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聚首(2)

　　张太雷8岁的时候，父亲便病逝了。靠着亲戚的接济，他艰难地在常州读完小学、中学。在中学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英语，跟赵世炎很相似。

　　张太雷

　　17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这样，他从常州来到了北京。不过，北京大学的学制长，家境贫寒的他难以维持。于是，才念了几个月，他便转往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一边读书，一边在《华北明星报》做英文翻译。

　　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太雷是天津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担任天津学生评议会的评议长。他曾作为天津学生代表赴京请愿，跟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有了联系。他结识了李大钊，也结识了周恩来，开始从一般的进步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原本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过六年，所以跟张太雷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

　　张太雷还在北大结识了罗章龙，罗章龙介绍他认识了那位来自俄国海参崴的汉学家鲍立维教授。鲍立维刚来中国时，先是住在天津“特别一区”。这位教授跟俄共（布）有着许多联系。

　　北京的华俄通讯社招聘工作人员，张太雷应征，为这家通讯社做些翻译工作，跟俄共（布）有了更多的联系。

　　1920年4月，维经斯基率“记者团”来到北京。经鲍立维介绍，张太雷去北京拜晤了维经斯基。维经斯基用英语跟他交谈，非常欣赏这位风度潇洒、英语流利、精力充沛而又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青年。

　　张太雷成了当时活跃的“三张”之一。不过，张国焘、张申府还只是奔忙于北京—上海之间，而张太雷则在天津—北京—上海之间频繁往返。

　　张太雷所住的琉克斯旅馆

　　1920年6月，已经在北洋大学毕业的张太雷赶往上海。在那里，他参与了陈独秀、维经斯基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当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他也参与其事。不久，他又来到北京，参与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并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回到天津，他筹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起草了中国第一个团章：

　　1.宗旨——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

　　2.方法——①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并对工人进行教育工作；②调查工人的状况；③散发文献书籍；④基础的宣传鼓动；⑤组织讨论；⑥出版文献读物；⑦邀请名人演讲；⑧组织研究社会主义；⑨协助组织罢工。

　　3.一切人，不分民族和身份，均可成为天津共青团团员：①学生；②工人和农民；③人力车夫；④铁路工人；⑤搬运工人；⑥店员；⑦士兵；⑧经大多数团员赞成的所有同情者。

　　4.加入天津共青团组织需由两名或两名以上团员介绍。

　　第3条中说到的“士兵”，由两人介绍可被吸收入团；而凡为“同情者”，须得大多数团员的同意才能被接纳。

　　5.开除团籍——如果某个团员作出了危害其他团员的行动，或是发生了不道德的行为，那么，根据两名或两名以上团员的呈报，经大多数团员同意，他就要被开除出团。

　　6.经费由团员自愿捐献。

　　7.执行机构为书记处或各小组的代表、工人状况调查委员会、社会主义研究部。各部门负责人每月选举一次。

　　8.会议时间——例会定为每星期一次。

　　9.补充条款——修改本章程，需有三名团员提议，由全体大会通过。[2]

　　1920年12月16日夜，张太雷兴奋地跟一位路过天津的朋友用常州话谈到深夜。

　　这位朋友斯斯文文，一副金丝边框眼镜后闪烁着精明聪慧的目光。他跟张太雷有着同乡、同窗之谊，比张太雷小1岁。此时的他，初出茅庐，后来他的大名震撼中国——瞿秋白！

　　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于1920年10月15日获得远东共和国派驻北京的使节优林的签证，获准前往苏俄采访，成为中国第一个访问红色苏俄的记者（日后他写了《赤都心史》）。

　　常州三杰：瞿秋白（左）、张太雷（中）与恽代英（右）

　　虽然后来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不过此时的瞿秋白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只是明显地倾向于共产党罢了。

　　瞿秋白在天津逗留了两天，然后由张太雷送他登上北去的火车，经哈尔滨进入苏俄。真是无巧不成书，路过哈尔滨时，瞿秋白竟在那里遇上参加过共产国际“一大”、“二大”的刘绍周。当时，刘绍周随张斯麐代表团回来，正在哈尔滨。只是刘绍周竟不知道中国各地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以致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出席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

