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种植希望那天

　　我们种植希望那天

　　我一直以为午夜奇迹只是爷爷的一个恶作剧，现在我明白那是他给我的许多礼物之一。他拒绝让残废妨碍他，他种下了时间或距离都不能够拔掉的一种东西：全面接受生命给你的幸福，蔑视途中一切障碍。

　　我们种植希望那天，我把五颗种子埋在泥土里，然后坐下来等西瓜出现。

　　我们刚迁居法国，妻南丝和我在一个宁谧的八月下午把东西从箱子里取出来，忙碌地把租来的公寓布置好，成为我们这个背井离乡的家庭的居所。我们的三岁孩子克莉尔坐在我们脚下，翻着图书。亲友都在万里之外，她对摒挡箱子的生活显已厌倦。

　　“请读这个给我听，”她一面说，一面把一本薄薄的蓝色书籍朝我推过来，褪色封面的书脊上印着“讲法语乐趣多”。这本书是我小时候说法语长大的爷爷的，我父母不知从哪儿把它找了出来，让我们带来。

　　克莉尔指着一页，在一首古老法国儿歌“你知道怎样种卷心菜吗”的乐谱底下有些线条画。有人用蓝墨水笔把卷心菜三个字划掉，写上“西瓜”!

　　“爸爸!是你干的吗？”克莉尔问，头抬起来，一脸惊骇神色。我们最近才说服她不要在书上写字，然而她却找到了父母说一套做一套的证据。我告诉她那是我爷爷写的。

　　“爸爸!”这可真的把她搞糊涂了，“你爷爷为什么那样做？”我坐下来把故事讲给她听，心思沿着一条破旧路回到内布拉斯加州。

　　“就快到了，是不是？”我妹妹维姬在我家那辆一九五四年福特旅行车的后座上问。这是我们开车西行到我们爷爷奶奶家去的旅程中最后、也是最颠簸的一天。每年夏天，一连几个星期，维姬和我都玩个尽兴──扳弄旧水泵看看有什么虫子从水里爬出来；在后院设计放烟火；把帆布搭在两条晾衣绳上，藏身下面躲避正午的太阳。

　　我们才把车开进他们的车道，奶奶就从后门奔出来迎接，爷爷一瘸一拐地走过草坪，然后用强壮的双臂搂抱我们。

　　爷爷年轻时是个有为青年，当过农夫、教师、牧场主人，二十六岁成为参议员。他青云直上，但四十四岁时严重中风，从此终生行动不便。中风后，他在我还在享受童年时学会了乐天知命，并没有因为险些丧命而觉得生命多么可怕，反而因此深信生命是多么宝贵。他充满生趣，维姬和我争着跟他玩。

　　每天早上，我们挤进爷爷的车，驶到邮局去。一路上他不断唱着胡闹的儿歌逗乐我们：“哈罗，布朗妈妈，你进城去干吗？”最好玩的是到“八十”去，那是爷爷勉力才能保留下来的唯一一点儿农地，其余的不是卖掉了就是被人收回，以支付他养病那几年的账款。维姬和我爬上谷仓里的干草棚，爷爷在下面的旧牛栏发出呼呼声，令我们捧腹大笑。

　　“我将来也要做农夫，”有天下午爷爷坐在桌前玩单人纸牌游戏，我神气地宣布。

　　他把纸牌一张放在一张之上，问道：“你会种些什么？”我突然想到一个许多人喜欢的消遣──把西瓜子用力吐出，越远越好。“种西瓜好吗？”我问。

　　“啊，那是我从来没有种过的作物!”他褐色的眼睛顿时发亮，他把纸牌放在一旁，“我们得赶快下种。”

　　那是八月中旬，白昼已越来越短。不久我们便收拾行装，驶回维基尼亚上学去。

　　“那咱们现在就去，”我从坐位上跃下，说道，“咱们要怎么做？”

