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成立(2)

　　在上文提到过的那个屋顶花园，张国焘向马林和尼科尔斯基讲述着讨论的意见，讲述着党纲和决议的初稿。马林听着、听着，当他听到那句“联合共产国际”，顿时双眉紧锁。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他认为应当不折不扣地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

　　马林要求出席大会，他要亲自向代表们说明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决议……

　　[1]李玉贞：《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尼科尔斯基》，《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7、8期合刊。

　　[2]《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7月30日，闷热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那汗还是不住地从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云四涌，凉风骤袭，仿佛一场雷雨要从天而降。然而，俄顷风定云滞，一点雨也未落下来，显得益发热不可耐。

　　这些天，薛文淑上楼、下楼，常见到餐厅里坐满了人。餐厅的上半截为木条网格，所以上下楼梯时总能看到餐厅里的情形。只是李书城关照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她从不过问。

　　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

　　马林来了，尼科尔斯基也来了。

　　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突然大吐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晚上8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一个面孔陌生、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这便是留存在当时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偶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那里得知，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于1990年8月9日前往薛寓拜访。

　　薛耕莘先生在介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时，谈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忆了这桩重要史实……

　　叶永烈于1990年8月9日前去拜访薛先生。薛先生当时已经八十有六。他是混血儿，父亲中国人，母亲英国人。1929年，他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

　　据薛耕莘先生告知，1921年7月30日晚，那个不速之客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

　　程子卿，字则周，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生于1885年，曾在镇江南门越城内何益顺米店当学徒，读过三年私塾。在米店里他经常两臂挟两个袋包，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程子卿虽不会讲法语，但因臂力过人，于1911年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黄金荣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后为督察长），程子卿被黄金荣看中，从巡捕升为探目以至探长，并曾经在上海钧培里黄金荣家长住。

　　从薛耕莘先生出示他当年穿警服时与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看出程子卿的身体确实相当壮实。

　　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在20世纪30年代末曾与他谈及前往李公馆侦查中国共产党“一大”之事（当时只知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不知是中国共产党“一大”）。薛耕莘有个习惯，常把重要见闻记于自己的笔记本。当时，他曾记录了程子卿的谈话内容。解放后，薛耕莘被捕入狱，他的笔记本被收缴。倘从档案部门寻觅，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查到当年他笔录的原文。现在他虽已不能回忆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一事，他记得很清楚。

　　后来经许洪新先生查证，薛耕莘先生解放后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一所劳改农场服刑时，曾于1968年6月1日亲笔写过一份关于程子卿的交代材料，上面还盖有他的指纹和农场军管小组的印章。该材料的第四条如下：

　　1921年中共在上海成立时，由他[1]向法当局报告，后由他车[2]法帝当局命令，禁止中共开成立大会（地址在上海萨坡赛路望志路口），不得已改在嘉兴开的。[3]

　　这清楚表明，早在1968年，薛耕莘先生就对程子卿闯入中共“一大”会场作了交代。只是他把贝勒路误记为萨坡赛路。尽管薛耕莘这一交代内容重要，可是在“文革”岁月，在内蒙古的劳改农场，没有谁会注意他提供的重要信息。

　　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与蒋介石有过交往，但也与宋庆龄有着联系，做过一些有益的事。这样，解放后经宋庆龄说明有关情况，程子卿未曾入狱，在家赋闲，依靠房租收入维持生活。1956年，他病故于上海……

　　居中者为程子卿，右为薛耕莘

　　在不速之客程子卿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

　　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李汉俊是那里的主人，他自然不会走。他和陈公博在楼上书房里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神经过敏，还是真的有包打听在作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

　　陈公博写的第一篇回忆文章，便是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之外，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国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了要遨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诫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们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

　　法租界程子卿的警察证件上写着职务是“侦探督察长”

　　大约这一事件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三年之后，他在美国写《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也提及此事：