　　送走了瞿秋白，过了1921年的春节（辛酉年正月初一为1921年2月8日），张太雷忽然接李大钊的通知，要他马上赶往北京。

　　在北京饭店，张太雷见到了从广州回来的维经斯基。张太雷获知，经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大钊商议，决定派他前往伊尔库茨克工作。

　　于是，张太雷和维经斯基的“记者团”同行。这时，原先与维经斯基一起来华的俄共（布）党员杨明斋仍在上海，张太雷也就成了“记者团”离华时的翻译。

　　[1]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革命的东方》1928年4、5期合刊，莫斯科出版。

　　[2]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革命的东方》1928年4、5期合刊，莫斯科出版。

　　共产国际“三大”在克里姆林宫举行

　　莫斯科“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刊物《革命的东方》，在1928年第4、5期合刊中，发表1921年6月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一份报告中，其中有这么一段：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太雷于1921年的春天到达了伊尔库茨克，为了与远东书记处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书记处指示他准备一个报告，并在即将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交出来……

　　在《革命的东方》杂志披露的这份报告中，提及了一个名叫“杨和德”的中国共产党代表：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代表杨和德（译音）也来到了伊尔库茨克。这两个中国人[1]和远东书记处的代表举行了多次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决定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中国支部……

　　张太雷和杨和德于1921年6月离开伊尔库茨克，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这位“杨和德”，又被译为“杨厚德”。在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回忆张太雷》一书第193页中，特地加了一条注释：“按俄文音译，应为杨厚德，旧译杨和德，系从英文转译。”

　　不论怎么译，这位“杨和德”能够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被派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而且又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当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

　　不过，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屈指可数，就连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也有名册可查。可是，查来查去，没有“杨和德”、“杨厚德”其人。

　　其实，“杨和德”、“杨厚德”都只是音译罢了，他的准确的中文名字应为杨好德。

　　那么，杨好德又是谁呢？

　　杨明斋的本名叫杨好德！

　　杨明斋本来作为俄共（布）党员派往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后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如今，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被派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完全合乎情理。确实，他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伊尔库茨克最恰当的人选。

　　杨明斋是在张太雷抵达伊尔库茨克之后到达那里的。

　　在1921年3月29日，另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上海出发，单身一人前往莫斯科，他便是俞秀松。他的英语也不错。他是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到苏俄出席少共国际“二大”的。

　　当年，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大”交错在莫斯科举行：

　　共产国际“三大”于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安德烈大厅里举行；

　　少共国际“二大”于1921年7月9日至7月23日在莫斯科齐明歌剧院举行。

　　代表也是互相交错的：张太雷既是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又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少共国际“二大”。

　　俞秀松呢，既是少共国际“二大”的中国代表，同时也列席了共产国际“三大”。

　　此外，杨明斋的一批学生，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过的学员，正好在这时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也轮流列席了共产国际“三大”，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任作民、廖平化、胡士廉、任岳、卜士奇、彭述之、谢文锦、华林、曹靖华等。

　　抵达莫斯科不久的瞿秋白，作为记者，也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他，他乡遇故知——张太雷。他向张太雷表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太雷也答应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共产国际“三大”是一次气势磅礴、规模宏大的会议，当时苏俄已经击败了入侵者，结束了四年内战，踏上了胜利的阶梯。诚如共产国际的名誉主席列宁所说：“我们现在是第一次在这样的条件下开会：现在共产国际已经不只是一句口号，而真正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组织机构，它在各个最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了自己的基础，真实的基础。”[2]也就是说，苏俄已经牢牢地站稳脚跟，从四年的围困之中解脱出来了。

　　出席这届共产国际会议的有52个国家103个组织的605位代表，出席开幕式的多达5000多人。

　　记者瞿秋白当时是这么写的：

　　共产国际举行第三次大会开幕式。大剧院5000余座位都占得满满的，在台上四望，真是人海如潮，万头攒动。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3]