　　“首先，”爷爷说，“我们需要种子。”我记得曾经在玛丽姑姑的冰箱里看到过一片西瓜，连忙跑出门外，穿过院子到她家去。转瞬间我便回来了，手里拿着五颗黑瓜子。

　　爷爷提议在房子后面阳光充足的一处地方下种，要种在一处我可以很容易看得到西瓜苗向上长的地方。

　　我们走出屋外，走到一棵大橡树的荫下。“种在这儿，爷爷，”我说，“西瓜长的时候，我可以背靠着树看漫画书。那再好也没有了。”

　　“到车房去拿锄头，”这是爷爷唯一的反应。他然后向我示范怎样把泥土翻好，把种子排成半圆形种下。“不要太挤，”他轻声说，“让它们有宽敞的地方生长。”

　　“现在该做什么？爷爷。”

　　“现在是最困难的部分了，”他说，“你必须等待。”整个下午我都在等，差不多每个钟头我都去查看我的西瓜，每次都再给瓜子浇水。实在难以相信，到了晚饭时间，它们仍没发芽，可是那块地已是泥泞一片。吃晚饭时，我问爷爷它要多久才长出来。

　　“也许下个月，”他哈哈大笑道，“也许会早一些。”

　　第二天早上，我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看漫画书，突然，我想起了那些种子。我迅速穿上衣服，跑到外面去。

　　“那是什么？”我细看橡树下，心里很奇怪。然后我才认出是个“西瓜”!一个圆圆的大西瓜躺在清凉的泥土里。我很得意。“哇!我是个农夫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西瓜，而且是我种的。

　　我刚恍然那不是我种的，爷爷就从屋里走出来。“你挑得一个好地方，康拉德，”他轻笑着说。

　　“哦，爷爷!”我说。然后我们马上串谋拿这西瓜去捉弄别人。早餐后，我们把西瓜放进爷爷汽车的行李厢，到镇里去给他的老友看看，他孙子一夜之间种出来的奇迹——他的朋友都让我相信他们深信不疑。

　　那个月稍后，维姬和我爬上旅行车后座，闷闷不乐地回东部去。爷爷从车窗外递给我一本书。“上学用的，”他一本正经地说。几小时后，我把书翻到他写下“西瓜”两字的那一页，爷爷的另一个玩笑逗得我哈哈大笑。

　　克莉尔拿着许久以前那天爷爷给我的书，静听我说这故事，然后问道：“爸爸，我也能种种子吗？”

　　南丝望着我，我们一起打量了那些等待我们把东西取出、堆积如山的纸箱。我正要说“咱们明天就去种”，却顿然省悟我从没听过爷爷说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出发到市场去。在一家小商店里，金属架上放满种子包，克莉尔拣了一包保证会开鲜艳红花的种子，我又买了一袋盆栽土。

　　走回家的途中，我想到我所种的那些种子。我这才明白到，爷爷本可以用一连串令我失望的事实来回应我童年的勃勃兴致：西瓜在内布拉斯加很难长得好；不管怎样，那时才下种已经太晚；在浓荫下种植西瓜会白费心机。然而他没有那样做，却只是要确保我会发出那声“哇”，初次体验到那份惊喜。

　　克莉尔飞奔上三段楼梯，回到我们的公寓。几分钟后，她就已经在厨房洗涤槽前，站在椅子上给一个小白瓷花盆装上泥土。

　　我把种子撒在她伸开的掌心里时，初次感受到爷爷花的一番苦心。他在那个八月下午偷偷回到镇上去，买下市场上最大的西瓜。那天夜晚我熟睡后，他动作不便地把西瓜取下，忍痛弯腰，把它恰好地放在我的种子上面。

　　“种好了，爸爸，”克莉尔打断了我的回想。我打开洗涤槽上方的窗子，她把花盆放在窗台上，把它挪来挪去，直至找到最好的地点。“好，快生长!”她命令说。

　　两三天后，一阵“它们在长了”的大叫声把我们吵醒了，克莉尔领我们到厨房去看一盆小绿芽。“妈妈，”她得意地说，“我是个农夫了!”

