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5章 见证历史变迁的末代君王——清宣统帝溥仪(7)

　　不言而喻，婚礼耗资巨大。当初，溥仪曾提出一切从俭，不要过于铺张的要求。但算来算去，少不了40万元。小朝廷内部机构臃肿，用费浩繁，太监为非作歹，盗窃成风。溥仪早些时候曾加以整顿，遣散内监，裁撤机构，削减官员。即使这样，有限的经费还是难以维持小朝廷，内务府空空如洗，民国也拨不出钱来发放积欠的优待费，小朝廷只得向银行抵押宫中文物。抵押的文物大部是咸丰、同治年间的金银器皿，“一共装了四十多个大木箱，还不够，又加上两箱瓷器。”后因无钱赎回，等同拍卖。

　　可悲的是，隆重、豪华、轰动的婚礼，不曾带给新人幸福，溥仪、婉容、文绣，从结婚的第一天起，都陷入苦闷和困惑之中。

　　婚后，溥仪在小朝廷中或读书吟诗、作画、弹琴，或捏泥人、养狗、养鹿，有时还到宫外坐汽车，逛大街……过着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日子。

　　三圆皇帝梦

　　赶出皇宫

　　不久，许多人觉得“宣统太不安分了”！留溥仪在宫中，就等于给中华民国还留着一条辫子。旧皇宫还会成为复辟势力的大本营。于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1月4日，民国政府国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冯玉祥关于驱逐溥仪出宫的议案。5日，正式下令将溥仪等驱逐出宫，废除帝号。溥仪等成为国民。

　　溥仪被逼出宫，事情来得突然。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限溥仪等要在2小时内全部搬离紫禁城。溥仪觉得太匆忙，但鹿钟麟极力催促，声言时限快到，如果逾时不搬，外面就要开炮。王公大臣要求宽限时间，后来鹿钟麟再限二十分钟。

　　内务府大臣绍英入告溥仪，溥仪在修正优待条件上签了字，决定出宫。溥仪交出“皇帝之宝”和“宣统之宝”两颗宝玺。

　　当日下午，从故宫开出五辆汽车，首尾相连地直奔溥仪当年的出生地——醇亲王府北府。这真是应了在宣统登极时说的那句话：“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现在溥仪回家了！

　　与日本人勾结

　　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皇宫，迁醇王府。复辟时的溥仪住在乾清宫，国民政府每年只提供50万元生活费。溥仪住在北府，门外国民军看管着，他不得自由出入。

　　自从溥仪迁到北府，他周围的人对冯玉祥心中没有底，不知将发生什么情况，气氛非常紧张。溥仪的父亲载沣失魂落魄，语无伦次，半点主意也没有，溥仪倒很庄严平静。

　　事实上，溥仪本来就对王公大臣的禁锢、封锁不满，出宫以后根本不打算在北府久留，拟购裱褙胡同一处房屋，从北府迁出。11月26日，溥仪写给张作霖的信中说：“数年以来，困守宫中，囿于闻见”，乘此出宫后的机会，“拟为出洋之行”，需准备一段时间，“日内欲择暂驻之所，即行移出醇邸。”在力主出洋派各种人物的推动下，溥仪下决心外逃。溥仪与陈宝琛、庄士敦“悄悄地商议了一个计策”，这个计划既对官方保密，也瞒着王爷。但事先与日本使馆取得联系，得到了支持。

　　29日溥仪与郑孝胥、陈宝琛逃往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在日本使馆，郑孝胥、罗振玉的态度发生突变，简直视溥仪为他们看管的囚徒。罗振玉对前来看望溥仪的王公遗老们正言厉色地说：“这里不同在北府，每天来的人太多，对于使馆治安上很不相宜。我已和方面谈妥，今后有事要来的，就在星期三、五两日；其他的日子要来，就必须经过使馆方面许可才能进来。”溥仪的情绪很不好，对溥佳说：“我来到日本使馆以后，感觉很不方便，就连院子走走都不随便。”“可是北府也不能再回去了，我一定要想办法离开这里。”

　　溥仪在日使馆住了近三个月，他决定去日本留学。罗振玉出台唱主角，他和日本使馆书记官池部政次策划，并得到芳泽同意，决定把溥仪送到天津去。他对溥仪说到天津好做出洋准备，溥仪同意了。冯玉祥军队入京后，溥仪曾和他的伴读兄弟溥杰、溥佳秘密商议，如果宫中不能住，即去天津，到早先准备在英租界的住处去。民国十四年（1925年）年二月二十三日，溥仪向芳泽公使夫妇辞行、道谢，合影留念，然后由专程来京的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长和便衣警察护送，罗氏父子（福葆）陪同，前往天津。

　　溥仪抵达天津，先在日本大和旅馆住一天。次日，池部夫妇陪婉容、文绣及溥仪在日本使馆的一套人马到天津，移居“张园”。张园占地约20亩，中间一座楼房，主人是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张彪为了表示忠于清帝，坚决不收房费。溥仪在此住了4年多。

