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崇俭倡廉的平庸皇帝——清宣宗道光帝(7)

　　漕运和盐务改革，主观上是为了强化清朝的统治，客观上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地主阶级既得利益者的阻挠，道光帝与朝中务实大臣的改革本身又有局限性，因此改革的范围和深度都不免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大清一统志》的纂修

　　首次修志

　　早在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在剪除鳌拜、掌握实权之后，即诏令天下各府州县纂修志书，“复命儒臣纂修《大清一统志》”。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在全国普遍展开，这也是皇帝诏修《大清一统志》的开始。

　　为引起地方官的重视，康熙皇帝反复下诏，督促地方修志。康熙十年到十三年（1671～1674年），康熙帝多次下诏天下郡县纂修方志，供修一统志所需。其中康熙十一年（1672年）对各省修通志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敕下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总发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清统治者把修通志作为修《大清一统志》的一个重要的中心环节，为《大清一统志》的纂修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在此之后，从康熙七年到康熙二十四年（1668～1685年），康熙皇帝多次下诏纂修地方志。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徐乾学擢内阁大学士，充任《大清一统志》副总裁。后徐乾学回籍时，皇帝准假，并让徐乾学像司马光当年一样，书局自随。次年三月，朝廷正式设立“一统志”馆，设总裁7人，副总裁6人，纂修官20人。这次编修，蒋廷锡只是一个名誉上的总管，实际由陈廷敬、徐乾学总领其事，顾祖禹、阎若璩、齐召南等着名学者预修。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皇帝还赐匾给徐乾学，御书四个大字“光焰万丈”，可以想见康熙皇帝对这位着名学者的敬重和对纂修一统志的重视。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皇帝想知道进度如何，特意下令徐乾学等到京修书。康熙皇帝还爱屋及乌，命徐乾学之弟徐秉义也到京修书。可惜徐乾学过早去世，遗疏呈进所纂修“一统志”。

　　值得注意的是，徐乾学没有辜负康熙帝的厚望，修成《大清一统志》，遗憾的是没有刊印过。徐乾学之孙曾写道：“先大父司寇公曾奉旨纂修‘一统志’告竣，屡蒙圣祖仁皇帝（即康熙帝）御书宠赐、覃恩褒奖。”而阿琳在序《耒阳志》时也提到：皇上在位二十九年时，下诏命大臣修“一统志”，逐渐大告成功。无论如何，徐乾学的去世，给《大清一统志》的后期编修工作造成极大的损失。而康熙皇帝因皇室内部争斗，无心顾及《大清一统志》。否则，一部康熙年间的《大清一统志》就会顺利问世。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登基之始，即诏令儒臣董其事、周学健主持纂修《大清一统志》。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又以《大清一统志》耗时太长为由，下诏命令慎重选拔贤臣，高效率地完成这项编修工作。之后，从雍正六年到雍正十一年（1728～1733年），各地已陆续编修成通志，此时雍正先后任命蒋廷锡、兰枝、邓钟岳、方苞为《大清一统志》

　　总裁，直接负责纂修《大清一统志》。

　　雍正皇帝对《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如先帝一样重视，每每亲自检看各省所上通志。在雍正六年（1728年）的上谕中，皇帝对广西巡抚李绂所修《广西通志》十分不满，下令重新编修。“一统志”总裁官蒋廷锡等曾上奏，提出清代初期志书对名宦人物的选录、撰写有过多失误之处，希望修志必须详查核实，只有现在核查清楚，才能安心留传于后，请皇帝下令各省督抚将本省名宦、乡贤、孝子、节妇详细查核，于一年之内，保送到“一统志”

　　馆。雍正皇帝马上诏令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必考据详明，采摭精当，在一年内完成上奏；如果有意外情况完不成者，可延长到二三年内完成。在朝廷的一再督令下，各省纷纷设立志局，重新修志，雍正年间，为纂修《大清一统志》，各地修志情况渐渐有了起色，各省通志陆续上奏。

　　尽管雍正皇帝不久后去世，但他发动起来的修志事业并未随他的生命的停止而停止。

　　乾隆八年（1743年）,《大清一统志》完成，共三百四十二卷，于次年颁行。其书体例为：

　　每省都先立统部，冠以图表。分列为分野、建置沿革、形势、职官、户口、田赋、名宦。

　　而各府及直隶州又各列一表，所属诸县附录入内，又分为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寺观、名宦、人物、流寓、烈女、仙释、土产，各分为二十一门。这是清代编修刊印的第一部《大清一统志》。

　　二次修志

　　乾隆时期，清廷陆续平定准噶尔部等叛乱，西南土司相继归附，疆域不断拓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而内地各直省户口繁衍，田赋日增，物土人文之盛与前相比有了很大改观；与此同时，新置的厅、监不断增加，府、州、县时有并改，政区变化亦大，第一部《大清一统志》已显得内容陈旧，不符合现时情况。因而有必要新修一部“一统志”来代替它。再者，第一部“一统志”在记载、体例、征引、详略等方面有很多失误之处，需要更改变动。于是，清朝统治者决定重修《大清一统志》。