　　我一直以为午夜奇迹只是爷爷的一个恶作剧，现在我明白那是他给我的许多礼物之一。他拒绝让残废妨碍他，他种下了时间或距离都不能够拔掉的一种东西：全面接受生命给你的幸福，蔑视途中一切障碍。

　　克莉尔满意得眉开眼笑，我看到我爷爷的喜悦在她生命中种下了新的根，这就是最大的奇迹。

　　沃尔曼试金石

　　我把这句话叫做沃尔曼试金石。生命充满块块的障碍，但燕麦片粥里的小块、哽咽时喉咙里的小块和乳房里的肿块，都是不相同的，我们应知道其中的分别。晚安，老薛。

　　感到愤怒？在做蠢事之前，请试用……

　　那是一九五九年的夏天。我在一家度假旅馆里找到一份差事，在旅舍当夜班服务台值勤员，兼在马厩协助看管马匹。旅馆老板兼经理是瑞士人，他对待员工的做法是欧洲式的。我和他合不来，觉得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只想雇用安分守己的农民。我当时二十二岁，大学刚毕业，心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有一个星期，员工每天午膳都吃同样的东西：两条维也纳小香肠、一堆泡菜和不新鲜的面包卷。我们受侮辱之余，还得破财，因为伙食费是要从薪金中扣除的，我非常愤慨。

　　整个星期都很难过，到了星期五晚上十一点钟左右，我在服务台当值，上夜班的查账员刚来上班。我走进厨房，看到一张便条，是写给厨房的，告诉他员工还要多吃两天小香肠及泡菜。

　　我勃然大怒。因为当时没有其他更佳的听众，我就把所有不满一股脑儿地向夜班查账员薛格门?沃尔曼宣泄。

　　我说我忍无可忍了，要去拿一碟小香肠及泡菜，吵醒老板，用那碟东西掷他。什么人也没有权要我整个星期吃小香肠和泡菜，而且要我付账。老天，我非常讨厌吃香肠和泡菜，要我吃一天也难受。整家旅馆都糟透了，我要卷铺盖不干，然后去蒙坦拿，那里的人连听也没听过小香肠和泡菜，喂猪也不会用那些东西。我这样痛骂了二十分钟，整段独白都是放声大喊出来的，还不时用蝇拍打在桌子上，脚踢椅子，不停诅咒。

　　我大吵大闹时，沃尔曼一直安静地坐在凳子上，用受伤的眼睛看着我，他这样受伤不是没道理的。他曾在奥斯威辛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待过三年，最后死里逃生。他是个德国犹太人，身材瘦小，经常咳嗽。他喜欢上夜班，因为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既可沉思默想，又可享受安静和宁谧，更可以随时走进厨房吃点东西——他要吃多少维也纳小香肠和泡菜都有，这些对他来说是很珍贵。此外，又没有人命令他做这做那。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时，他一直梦想过这样的日子。他上班时唯一见到的人就是我——每晚破坏他美梦的人。我们值班的时间有一个钟头重叠。

　　“听着，富尔钦，听我说，听我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吗？不是小香肠和泡菜，不是老板，不是厨师，也不是这份工作。”

　　“那么到底我的问题在哪里？”

　　“富尔钦，你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但你不晓得不便和困难的分别。若你弄折了颈骨，或者没东西吃，或者你的房子起火，那么你就的确有困难。其他的都只是不便。生命就是不便，生命充满块块的障碍。

　　“学习把不便和真正的困难分开，你就会活得长久些，而且不会再惹像我这样的人烦恼。晚安。”

　　他挥手叫我去睡觉，那手势既像打发我，又像祝福我。

　　我有生以来很少这样给人当头棒喝。那天深夜，沃尔曼既踢了我一脚，又使我茅塞顿开。

　　此后三十年来，每逢我遇到压力，被人逼得无路可退、快要因愤怒而做出蠢事时，我脑海中就会浮现一张受伤的脸孔，问我：“富尔钦，这是困难还是不便？”

　　我把这句话叫做沃尔曼试金石。生命充满块块的障碍，但燕麦片粥里的小块、哽咽时喉咙里的小块和乳房里的肿块，都是不相同的，我们应知道其中的分别。晚安，老薛。

　　芳 邻

　　从不浇水

　　吉布斯医生看上去跟我所认识的其他医生完全不同。每次见到他，他总是穿工装裤，戴顶旧草帽。他的笑容和那帽子很相配：满是皱纹，饱经风霜。吉布斯医生要不是在救人命，就是在种树。他的家园占地一点六公顷，他的目标是让这块地渐渐变成树林。

