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 《红楼梦》以一部小说得以成就一门学说。刘心武先生十几年来倾力从秦可卿这一人物着手，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探佚，极尽精微。本书以当年的《秦可卿之死》《红楼三钗之谜》《画梁春尽落香尘》进行修订，融入对康熙朝废太子胤礽及其儿子弘皙的命运对曹雪芹家族荣辱兴衰的巨大影响等多方面文字，又新增七万字文稿，辑成此书，系刘心武先生至今为止红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书。
此书提示了《红楼梦》中“月喻太子”的秘密，还涉及另外许多方面，如贾元春究竟是太太平平的病死在宫中还是惨死于离京城很远的地方？这什么高鄂那样歪曲曹雪芹愿意？妙玉究竟是怎样的归宿？书中诸多人物的最后结局究竟是怎么样的？

宁国府的藏匿秦可卿，荣国府的替南京被查抄的甄家藏匿转移来的财产，以及其他种种罪状，一一被“烈日”清算，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可见高鹗所续的那些，离曹雪芹初衷真是背道远去十万八千里不止！……

本书是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而作。
2004年5月31日，我应邀到现代文学馆讲“秦学”。文学馆老早就搞了关于“红学”的系列讲座，请了不少专业人士演讲，也请了王蒙、胡德平等知名的“红学”票友开谈，从那活动一开始他们就跟我联系，但我拒绝了两年之久，直到那一天才终于打起精神去开讲。我懒得到那里去讲，并没有什么隐秘、深刻的心思，只不过是性格使然。我说过《红楼梦》十二钗里我最喜欢的是妙玉，人谓讨嫌，我心向往。人能绝不害人，而在自尊自爱的审美境界中活到那样率性的程度，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什么人群里，都是很不容易的。
那天去了以后，发现文学馆那有380个座席的演讲厅里是爆满的状态，因为座位不够，把餐厅里的一些椅子也搬了来，我开讲以后，陆续赶来的听众有的找不到坐处，就一直站着听。后来知道，还有天津的人士从网．上看到预告后，特地跑来北京听这讲座的。看见有这么多人支持我的“秦学”研究，顿时兴奋起来，于是我恨不得把全副心得和盘托出，越讲越来劲儿，规定是讲一个半小时，我却一口气讲足两小时，而听众们竟然都坐在或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听我侃，我非常感动，也觉得非常过瘾。
演讲结束后，一位听众跟我说，她原以为我所谓“开辟了‘红学’新分支‘秦学’的说法，即使不算哗众取宠，也是自我夸张。但她听了我的演讲后，尽管多有“不能苟同”之处，但这下是真的觉得，我对《红楼梦》的这种解读是具有学术性的，是从文本出发，是原型研究，思路缜密、逻辑清晰，而且确有创见。她，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鼓励，于我是极其珍贵的。
我如此自尊、自信，并且渴求理解、支持，是因为我觉得“红学”研究，目前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还没有充分地“公众共享”，民间的“红学”票友，常被个别权威或专业人士轻视甚至蔑视，被嗤鼻为“外行”还算“客气”，有的竞被指斥为“红学妖孽”，试问，如果听任这样的学阀派头霸气口吻笼罩“红学”领域，“红学”研究还能有什么起色什么推进? 我很幸运，自从事“秦学”研究以来，一直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指点与鼓励，民间都公认周老是“红学”泰斗，成就斐然，并且不断出新，但周老自己却坚称自己不是“红学界”的，这个现象也颇耐人深思。
我从1993年开始发表关于“秦学”的文章，1994年辑成《秦可卿之死》一书，1996年修订过一次，到1999年又扩展为《红楼三钗之谜》，2000年后，我把研究的触角推进到对康熙朝废太子胤初及其儿子弘皙（也就是康熙的嫡孙），揭示出他们跌宕起伏、诡谲多变的命运对曹雪芹家族荣辱兴衰的巨大影响，以及在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从中采用了哪些人物原型、事件原型、细节原型作为艺术虚构的资源，这些成果在2003年又形成了《画梁春尽落香尘》一书，到目前，我的“秦学”研究仿佛山溪终于流出窄谷，奔泻到了更广阔的田园，形成了一条自成形态的河流，于是，在书海出版社的支持下，又将上述著作加以修订，并增加了约7万字的新稿，构成了这本《红楼望月》的新书。
书里还特别收入了我在人民网与网友论“红”，以及在现代文学馆演讲的记录，以更凸显我那“‘红学’研究非少数学术权威或学术机构的垄断领地，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这一诉求。我立志要把“秦学”研究推进到底。在公众共享的“红学”大花园里，我这“秦学”当然只是生在一隅的小花，但“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要在所有善意的批评、平等的争鸣与热情的鼓励中，努力把自己的这朵花开成浑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