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为人仁义，把握做人的根本(3)

　　古人云：“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这就告诉人们：父母活着的时候要供养，父母去世的时候要服丧，丧期完毕要祭祀。对父母生时的尽心奉养，作为子女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对于长期以来维系中国家庭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孝敬父母，还要在物质生活上赡养父母，保证父母无生活上的无忧。这是尽孝的最基本的方式！儒家伦理一直把生活上的“养亲”看作是“孝”的基本要求，看作是子女应尽的基本义务。父母抚养子女历尽艰辛，含辛茹苦，子女成人后应尽心尽力供养双亲，使父母在物质生活上尽可能地得到满足。这是儒家孝道的基本要求。

　　敬亲比物质上的孝敬更为重要！尤其是现代社会，精神上孝敬父母比从物质上孝敬更重要！因为现代社会从物质上孝敬父母几乎没有任何难度！使父母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保持身心愉悦，安度晚年，孝敬父母以使他们精神上得到慰藉，感情上有所寄托。孔子当时就说过：“今之孝者，是渭能养，至寸：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思是说，现在的人不懂得什么是孝道，以为奉养父母，仅仅是给他们饭吃，给他们衣穿，就算是孝了，其实即便是养一只狗、一匹马或其它什么动物都要给它们吃饱吃好。所以光是养活而没有真诚的付出和尊敬，那和养动物有什么区别！孔子在这里表达了一个重要思想，即将孝与敬联系起来，这是非常正确的。儿女在经济上赡养父母，保证父母吃饱穿暖，无饥寒之虑，固然重要，可单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即使狗和马也能够得到饲养，人若养父母而不敬，则何以别于犬马乎？孟子也认为，“爱而不敬，兽禽之也。”所以，养亲必敬，光养而无敬爱之心，就不是真孝。孔子的学生曾子进—步解释说：“孝者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可见，曾子把尊亲放在“孝”德的首要地位。曾子还认为，如果做不到尊亲，起码不能做坏事，以免使父母受辱。他把物质生活上的奉养看作是孝的最低层次。“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做子女的对父母的年龄不可以不知道，一则，过一年添一年寿，为此而欢喜；再则，父母年事越高，尽孝的日子越来越少，为此而忧惧。

　　如何尽孝是需要真心和细心的。当父母有了一定的年纪，除了熟记父母的年庚，给父母过生日既要替父母高兴，还要为父母的渐渐老去担心！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有些人整天忙于自己的事情，而对父母的关照有些忽略，一旦当操劳—辈子的父母突然去世，就会悔恨不已，甚至遗憾终生。岁月易逝，作为子女应当知道父母的年龄，看到父母的年岁在—天天地增长，要有行孝的紧迫感。孔子的目的正是提醒人们要注意父母的日渐衰老而及时行孝。当父母的年岁较高时，尽量不要出远门，如果是为了求学或事业，非得远游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妥善的方法把父母的生活安排好再走，并要告诉父母去向，以免父母牵肠挂肚。这是仁道在家事上的具体表现。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当父母故去以后，要做到“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意思是：父母死后，在没有父母管教的情况下，仍然能三年不改初衷，一如既往，这个人可以说是有孝道修养的。离开父母后，三年中对父母的敬爱之情仍深系于怀，不改变对父母行仁孝的天道。这是做子女的本分，有这样情怀的人永远会把父母的养育之恩记在心中，能做到这样，可以说就是一个孝子了，我们每个人理应都当如此。

　　孟子列举了五种不孝的行为，和我们自己的行为对比一下，以作参省！“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纵）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说：“世俗所说不孝的事有五种：手脚懒惰不肯做事，又不能够奉养父母，是第一种不孝；喜欢赌博下棋，又好饮酒，不能够奉养父母，是第二种不孝；贪爱财物，偏爱妻子，不能够奉养父母，是第三种不孝；纵情于耳目之欲，涉足声色场所，使父母受辱，是第四种不孝；喜欢逞血气之勇，与人打架争斗，连累到父母，这是第五种不孝。”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感、责任感以及集体主义的自我奉献精神，甚至对祖国的热爱、民族的骄傲之情都是发源于“孝道”，都是“孝道”在个个时代的具体彰显。“孝道”寄托着历史的厚重，链接着过去与未来，它既表现为一种自我天性的良知，也表现为对人类本身的成长历史的尊重。“孝”和“文”，合为一字就是教，因此，要发扬孝的精神，我们还是要提高自我认知，对社会的认知，教育是提升孝道，教人子行孝的重要途径。我们也呼吁社会，子女对父母的爱，以及推及他人的爱的教育已经刻不容缓！