　　这位内心仁厚的医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派信徒，但是从不给新植的树浇水。我问他原因，他说浇水会令植物的根长不深；不给树浇水，树就必须长出深根去寻找水分。

　　他植了棵梁树，不但不浇水，还每天早上都用报纸卷成棍子拍树干，发出“砰”、“啪”、“砰”的声音。他说目的是要让那树打起精神来。

　　吉布斯医生如今已跨鹤西游。我漫步经过他的家园，望着他二十五年前栽种的树，见到那些树都健壮又稳固。

　　我两三年前也种了些树。我天天拎水给树浇水，给方圆八米内所有的树浇水。现在，这些树都要我细心周到地服侍、呵护。每当冷风吹来，这些树必定不断摇晃，树枝沙沙作响。

　　吉布斯医生种的树可不会这样。它们从艰苦和匮乏所得到好处，似乎是不可能从舒适和安逸中得到的。

　　我每晚就寝前必定去看看两个儿子。我看着他们小小的身躯，感到生命就在那里面起伏。我常常为他们祈祷，求上天保佑他们一生顺利。但最近我一直在想：“是应该改变祷文的时候了。”在人生旅途中，无可避免会遇到风霜。

　　我知道自己孩子一定会遭遇困苦，因为人生总是荆棘满途。我要祈求上天让我儿子的根长得够深，什么狂风暴雨都打他们不倒。

　　殷切期望

　　一天早上，我正在老家探望父母，雷蒙上门来向我父亲借车。雷蒙在维修下水道的部门工作，是出名的百事通，假如你需要有个人替你办好某件事，例如把闯进屋顶阁楼的浣熊赶走，或者找寻种蘑菇最好的地点，认识他肯定有好处。雷蒙是名副其实的万能泰斗。

　　他高中毕业不久就加入市政府工作。他不升读大学是因为负担不起学费。后来他跟高中时代就已相恋的女友结婚，迁到城外一幢小房子去住。

　　他们夫妇生了个女儿。这个女儿上学之后，像旋风一样震惊全校。她每一科的成绩都是甲等，到毕业时获推选代表全体毕业生致告别辞。她没钱进一流大学深造，幸而俄亥俄州有家大学渴望吸收优秀学生，不但录取她，还为她解决了学费的问题。

　　雷蒙每个月都向我父亲借车一次，开去探望他极引以为荣的女儿。常有邻居在街上截停雷蒙，向他询问女儿的近况。许多人都很关心她，鼓励她。有些人面对如此殷切期望，也许会受不了压力而崩溃，她却更奋发向上。

　　她早就领悟了一件事，而这件事是一般人往往要活大半辈子才明白的：人家对你期望殷殷，实在是求之不得，那代表人家对你有心。期望是祝福，而不是诅咒。

　　许多伟人都是因期望而产生的。

　　荒漠甘泉

　　春天某日，我在父母家附近散步，经过某个邻居的院子，看见他正在清理地上的枯叶枯枝。他朝我走过来想跟我聊天，我忐忑不安，因为二十年前我们已反目成仇，不相往来。

　　这位邻居以前很尖酸刻薄。老实说，是个卑鄙小人。有一次我走过他的草地，他竟然拿起铁铲向我扔过来。第二天，我用装满水的气球掷中了他。

　　他向警察摩洛克投诉。摩洛克贴出公告列举我的罪状，然后在我家的前院找到我。他停了巡逻车，下车朝我走过来，伸出又大又厚的手搭在我肩上，望着我的眼睛说：“掷得好，”原来他也不喜欢那位邻居。

　　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跟那位邻居交谈。但是现在他向我走过来，并且把手伸出。我们谈起藏红花，以及其他报春植物。二十年前他动不动就发脾气，现在却温文有礼，简直是脱胎换骨。

