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 无力回天的囚徒皇帝——清德宗光绪帝(8)

　　维新运动期间，后党反对变法，恶毒地攻击维新运动。对此，维新派在舆论上给予了强有力的批判。帝党则不仅在舆论上配合维新派，严厉驳斥后党的反动叫嚣，指出“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而且在政治上也大力反击后党。维新运动开始后，徐用仪、孙毓汶禀承慈禧太后旨意，利用其掌握的权力，反对变法，翁同龢上疏光绪帝，先后把两人逐出军机处，搬掉了阻碍变法的两块绊脚石。强学会被封后，帝党上疏力争，把其改为官书局，选刻中西书籍及译摘报刊，以扩大见闻。保国会成立时，后党以“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而后已”为借口，要求查究，遭到光绪帝严厉斥责：“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光绪帝顶住了顽固派的攻击，撤去造谣诽谤的御史文悌之职，使维新运动得以继续高涨。百日维新期间，后党成员许应骙、怀塔布阻挠新政，反对把各科考试改为策论和开经济常科，帝党成员杨深秀、宋伯鲁立即反击，上疏弹劾二人，光绪帝则“着许应骙按照各节，明白回奏”，以后怀塔布、许应骙又阻挠部属王照上书言事，光绪帝斥之为“故为抑格”并将其撤职查办。帝党的有力反击，使后党的气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打击，从而维护了维新运动的开展。

　　面对维新派与帝党的结合，后党也不甘示弱，极力破坏阻挠。后党一再以“斥退”“拒收”阻挠维新派的上书，并想方设法削弱帝党势力、摧毁维新派。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初三，后党先把帝党骨干成员户部右侍郎长麟，吏部右侍郎汪鸣銮，以“上年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迹近离间”的罪名，革职查办，永不任用。继而又由李鸿章指使杨崇伊，对强学会进行弹劾并强行解散。次年春，杨崇伊再次出面参劾帝党中坚分子文廷式，以“遇事生风，常于松筠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的罪名，将文廷式驱逐回原籍，永不叙用。光绪帝颁布“诏定国是”后的第四天，后党为铲除光绪帝的羽翼，又由慈禧直接下令，迫使光绪革去翁同龢的职务，并驱逐出京，使光绪帝失去了股肱。同时慈禧又强迫命令光绪帝，凡授予二品以上大臣新职，须到颐和园向太后谢恩，并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次年五月初五又实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三军，从而“身兼将相，权倾当朝”。军政实权就这样被后党牢牢掌握。最后终于发动政变，镇压了维新派，击败了帝党，扼杀了维新运动。

　　变法图强

　　维新思潮的兴起

　　当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之时，一个以“救亡”为口号的维新变法运动在神州大地出现了。

　　这个运动在政治上要求改革中国现有政体，仿行西方一些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在经济上要求以“富国养民”为宗旨，发展自由资本主义，把中国建成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化国家。这个运动的形成则经历了几十年逐步演进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面对内政衰败、外患日深，即要求改革弊政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实现民族之独立、国家之富强。林、龚、魏等人是中国近代维新派的先驱，他们提出的“更法改制”等主张成了维新潮流的源头。

　　在甲午战前，清朝已经面临着十分严重的财政困难，当时已不可能依靠国内的力量支付这一笔庞大的赔款。因此，为了缴付巨额赔款，清政府不得不向外国资本者借贷。通过大借款，外国侵略者进一步控制了中国关税。在紧迫的国内国际形势下，清政府也感到国力衰微，无法应付世界的巨大变化，从60年代开始便委托一部分封建地主官僚筹办洋务。

　　从咸丰、同治年间起，陆续开办了许多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的军事工业。而这时，也有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咸丰十一年（1861年）福州商人从英国购入机器，设厂制造砖茶，先后开办了3个制茶厂，产量最大时达1.37亿磅。同治二年（1863年），上海洪盛米号开始用机器碾米。光绪五年（1879年），汕头商人用机器制豆饼，制品除供当地销售外，还远销到台湾市场。光绪六年（1880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机器缫丝厂。光绪七年（1881年），上海商人以10万两资本设立源昌机器五金厂；广东顺德黎召民等组织了肇兴公司，在香港、伦敦两地间贩运中外货物。光绪八年（1882年），澳门商人设立轮船公司，上海商人设立机器造纸厂。光绪九年（1883年）至二十年（1894年）间，广东顺德先后成立了30多个机器缫丝厂，每厂有一部蒸汽机，资金最高达6万元，最低也有1.8万元。这些人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在办理新式企业的过程中，这些人接触到了资本、利润以及新式管理企业的方法等许多新的东西，他们开始感到儒家学术和八股文一类旧学问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于是他们从中挣扎出来，开始探讨现实的经济政治问题，学习西方。而一些朝廷的官员和有眼光的智者也感觉到要挽救民族危机，就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他们也担心清政府如不自觉进行改革、自强，那就将被日益风起云涌的群众反抗风暴所淹没。

