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科学的名家 (3)

　　“如果把各种不同的东西放在一只充满水银的瓶里，再把那瓶子倒放在水银槽中，用凸透镜使太阳的热集中到那物体上，我不知道会得到些什么样的结果。在做了许多实验后，我想拿三仙丹(即氧化汞)来做做看。我非常快乐地看到，当我用凸透镜照射之后，三仙丹竟然产生许多气体。”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气体呢？普利斯特列继续进行试验，查明这种气体不易溶解于水，而把点燃的蜡烛放进去，“竟然发出一种非常亮的火焰”。普利斯特列把两只小老鼠放进充满这种气体的瓶子中，小老鼠竟显得非常自在、快活。

　　“老鼠既然在这气体里能舒舒服服地生活，我自己也要亲自来试试看！”普利斯特列接着写道，“我用玻璃管从一个大瓶里吸进这种气体到肺中，我竟觉得十分愉快。我的肺部在当时的感觉，好像和平常呼吸空气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自从吸进这气体后，觉得经过好久，身心还是十分轻快舒畅。唉，又有谁知道，这种气体在将来会不会变成时髦的奢侈品呢？不过，现在世界上享受到这种气体的快乐的，只有两只老鼠和我自己。”

　　对于这种无色、无味的新气体，普利斯特列可以说已经了解得十分清楚了。然而，他竟然不明白自己究竟发现了什么！普利斯特列虔诚地相

　　信当时流行的“燃素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切物质会燃烧，全是因为含有一种“燃素”的缘故。按照这种观点，普利斯特利断言：“这种新气体……显然是因为它完全没有燃素，因而要贪婪地从燃烧物里吸取燃素。”普利斯特列称这种新气体为“失燃素的空气”。

　　后来，法国著名化学家拉瓦锡在普利斯特列实验的启发下，进一步深入研究，结果发现那“失燃的空气”就是能够帮助燃烧的氧气。他以三仙丹的分解实验为依据，推翻了燃素学说，阐述了著名的物质不灭定律。

　　本来，普利斯特列完全可以发现拉瓦锡所发现的这些东西，可是他由于受到燃素学说这种错误“理论”的束缚，像戴上了有色眼镜似的，无法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正因为这样，恩格斯深刻地指出：“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说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没有能结出果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4卷，20页。）他说：“……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途径行进，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普利斯特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212页。）

　　普利斯特列在1733年3月12日生于英国，小时候体弱多病，7岁丧母，靠姑母抚养成人。普利斯特列博学多才，教过法文、意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作过文学、历史、法学、解剖学讲演。他笃信上帝，当了牧师，以传教为业。后又喜爱化学，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普利斯特列的著述甚多，其中大半是关于宗教和传教的书籍。他是一个燃素学说顽固的支持者。在拉瓦锡1789年出版了名著《化学概论》，非常清楚地阐述了氧气理论，批判了燃素学说以后，普利斯特列仍至死抱着燃素学说不放。

　　普利斯特列是很勤奋的。他曾这样说过：“我从清早7时一直要工作到下午4时，中间除去1小时的进餐以外，其他简直没有一点闲暇的时间，而且我从来也无所谓什么假期，一年之内只有‘红字日’的那一天是例外。”

　　普利斯特列的晚年是在美国度过的。1804年2月6日死于美国，终年71岁。临死的时候，他还在改动一本关于神学著作的校样。他最后的一句话是：“我现在改正的才是对了。”过了半小时，就与世长辞了。

　　普利斯特列是上帝的忠实信徒，写过《神学宝库》《圣餐论》《神之辩护》《耶稣基督原旨的历史》等许多神学著作。他的墓志铭上，写着这样的话：“恢复你的静态吧，我的灵魂啊，上帝总是宽仁地对待你。我将长眠土中高枕无忧，一直到耶稣复活的那天早上我才苏醒过来。”

　　很多人为普利斯特列“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竟然没有发现真理而惋惜。其实，普利斯特列坐失良机，倒从反面说明了：“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苏步青的笑与不笑

　　写作背景

　　这篇文章曾以《东方第一几何学家》为题，收入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语文课本之中。