　　我跟父亲说了这件事。父亲说，那邻居在他母亲去世之后发觉自己孤单寂寞，从此对人和蔼可亲。他醒悟到不应该向孩子扔铁铲，而应该邀请他们进屋去喝牛奶、吃饼干。如今他的院子也许有些地方稍微破败，却比从前可爱得多了。

　　我从某本书看到，人的性格在五岁就大致形成。某个人长大到五岁，你细察他的行为，往往能预知他长大后会成市井之徒，还是发明治癌新法的专家。所以，必须在孩子五岁前就纠正他的行为，否则你最好马上开始储钱作为保释金。那本书是这样说的。

　　我没有照那本书所说的去做。我有两个孩子，但我不要杞人忧天。况且，据我所知，曾在人生之旅中半途改弦易辙的人，比比皆是。

　　在《圣经》中，先知以赛亚曾讲述上帝怎样在荒漠中创造甘泉，加入种种前所未见的事物例如以爱心取代原有的憎恨。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世上真有这种甘泉，有一年，开春藏红花开放之时，我就踏进过一个甘泉。

　　父亲的戒指

　　我十六岁生日那天知道了父亲的一些事，从此我们的父女情不一样了。那是一九六五年夏天，当时我们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梅卡尼克斯堡，爸妈和我刚举行过平淡的家庭庆生会。

　　父亲从餐桌旁起身，叫我跟他进入他的书房，对我说：“坐下，你已到可以驾车的年龄，有些事应该让你知道了。”接着他递给我几张纸，我看到上面满是他写的字。“我要你看看这个，这样你就知道你的根在哪里了。你要继承的东西不一定样样都通过血统遗传。”他在我对面坐下，等我看下去。

　　我很快就知道，那七页手稿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役回来后不久写的。关于他战时的经历，这些年来我点点滴滴听过一些，但他从不多谈，在我面前尤其少提。我只知道我父亲阿瑟?安东尼?布雷西一九四〇年从军，一九四二年在科雷吉多尔岛被日军俘虏，在日本战俘集中营关了四十个月。他在那段日子里受尽我想象不到的苦难，当年戕害他健康的那些疾病，例如痢疾、疟疾、脚气病、糙皮病、坏血病等，到如今还在折磨他。他依然常做噩梦，但他可以放下过去的伤痛，而且以倡导争取退伍军人权益而知名。

　　他是我的英雄，但到那时为止他没跟我说过什么他战时的遭遇，我在无比欢乐的金色童年时代更根本听不到这些事，因此我没有心理准备会看到他记述的这件事。

　　故事开始就说：“斯金纳可以说是个死人了。我站在吕宋岛日军战俘营的有刺铁丝栅栏前，看着我少年时代的好友蹒跚向我走来，他脏得要命，看得出为多种疾病所苦。他其实已死，只是爱闹的天性尚未离开他的躯体。我真想转过脸去，但我不能。他一双呆滞无神的眼睛盯住我不放。”

　　我爸爸和斯金纳叔叔霍华德?威廉?艾尔斯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好朋友，一起逃学，一起去附近山上游荡，一起约会女孩子。毕业后他们应募入伍，乘同一条运兵船去菲律宾。斯金纳是在巴丹半岛沦陷时落入日军之手的。爸爸一个月后被俘。

　　皮包骨头

　　爸爸从战俘传闻中听说了恶名昭彰的巴丹死亡行军。有个集中营里每天有将近四百个来自巴丹的战俘丧生，爸爸心想再也见不到他童年时代的朋友了。后来有一天，他获悉斯金纳在附近一个集中营的“病区”里。

　　向日军请求去另一集中营探望朋友简直是找死，因此爸爸志愿做勤工，希望他那组有一天会经过斯金纳的集中营。果然如愿以偿。他问日本看守：“我能不能去病区看一个人？”他们给了他一面插在竹竿上的白旗和一张通行证，告诉他：“走慢些，把旗举高，不然会被开枪打死的。另一只手高举通行证，否则要挨棍子。”