　　第二次编修“一统志”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乾隆皇帝对“一统志”馆馆臣说，以前“一统志”成书总是要待各直省通志修完后再纂辑而成，耗时太长，难以集书，因而这一次只是把已纂成的直省通志加以核实，而新增加的如新疆则可根据《西域图志》

　　和《同文志》诸书为蓝本排撰，效率有很大提高。他又晓谕馆臣“随缮随进”，对廷臣上呈的稿本由他亲自过目，认真审定。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三十年（1765年）、三十一年（1766年），乾隆帝屡次下诏重修《大清一统志》，下诏命将各省通志汇集京师。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帝令袁守侗、和珅等责成《西域图志》《热河志》定限速纂并进行核查。次年，乾隆帝命刑部右侍郎钱汝诚负责校订《大清一统志》。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二月，奉命承办“一统志”的户部尚书和珅、兵部左侍郎曹文植上奏道，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开馆以来，已陆续上呈十五省通志，共280卷，另有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及外藩一门还未完成。

　　在纂修“一统志”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典籍整理活动，即《四库全书》的修纂。当然还包含了其他一些事情，比如一部分被认为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志书被销毁，光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和“抽毁书目”所着录志书就达几十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皇帝还特意下了一条谕令，凡各省志及府州县志要认真核实清楚，其中如有应禁诗文而志书内容录有严禁书籍的，均应删削，不要草率从事而致有疏漏。但由于修方志而起的文字狱发生了多起，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遂安县志》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海澄县志》案，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沧浪县志》案，还有《清凉山志》

　　案等，许多修志人员因此受到牵连，这一切都影响到“一统志”的顺利编修。

　　当然，另一方面皇帝亲自审查志稿，并提出不少修改方案和建议，又有利于《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一条上谕，其中记载了下列内容，对所呈进的“一统志”内，松江府的人物，只载有王顼龄、王鸿绪等人，而名士张照因从前办理贵州苗疆事务不利而被判罪，因而将其删削。乾隆皇帝对此十分不满，认为张照的文采风流不下于董其昌，若不登志乘，致使一代文人学士数十年泯灭，是不行的。张照聪明好学，尤其是书法堪称一绝，实为海内所推重，“瑕瑜不掩，公论自在”。皇帝让馆臣将张照事迹一并载入。如其他省志有类似情况的，也一并载入，公布于天下。这对《大清一统志》的纂修起到了促进作用。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重修的《大清一统志》成书，乾隆皇帝亲自作序。

　　重修的《大清一统志》主要体现了乾隆帝的政绩，增加了边疆一些地区。由于馆臣为让乾隆皇帝生前看到重修的《大清一统志》，故书内依然有许多失误、错漏之处存在。龚自珍任校对官时，曾指出了二修的《大清一统志》的问题有18处，细枝末节尚不在内。

　　大体上来看，重修《大清一统志》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由342卷增加到500卷，质量也较第一部有较大提高。

　　续修“一统志”

　　嘉庆六年（1801年），嘉庆帝在亲政两年之后，就下诏修“一统志”，命令征集有用的材料，包括各府州县志还有近年增加的各条目，开馆编纂。

　　嘉庆十六年（1811年）正月，清廷方略馆奏请攒办《大清一统志》，由大学士庆桂等负责此事，嘉庆皇帝谕允。于是《大清一统志》的三修工作又大规模地开始了。同时嘉庆皇帝命令各儒臣到各地征集志书。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嘉庆皇帝再次重申纂修《大清一统志》，外省督抚行文各府、州、县将各地志书汇集方志馆。

　　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修《大清一统志》未能完成，而嘉庆皇帝就驾崩了。

　　道光八年（1828年），道光帝下诏重修《大清一统志》，以完成嘉庆帝未了之心愿。道光十一年（1831年），道光帝又命儒臣续辑“一统志”，并征收天下舆图。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三修《大清一统志》大功告成。道光帝亦亲自作序。因重修大多发生在嘉庆统治年间，所辑资料又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多，故名《嘉庆重修一统志》。

　　《嘉庆重修一统志》按省、府州、县三级叙述，每省下设统部，综述一省之建置沿革、户口田赋、职官名宦。各省府皆绘地图，列建置沿革表。府州列门增至二十七门，有图、表、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烈女、仙释、土产等项。

　　三修馆臣在各地资料的基础上，并根据《八旗通志》《日下旧闻考》《热河志》《盛京通志》《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同文志》《西域图志》《平定金川方略》《天下舆地全图》等书，旁征博引，详细核对，与前两部《大清一统志》相比，更进了一步。

　　其一，门类齐全，内容丰富。《嘉庆重修一统志》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限，增补了四方面内容：新建或新葺的城池、学校、山岳江河神庙、河工海塘事宜、陵墓、寺观等；充实了各府州的入学名额；增加了西南土司承袭裁汰事项；增加“税课”门，补载盐课和关税。以地区而论，增补情况多少不均，内地各省增加甚微，边疆地区增加明显。由于门类比以往齐全了许多，内容丰富了不少，所以全书总卷数从一修的342卷和二修的500卷，上升到三修的560卷。

