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聚首(3)

　　不久前，荷属东印度政府电告，谓被从殖民属地驱逐出境的共产党人斯内夫利特已乘“英斯布鲁克”号汽轮（又名“阿奎利亚”号）从新加坡来上海。稍后几日，其同党和支持者巴尔斯亦偕妻动身来沪……

　　“英斯布鲁克”号将于6月初抵沪……

　　此间，我已将他们即将来沪一事通知各捕房。

　　鉴于我认为目前尚无理由对此三人立即采取行动，而应首先弄清他们的行动计划是否属实，因此我已请各有关捕房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他们保持监视。[1]

　　也就在这一天，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致函上海工部局，通报了斯内夫利特和巴尔斯这两名“共产党人”正在前往上海，并要求务必“密切注意他们的行动”。他还同时“通知中国警察界和公共租界捕房”。

　　6月3日，意大利的“阿奎利亚”号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马林刚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现存于档案之中的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信，第124号，1921年6月17日，G类156（所有G类材料统属荷兰外交部文件），总号2349，清楚地记载着马林的行踪：

　　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利亚号到达上海，住在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德烈森。[2]

　　这“东方饭店”，实际上就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维经斯基一行刚抵上海之际，也下榻于此。

　　马林下榻于大东旅社32号房间。翌日，他化名“安德烈森”，前往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办理手续，声称自己的职业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社记者”。不过，当他与中国人交往时，则用了一个中国化名——“倪公卿”。

　　马林的同事、印尼共产党人巴尔斯偕其17岁的爪哇妻子，也住进了大东旅社。巴尔斯化名“达姆龙”。

　　荷兰驻华公使在1921年7月1日致荷兰外交大臣的信中，这样透露巴尔斯夫妇的行踪：

　　巴氏夫妇于6月10日离开上海前往哈尔滨，拟赴西伯利亚。荷属东印度政府已请我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监视其乘火车去哈尔滨的行踪，日本当局负责监视他们去西伯利亚的情况。

　　也就在这封信中，荷兰驻华公使清楚地点明了马林的身份：

　　我通知了中国政府：斯内夫利特系由莫斯科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派前来远东进行革命煽动的……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注视马林的一举一动。档案中所存信件还表明，就连在印尼三宝珑的马林的妻子也受到监视，马林与妻子的通信被逐封拆查，以求从中获得关于马林的情报……

　　有不少书籍是说马林先抵北京——

　　例一，《包惠僧回忆录》：

　　1921年6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3]

　　例二，《李大钊传》：

　　“一大”前夕，共产国际派马林和李克诺斯基为代表，来到中国。他们也是先到北京，大钊同志同他们进行了交谈，并委派邓中夏同志陪同他们去上海。[4]

　　邓中夏

　　实际上，现存的上海法租界密探对马林的监视记录是准确的，即马林是在1921年6月3日乘“阿奎利亚号”抵达上海。[5]在这方面，倒是密探“帮助”了历史学家！马林从南方坐海船来华，确实也只可能先抵达上海，而不可能先到北京。

　　同样，在那“G类”档案，亦即荷兰外交部的文件中，还有密探们关于马林行踪的跟踪记载：

　　斯内夫利特于1921年7月14日离开南京路东方饭店，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

　　麦根路，即今上海石门二路，与北京西路交叉。张国焘也曾回忆说，他去拜访过马林，当时马林“寄居在爱文义路一个德国人的家里”。爱文义路，即今北京西路。张国焘的回忆与密探当时的记录相符。

　　G类档案中还记载：

　　9月底，他到汇山路[6]俄国人里亚赞诺夫（Рязанов）家居住。在这个地方一直住到1921年12月10日。

　　汇山路，即今上海霍山路。霍山路在离市中心较远的杨树浦。大抵马林为了躲避密探的监视，特地住到了僻远的霍山路，却仍在密探的监视之中！

　　倒是应当“感谢”密探们，把马林在上海的行踪查得如此清楚、准确，并记录在案，以至为笔者在多年后写《红色的起点》省掉了很多考证的时间！

　　[1]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2]以下“G类”档案文献均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3]《包惠僧回忆录》，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李大钊传》，第11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有人误译为“威赛德路”。