　　病区分两部分：一区和零区。有望康复者进一区，等死的进零区。斯金纳在零区。

　　爸爸靠在围绕病区的有刺铁丝栅栏上，呼唤他朋友的名字。他等着其他战俘以接力方式传送这个名字。然后，从病区里有个像残骸般的人体慢慢地、痛苦地走出来。爸爸起初认不出他。

　　那憔悴人体用刺耳的声音说：“阿蒂?斯金纳倒在栅栏上双手抓住铁丝以免倒下。”

　　他们上次见面时，斯金纳的体重达九十七公斤，如今他皮包骨头，只有三十六公斤，患了疟疾、阿米巴痢疾、糙皮病、坏血病和脚气病，苦不堪言。有一段时间营卒给他吃烧焦的米饭和木炭止泻，但没效。眼下他又因口腔和咽喉疼痛，不能吃喝。他不能自己洗澡，营卒又不愿替他洗，他浑身疥疮。

　　痛苦岁月

　　那时是下午三点钟左右，静悄悄的，碧空万里，骄阳似火。我父亲只获准和斯金纳待五分钟，而五分钟快到了。爸爸用手指摸摸围在脖子上的颈巾大结。大结里藏着他最喜爱的珍品──一枚小小的中学毕业纪念戒指。爸爸念高三那年打了几个月零工，赚了八元七角五分美金，就买了那戒指。毕业那天，他把戒指拿出来给斯金纳看，为那戒指十分自豪，誓称永不割爱。被俘后他冒着重罚的危险，把戒指藏在颈巾内。这是爸爸可以联想好时光和出头之日的东西，支撑着他渡过难关。

　　他站在栅栏旁，心怦怦跳，飞快往四周瞥了一眼，没有望见营卒，便迅速解开大结，把戒指递过栅栏，说：“这是你的了，斯金纳。说不定你能用这个换点东西。”

　　“阿蒂，”斯金纳说，准备把戒指推回去，“你应该自己留着，可能有一天你自己用得上。”

　　父亲不肯收回戒指。其实他当时已染上痢疾、疟疾、脚气病，体重轻了大约十公斤，而且他无从知道情况还会恶化到什么程度。六个月后，爸爸给拉去马尼拉附近造机场。劳役之苦把他拖垮了，他被送入“病区”，熬到战争结束。

　　在那些痛苦岁月里，他一直惦记着斯金纳，不知道斯金纳是否还能活下来。答案恐怕不言而喻。

　　但斯金纳熬过去了。我父亲走后，他回到睡觉的地方，把戒指藏在地板下以免营卒发现。

　　几个星期前曾有个巡逻零区的营卒似乎十分同情斯金纳。

　　他打量一下斯金纳，说了句粗话，把半支纸烟和一根火柴留在栅栏边。

　　朋友给的

　　我父亲去探望后翌日，斯金纳冒了个大险。他决计对那营卒寄予信任，朝营卒做了个手势，从栅栏间把戒指递给营卒。营卒问：“值钱吗？”

　　斯金纳答道：“很值钱。”他说想用戒指换些可以让他活下去的东西。

　　“从哪里弄来的？”

　　斯金纳耸耸肩膀说：“朋友给的。”

　　营卒随即把戒指放入口袋，走了。

　　事后不久，有一天那营卒丢下一些东西，随即大步走开。斯金纳拾起一个小包，里面是磺胺药片。后来那营卒又来过几次，每次都带些东西：一小篮抗坏血病的莱姆果、裤子、夹克、香蕉、腌萝葡、牛肉罐头。

　　后来又有卡其短裤、衬衫、鞋子、颈巾，有一回还带来二十包纸烟。斯金纳用纸烟向其他俘虏换米饭。

　　斯金纳终于能吃东西了，体重不再下降。他吃了三天莱姆果，口腔溃疡大为好转，可以咀嚼食物，不久就有力气自己洗澡了。

　　斯金纳拿到爸爸所给的戒指之后三个星期，病情好转，三个月后转入“康复区”，获得较好的口粮。他体重一上升到六十公斤便申请做工。

　　绕了一圈

　　菲律宾光复后，爸爸获悉斯金纳叔叔幸免于死。两人都回到家乡。

　　“阿蒂，”斯金纳强忍着眼泪说，“据我所知，我是唯一活着离开‘零区’的美国人。你记得你在栅栏边跟我话别的时候吗？从来没人像你那样看我的。我祈求上帝再也不要让人那样子看我。当时你的眼睛在说：‘我再也见不到活着的斯金纳老弟了。’”斯金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爸爸心跳加速，因为他当即知道里面是什么。那是一枚与他的中学毕业纪念戒指一模一样的复制品。