　　其二，体例更完备。一修、二修的体例未妥之外，三修时进一步加以完善。如统一以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为序记四正，从而使条理分明，排列科学。

　　其三，查漏补缺。对一修、二修未作辨析的错误，三修皆作了考辨。一修、二修脱漏之处，三修也作了增补，如瑗珲将军萨布素为黑龙江名将，一修、二修均未载，三修始收入黑龙江“名宦”。

　　经过第三次修订，《嘉庆重修一统志》有了大大改进，质量提高了不少。

　　《嘉庆重修一统志》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版图为据，首叙京师，次叙直隶、盛京、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新疆、乌里雅苏台、蒙古二十二统部以及青海、西藏等地区。最后附“外域朝贡诸国”。对于京师及盛京统部还设有二十七目之外的“坛庙”“宫殿”“行宫”“苑囿”“宫署”等项，与其他地区略有区别。青海、西藏不称统部，无总图、总表、总叙诸项内容，直接记述各部情况。

　　《嘉庆重修一统志》内容全面，除侧重叙述疆域政区和建置沿革外，还包含了许多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材料。

　　在人文地理方面，记载了城池、风俗、学校、古迹、户口、田赋、土产、关隘、津梁、堤堰、陵墓、寺观、驿站等项内容，每一项之下又分为若干细目，如“古迹”一项，设有故城、里、乡、村、垒、亭、台、楼、阁、馆、坛、街巷、园、苑、宫、圃、殿、堂、宅、碑、废卫、废所、废路、旧地等。

　　在自然地理方面，记载了各地区的地形大势：山、岭、冈、峪、坡、石、嶂、洞、洲、滩、岛、屿、礁、矶；江、湖、河、海、溪、涧、浦、港、湾、茆、沟、渎、潭、泽、池、圹、泊、泉、井，以及沙漠、矿藏、气候和土壤等。其中，关于各地水体的记载，尤为系统全面，它述及的水体之多，范围之广，是任何水利专书和地方志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当然，《嘉庆重修一统志》并不十全十美，也有错误或不妥之处。但在编纂水平和学术价值方面，能与其相提并论的地方志少之又少，在以后的100多年里，没有出现一部取代它的地方志，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到清代同治时期，又有“一统志”续修之令：“同治六年（1867年），京师将续修‘一统志’，上谕通敕各直省督抚臣广征所属郡县新旧志书，增加省志，汇集京师，以备采择。”

　　这是《大清一统志》纂修的最后一次，但由于内忧外患，最终不了了之。

　　《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始于康熙八年（1669年），止于同治六年（1867年）,经历两个世纪，包括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七世，几乎贯穿有清一代。

　　由于《大清一统志》的纂修，首先必须征集各省通志；而纂修各省通志，又必须先征集各属府志；纂修府志必先征集所属州、县之志。而州县属于清代基本而又重要的行政单位，因而《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实际上起到了纂修地方志总号召、总动员、提纲挈领的作用，从而促进了清代地方志编修的进展，把清代方志学推向了兴盛时期。

　　虎门销烟

　　林则徐受命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一月初八，林则徐离开北京的那天，发出“传牌”一道，晓谕自良乡县至广东省城沿途各州、县、驿站的官吏：这次出差，他自备轿、车，自带役夫，自付工价，沿途供应不许辅张，随行丁役不准向地方需索，地方官吏不许私送规费，如有犯者，严惩不贷。这道传牌造成了一种严肃的气氛，使人们感觉到林则徐的认真与负责。

　　特别是广东方面的英国毒贩已意识到情况不妙。驱逐了一年多而不肯离开广州的老毒贩查顿慌忙逃去，伶仃洋面的鸦片趸船也开始移动。一月十一日，林则徐又在途中密札广东布政使、按察使查拿汉奸61名，包括“包买之窑口，说合之行氊，兴贩各路之奸商，护送快艇之头目”。他们都是外国毒贩的忠实走狗，逮捕他们，是对外国毒贩的严重警告。

　　一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到达广州。翌日，林则徐在行馆门首张贴告示：严禁打点关说，慎密关防，所有随从工作人员不准擅离左右，藉端出入。这个告示再一次表示了林则徐禁烟的决心和认真的态度，使鸦片贩子无机可乘。

　　林则徐决定禁烟分两步走，第一个步骤是了解鸦片流毒的情况。除了和邓廷桢会晤之外，他把有关的行商散商集中在行馆附近，日夜传询；他与士大夫共同探讨时事，又借举行“观风试”的名义，召集书院肄业生数百人，要他们开列贩卖鸦片的所在地和贩卖者的姓名，要他们报告水师舞弊的情况。没过多久，林则徐已充分掌握了广州方面鸦片走私和鸦片经营的情况。于是，他一面着手整顿水师，一面进行第二个步骤：缴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