　　我与苏步青是温州同乡，所以跟他有过许多接触，还专门去复旦大学采访他。当时他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在校长办公室里与我长谈。我为苏步青写过报告文学，而这篇《苏步青的笑与不笑》，则是笔调轻松的散文，是我应南京《青春》文学杂志所写的一组人物素描中的一篇。这样的人物素描，着力用诸多细节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形象，而这些细节又得自作者的第一手采访，所以显得格外亲切而活泼。

　　说实在的，在理科大学里，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的学生要做实验，地理系学生要野外考察，天文系学生要蹲在天文望远镜旁通宵不眠，唯有数学系学生终日枯坐，一支秃笔，一张草稿纸，写满X、Y……我想，数学大师的面孔应当是世界上最为严肃的。

　　不料，苏步青总是笑眯眯的，眼角皱起很深的鱼尾纹。他讲话，常常像相声演员，不时抖响“包袱”，令人忍俊不禁……

　　人家总是尊称他为“苏老”。他却说，“苏老”跟“输老”、“酥老”同音，不妙哪！他年已八旬，走起路来快如风，被荣幸地选为全国十位“健康老人”之一。他却说，人老了，都讲“头也白了”。我如今头发都掉光了，分不清白发、黑发，我属于“超级老人”！

　　我采访他的时候，曾问道：“您的名字苏步青，据说得义于‘数不清’谐音，从小就要当数学家。”

　　“哪里，哪里。”他连连摇头，“我的名字，是我爸爸取的。‘步青’，就是‘平步青云’嘛，就是‘出人头地’的旧思想。跟数学毫无关系！什么‘数不清’？完全是瞎编瞎传！我小时候在穷山沟里，做梦也想不到会当数学家。”

　　他是浙江温州市平阳县人。在一次温州籍人士聚会上，他曾历数温州籍的数学家：复旦大学数学系系主任谷超豪教授，厦门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方徒植教授，西安交大数学系系主任徐桂芳教授，杭州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白正国教授，美国宾州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杨忠道教授，上海华东师大副校长李锐夫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项式忠教授，美国加州大学项武义教授……

　　他又以浓厚的故乡情意回忆说：“温州出黄鱼。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咸菜烧黄鱼，真鲜哪！”

　　与会者大笑。

　　不料，有人向苏步青提问道：“温州出了这么多数学家，听说跟吃黄鱼有关系！”

　　顿时爆发哄堂大笑。

　　此刻，我们的数学大师反而不笑。

　　等大家笑够了，他满脸严肃的神色，一本正经地答道：“数学家跟黄鱼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研究数学，那是因为当时我们穷，国家也很穷，而

　　研究数学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我们是奋斗出来的！”谁也不笑了。在苏步青说出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时——“我们是奋斗出来的！”猛然间，他的形象清楚地“显影”了！

　　他，为人风趣、开朗，而在事业上刻苦、认真。

　　他的诗词热情奔放，他的数学论文一丝不苟——哦，如果你有机会看一下他的手稿，每一个字都像刻蜡纸似的端端正正！

　　华罗庚的“架子”

　　写作背景

　　跟《苏步青的笑与不笑》一样，《华罗庚的“架子”》也是我应南京《青春》文学杂志所写的一组人物素描中的一篇。

　　《华罗庚的“架子”》同样是笔调轻松的散文，写我与华罗庚院士的直接交往。贯穿这篇散文的主线是“架子”：我从华罗庚的“架子”说起，从“架子”大到解开“架子”之谜，然后以两个生动的事例反衬华罗庚没有“架子”，最后归结到“他来自平民，他在名震世界之后依然保持着平民的品格”。

　　我曾经多次采访过华罗庚，并为华罗庚写了报告文学，还与他相约写《华罗庚传》——只是由于他在1985年6月12日下午4时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演讲时突然倒在讲台上而离世，使我的采访计划半途中止，未能完成《华罗庚传》。

　　说实在的，一开始，华罗庚给我的印象并不太好——架子大。

　　为了采访他，我从上海给他寄去公函，杳无音讯。

　　到了北京，给他的办公室挂了电话，秘书说华老没空。

　　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把介绍信递给他的秘书。秘书收下介绍信，却没有定下采访时间。