　　大会由季诺维也夫主持。在他宣布开会之后，大厅里响起了嘹亮的《国际歌》歌声。歌声使人们记起1871年5月28日巴黎公社最后的一个堡垒——拉雪兹神甫公墓——被凡尔赛军队攻破时，那血流成河的壮烈的场景。受诗人鲍狄埃所写歌词的深深感染，瞿秋白首次把《国际歌》译成中文，后来在1923年，又经萧三转译，陈乔年配歌。那“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就一定要实现）的歌声，从此在中国四处传唱。

　　列宁出现了，大厅里掌声雷动。瞿秋白是这么描述的：

　　安德烈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堆站着人山。电气照相机开灯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般的鼓掌声所吞没……[4]

　　瞿秋白还写道：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谈几句，他指给我几篇东方问题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5]

　　在7月12日的共产国际“三大”闭幕式上，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作大会发言。由于发言者多，限定每位代表发言时间为五分钟。

　　张太雷说：

　　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加以注视，不惜一切给予支援。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就是世界三个资本主义支柱之一的倒塌……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急需活动的时机。[6]

　　张太雷最后说：

　　在必然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7]

　　他高呼：

　　世界革命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第一回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言——虽然在共产国际“一大”时，有刘绍周、张永奎参加；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有刘绍周、安恩学列席，但出席“一大”，刘绍周、张永奎所代表的是“旅俄华工联合会”，出席“二大”，刘绍周、安恩学代表的是“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闭幕式上的讲话稿

　　在如此庄重、宏大的会议上，却不见那位在共产国际“二大”上被选为执行委员的马林。

　　马林哪里去了呢？

　　如同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他成了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他在那里转往中国，执行列宁交给他的任务——帮助中国正式建立共产党……

　　[1]另一个即指张太雷。

　　[2]《列宁全集》第32卷，第156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第22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第22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第22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一大”前后》第3册，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7]《“一大”前后》第3册，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密探监视着来到上海的马林

　　1921年4月，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

　　马林离开维也纳南下，登轮船经过地中海，通过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印度洋，朝东进发——他走的是一条与维经斯基、张太雷、杨明斋、俞秀松、瞿秋白不同的路线。维经斯基他们走的是上海—北京—哈尔滨—满洲里—赤塔，然后沿西伯利亚大铁道，经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秋明，抵达莫斯科。这条陆路，不知多少俄共（布）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来来往往，人称“红色丝绸之路”。

　　马林与众不同。他不是俄共（布）党员。他是在1920年8月，直接受命于列宁的。他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而维经斯基来华时是俄共（布）的代表。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马林的职务远远高于维经斯基。

　　由于种种耽搁，马林在1921年4月动身来华。他实际上是在继续维经斯基离华之后尚未完成的工作，然而，他与维经斯基却未曾遇面，彼此之间没有交接。他甚至没有去过伊尔库茨克。

　　马林来华是列宁向共产国际推荐的。列宁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列宁推荐书的内容，原是马林来华之后，在1922年5、6月间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的。这份报告共13页，是用德文写成的。当时马林在荷兰，当他把报告寄往莫斯科时，荷兰中央情报所截获了这一邮件。如今，这一文件保存于荷兰司法部档案处。在这份报告里，马林详细写及他在中国的一系列活动……

　　正因为马林早已引起注意，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尽管如此，马林在路过新加坡时，还是秘密会见了正在那里的印尼共产党人巴尔斯和达尔索诺。

　　马林尚在途中，荷兰驻印尼总督府一等秘书便于5月17日、5月26日、5月28日三度致函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密报马林行踪，并寄去了马林的照片。荷兰外交大臣也于5月18日致函荷兰驻华公使，要求公使“将荷兰危险的革命宣传鼓动者出现在远东的情况通报中国政府”。

　　最为详尽的，要算是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在1921年5月30日致荷兰驻华公使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