　　夫妻和谐，相顾相助，成君子之道

　　【子曾经曰过】

　　“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

　　-------《礼记·哀公问》

　　【智者感悟】

　　古时候的三代圣主帝王当政，必定用一定的礼节来敬爱他们的妻子。因为，妻子，是各种亲情关系中最为主要的一个，怎么能不敬爱她呢？

　　夫妻彼此间的情感是多种多样的，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可以说它是人生中最亲密而又特殊的人际关系。和谐的夫妻关系不仅使人感到无比的幸福，更是一股无形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一种很具体、很强大的助力，给人在家庭以外的各个方面以有力的支持，帮助人在事业上谋取成功。营造完美的夫妻关系，与其他许多艰难而伟大的事业一样，是一个赢得人心、赢得合作的过程，是需要用心血去经营的。它需要耐心，更需要智慧；需要胆识，更需要谋略；需要做人的技巧，更需要收服人心的合理方式。

　　以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把夫妻关系看得极重。认为是“人伦之始”和“王化之基”。国是家的扩大，社会规范是家庭伦常的延伸，故此十分重视家庭和妇女的作用。夫妇之际，是人道的大伦。先秦儒家认为夫妇之间的关系是各种社会关系最重要的一个。儒家所重视的五伦，包括夫妇、君臣、父子、兄弟和朋友。其中有三大伦，按照“自然的顺序”应该是先有夫妇，再有父子，后有君臣。虽然从古代到现代，人类社会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夫妇之道是人伦之始，这是人类社会所恒久不变的。“夫妇正则父子亲”，有了夫妇之间的相互尊敬与和谐，才能有父母与子女之亲、兄弟姐妹之爱，也才能“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如《周易·序卦传》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就是说，夫妇关系是社会当中最基本的关系。夫妇关系是产生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没有夫妇关系，便没有父子关系，也没有兄弟关系，也不可能有君臣关系，更不可能有朋友关系及社会成员的有关系。可见夫妇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伦！后来晋代的韩康伯在注解《序卦传》的这段话时，说：“咸，柔上而刚下，感应以相与，夫妇之象，莫美乎斯。人伦之道，莫大乎夫妇，故夫子殷勤深述其义，以崇人伦之始，而不系之于离也。”唐代的孔颖达在注解《诗经》之首篇《关雎》时也曾说：“以夫妇之性，人伦之重，故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三大伦之间的自然顺序，其实本应该就是如此。只不过到了后来，为了更好的实行君主专制，随着“三纲五常”的兴起，“君为臣纲”成为首要的教条，所以夫妇一伦的地位才降低。虽然在魏晋南朝有“君父先后”的争论，但自唐代以后又恢复并强化优化了君权的地位。

　　《中庸》所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意思是说，要想成就君子之道，要先从妥善处理夫妻关系开始。儒家认为，做君子，行君子的忠恕之道，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从夫妇之道开始。如果对妻子都不能行君子之道，对外人就更不可能了！所谓的齐家也不过是正确、稳妥的处理夫妻关系，只要处理好夫妻关系，家庭自然和睦安定。明清之际的唐甄认为，人伦之道从夫妇之间的相互尊敬与和谐开始，“敬且和，夫妇之伦乃尽”。而当时的人伦不明，“莫甚于夫妻”，“人而无良，至此其极”。针对此，他提出：“恕者，君子善世之大枢也。五伦百行，非恕不行，行之自妻始。不恕于妻而能恕人，吾不信也。”“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唐甄解释恕道为“君子善世之大枢”，这符合孔子的思想，也符合当今普世伦理所谓“道德的黄金律”。唐甄提出“五伦百行，非恕不行，行之自妻始”，这是恢复了儒家所重视五伦或三大伦的“自然顺序”，符合《中庸》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的思想，恕道的推行是从夫妇之伦开始，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都应该遵循忠恕的原则。

　　“糟糠之妻不下堂”的故事就体现了宋宏的君子风范。光武帝有一个姐姐湖阳公主死了丈夫，独居宫中，终日抑郁寡欢。光武帝很敬爱这个姐姐，想在大臣中再为她找个丈夫，故意与她谈论朝中大事，顺便谈起大臣们的人品、言行，想看看姐姐的心意如何。湖阳公主说：“依我看，朝中所有大臣，人品、才学、气宇都不及大司徒宋公！”光武帝知道了姐姐对宗弘有爱慕之心，就告诉湖阳公主，想把她嫁给宋弘。公主听了，又羞又喜，却也欣然答应。光武帝一心想促成这件事。但是，宋弘是有妻室的，公主当然不能给人做妾。所以，若要把公主嫁给他，只有让他先把妻子休弃了才行。光武帝一心想促成这件事，特别安排，让湖阳公主坐在屏风之后，然后召宋弘入宫。谈完了公事，光武帝闲闲的提起：“有句话俗话说：‘人，有了地位就换朋友，有了钱财就会换妻子’，你觉得这是不是人之常情呢？”他的本意是想试探宋弘的心意；如果宋弘认为这是人之常情，就可以往下谈，要宋弘休妻，当湖阳公主的“驸马”了。没想到，宋弘神色庄重的回答说：“我所知道的，与陛下说的不尽一样。我只听说：贫贱时交的朋友，是绝不可以忘掉的。曾陪你过穷困日子的妻子，也是绝不可以抛弃的！”光武帝听了，只好跟湖阳公主说：“这事办不成，你还是死了心吧！”而宋弘的这句话，却留了下来，成为后世君子的人格指标。君子应该“勿厌故，勿喜新”。物质、人情皆有新旧，喜新厌旧，就会造成浇薄寡恩的风气，所以古人曾说：“与其结新交，不如敦旧好。”宋宏回答光武帝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正体现了一位谦谦君子的德行，能坚守婚姻，不喜新厌旧，攀附权贵的品质。

