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章 见证历史变迁的末代君王——清宣统帝溥仪(2)

　　载泽、善耆等人也向载沣提出建议，除掉袁世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十一日，清政府发布上谕，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为由，“着即开缺回籍养疴”。载沣一伙本来打算严惩袁世凯，后经张之洞等人劝以“主幼时危，未可遽戮重臣动摇社稷”，以致激生他变，才改为开缺回籍。

　　罢黜袁世凯后，袁的党羽也被相继贬职。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邮传部尚书陈璧以部员冒滥、开支糜费、有负委任被交部严议，很快就被撤职；同月，徐世昌由东三省总督改任邮传部尚书，其原职由锡良接任。到任后，锡良马上严参北洋骨干、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得旨革职；二月，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迫休致，交出京师警务大权；十二月，唐绍仪被迫“乞休”，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撤掉铁路总局长、号称“北洋财神”的梁士诒的职务。

　　由于袁世凯经营多年，“尚侍督抚，均属其私”，并不能很快一扫而净，在大力扫荡袁党的同时，载沣又竭力将军权收拢在皇室亲贵手中。载沣监国后不久，即下令设立禁卫军，以毓朗、载涛、铁良为训练大臣，并强调“此次禁卫军专归监国摄政王自为统辖调遣”。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谕令筹备海军，派载泽、善耆、铁良等专门管理此事。五月，又发布上谕，明定皇帝为“大清帝国统帅海陆军大元帅”，在皇帝亲政前，由摄政王代理一切，海军大臣由载洵担任。此后又谕设军谘处，由载涛、毓朗负责。按其暂行章程规定，凡“关涉国防用兵一切命令计划”都是由军谘处拟定，再由皇帝（实际是载沣）裁定后交由陆、海军部“钦遵办理”，军谘处成为凌驾于陆、海军部之上，直接由载沣控制的机构。

　　通过这一系列安排，皇室亲贵掌握了清政府的最高军事权力。

　　咸、同以降，清政府中地方督抚的权力越来越大。特别是直督、鄂督、江督等督抚，不仅对一方军政与大权加以控制，而且因办理部分外交，又与西方列强关系密切。载沣对于这种情况也很担心，把他们看成是对清政府统治的一种威胁。他除了在汉族督抚出缺时多以满族人代替外，还从制度上削弱地方督抚的军权与财权。清政府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公布了《清理财政章程》，于度支部设立清理财政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必须将财政收支准确数目按季呈报度支部，并由度支部派出监理官二人“督同清理”，从而把各省财政置于中央朝廷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督办盐政处设立，以载泽兼任督办大臣，将督抚盐务税款的稽收权完全收归中央。由载涛、毓朗把持的军谘处几次拟派员到各省“督理军务”，这主要是考虑收回督抚的军权。宣统二年（1910年）冬，清政府又谕令撤销各省督抚所兼的陆军部尚书或侍郎衔。各省督抚对载沣的这些政策表示强烈的不满，在财政、地方军政、盐务等问题上，地方督抚或联衔电驳，或上书婉劝，函电频频，使载沣几次受挫。

　　载沣罢黜袁世凯和集权皇族亲贵、排斥汉族地主官僚的行为表明，满汉地主阶级内部已有了很深的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表面化、激烈化。北洋集团虽然一时受挫，但因其“内有庆亲王为之应，外有杨士骧济其财，仍然固结如旧”，袁世凯以养病为名，实际上却暗中遥控指挥党羽，继续影响朝局。一些汉族地主官僚害怕失去自己的势力，受清政府的排斥，开始积极附和立宪运动。即是满族贵族中也有人因载沣等人的行为表示极度地不满。朝政在载沣兄弟及奕、毓朗等人的把持下，更为腐败。这种局势相应又刺激着立宪运动更为积极，使得革命潮流一天比一天高涨。载沣为首的皇室亲贵企图以集权来支撑即将坍塌的封建大厦，结果相反使自己陷入困境，加速了灭亡。

　　皇族内阁与预备立宪

　　皇族内阁

　　宣统二年（1910年）底，立宪派发动的国会请愿活动达到了高潮。参加这次请愿活动的不仅有各省谘议局和资政院，还有地方督抚等封疆大吏。是年九月二十三日，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十八名总督、巡抚、将军、都统联名奏请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以明年设国会”。对立宪派的请求清政府可以不予理睬，但对督抚们的吁请却不能不重视。于是，在谕令请愿代表“即日散归”的同时，清政府又发布上谕：“着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确定官制，提前颁布试办，预即组织内阁。”并说：“此次缩定期限，系采取各督抚等奏章，又由王大臣等悉心谋议，请旨定夺，洵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