　　斯金纳望着窗外，脸上浮现回忆的神情。“那枚戒指，阿蒂你……它……救了我的命。我许过愿要给你买一枚新的，这就是。”

　　接着，这个当年千方百计逃学的斯金纳突然笑道：“可别弄丢了，老友!我是花了十七元五角买来的。”

　　看完父亲的故事，我走过去坐在他大腿上，紧抱着他哭了。后来他走到书桌旁取出一个灰色小珠宝盒。那枚戒指就躺在里面一层层天鹅绒中间。我迷惘地取出戒指，戒指里圈刻着姓名缩写AAB，外圈镶一颗红宝石，周围刻着芒特卡梅尔中学和一九三八年等字样。

　　“这就是要传给你的东西，”他激动得声调紧张，“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做了别人也会做的事。”

　　一年后我毕业，爸爸把那枚戒指给了我，我一直戴到结婚。婚后几年女儿出世，是早产儿，头几天她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时候，那枚戒指帮我鼓起了勇气。多年后，也是这戒指给予我力量在慈父的葬礼上致悼词。

　　爸爸卒于一九八九年退伍军人节，其后我们家就一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纪念那一天。十一月十一日黎明时分，我从珠宝盒里把那枚有点变色的戒指套在右手中指上，然后和我丈夫取出放在卧室衣橱里的美国国旗，在我家的正墙前升起。

　　节日过后我将戒指收好，等待有一天传给我女儿，让她可以追思她外祖父，提醒她我们所有人内心都蕴含着勇气和关怀。

　　如何分辨你何时富有

　　哈维·麦克凯

　　多年来，我曾忘了孩提时在船坞上所学到的经验，只是尽我所能地积极钻营钱。

　　现在，我重新学会了这一切。我希望自己能有时间暂离繁琐的工作，享受一下他人的成就，尽兴过每一天的生活──如同西瓜的果肉，然后学着将剩下的东西丢掉。

　　当我还是生活在明尼苏达州的小孩时，对我而言，西瓜是非常美味的水果。我父亲的一位好友伯尼，是一位成功的蔬果批发商，他在圣保罗经营了一家大批发店。

　　每年夏天，第一批西瓜进货时，伯尼都会打电话来，爸和我便会到伯尼的批发店。我们坐在船坞边缘，双脚悬荡在水中，小声吞咽下我们快流出的口水。

　　伯尼拿出开山刀，劈开了第一颗西瓜，递给我们每人一大片，然后坐在我们身边。接下来，我们全埋首在西瓜中，大口吃着鲜红、多汁、坚实、几乎无子的瓜肉，然后再丢掉西瓜皮。

　　我父亲向来认为伯尼是个很富有的人。我总以为，因为他是名成功的商人的缘故。多年后，我才了解父亲欣赏伯尼会利用财富的能力，远胜过他的财产本身。伯尼知道如何暂放下工作，跟朋友一起大谈西瓜的精华部分。

　　我从伯尼身上学到富有是一种心境。我们有些人，不论拥有多少财富，却连闲下来吃西瓜的时间和自由都没有。有些人的钱虽只足够糊口，却非常富裕。

　　如果你没时间坐在船坞上悠闲地悬挂双脚，大口咀嚼生活中的小乐趣，你的工作可能已经控制了你的生活。

　　多年来，我曾忘了孩提时在船坞上所学到的经验，只是尽我所能地积极钻营钱。

　　现在，我重新学会了这一切。我希望自己能有时间暂离繁琐的工作，享受一下他人的成就，尽兴过每一天的生活──如同西瓜的果肉，然后学着将剩下的东西丢掉。

　　总之，我是很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