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盛世巅峰的诗人皇帝——清高宗乾隆帝(12)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河南西部水灾严重，灾民无家可归，四处逃荒、衣不蔽体、卖儿鬻女的情况随处可见，灾区一片荒凉。而此时的地方官员们正忙于准备乾隆皇帝南巡的迎驾工作，他们不但不采取措施帮助灾民们度荒，反而还逼迫百姓出资出力迎接圣驾。对此，深居在家的彭家屏忍无可忍。他的家乡夏邑县也是重灾区之一，他亲眼看到了百姓的悲惨遭遇及地方官员不顾百姓死活的罪恶行径。他决心将这一切情况如实地上报乾隆皇帝。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月下旬，乾隆帝南巡来到山东，彭家屏前往接驾。当乾隆皇帝问到地方情形时，彭家屏详细地报告了河南灾情及灾民的真实情况，并指责河南巡抚

　　图勒炳阿讳灾不报，责任重大，指出灾民因走投无路而有铤而走险的势头。但是，图勒炳阿在奏报地方情形时，却矢口否认灾区受灾的严重程度。为此，乾隆皇帝责成图、彭二人一起返回河南，调查灾情，办理赈务。

　　乾隆皇帝一行继续在山东巡视，途中，一些地方官员也奏报了鲁、豫受灾及夏邑受灾独重的情况，他开始相信彭家屏的汇报是属实的，而图勒炳阿在说假话。所以，二月初，图勒炳阿把调查的结果奏报乾隆皇帝，说虽雨水过多，但高粱仍有收成，谷豆有一定程度的减产，但不必赈济，建议开仓平粜即可。乾隆皇帝知道他是在说谎，但又不想治罪于他，只是将其责备一番，然后令他查明被水淹没地亩情况，并给了一个月的赈济之粮，命他前去发放。

　　但是，图勒炳阿办赈不力，散赈大多没有得到落实，对受灾之户口，或造报遗漏，或任意删除，加上地方官员层层为奸，侵蚀肥己，广大灾区人民的灾情没有丝毫缓解。彭家屏此前与图勒炳阿调查灾情，见图勒炳阿不如实奏报而乾隆皇帝明知其谎报灾情又不治其罪，决定利用灾民对图勒炳阿办赈不力产生的不满情绪，建议灾民到乾隆皇帝前控告办赈官吏的舞弊行为。

　　四月初七、初九两天，接连有夏邑县人张钦、艾鹤年和刘元德前来告御状，控告本县县令孙默赈灾不力，其他官员因缘为奸，侵吞赈灾粮食，要求乾隆皇帝明察此事。

　　乾隆皇帝于是下令革了图勒炳阿的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军营效力。但是指控之人皆来自夏邑，这又使他陷入深思，前有彭家屏指责巡抚，后有这些人指责县令，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想到这里，乾隆决定将张钦、刘元德等交侍卫成林进行审讯，并嘱咐说：张、刘背后必定有刁徒从中主使，一定要严加惩究。

　　成林将张、刘押解到夏邑县，会同知县孙默立刻对其二人进行严刑拷问，二人被迫招出是受夏邑县生员段昌绪、刘东震的指使。成林、孙默又立刻传讯段昌绪、刘东震。但段昌绪拒不到官，孙默遂带衙役到段家搜查，无意中在他的卧室里抄出了吴三桂叛乱时发布的反清檄文。孙默将段昌绪押到县衙，经刑讯逼供，段昌绪和刘东震二人供出了受彭家屏指使的真实情况。

　　成林、孙默感到了事态的严重，立即将审讯结果奏报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得报之后，对彭家屏是主谋一事并不觉奇怪，惊奇的是吴三桂叛乱失败已80余年，竟然还有人保存其檄文，而且段昌绪在檄文中圈点批注，“赞赏称快”。这显然是一起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

　　案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下一步的行动乾隆皇帝作了如下安排：此前查办图勒炳阿等，是基于彭家屏及所谓夏邑“县民”的民生考虑的，现在查出彭家屏与“县民”串通一气，虽非陷害，亦为蓄谋，故撤销图勒炳阿革职令，仍留河南巡抚之任；命令直隶总督方观承前往河南，会同图勒炳阿追查段昌绪私藏檄文一案。彭家屏与段昌绪素有来往，又在吴三桂藩地云南任职多年，想必其家中也藏有类似文字，故同时命令方、图前往彭家查抄。