　　尼科尔斯基之谜终于揭开

　　马林刚到上海，便和先期抵沪的弗兰姆堡接上了关系。

　　弗兰姆堡（Fremberg），又译为福罗姆别尔，在1920年1月奉派来华。他本来在俄共（布）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东方民族部情报局工作，这次来华，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而是由工会国际联合会驻赤塔远东书记处代表斯穆尔基斯派出的。工会国际联合会诞生于1920年7月15日，由苏俄以及西班牙、意大利等许多国家的工会代表在莫斯科开会而成立的。后来，在1921年7月，以工会国际联合会为基础，成立了红色工会国际（又译赤色职工国际）。它与少共国际一样，受共产国际指导，主要从事红色工会的领导工作。弗兰姆堡来到上海，便与维经斯基接头。因此，马林找到了弗兰姆堡，就得到了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种种情报。

　　与马林同时抵达上海的，还有一位名叫尼科尔斯基的俄国人。

　　尼科尔斯基后来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然而，多少年来，这位尼科尔斯基一直是个谜——在中国共产党“一大”的15位出席者之中，唯独找不到他的照片，也查不到他的身世，甚至就连他当时是以什么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也众说纷纭。

　　多少年来，这个谜未能揭开。

　　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著作，凡是涉及尼科尔斯基，总是寥寥数句，语焉不详，而且各唱各的调。

　　包惠僧是把尼科尔斯基当作“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如前文已经引述的“1921年6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

　　此处的“李克诺斯基”，亦即尼科尔斯基。

　　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提及一段李达告诉他的话：

　　他[1]又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责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

　　这就是说，尼科尔斯基（即尼科罗夫斯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且是马林的“助手”。

　　刘仁静在《回忆党的“一大”》中，只提到一句：

　　另一个尼科尔斯基，是俄国人，搞职工运动的。他不懂英语，马林讲话，是我替他做翻译的。

　　这么说来，尼科尔斯基是“搞职工运动的”。

　　至于周佛海，对尼科尔斯基毫无印象，以至在《往矣集》中把尼科尔斯基错记为维经斯基（即吴庭斯基）：

　　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林和吴庭斯基也出席。

　　在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文献中，能够找到的关于尼科尔斯基的记载，也就是以上这点东鳞西爪。

　　正因为这样，在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简明词典》中，关于尼科尔斯基（即尼柯尔斯基）的条目，只有这么几句话：

　　〔尼柯尔斯基〕（Ликонσский）又称李克诺斯基，俄国人，1921年6月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到上海，与马林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同时又执行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同年12月离华回国。

　　没有写及生卒年月，没有道明他来华之前及来华之后的经历——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实在不知道。这一条目可以说是囊括了在1987年时所有关于尼科尔斯基的信息。

　　为什么这么多年未能揭开尼科尔斯基之谜？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以为，“尼科尔斯基”极可能是一个临时使用的化名，诚如马林有着一打以上的化名一样。倘若按照“乐文松”或者“安德烈森”之类化名去查找，也很难查明马林的身世。

　　尼科尔斯基画像

　　不过，多少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怀念尼科尔斯基——因为他毕竟是曾经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位国际友人——希冀有朝一日知道他的身世，以及他后来的下落。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一直在寻觅着尼科尔斯基——因为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15个人之中，唯有他成了未知数“×”。

　　不过，这个“×”，终于在不久前解开了……

　　1986年5月21日中午，两位中国女性飞抵荷兰。其中一位54岁，名叫杨云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精熟英语；另一位比她小5岁，名叫李玉贞，精熟俄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多年。这两位中国女专家在荷兰汉学家班国瑞先生的帮助下，埋头于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查阅了一大堆特殊的档案。

　　中国的学者是在1984年跟荷兰莱顿大学当代政治学研究者安东尼赛奇的交谈中，得知荷兰存有一批马林档案的。

　　这一信息很快传进杨云若、李玉贞的耳朵里。在荷兰学者的帮助下，她俩决定前往那里，查阅马林档案。

　　马林是荷兰人，在1942年去世。他的夫人后来也去世。他的女儿、女婿把马林所有来往信件、文稿、遗物整理出来，再把荷兰的警方原先监视马林所留下的记录——时光冲淡了隐秘，原本属于绝密的保险柜中的东西，如今可以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收集在一起，也就形成了“马林档案”。