　　张彪死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七月，溥仪一家搬到陆宗舆的“乾园”，与清朝遗老遗少以及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等往来。当时蒋介石正和地方实力派混战，溥仪“静观变化，静待时机”，改“乾园”为“静园”，在此住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去东北之前，他做了6年的“寓公”。其间，文绣与他协议离婚，曾经轰动一时。

　　登极伪满洲国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这是日本全面侵华的第一步。为了掩人耳目，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寓居天津的溥仪终于被日本侵略者选中，去长春出任伪满洲国“执政”。

　　几天前，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接到关东军的命令，秘密来到天津，找到住在静园的溥仪，劝诱他去东北，牵头成立由日本人操纵的“满洲国”。他对溥仪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这一次，溥仪动心了。爱新觉罗家族的这个后裔，自从被渴望共和的中国民众赶下皇帝宝座，一直留恋他仅仅享受过不足3年的无上尊荣。现在，给他提供过庇护的日本人，似乎又给了他一个复辟皇权的机会。他还有几分犹豫，溥仪固然日夜盼望“重登大宝”，但对于建立一个新国家这样的大事，还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向土肥原刨根问底：“你所说的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土肥原闭着眼睛撒了一个大谎：“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

　　溥仪还是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便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土肥原含糊其辞地说：“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满脑子复辟梦的溥仪却不含糊：“不！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立刻顺着他的话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溥仪这下来劲了：“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

　　土肥原见目的已经达到，高兴地说道：“那就请宣统皇帝早日动身吧……祝陛下一路平安。”

　　溥仪没想到，他和土肥原的这次秘密会见，很快就被报纸披露出来。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土肥原此行的目的，是要把溥仪搬到东北去做傀儡。

　　看了当天的报纸，溥仪在静园召开了一个“御前会议”，要听听一班旧臣的意见。他听着大家激烈的辩论，嘴里没有表态，心里却认为反对他立刻出山的陈宝琛“忠心可嘉，迂腐不堪”。他把社会上对他的规劝和警告，一概置之不顾。

　　老奸巨滑的土肥原，为了达到目的，又耍了个诡计吓唬溥仪，要让溥仪觉得天津不可久留，坚定去东北的决心。

　　有一天，溥仪正在听谋臣给他讲帝王之道，突然，贴身侍从祁继忠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连声喊道：“不好了！炸弹！两个炸弹！”

　　溥仪瘫在沙发上，吓得站不起来，好不容易才问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筐礼品，说是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差他送来的。他放下礼品，匆匆告辞而去。祁继忠按照惯例检查礼品，只见水果筐子里赫然躺着两枚炸弹！静园的居民们惊魂未定，日本军警闻讯赶来，检验炸弹，得出结论：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

　　这件事当然是土肥原一手炮制的。祁继忠是日本人收买的间谍，他伙同日本特务，把炸弹放进水果筐里，演出了上面的闹剧。

　　第二天，土肥原派翻译过来对溥仪说：“宣统皇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还是早些动身吧。”

　　溥仪想到昨天发生的事情，想到这两天收到的一些恐吓信：“如果你不离开此地，当心你的脑袋！”溥仪还想到一件更可怕的事情：祁继忠接到维多利亚餐厅一名茶房打来的电话，告诫溥仪近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藏有电刀，准备刺杀满清末代皇帝。茶房还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杀手。

　　土肥原一手安排这些圈套，溥仪蒙在鼓里，越想越怕，便对土肥原的翻译说：“好！请你尽快安排吧。”

　　翻译说：“遵命！为了陛下的安全，请不要告诉不相干的人。”

　　一天傍晚，按照日本人的安排，祁继忠把溥仪藏在一辆敞篷汽车的后箱，悄悄开出了静园。土肥原叫日本浪人在天津制造暴乱，掩护他们出逃。他们顺利地通过各个路口，溥仪在一家日本饭店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通无阻地到达英租界码头，登上一艘没有灯光的小汽船。船上堆了沙袋和钢板，还暗藏了一大桶汽油。这桶汽油是土肥原专门为毫不知情的溥仪准备的，按照计划，只要溥仪一行被中国军队发现，日本兵就会把它点燃，让溥仪和汽船同归于尽。

　　危机四伏的小汽船，载着溥仪的复辟梦想，把他送往黯淡的前程。土肥原的阴谋得逞了。溥仪辗转路过旅顺、沈阳，三个月后，溥仪到达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

　　1934年3月1日，在日本导演下，溥仪在长春“称帝”。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在“满洲国”首都新京郊外的杏花村拍摄了溥仪的登极大典。溥仪身穿清朝皇帝的龙袍，举行即位的“郊祭仪式”。

　　日本关东军与溥仪对用何种方式举行皇帝即位大典的想法大相径庭。关东军承认溥仪是“满洲国皇帝”而不是“大清国皇帝”，因此要溥仪穿“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而不是清帝的龙袍。双方各不相让，最后决定溥仪先穿龙袍举行登极告天礼，再穿“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在“勤民楼”举行即位典礼。

