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崇俭倡廉的平庸皇帝——清宣宗道光帝(8)

　　二月初四，林则徐召集贩卖鸦片的行商，宣布谕贴，限他们3天之内让所有外商保证永不夹带鸦片。谕贴历数过去行商欺饰隐匿、袒护外国毒贩之事，并警告说：“如此事先不能办，则平日串通奸夷，私心外向，不问可知。本大臣立即恭请王命，将该商择尤正法一二，抄产入官，以昭炯戒!”同时又将另一谕贴交行商送往外商公司，义正辞严地指出外国毒贩贩卖鸦片是骗财害命，是“人心所共愤，天理所难容”的。林则徐宣布了“必尽除之而后已”的意图之后，命令所有外商在3天内将鸦片造具清册，等候收缴，并用汉文和外文立下字据，声明“‘嗣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字样。”林则徐立下誓言：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一定不中止禁烟行动!

　　一百年来，中国政府和官吏一直委曲求全，从没采取过如此严厉的方针。外国毒贩虽有畏惧之心，但在英侵略者代表义律和英国老毒贩颠地的唆使与阻挠之下，还抱着观望态度，希望有机可乘。

　　林则徐早已预料到毒贩们不会就此罢休的。在发表缴烟的次日——二月初五，就命令粤海关禁止外人离开广州，以为防备。二月初八，三天期限满了。毒贩们企图蒙混过关，只肯呈缴一千余箱鸦片，当即为林则徐所拒绝。于是林则徐下令逮捕颠地，理由是颠地为“钦交”烟犯，在中国居住已久，凡纹银出洋、烟土入口，都由他统一负责，在此次缴烟中，颠地因所带烟土最多，乃屡加阻挠，意图免缴。但颠地实为外国毒贩首恶，断难姑息纵容。逮捕令又说：其他毒贩有首先呈缴者，必加奖赏。英侵略者代表义律本在澳门，当他得知要逮捕颠地时，乃于初十日赶到广州，想掩护颠地逃离。与此同时，林则徐宣布如外商违抗政令，即将停泊黄埔各国商船先行封舱，不准上下货物进行贸易。同时下令人民不准将船只、房屋租赁给外商，所有外商公司所雇佣的中国人员一概撤出。而且又派兵包围了外商洋行。初十日下午起，275名外商完全被隔离了，不论是通讯，还是饮食供应都与外界隔绝。

　　外国毒贩没有想到林则徐比他们技高一筹，行动会这样迅速。他们以为鸦片趸船隐藏得很深，在波涛汹涌的伶仃洋上，清朝政府的水师力量单薄，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万一没有出路时，还可逃回澳门或逃下船去。但万没想到林则徐会如此冷静缜密，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和方案。

　　毒贩的诡计没能得逞，“隔离”使他们有机会认识林则徐执行法令的坚决态度。二月十二日，林则徐一面派员指出义律指使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并阻止英商呈缴鸦片的罪行，一面发出《示谕夷从速缴鸦片烟土四条》，从天理、国法、人情、事势四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二月十三日，义律终于作出了让步，禀呈林则徐表示服从清政府的决定。次日又具禀说，英商共有鸦片2万余箱，等待查收。同月二十一日，林则徐派人同义律的代表到澳门商讨缴烟事宜。二十八日，林则徐和邓廷桢亲自到虎门监视，次日开始收缴，至四月初九，全部收缴完毕。英国毒贩在缴烟过程中，曾屡次节外生枝，企图反悔，但由于林则徐的态度坚决和对英商的阴谋有所防范，使毒贩无计可施。

　　道光十九年（1839年）二到三月，林则徐除了同外国毒贩进行斗争外，同时也加紧了对内部的清查工作。他在进入广东境内之初，就发现奸徒们对于禁令还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官禁未必长久，到处打听罪名重轻与新例是否颁行。所以林则徐断定对这些奸徒只有以生死相胁，才足以使他们生震恐之心，他要求清朝政府从速定颁严例。在充分掌握毒贩奸徒贩卖、毒害民众的资料、捕拿大小烟贩的同时，林则徐根据先晓之以情理、后惩之以严法的原则颁布严例。在二月初，他通令全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限定广州一地自二月底到三月底止，各府州县到二月底以内，各家呈缴烟枪、烟斗等烟具，由所在地方有司负责；责令各学堂教官清查生员有无吸食鸦片与贩卖情况；颁布查禁营兵吸食鸦片条规和编查保甲以断绝吸食兴贩的条规。在各种命令和条规中，林则徐决不放过广东绅士、官吏、将弁、兵丁等过去的徇私、舞弊行为。