　　清廷在立宪派的坚请之下答应设立责任内阁，保守派官员对此甚为恐慌，他们担心内阁会造成对皇权的侵夺。学部丞参上行走柯绍上奏称：“君主立宪虽有命令之权，政柄既已下移，将并其命令之权亦移之。今使内阁大臣代负责任，万一主权稍替，有鹰扬跋扈之臣专吾政柄，密布腹心于各部大臣，在上下议院结党营私，此私忧过计者一。”大学堂总监

　　刘廷琛在奏折中说：“凡各部院大臣、各省督抚皆由总理大臣保证，一切奏章先达内阁，由总理入奏请旨，内阁掌理天下大事。总理得人，尤不改其公忠之志，万一总理巧取时誉，久执威权，而若说其中不会出现王莽、曹操之流，臣实不敢信也。”他向清廷政府建议“严厉惩处几个外省封疆大吏中的贪污者，以震动天下耳目。而于应办新政，择要实行，扰民苛敛，酌量停罢。办一事必择一任事之人，不稍掺私意于其间”。清政府迫于立宪派与外省督抚的压力，还不敢接受被刘廷琛自称为“上策”的这个建议，但皇室亲贵们对于权臣窃柄极为忌讳，他们担心设内阁、议院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一情况。如何避免“鼎祚潜移”“王纲解纽”，以保君上大权，就成为设立责任内阁时王公亲贵们最关心的问题。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初十，清政府颁布了由宪政编查馆、会议政务处拟定的内阁官制19条和暂行办事章程14条。条文订立者在“敬举要义”时说：“查各立宪国内阁之设，目的在于担负起国务之责任。而对于何者应负责任，各国立法又复不同。恭绎钦定宪法大纲，统治之权属诸君上，则内阁官制自宜参仿日、德两国为合宜。我国已确定为君主立宪政体，则国务大臣责任所负，自当用对于君上主义，任免进退皆在廷，方符君主立宪宗旨。”这个“要义”清楚明白地指出责任内阁的本质是“大权统于朝廷”。内阁官制及办事章程规定，内阁由总理大臣和各部大臣等国务大臣组成，其职责在于辅弼皇帝，均由皇帝“特旨简任”。内阁总理大臣为国务大臣首领，其职责是“秉承宸谟，定政治之方针，保持行政之统一”，他可以向各省或藩属长官发布训示，监督各地长官施政，也可暂停各部大臣或各省、藩属长官的命令处分，然后向皇帝请示定夺。总理大臣可随时入对，各部大臣可随时会同总理大臣入对，或请旨自行入对。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可就军机大事先向皇上具奏，承旨后再向内阁总理大臣报告，阁议事件最后仍要“请旨裁夺”。显然，这个内阁完全是对皇帝负责，皇帝操纵着一切，无怪乎时论说它“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为专制”。

　　在发布内阁官制和办事章程的同时，清政府又发布上谕，任命内阁总理、协理大臣和各部大臣，并宣布将旧内阁、军机处和会议政务处统统撤去，正式成立了责任内阁。首届责任内阁的成员如下：

　　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匡

　　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

　　外务大臣梁敦彦

　　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

　　度支大臣加贝勒衔镇国公载泽

　　学务大臣唐景崇

　　陆军大臣荫昌

　　海军大臣加郡王衔贝勒载洵

　　司法大臣绍昌

　　农工商大臣加贝勒衔贝子溥伦

　　邮传大臣盛宣怀

　　理藩大臣寿耆

　　在这个由13人组成的内阁中，仅有徐世昌、唐景崇、盛宣怀、梁敦彦四人为汉族官员。其余9名满族人中，奕匡、善耆、载泽、载洵、溥伦均为世爵宗室，绍昌为觉罗，寿耆为宗室。在内阁中满洲贵族占多数，而其中皇族又占多数，因此内阁被时人称为“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的出台，彻底暴露了清政府假立宪、真集权的真实用心。谕旨一发表，立即引得群情激愤。立宪派万万没有料到，几年来的辛苦奔走，换来的是这样一个皇亲贵戚集权当国的“责任内阁”。五月十四日，匆匆赶到北京的各省谘议局第二次联合会的代表向都察院上折，指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相排斥，君主立宪制下，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因而皇族地位也不可动摇，而内阁则受议会监督，常会因政策问题而垮台。如内阁总理大臣不是皇族，则内阁垮掉不会对君主造成影响或冲击，但若为皇族，倒阁必有损皇族尊严，君主的神圣地位也将因此而受到威胁。因此应另简大员组织内阁，立宪派企图用君主皇族