　　东北的3月仍然寒风凛冽，大风翻舞着溥仪身上的龙袍，在临时用土堆起来的“天坛”

　　上，溥仪庄严地举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礼，向天帝禀报自己即位。从这一天始，溥仪不再称“执政”，圆了他的“皇帝”之梦，过上了盼望已久的“天子生活”。即日起，“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年号“康德”。这样，溥仪成了中华民族的败类，成了日本侵略军的傀儡。

　　走向新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也随之垮台。溥仪在出逃日本的途中，于沈阳机场被苏联伞兵俘虏，后押往苏联。溥仪在苏联渡过了5年的拘留生活。

　　1946年8月溥仪被遣返北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1950年，苏联政府把溥仪等一批伪满战犯转交给中国政府。

　　溥仪在哈尔滨战犯管理所里，经过了一个从疑惧到认罪到接受改造的过程。他初到战犯管理所时，心里充满绝望与恐惧，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改造政策，不肯认罪。同时，他处处不肯放下皇帝的架子，拒绝接受改造。对于溥仪这种态度，战犯管理所从各个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经过一个时期，溥仪的态度有所转变。1953年，在对战犯罪行进行调查时，溥仪开始逐步认罪。

　　1956年，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胜利在望，为了促进战犯的认罪和改造，人民政府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地去参观学习，溥仪亲眼看到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短短的时间取得的伟大成就，受到莫大的教育。

　　之后，他认真接受改造。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9年中，他彻底放弃了“复辟、中兴、当皇帝”

　　的念头，并盼望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重返北京与亲人团聚。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特赦令，溥仪被特赦释放。他终于由一个清朝末代皇帝，被改造成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一个微有寒意的初冬早晨，从东北开来的列车喷吐着大团蒸气，进入落成不久的北京新车站。当一位瘦高个儿旅客出现在车厢门口并大步走上月台时，迎候的人们拥上前去。

　　这位头戴棉帽、身穿崭新棉干部服的人，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这是1959年12月9日。这一天，这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子孙离开他的出生地北京，已经整整35个年头了。作为一个久离故土的游子，而且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走过一段弯路，为全国父老兄弟留下伤痕的溥仪，他那复杂而又沉重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迎候溥仪的“五格格”韫馨带着溥仪回到前井胡同6号。小宅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溥仪暂居的北房东间也重新布置了，四壁粉刷一新，还新糊了棚纸，窗台向阳的地方摆着盆栽，室内还有玻璃罩装饰花，床上整整齐齐地叠放着新被褥，暖壶、茶杯、毛巾、脸盆等生活日用品样样俱全。当溥仪得知这一切都是北京市民政局的干部和五妹共同布置的、许多生活用品就是民政局送来的、日前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还到这里来看过的时候，他又一次流下了感激的眼泪。

　　溥仪的前半生，既当过“关门皇帝”、傀儡皇帝，也当过囚徒、战犯，什么都尝过了，却没尝过“自由”的滋味。他回到北京，只觉得天是那样的湛蓝，人又如此的亲热，吸一口空气都感到心旷神怡。

　　1960年2月16日，新春佳节刚过，溥仪把这一天视为“幸福生活的开始”。这天，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随市民政局专程送行的殷兆玉，来到西山脚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他并非来观赏花卉，而是来上班！他高兴地写道：“这是我在特赦后第一次参加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参加劳动的第一天！”

　　植物园的两位负责人在办公室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末代皇帝”。有位负责人以开玩笑的语气说：“‘皇帝’到我们植物园工作，我们很荣幸啊……”

　　“现在，我是一个公民，前来报到。”溥仪说着，并极其严肃认真地向植物园的领导递上了介绍信。

　　1961年3月，溥仪任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1964年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工作生活一直很充实，但他从监狱出来时，妻子一死一离，没有了家庭。确切地说，他一入宫就没了家庭，没有过普通人的温暖，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母爱，也没有真正的夫妻感情。

　　在植物园，在政协，人们都很关心他的生活。他得了慢性疾病，市民政局、植物园、全国政协等单位的领导，为他寻医治病，他的身体慢慢健康起来。他不会照顾自己的生活，一天到晚丢三落四的。有时枕巾不见了，晚上脱衣服时才发现是早晨穿衣服时把枕巾穿在衬裤和棉裤中间；粮票丢了，他又不好意思讲，只好吃那仅剩的一两粮；雨伞、钱包、存折、刚拿到手的工资……他都丢失过，连那块他怀着深情精心保存的金壳怀表也不例外地“失踪”过，幸亏大家帮忙找回来。他回家时还不止一次误入别人房间……如果有个贤内助，也许可以把他的生活管理起来。毛泽东、周恩来都很关心他的婚事，建议他再婚。溥仪决定接受大家的好意，几经周折，与李淑贤结了婚，婚后二人生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