　　“大数学家的架子太大！”我打消了采访他的念头。

　　时隔一年，我在北京出席会议，偶然，在代表名册上看到华罗庚的大名。

　　我又动心了，试着给华罗庚住的房间里挂电话。铃声响过，有人接电话说：“我是华罗庚呀！”

　　我提起了公函、介绍信之类往事，电话里居然说：“我不知道呀！”

　　嗬，架子大，还装糊涂！我直截了当地问：“华老，我想采访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

　　电话里又居然说：“我现在就有空，你来呀！”

　　嗬，这么痛快？！

　　我上楼，找到了他住的房间。那时大约晚上7点光景，屋里昏暗，只是床头柜上亮着一盏台灯。华老已躺在床上，双手捧着一本破皮外文数学专著。

　　他让我在床前坐下来。我这才发觉，他的鼻子里插着橡皮管，床上放着一个枕头那么大的氧气袋。他有点不舒服。

　　这时，我反而犹豫起来：华老生病了，采访会不会加重他的病情？他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情，说道：“没关系。我晚上反正没什么事。秘书下班了，回家去了，这儿只剩我一个人。”

　　一聊，我明白了：原来，并不是华老架子大，是秘书“挡驾”！

　　华老告诉我一个窍门：“以后，你晚上给我来电话。我没事儿，就让你来。”

　　我自从知道这个“窍门”，在会议期间，差不多每个晚上都给华老挂电话，每次都得到他的同意。有一次，他有空，甚至还主动给我挂电话！

　　就这样，我为他写了一篇报告文学。

　　确实，他是个平易近人的大科学家，坦率而真诚。幸亏有那次会议——不然，我会把“架子”跟华罗庚一直联系在一起，冤枉了他。

　　对了，关于华罗庚的“架子”，还可以添上两笔。

　　后来，我在上海一家银行采访一位30多岁的营业员，叫沈有根，他说起华罗庚。他手头有许多华罗庚写给他的信，我感到奇怪，他怎么会结识这位数学大师的呢？

　　原来，他本来在北京上中学。“文革”开始的时候，听说华罗庚给贴了大字报，就跑到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室里去看望华罗庚。就这样，认识了华罗庚。“不识时务”的他，居然拿出数学题，向华罗庚请教。在那样的时刻、那样的地方，怎么可以讨论数学？华罗庚把家里的地址告诉小沈，让他在星期天或晚间上他家。

　　就这样，一个小数学迷成了大数学家的座上客。华罗庚教他数学，跟

　　他聊天。迄今，小沈还记得华老富有哲理的话：

　　“华老师，我准备自学数学。行吗？”

　　“准备自学的人，要比那些上大学的人，毅力大20倍才行！”

　　“具备什么样的基础，才能搞数学研究？”

　　“什么基础、学历都可以，关键在善于思索，独立思考！”

　　后来，小沈作为“知青”，到老家浙江萧山插队落户。临行，华罗庚题诗赠他。小沈给他去信，他总亲笔回复，从不叫秘书代劳……

　　对了，说起华罗庚的信，“戴维逊奖”获得者、长沙铁道学院数学教授侯振挺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念中学时，听说华罗庚的大名，给他写了一封信，请教怎样学数学。华罗庚给他写了回信。就是那封信，决定了侯振挺毕生的道路……

　　对了，说起华罗庚的信，我也收到过呢。那是我查到了他最早的数学论文——发表在1930年《科学》杂志上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我曾听他说起，手头已没有这篇文章，就复印一份送他。区区小事，他也亲笔复信：

　　叶永烈同志：

　　由大庆回来后，今天又将去呼和浩特，桌上见到有您寄来50年前拙作的复制品。

　　高谊至感，行色匆匆，聊书几行以谢。

　　华罗庚

　　1983.8.8.

　　他在“行色匆匆”之际，还要“聊书几行”，真令人感动。从那有点潦草的字迹似乎可以看出，他并不光给我复信，而是一口气亲笔回复了许多封信——连信封上的地址也都是他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