　　“不负责任”才能保住尊严与地位来劝说清政府改弦更张，但他们不知，“不负责任”即意味着没有权力，这是满族亲贵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亲贵们根本听不进这种忠告，对之不予理会。六月十九日，各省谘议局代表又一次上书，指出“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唯一之原则……而第一次组织内阁之总原则，适与立宪国之原则相反”，如坚持以皇族组织内阁，就会使天下臣民“疑朝廷于立宪之旨有根本取消之意”,“国本动摇，实大变之所伏”。清政府对此上书的“妄言大变”进行了严厉申斥。上书的次日，清政府发布上谕：“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等不得干预。值兹预备立宪之时，凡我君民上下，不得超越大纲范围行事。乃议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申明，日久恐兹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秉持公正，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

　　皇族内阁的设立标志着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的彻底破产，立宪派对清政府丧失了信心。

　　清政府的上谕发表后，立宪派即发布了《宣告全国书》，称“希望绝矣”。由于清政府顽固坚持反动的立场，不肯放弃皇族特权，导致了人心背弃，立宪派也放弃了对它的希望而另谋出路，皇族内阁也最终在武昌起义所形成的反清革命风暴中垮台。

　　预备立宪

　　更改政体的呼声高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开始准备立宪。这年十二月四日,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抚林绍年电请清廷从速变法，以挽大厦于将倾。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清王朝驻法、俄、英、比四国的使臣，孙宝琦、胡维德、张德彝、杨兆鋆，奏请立宪。孙宝琦还在《上政务处书》中要求仿效德、日的制度，定为“立宪政体之国。”

　　各种报刊也不停地发表抨击清廷“新政”的文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中外日报》以《论中国必革政始能维新》为题，抨击西太后的“新政”是“既内恐舆论之反侧，又外惧强邻之责言，乃取已被废除的戊戌变法的内容与措施，陆续施行，以表明国家实有维新之意”。同年九月初八《时报》上的《论近日设官之无当》一文，谴责清廷“假变法之名，以谢各国，故设此以办新政”。黄遵宪也批评说：“其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比前又甚焉，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辟祸全生，徒以媚外人而欺吾民也。”

　　越来越多的人识破了清廷变法的实际动机，随之，社会更加动荡。当时中国局势发展有五大趋势：第一，城乡群众自发的反封建压迫斗争持续高涨。据档案统计，从光绪二十七年起到三十一年（1901～1905年）五月止，全国较大规模的民变上升到百余起；第二，五年间，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列强掠夺的运动空前高涨，先后掀起了拒俄运动、收回矿权路权运动、援助旅美华工抵制美货运动，卷入斗争的群众共有数十万人；第三，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主张和同情民主革命的人日益增多，5年间新增革命报刊30余种，有60余种宣传鼓吹革命的小册子出版发行，刊出的谴责小说达数百种；第四，反清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光绪三十年（1904年），有10多个革命团体在这一年里成立，遍及全国十二省；第五，资产阶级上层领导的立宪运动，渐成气候，以日俄战争日胜俄败为契机，国内一片立宪的呼声。

　　在上述时局的影响下，统治阶级中一些驻外使臣、封疆大吏，都向清廷发出呼吁，要求改革政体。

　　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和人民群众不断掀起的反抗斗争，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一些督抚大员对此深感不安，他们认为只有实行立宪，才能解决当前的危急，使清王朝的统治稳固下来。特别是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从而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舆论大都认为这与日本的宪政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还联名上奏，请定12年后实行宪政，并奏请简派亲贵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一时间，体制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立宪成了人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正如时人所说：“今日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

　　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人们要求变中国君主专制为立宪政体以富国强兵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迫使慈禧也不得不进行其立宪的准备工作。三十年（1904年）六月，着名的立宪派人物张謇刻印《日本宪法》到处散发，并向清廷呈进12册。

　　作为清王朝最高决策者的慈禧太后面对中国屡受外人欺凌、宰割，她也作了思考，她认为应对西方诸国的政治进行考察，以求吸取其有益于中国的东西，故特设政务处，并且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派出了端方等五人组成考察团，出国考察政治。与此同时，又设立了考察政治馆，目的是：“延揽通才，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治与中国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进呈，候旨裁定。”

　　五大臣出洋考察

　　六月十四日，清廷颁布了派大臣出国考察政治的上谕。六月二十五日，清廷又加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前命四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八月十九日，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向皇上陛辞，请求指示。次日，又命令出使各国大臣会同考察政治大臣博采考证。

　　八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动身出发，十时许，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行刺五大臣，伤载泽、绍英，吴樾当场被炸死，五大臣只得推迟行期。嗣后，清廷恼羞成怒，大肆搜捕党人，并成立巡警部，徐世昌被任命为尚书。

　　九月二十八日，清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前往各国考察政治。这五个人成为最后确定的五大臣的人选。

　　十月二十二日，清廷命政务处大臣筹定立宪大纲。十月二七十日，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铎、尚其亨请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