　　既自强，就必须向西方学习。那时的中国人，只有极少数外交官和留学生能直接接触到外国的社会政治和科学文化。鉴于此，清政府于同治元年（1862年）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培养翻译人员。同治四年（1865年）洋务官僚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译述发展洋务工业必需的技术知识，也译一些政法方面的书。另外，在中国传教的一些洋人传教士很早就开始出版书报。光绪十三年（1887年），英美传教士在上海设立广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出版了100多种书。中国人从这些书刊中获得了一些有关光、声、电、化等方面的粗浅科技知识，也得到了不少社会政治和国际形势方面的知识。

　　容闳是当时最早倡导“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益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地”

　　的人。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赴美留学的学生。他回国后曾访问了太平天国，向洪仁玕提出过革新的建议。在同治年间，他又多次向清廷的洋务官员倡议改良，以通过政治力量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改良主张。其后的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也是早期维新派的着名人物。他们在光绪年间写书或写文章，发表变法言论，引起了当时社会人士和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他们认为，为了抵制西方的侵略，只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他们还认为洋务官员专搞制造，学的只是西方的皮毛，因而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多少持一点批评的态度。

　　比如郑观应，早年就放弃了参加科举考试的道路，投身商界，为洋务官员经办过织布局、电报局、招商局一类企业，成为一个熟悉中外贸易的官商。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出版了《救时揭要》一书，同治十年（1871年）又增删为《易言》，光绪十九年（1893年）又进一步增订并改名为《盛世危言》发行。这本历时30年才最终完成的书基本上概括和反映了当时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的一些想法和观点。直到光绪后期，这部书还在知识界广为流传。

　　郑观应等人在书中强调“穷则通”的道理，主张逐渐地通过革新来实现富强。他们还主张，要保持国家的独立，只有兼采西学，变法自强，才能免遭侵略。他们因此还揭露了不平等条约对中国造成的危害，认为只有中国自强起来，外国人才会从中国撤走。他们提倡振兴工商业，让民间自办公司或企业，全民齐心协力，富人出资，穷人出力，与外国资本家打一场“商战”。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适应新形势的新政府的支持。以前的君主独裁体制显然行不通，考察世界各国的政体，在民主共和、君主专制、君民共主（君主立宪）中，最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是君民共主。他们要通过实行君民共主等一系列的措施来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薛福成、王韬、陈炽、马建忠、郑观应等人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爱国和改革思想，以“商战固本”为口号，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更加积极。在国家政治制度上，郑观应、陈炽等提出了兴民权、设议院、实现君主立宪的主张，使维新思想的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郑观应说：“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他设想在中国设立的议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部大臣任之，取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任之，取其近于民也”。但是，尽管郑观应等羡慕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极力进行宣传，终因当时社会总体条件的限制，而未能掀起一个现实的改革运动。不过，他们的宣传活动，奠定了康有为等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的思想基础。

　　公车上书

　　宣传变法思想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早年去过上海、香港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读了许多介绍西学的书，对资本主义有了新的认识，感到不能再用以前看待“蛮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因为那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中国却仍处在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下，古老而闭塞，国家日趋衰弱，老是被外国侵略。这样，康有为的革新思想诞生了。他把搞改良、学习外国当做救国真理。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去北京参加顺天乡试（考举人）。当时正当中法战争不久，不仅一些同中国关系密切的邻邦，如缅甸、越南、锡金被法、英侵占，而且英国又在对中国边疆西藏发动侵略战争；俄国在夺得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中国西北的广大土地后，又进而窥伺中国东北地区；日本也在步步进逼中国邻邦朝鲜。康有为见到这种形势，立即写了封五千字的“上皇帝书”，去叩紫禁城大门。书中说：外国人已把侵略之手从侵占邻邦伸入边疆，进而达到深入内地的危险局面；人民的情绪会越来越不满，到处是“骚乱”,将会再次爆发太平天国那样的起义。他认为此时只有赶紧变法改良，才能挽救危局，要是再拖延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他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的变法具体办法。“变成法”就是要参酌古今中外的法制，结合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况，革除弊政；“通下情”就是要人人享有自由发言的权利，政府应设立“训议之官”，以备谘询；“慎左右”就是要选拔维新人才参与政权，革除顽固守旧官僚的职务。这是康有为把酝酿已久的变法思想变为正式建议的开端。此书被称为“上清帝第一书”。