　　广东虽然是鸦片烟毒的渊源地，但民众对于烟毒是深恶痛绝的，因此，林则徐有计划有步骤的禁烟措施，受到广东人民的拥护与支持。禁烟运动由广东扩展到各省。

　　虎门销烟林则徐在鸦片收缴完毕后，呈请清朝政府如何处置。道光帝复命就地销毁，让沿海居民及居住在广州的洋人亲眼目睹，以示朝廷的威严以及禁绝之决心。

　　过去销毁鸦片的方法是用桐油搅拌，以火焚烧。但烧过之后，部分鸦片渗入地下，如果掘取泥土再加煎熬，还可获得相当数量的烟膏。林则徐认为这种旧方法不能彻底烧毁鸦片。经过再三研究，决定用盐卤和石灰来浸化。于是在虎门海滩高处开挖两个大池，长阔各十五丈，池底平铺石板，四周则栏椿、钉板，池前开一涵洞，池后通一水沟。浸化的过程是：先从水沟车水入池，加入食盐使成浓卤，然后将烟土切碎抛入，浸泡半日之后，再将整块烧透的石灰投入，使其分解。在石灰盐卤浸蚀鸦片之际，另派人用铁锄木耙反复翻戳，让烟土颗粒尽化，到潮退去时，打开涵洞，让池内经过腐蚀分解的鸦片浆流入大洋；并用清水刷洗池底，不让烟土有涓滴存留。如果第一天甲池尚未清洗，第二天便使用乙池。

　　焚烟手续周密而科学。

　　道光十九年（1839年）四月二十日，从这一天起，林则徐开始在虎门海滩用上面说的方法销毁英国毒贩所缴呈的鸦片。销毁时，布置防备颇为慎重严密。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提督关天培事必躬亲，粤海关监督经常在虎门照料销毁事宜，而广东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粮道则分班到场查视，广东将军、左右驻防都统则轮流稽查弹压。在现场上，池岸周围树立栅栏，外人禁止入内，工作人员出入均经查核。

　　鸦片浸化程序繁琐，耗时太长，开始每天只能烧毁三四百箱，后增加至八九百箱。到五月十五日鸦片全部销毁完毕，共计237.6万余斤，值时价2400万元。

　　从四月二十二日开始的虎门销烟，是整个禁烟运动的高潮，从这一天开始，中国人民第一次向全世界，特别是向英国帝国主义者表示了纯洁的道德思想和憎恶非正义行为的坚决性，展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决心。

　　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三月，当义律被软禁于广州商馆，被迫呈缴鸦片时，就致函英国政府和英驻印度总督，要求采用军事手段，重新调整中英政治、商务关系。与此同时，交出鸦片的英国商人，亦以每箱一元的标准集资，由大鸦片商查顿等人在英国运动政府要求赔偿所交鸦片的款项。当中英贸易关系中断的消息传到英国，棉纺业资本家集团立刻作出了反应，四处奔走。曼彻斯特、伦敦、利兹、利物浦等城市的三百余家与棉纺业有关并在广州有代理商的商行，先后请求英国政府出面干涉。一些鸦片商还向政府提出了侵华作战计划和所需军队、装备数量等具体建议。由此，英国内阁于八月二十四日决定以武力解决问题，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外相巴麦尊先后秘密训令义律，告以英国政府的决定和作战方针，令其早做准备。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巴麦尊在致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的训令中，明确表示封锁广州及中国沿海口岸、占领舟山、要求赔偿、割让岛屿、订立条约等侵华作战和外交方针，并下发了《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向中国提出了以上各种无礼要求。三月，英国下院辩论对华战争军费案和广州英商损失赔偿案，经过三天的辩论，以271∶262票的微弱多数，决定发动对华战争。五月二十二日起，英国“东方远征军”陆续到达广州珠江口外，共有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船27艘，载运地面部队4000人。在西方殖民史上，这支军队应该算是规模比较大的了。

　　与紧锣密鼓依次启动战争机器的英国相反，清王朝毫无战争准备。虎门销烟之后，道光帝认为禁烟运动可以就此结束了，只需了结善后事务即可，令林则徐早日结束。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二月初一，他任命林则徐为两广总督，依例卸去林的钦差大臣一职，希望恢复平时状态。次日，他下令永远停止中英贸易的举动，正是以之为不计较“区区关税”，“驱逐”英国商船，不想再与英国交往的一劳永逸之计。至此，道光帝认为，中英交涉已经基本结束，对此不再注重。

　　负责中英交涉事务的林则徐等人，也错误判断了敌情。他们虽料到英国不会善罢甘休，必然会相应而动，但以为义律等人只能私下调动二三艘军舰来华，如道光十四年（1834年）律劳卑来华和道光十八年（1838年）马他仑来华那样，绝不会用侵略其他国家的策略来对付中国。为此，他们在广东的虎门、九龙尖沙咀一带加强防御，以静制动，等待时机。他们还认为，广东禁绝鸦片之后，英国船会纷纷北上，几次要求各地加强戒备，以防这些鸦片船。直至五月中旬，英军到达前夕，林则徐等人还认为，英国近来的船只，装有大量军械，其实仍然在运输鸦片。如此这般的敌情判断，使清王朝在毫无军事、财政以及心理准备的情势下，卷入这场战争。

　　英国首批侵略军到达广东珠江口外后，即据巴麦尊的训令，封锁广州海口，北上浙江定海（今舟山市）。后来英军分批到达，依次北上。六月初四，英舰一艘至厦门，投递《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这种方式不符合清朝体制，自然为当地清朝官员所拒，炮战打响了。