　　四月二十六日，乾隆皇帝结束第二次南巡，回到北京，未及休息就着手办理彭家屏一案。先是召集廷臣将所发生的事情叙述一遍，然后当着众大臣的面，传讯彭家屏，在指斥彭家屏唆使县民告御状之后，又质问彭家屏家中是否也藏有“伪檄”之类的逆文。彭家屏回奏从未藏过对清帝国不利的只字片语，更没有见过“伪檄”之类的东西。乾隆皇帝见彭家屏回答得甚是坚决，站在皇帝及众大臣面前，又表现出不服罪的样子，很是生气，故以更严厉的态度责问彭。彭家屏见此只得说出家中藏有《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以及抄本天启、崇祯年间政事等明末野史数种，在彭家屏看来这些书并非违禁之书。但是乾隆皇帝认为，这些书中难免有“诋毁悖逆”之字句，而彭家屏也可能在书上作些评论清朝的“批阅评注”。乾隆皇帝再次使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伎俩，欲治罪于彭家屏。但因证据不足，遂派方观承率人到彭家屏处严加抄检。在清抄彭家时，发现了其所刻族谱，取名为《大彭统记》，乾隆皇帝说族谱取名“大彭”与历朝国号有什么区别？谓彭姓于黄帝，以帝王后裔自居，是何用意？族谱中凡遇明神宗万历年号，一律没有避讳，目无君上，其心实不可问！为此，乾隆皇帝下谕，令已经革职拿问的彭家屏自尽，家产全部籍没。段昌绪等也被处以极刑。

　　至此，乾隆皇帝又清除了他所认为的一小股政治势力。同时，在处理此案的过程中，无意中清查出来的“伪檄”及私藏明末遗书，使他大为震动，他决定借此再次对异端及不满情绪予以打击，这也促使他进一步思考今后如何更进一步强化思想及文化专制统治的问题。可以说，彭家屏一案对乾隆皇帝加强皇权与专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随着彭家屏等人的清除，排除政治异己势力的斗争告一段落；另一方面，“伪檄”“禁书”的发现将打击社会上存在的反清思想的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两降廓尔喀

　　驱逐廓尔喀出藏

　　18世纪以前，尼泊尔由关系较为松散的24个部落组成。有一个叫廓尔喀的部落较为强大，它位于尼泊尔的政治、文化中心加德满都的西北。

　　清王朝建立之后，尼泊尔24个部落中的雅木布、叶楞、库库木三部与清政府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雍正十年（1732年），三部落汗向清政府遣使请安，进贡方物。而此时逐渐强大的廓尔喀部开始向周围部落蚕食扩张。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廓尔喀汗博赤纳喇趁尼泊尔诸部发生内讧之机，发兵向各部征战，武力统一了尼泊尔，建立了新王朝，博赤纳喇自称为国王，定都加德满都。

　　博赤纳喇死后，他的儿子西噶布尔达尔巴克继承了王位。乾隆四十年（1775年）左右，西噶布尔达尔巴克把王位传给年仅4岁的第五个儿子兰巴哈都尔，因其年幼，由他的叔父巴都尔萨摄政。野心很大的巴都尔萨，在摄政期间极力推行对外扩张政策，邻近尼泊尔的西藏就成了侵略扩张的主要目标。

　　清朝建立以后，对西藏的控制一直较弱。雍正时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统治虽较以前有所加强，但西藏政务仍处于较为松弛和混乱的状态中，西藏上层内部纷争时有发生。乾隆中叶，廓尔喀不断袭扰西藏边界，而此时西藏内部因争夺遗产发生内乱，这就为廓尔喀的入侵提供了契机。

　　廓尔喀第一次侵扰西藏，与沙玛尔巴唆使有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为给乾隆帝祝寿，贝当益喜进京，乾隆帝备加礼遇，厚予赏赐，并颁给金册玉印。

