉命接近胤禛，专心侍奉他。一连五六十天，她白天黑夜地侍奉病中的雍亲王，无微不至，十分体贴。雍亲王病好后，心存感激，“遂得留侍，生高宗”。

　　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对母亲钮祜禄氏十分孝顺，他曾侍奉母亲三游五台，三上泰山，四下江南，并多次到塞外避暑山庄。乾隆帝的诗文中也有不少称颂钮祜禄氏养育之恩的诗句。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初八，67岁的乾隆帝陪侍85岁的皇太后赏灯后作诗说：“家宴观灯例节前，清晖阁里列长筵。申祺介寿那崇信，宝炬瑶檠总斗妍。五世曾元胥绕侍，高年母子益相怜。扶掖软榻平升座，步履虽康养合然。”“高年母子益相怜”，这饱含深情的诗句，道出了乾隆帝母慈子孝的情怀。

　　钮祜禄氏去世后，乾隆帝怀念母亲，还别出心裁，命令宫中巧匠用3000多两黄金精心制做了一个金塔，专门用来存放太后生前梳头时掉下来的头发，所以叫“金发塔”。乾隆帝母子感情如此之深，也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钮祜禄氏应该就是其亲生母亲。

　　难以自圆其说的观点然而，从有关文献来看，有关乾隆帝生母的记载确实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疑点。乾隆十七年（1752年），清人萧奭所着的《永宪录》卷二记载：“雍正元年十二月丁卯（二十二日），午刻，上御太和殿。遣使册立中宫那拉氏为皇后。诏告天下，恩赦有差。封年氏为贵妃，李氏为齐妃，钱氏为熹妃，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萧奭还在书中提出：“齐妃或云即今之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俟考。”就是说，在当时就有人对乾隆帝生母是谁提出了疑问，并且当时册封的王妃中，根本就没有钮祜禄氏，有的人认为齐妃李氏可能是乾隆帝生母，但有待考证。高阳先生在《清朝的皇帝》一书中，更是大胆认为：萧奭《永宪录》

　　中，“这‘俟考’二字，是一种暗示，是一隐笔兼曲笔的巧妙暗示；齐妃非高宗生母，而故意这样写，是曲笔；齐妃李氏，暗示高宗生母姓李，此为隐笔。”

　　互相矛盾的官方记载另外，清宫档案的记载也大有问题。清朝的《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十四日记载：“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遵太后圣母谕旨，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

　　该部知道。”

　　同一件事，成书于乾隆六年的《清世宗实录》卷四却在熹妃的记述上有了差异。其中写道：“甲子（二月十四日），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

　　通过这两则资料的对比可以发现，等到乾隆帝登基后，档案上才有了钮祜禄氏的记载，而先前的“格格钱氏”莫名其妙地变成了“钮祜禄氏”。

　　这两份清廷档案，对同一件事迥然不同的记载应如何解释呢？有人认为：格格钱氏与格格钮祜禄氏应该是一个人，因为都是同一天，奉太后懿旨受封为熹妃的，不可能是两个人。但这是说不通的，如果是一个人，怎么会写成两个人的名字。于是有人推理：由于雍正朝实行的是秘密立储的制度，起先并不知道谁是太子，因而也就没有注意到子以母贵的问题。可能是乾隆帝登基后，他的母亲总要一个高贵的出身吧，因此才将熹妃钱氏篡改为了钮祜禄氏。有的学者更有创意性地猜想是“四品典仪凌柱”将钱氏认作了干女儿，从而使钱氏有了一个高贵的姓氏和出身，这样也就解决了身份与形式的难题。

　　出身贫寒的生母

　　与这种猜想近似，乾隆帝生母还有另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是由晚清一位着名的学者、诗人王运提出的。王运是曾国藩的幕友，做过大学士萧顺的家庭教师，了解到不少清廷掌故。

　　他指出，乾隆帝的生母虽然是钮祜禄氏，但的确与避暑山庄有关。在所着《湘绮楼文集》里说：乾隆帝之母钮祜禄氏家居承德城中，家里很穷，雇不起仆人。七八岁的时候，她就跟着家里人到了市面上卖豆浆、酒以及各种饭食等谋生。后来开个小饭铺，因为为人热情，经营比较好，生意异常红火。到十三四岁的时候，钮祜禄氏到了北京，正好赶上选秀女，她就混到里头参加了选秀，结果就被选上了，再后来被分到雍亲王府做了粗使丫头。接着所说的雍亲王得病，她精心侍奉，后为雍亲王宠幸，生下了弘历的说法与前面所述一样。

　　这些说法都表明乾隆帝生母钮祜禄氏确实出身低微，并非多么显赫的大家闺秀。但是，清末民初的清朝遗老金梁等人写文章认为，清宫选秀女是相当严格的，不可能让承德这么一个女孩子混到里头选了秀女，于是对这种说法持否定态度。

　　乾隆帝诞生于何处，生母究竟是谁确实充满了疑窦。野史传闻虽然不可信，但是按正史记载，《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与《清世宗实录》上关于熹妃钱氏与钮祜禄氏记载上的矛盾，至今仍不能自圆其说。其他的各种说法，虽然也有许多漏洞，但也并非全不可信。总之，乾隆帝的身世之谜，注定还要被继续争论下去。

　　乾隆登位

　　仓促登极，稳定大局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年仅58岁的雍正皇帝突然驾崩于圆明园，内宫一片哭声，群臣一片慌乱。

　　鄂尔泰、张廷玉还算镇定，赶忙跟允禄和允礼两个人说：“因传位大事，（雍正）亲书密旨，曾示我二人，外此无有知者。此旨收藏宫中，应急请出，以正大统”（张廷玉《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8）。不久，总管太监捧出黄封一函，内藏雍正十年藏于圆明园的朱笔亲书传位弘历诏。张廷玉于灯下宣读，弘历跪拜受命之后宣布，“遵皇考遗旨，着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然后，雍正遗体夤夜运回宫中，当时朝廷一行的匆忙、皇亲及百官的狼狈不用细说，只从“仓卒中得宫厩驽马乘之，几至蹶踣”便可见一斑。

　　八月二十四日，弘历颁布数道谕旨。其中一道是谕内外大臣旨，宣布自己将继续处理先帝未竟之业，维护政策连续性，要求朝中大臣必须效忠自己，各级地方官处理事务应一如既往，不得欺慢。

　　还有一道是谕示总理事务王大臣庄亲王允禄等人的，内容是关于鄂尔泰、张廷玉配享太庙问题。配享太庙对于封建官僚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弘历宣布要将此事写入皇考遗诏，等于以雍正遗诏作为最权威的兑现保证。这种超出常格的作法，目的在于拉拢这两位满汉大臣的领袖人物，并通过他们争取整个官僚队伍对自己效忠。鄂、张二人故作姿态，“屡行固辟”，谦让一番，最后还是感激涕零地接受了。两天后，鄂、张二人上奏，“不敢当辅政之名，请照例称总理事务”。弘历同意，降旨“凡宫门一切陈奏，先告知总理事务王大臣，再行进呈”（张廷玉《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