　　中国的两位女性是为着研究马林而去的。在一大堆档案中，查到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她们甚至看到了1921年12月发给马林的孙中山“大本营出入证”。

　　在这些文件中，英文的文件由杨云若来查看，俄文的文件由李玉贞来查看，而德文的文件则请班国瑞协助翻译。

　　在马林档案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些涉及尼科尔斯基的内容。马林一份手稿中写道：

　　1921年6月，（远东）书记处派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工作，我也同时到达那里。

　　这表明，尼科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的，并非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

　　马林还写道：

　　和尼科尔斯基同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来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

　　这清楚表明，尼科尔斯基绝非马林的“助手”，他俩是由共产国际的不同部门派出的。虽然马林的职务比他高，但马林“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

　　还有一段话，也颇重要：

　　尼科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的指令中说，党[2]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有这种监护关系。

　　这表明，尼科尔斯基所执行的是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指令——他的确是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派出并直接受那里领导的。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寻觅尼科尔斯基的同时，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专家们也在研究这个谜一样的人物。

　　1987年，一位名叫斯维廖夫的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人员，前来中国人民大学，在李良志副教授指导下进修。斯维廖夫告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苏联方面已经找到了有关尼科尔斯基的档案。

　　1988年，当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卡尔图诺娃博士来华访问时，李玉贞向她问及尼科尔斯基的情况，卡尔图诺娃证实确已找到不少关于尼科尔斯基的材料——是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档案中查到的。

　　果真，1989年第2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发表了卡尔图诺娃的论文《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人》，首次披露了尼科尔斯基的身世。这篇论文是颇有价值的，只是标题不甚确切，因为尼科尔斯基在中国不是“被遗忘”，而是多年寻觅未得——也许在苏联，他由于蒙冤遭错杀而把他遗忘了。

　　1989年7、8期合刊《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李玉贞的《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尼科尔斯基》一文，依据卡尔图诺娃的论文，在中国首次介绍了尼科尔斯基的身世：

　　尼科尔斯基，原名涅伊曼-尼科尔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勃拉莫维奇，即贝尔格·维克多·亚历山德罗维奇，生于1898年，卒于1943年。1921年加入俄共（布），曾在赤塔商学院读完三年级的课程。1919～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的部队服役，1921年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此时曾用名瓦西里和瓦西里耶夫。1921～1925年在中国东北工作，1926年从哈巴罗夫斯克到赤塔。1938年被捕并受到诬陷说他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五年后（1943年）被错杀。后得到平反昭雪。

　　至此，尼科尔斯基之谜总算揭开。当然，这只是开始，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

　　这么看来，尼科尔斯基倒是他的本名，并非化名。他前来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时，只有23岁，而且刚刚加入俄共（布），是个当了两年兵的大学生，又不大会讲英语。正是因为这样，他言语不多，像是马林的“助手”一般，所以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虽然如此，尼科尔斯基毕竟直接与伊尔库茨克保持联系，按照伊尔库茨克的指令行事，就这一点而言，这位23岁的小伙子担负着很重要的使命。

　　[1]指李达。

　　[2]指中国共产党。

　　“二李”发出了召开“一大”的通知

　　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的屋顶花园名叫“天韵楼”，是个夏日的好去处。晚风徐徐，灯光淡淡，或谈情说爱，或洽谈生意，那里自由自在。只是那里收费颇高，要么洋人，要么“高等华人”，才会在这高高的花园里饮茶聊天。

　　住在永安公司楼上大东旅社的马林，自知可能有密探在暗中监视他，因此与人约会，几乎不请入房间，而是在华灯初上，约会于楼顶的花园。

　　有时，需要在白天约会，他总是选择人流如潮、热闹非凡的“大世界”或“新世界”，与人见面。

　　马林通过弗兰姆堡，跟尼科尔斯基建立了联系。然后，又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李汉俊这“二李”秘密见面。

　　“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他俩往往与马林长谈，唯尼科尔斯基因语言不通，在一旁默默无语。

　　马林听了“二李”的汇报，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如李达后来所回忆的：

　　6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1]

　　马林拿出了带来的经费，每一位代表发给路费100银元，回去时再给50银元。

　　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因为上海当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