　　贝当益喜东来期间，乾隆帝的赏赐，加上在京王公，蒙古诸部的奉献，达数十万金，宝冠、璎珞、念珠、晶玉钵、镂金袈裟不计其数。这些宝物运回西藏后，均由其胞兄仲巴胡图克图保管。仲巴胡图克图将这些财物据为己有，一点也没有分给他的弟弟沙玛尔巴胡图克图。沙玛尔巴当时居住在廓尔喀，他怀恨在心，便唆使廓尔喀以“商税增额，食盐糅土”为词，派兵侵入后藏。

　　廓尔喀入侵西藏的主要原因是贸易纠纷。尼泊尔与藏毗邻，“彼此通商，相安已久”，因此尼泊尔货币在西藏流通。廓尔喀征服尼泊尔以后，新币一枚当旧币二枚用，直接损害了西藏的经济利益。格桑嘉措曾提请尼泊尔禁止这种行为，但是廓尔喀不但拒绝，还以西藏官员“妄增税课”“盐掺杂质”为由，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派手下头领素喇巴尔达布率军三千，突然进攻西藏，占领了边境上的重地聂拉木、济咙，而后又攻陷了宗喀、萨额等地。驻藏大臣庆麟得知，急忙调集汉藏官兵近五千人予以迎击。乾隆皇帝又先后任命四川总督鄂辉为将军，提督成德为参赞，理藩院侍郎、御前侍卫巴忠为钦差大臣，前往西藏直接指挥前线军务。而此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并不想以武力抗击廓尔喀，以萨迦呼图克图和仲巴呼图克图为首的少数西藏贵族，不顾西藏人民的利益，私下与廓尔喀联系，商量议和之事。当年十二月，巴忠到达西藏之后，对议和一事也采取了支持与纵容的态度，并擅自同意了拟定的议和条件：廓尔喀人入藏贸易，税收减免一半；宗喀、济咙、聂拉木等三处为廓尔喀人往来门户；每年送给廓尔喀岁币一万五千金，以换回被其侵占的聂拉木三处的中国领土。和约议定之后，廓尔喀军退出了中国境内。巴忠奏闻乾隆皇帝：西藏前线之事已了结，而对与廓尔喀私下议和之事却只字未提。

　　第二次抵抗廓尔喀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第二次入侵后藏，出兵抢占聂拉木。随后，廓尔喀又出兵占据济咙。此时，沙玛尔巴再次唆使廓尔喀抢掠寺庙，作为藏内违约的补偿。廓尔喀分两路进犯，一路由济咙进口，围攻宗喀；一路由乌咙前进，滋扰定结。八月，乌咙一路廓尔喀兵占领定日，攻宗喀不克，向济咙败退；济咙一路则未遇大的抵抗，很快占据了萨迦庙。廓尔喀兵向日喀则进发，驻防汉兵一百余名坚守十七昼夜。廓尔喀兵占领了扎什伦布寺。九月，扎什伦布寺内供奉器具等被廓尔喀兵抢劫一空，始退往聂拉木、济咙一带。

　　西藏人民遭受了巨大灾难，无数牛羊被劫掠。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乾隆帝听到廓尔喀兵再次侵入西藏的消息，下令对廓尔喀贼匪严加惩戒。他命四川总督鄂辉带兵入藏，但鄂辉心存推诿，办事极为不力。十一月，乾隆帝改派福康安为大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大臣，率领索伦兵2000余名从西宁出口进藏，以后又陆续调川兵、藏兵约1.5万名开赴前线；并命四川总督孙士毅、驻藏大臣和琳等负责粮草转运；将鄂辉、成德革职，仍命军前效力。十二月，福康安首先派成德领兵向聂拉木进发，作为偏师。成德带同穆克登额领兵攻克柏甲岭，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收复聂拉木，将廓尔喀大头人呢吗叭噶斯击毙。三月，福康安亲自带兵进剿敌匪，还传谕布鲁克巴、哲孟雄、甲噶尔等王出兵助战。四月，福康安大军自第里浪古起程，五月初七收复擦木，初十克复济咙，十五日攻占热索桥。至此为止，清军将廓尔喀人占领的西藏地方全部收复。