　　这封“上皇帝书”，仅仅是一个勤勉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提出了一些改良措施。但顽固守旧的官僚们却认为，一个毫无地位的书生，竟敢向皇帝上书大发议论，实在不知天高地厚，因此没人把此书送呈光绪皇帝。本来，康有为已被内定为这次考试的第三名。主考官徐桐，很反感康的上书，大骂他是“狂生”，不予录取。康有为虽然落选了，但经过这次上书，他的名声却渐渐大了起来。

　　在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写下了“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的诗句，表达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忧民忧国的远大理想。回到广东后，他招收学生讲学。光绪十七年（1891年），他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学馆，并开始撰写《长兴学记》，阐发改良主义教育思想。梁启超、徐勤、麦孟华等，先后到这里拜他为师学习。梁启超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这时已是举人，却拜虽没授举人但才华横溢的康有为为师。梁启超在此渐渐放弃科举考试那一套，集中精力学习理学、经学、西学和史学，在后来的维新运动中成为康有为的主要助手，被人们合称为“康梁”。

　　为了使中国的有产者和知识分子、士大夫们支持自己的变法主张，康有为在教学的同时写了许多书，着力引申和附会孔子学说，作为其改良理论的依据。其中有两部书对思想界和后来的戊戌变法影响最大。一部是《新学伪经考》，光绪十七年（1891年）写成；一部是十八年（1892年）开始写，几年后才完稿的《孔子改制考》。儒家的《诗》《礼》《书》

　　《乐》《易》《春秋》，俗称“六经”，相传都经过了孔子编订，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到西汉末，因为发现了一批用篆书一类古文写的儒家经传，不同于当时通行的隶书本子，从此产生了古文经和今文经两大学术派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就是证明古文经为伪经，以树立今文经在思想界的支配地位，从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找到他的变法改良主张的依据。他多方面论证古文经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夺汉朝的天下而伪造出来的，所以他把古文经称为“新学”，是王莽的“新”朝之学，是刘歆捏造的伪经，而非孔子的真经。这样，知识分子就被康有为引导去怀疑古代的经典，打击死守“祖宗家法”的势力。

　　清朝政府一再禁毁此书。《孔子改制考》发挥了“托古改制”的思想。在书中，康有为根据公羊学派的理论，阐发了“张三世”“通三统”学说。“通三统”即为因夏、商、周三代不同，故应随时因革。“张三世”是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变愈进步。康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必然要沿着这三个阶段由据乱世入升平世，再到太平世，人力根本无法阻挠。他还把“三世说”理论和“礼运”篇中的“大同”与“小康”思想结合起来，认为升平世即“小康”之世，太平世则为“大同”之世。

　　康有为的这种历史观是进化的历史观，比封建有产者的复古主义和循环论的历史观要进步得多。

　　康的另一部书名为《大同书》，起草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稿为《人类公理》，十九年（1893年）基本完成。他认为在人类未来的大同社会中，家庭和国家已经消亡，男女一样可以参加各种工作，人人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各级政府均由人民选举产生。他认为导致人类生活痛苦和社会发生动乱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的存在，因此他觉得“大同”世界应该不存在私有财产，人人都从事劳动生产，社会上不会出现欺诈和掠夺的行为。他还认为在家庭消灭后，人人都不愿意再留有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制度自然也就消灭了。他在这本书中勾画出一个“没有阶级，一切平等”的极乐世界，充满了民主主义的博爱理想和平等精神。《大同书》虽然是写成了，但他并不想公开传播“大同”思想。因为他认为当时社会处于“据乱世”阶段，只能先进入“升平世”阶段，实现“小康”之世，否则中国社会会陷入更加混乱的状态。

　　对于社会不同阶层发出的改良呼声，当时的清廷意见也不相同。慈禧本来是因为光绪年纪小而暂时代他处理朝政的，第二次“垂帘”意味着她不肯轻易把手中的权力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