　　儒家提倡，夫妇之道要以“恒”为训，以“和”为贵！“恒”更就是要忠于家庭和配偶，保持夫妇之间的恒久不变关系，切不可朝秦暮楚，朝三暮四！“和”就是琴瑟和谐，夫妻恩爱，永结同好。《周易·序卦传》云：“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可以看出，“恒”是夫妇本来就应该遵守的本分。人们经常用“百年好合”“白头偕老”等成语来祝福新婚夫妇，可是怎样才能做到夫妇关系的恒久不衰呢？儒家认为“相敬如宾”是夫妻关系保持永恒的重要条件。

　　《礼记·文王世子》中说夫妇之间应该“爱之以敬，行之以礼”，夫妇之道，在于“上床夫妻，下地君子”，“相敬如宾”，礼义相待，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能达到历久弥新的效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距离产生美。中国旧式婚姻，主张门第相当，才貌相配，有老成的人为之主持，结合之后，又主张亲而不狎，相敬如宾；这样，婚前既有相当的客观的条件做保障，婚后又有一些培植的功夫来维持，旧时夫妇关系的所以能历久相安，这些显然是原因的一部分了。“相敬如宾”是一个原则，其目的是以适当的距离添加彼此的思慕，增加美好的想象，从而起到维持婚姻长久的作用。相传金圣叹曾经把妻子送回娘家，过上一段时间，又鼓乐喧阗的用花轿把她抬回来，这虽未免过于轻忽，但就“距离之美”而言，还是可以接受的。“上床夫妻，下地君子”就是对这个原则的注解。

　　梁鸿、孟光夫妇的故事堪称“相敬如宾”的典范。据《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梁鸿年少入洛阳太学受业，博览群书，学问渊博，后归故里。乡人仰慕梁鸿为人诚信，品行高尚，竞先前来议婚，但他不愿轻娶平庸之妻，一一谢绝。孟家有一女，体肥面黑，三十不肯出嫁。父母问她缘故，答曰：“必得梁鸿寻样的贤士方才嫁”。梁闻其言，心中称奇，遂聘娶为妻。孟女深知梁鸿有隐居之志，便穿上布衣，向丈夫表白自己能吃苦，愿与之隐居。梁鸿大喜，说：“能侍奉我于山林，这真是梁鸿之妻也！”于是为她起名孟光。不久，两人隐居山林。不慕功利，安贫乐道，以耕织为生，空闲时以读书、吟诗、弹琴自娱，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后因得罪官僚，梁鸿只得易姓改名，与妻子避居于齐、鲁一带，最后又逃隐于吴地。夫妻两人一贫如洗，只得寄居于人家堂下的次屋中，梁鸿以为人春米养家活口。生活即便如此困窘，夫妇二人仍相敬相爱。每当梁鸿收工回来，孟光即刻准备饭菜，并低下头，恭恭敬敬地双手将案（食盘）高高托起，与眉毛齐平，请丈夫进食，以此表示自己的恭顺与敬意。旁人看见都非常惊异，称：“能得到妻子如此贤德，定非凡庸之人。”此后，“举案齐眉”之事便渐渐被流传开来，而粱鸿与孟光也被后人标榜为恩爱夫妻的典范。

　　即使夫妇恩爱也要相互尊重对方的人格、严格区分各自所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使幸福长久。儒家认为夫妻之间的分工，也就是五伦中讲的“男女有别”，也是保证婚姻恒久的重要条件。“男女有别”其真实意义在于，强调丈夫与妻子在家庭中有不同之本分，彼此间要懂得如何对待，才能营造美满幸福之婚姻生活。夫妇有别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重男轻女，也不是男女平等，而是指男女的应该各自有自己的任务，要使双方相辅相成，发挥互补互助的作用。男女有别的传统伦理道德秩序，可以保持男女的本色和纯洁性，为建立幸福的家庭打下坚实的基础。客观上讲，男女之间的生理、心理、性情、体格、才能都千差万别，男女的结合，使婚姻生活中能借对方之优点、特性，以弥补本身之弱、缺点，故彼此间当诚心相待，相敬如宾，相顾相助，恩爱相处，安渡一生。

　　孔子特别强丈夫调要尊敬妻子，他说：“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丈夫的责任首先是齐家，最重要的是要尊敬妻子，然后就是养家糊口，建功立业。不管古代还是当今社会，尊敬妻子都是一项丈夫必须遵守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