　　遵照乾隆帝谕示，福康安率领大军继续前进，很快深入廓尔喀境内，先后攻克布鲁克玛、协布钱以及扎木等地，临近噶多地方。清军分作三路，自六月初三发起进攻，经过激战，初九即已抵达雍雅地方。七月，清军发起对噶勒拉山区的进攻。经过噶革拉、堆补木、特帕朗古桥、甲拉古拉、集木集等处七百余里多次战斗，清军虽然最终获胜，但伤亡十分严重，都统台斐英阿、副都统阿满泰、御前侍卫墨尔根、保和、英贵等重要将领均阵亡。

　　经过这一场血战，清军逼近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廓尔喀国王遂遣使求和。

　　廓尔喀国王喇特纳巴都尔最开始听到清军赴藏进讨廓尔喀兵的消息后，曾向清政府请求罢兵，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三月，在福康安统兵进剿前夕，喇特纳巴都尔又呈递福康安禀帖一封及金花缎布匹、千里镜等物件，建议停止进兵，福康安以“诈妄之言，更不足信”而予以批驳。喇特纳巴都尔还曾遣使前往印度，请求孟加拉东印度公司以武力支援，未有成功。在外援断绝、清军已进抵边界的情况下，廓尔喀始向清政府请罪求和。五月二十八日，喇特纳巴都尔命将上年在聂拉木所掳的汉兵遣送回藏，并呈递福康安及官兵呈帖各一件，请求允准派遣大头人谢罪请降，福康安再次加以拒绝。

　　六月初九，喇特纳巴都尔又将丹津班珠尔及内地兵丁、藏族群众20余人送回清军大营。

　　十八日，还派大头目四人，到清军大营递禀乞降。福康安提出，廓尔喀必须将抢走的扎什伦布寺的所有东西归还，廓尔喀国王及其叔父来清军大营叩头认罪，从前在济咙边界所立大小合同两份一并交出查销等议和条件。七月初八，在清军逼近加德满都的情况下，喇特纳巴都尔派人表示愿意接受福康安所提各项条件。十七日，廓尔喀交出大小合同两份，送出沙玛尔巴骨殖、抢掠扎什伦布的贵重物品以及沙玛尔巴妻女等。

　　考虑到秋季已临近，若大雪封山，大军难以返回，道路险远、伤耗日增、粮饷不易接济等原因，福康安在乾隆帝授意下决定接受廓尔喀国王乞降。八月初八，喇特纳巴都尔派遣办事大头目噶箕第乌达特塔巴等四人恭赍表文准备前去北京，并备乐工、驯象、番马等物品29种，随表进呈，表示此后永远不敢侵犯边界。十三日，喇特纳巴都尔又派人给清军大营送来水牛、猪羊、食米、果品、酒等慰劳官兵。二十一日，福康安等自帕郎古领兵从廓尔喀境内撤回济咙；九月初三，派遣乾清门侍卫珠尔格阿等人护送廓尔喀贡使自济咙起身前往北京。

　　英使来华

　　入朝觐见

　　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认为自己是天朝大国，只有他国对自己有所求，而自己则对外无任何需求。由于这种思想，清政府对外的政策都是以政治需要为先导，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更的。

　　清初，郑成功占据台湾，在福建、浙江沿海一带进行武装抗清斗争，清政府为切断其与大陆上的联系，实行了严密的海禁政策，下令封锁海域，不准船只入海，又将近海居民向内地迁移。海禁政策的实施，限制了沿海居民，特别是以打鱼为生的渔民的自由，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受到极大影响。荷兰、葡萄牙等殖民主义国家在顺治、康熙初年都曾派使节到北京请求开放通商，遭到了强硬拒绝。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统一后，清政府于转年开放了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又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为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但实际上受水陆交通等条件限制，对外的贸易基本上都集中在广州一处。

　　17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开始在西方国家确立，为扩大原料来源、寻求商品市场，资本主义开始向东方扩张。特别是已夺得海上霸权的英国，国内资本主义迅速崛起，东进的欲望更为强烈，先是侵入印度，在印度设立东印度公司，作为侵略东方的基地，紧接着就派武装商船来到中国的澳门，并驶往广州，企图以武力敲开中国闭关着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