　　同日，英舰五艘驶至定海，当地军民此时还不了解英军的意图，以为“来售货物”，或“风吹误至”。而英军却要求当地驻军交出县城及全岛，被拒绝。初七，英军进攻定海，经过九分钟的炮战，击溃港口一带的清军防御，次日占领县城。此后，英军以定海为据点，进逼镇海，向浙江当局递交《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遭到当地官员的拒绝。英军遂封锁宁波、厦门、长江口，兵犯乍浦，主力北上天津海口。至此，英军的第一步计划，即占领舟山、封锁海口的任务，基本上已经实现。注重海外贸易的英国，认为此举十分重要，实际上对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的清王朝，并没有构成很大压力。岛屿被占，海外贸易中断，并不能成为清王朝在外交谈判上态度软弱的原由。英国对中国的认识也存在局限。

　　由于当时通讯条件差，清廷接到信息的次序也是颠倒的。六月二十二日，道光帝收到定海沦陷的奏报，七月初四，得知林则徐的上报——来华英舰船有十一艘，初五，收到乍浦、厦门军事冲突的报告。在此情况下，道光帝的最初反应，只不过是“英夷售烟图利”，因广东断其贸易而“分窜各路，肆行扰害”而已。他认为，小打小闹，不足挂齿，立即下令浙江清军予以反击，并命各地加强防范。此后得到的信息，使他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于初九任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专办军务”。十二日，道光帝虽然认为可“即日翦除”英国的“内犯”，但不明英国的意图，于是破例，下令直隶总督琦善，“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并命伊里布，“密行查访，或拿获夷匪，讯取生供，或侦探贼情，得其实据”，查明英国“致寇根由”。十四日，英军抵达天津海河口外。十八日，琦善奉旨接收英国文件，即《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直至此时，清廷对英国的意图才恍然大悟。然而，这种因体制造成的讯息隔绝，道光帝后来竟把气出在地方官员身上。他下令将浙江巡抚革职拿问解京，罪名是拒收英方文件，“以致该夷船驶往各处，纷纷投诉，实属昏聩谬妄，致误机宜”。

　　当时，清廷朝野意见一致，若是海上交锋，清军不敌英军之“船坚炮利”，是以己之短击彼之长；若陆上对阵，则是以己之长击彼之短，击刺步伐，非其所娴，且腰硬腿直，一扑不能起。由此，清军虽可能在陆路取胜，但只能局限在陆上，无法“扫庭犁穴”；而沿海七省皆须有备，战端不知何时能了；况且国家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撑长期战争。当英军南下，北方的险情消除之后，道光帝对自己的决策颇为满意。他在一奏折中朱批：好在他们只是为了贸易，又说是诉冤，这是我办理得手的时机，难道不是片言只语远远胜过了十万之师了吗？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八月二十一，道光帝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主持中英谈判。九月初三，借口办理不善，将林则徐、邓廷桢交部严加议处（后革职）。初四，下令沿海各省撤退调防军队，以节省军费。先前奉命进剿定海英军的钦差大臣伊里布，至浙江后，由于英军战斗力强，便借词没有时机，延宕时日，结果得到了道光帝的褒扬。伊里布遂与定海英军谈判，十月，英军宣布浙江停战。

　　琦善进京请训后南下，于十一月抵达广州，与义律进行谈判。琦善本以为，撤了林则徐的职，满足了英人的要求，恢复断绝一年之久的中英贸易，再适当应允若干无伤天朝体制的“乞恩”之后，英军就会满意而归，中英关系就会恢复到禁烟之前的局面。在谈判中，他允诺赔偿英国600万银元，并打算除广州外，另辟厦门为通商口岸。但是，这些不远万里前来的“英夷”远非琦善所想象的那样，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义律坚持以巴麦尊所提的各项要求为谈判基础，并以战争相威胁。

　　广东虽在战前已作战备，主要战场虎门地区，设防亦有规模，但其防御工事等，只是按照抵御西方二三艘军舰来犯的规模而设计的。琦善到任后，对广东的防务十分鄙视，无意于大力筹防。当谈判无法再继续下去时，他曾增兵虎门，但只是为了“虚张声势，让洋人知道我们有备而来”，以便“备文向其详加开导”。十二月十五日，英军为胁迫琦善屈服，以军舰7艘、轮船4艘、登陆部队约1400人，攻破虎门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

　　远在北京的道光帝几次接到琦善的奏折，奏折上说英国很难对付，十分轻视中国官员，大为震怒，决定采取作战的方式对付英军，令琦善、伊里布准备攻剿。沙角、大角战败的消息传京，道光帝决计主“剿”，向广东调派援军1.2万余名，任命皇侄领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等为参赞大臣，前往广东，围剿英军，并令沿海各省加强防御。

　　由此，沿海各省疆臣都支持道光帝的决定，准备在海岸扼要之地，构筑炮台工事，以对抗英军的舰船进攻。而在前线的琦善和伊里布，对英军的实力，了解得更为确切，没有加入主“剿”的大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