　　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许多议案尚在考虑和讨论中，这时法国警察突然出现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告，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十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四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收于《寒风集》）中，非常详尽地描述了这一事件。不过，内容基本上跟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差不多，只是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簿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他们）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48支烟卷全部吸光！

　　幸亏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的一场大劫。

　　据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回忆：

　　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李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以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因为书城曾对我说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汉俊回来后我没有问，他也没有提这件事……[4]

　　[1]指程子卿。

　　[2]似应为“转”。

　　[3]许洪新：《中共“一大”会议中的突发事件》，《上海滩》2011年第7期。

　　[4]1989年9月11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薛文淑及李书城、薛文淑的女儿李小文。

　　子夜作出紧急决定

　　法国警察和密探们离去之后，陈公博因吸了一听香烟而未喝过一口茶而口干难熬，李汉俊吩咐廖师傅烧水沏茶。

　　陈公博才呷了几口清茶，忽地又闻楼梯响，陡地一惊，以为警察和密探杀了“回马枪”。

　　抬头一看，只见从楼梯上来一个人，正在探头探脑。此人非别人，却是包惠僧！

　　原来，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包惠僧和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也就穿小巷，走里弄，拐入老渔阳里，走进2号——当年陈独秀的住处，如今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

　　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异样动静，牵挂着李公馆里究竟如何，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去看看。

　　“法国巡捕刚走。此非善地，你我还是赶快走吧！”陈公博简单地向包惠僧介绍了刚才惊险的一幕之后，对他说道。

　　于是，包惠僧先走。

　　李汉俊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

　　包惠僧点了点头，消失在夜幕之中。

　　他走出李公馆不远，正巧遇上一辆黄包车，便跳了上去说：“到三马路！”

　　三马路，即今汉口路。那时，称南京路为大马路，九江路为二马路，福州路为四马路，广东路为五马路，北海路为六马路。

　　包惠僧在三马路买了点东西，回头看看没有“尾巴”，便叫车夫拉到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然后，又东拐西弯，这才折入环龙路，付了车钱。待黄包车走远，包惠僧步入老渔阳里，来到了2号，李达给他开了门。当时已是午夜时分，李达家中还亮着灯光。屋子里，好多人聚在他家中，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包惠僧——因为渔阳里离李公馆并不远，而包惠僧竟一去多时未返，大家为他捏了一把汗！

　　包惠僧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果真是法国巡警出动，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觉。只是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离开了李公馆之后，怕甩不掉跟踪者，未敢到老渔阳里来，在上海城里兜了几个圈子，各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说道。

　　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因为他去年在西湖智果寺住了三个多星期，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很熟悉那里，愿做向导，明日一早带领代表们奔赴那里。

　　周佛海原本因肚子大痛大泻未去李公馆，迷迷糊糊躺在博文女校楼上。将近午夜，忽听有人上楼，睁眼一看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从老渔阳里2号来的，想弄清博文女校的情况。

　　毛泽东轻声问他：“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

　　周佛海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经毛泽东一说，他才知李公馆遇到了麻烦。看看博文女校楼上的铺位全都空着，便知事态严重。

　　“走，我们一起到李达家去商量。”周佛海这时腹泻已好了些，便与毛泽东一起朝老渔阳里2号走去……

　　不约而同，大多数代表都聚集在了这里。

　　“我倒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听了周佛海的话，开口了。她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但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打从开始筹备会议，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这时，看到代表们聚集在她家，一副焦急的神态，她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也去过，那里确实很安静。”李达曾在王会悟陪同下游过南湖，对那里的印象不错。

　　“到嘉兴的火车多吗？”代表们问。

　　“很多。从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要路过嘉兴。”王会悟说，“我每一次回桐乡老家，都要在嘉兴下火车，很熟悉火车时刻表。最好是坐早上7点35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10点25分就可以到达嘉兴。另外，上午9时、10时，各有一趟慢车，不过到了嘉兴，就要中午以后了。另外，下午2点50分，还有一趟特快。坐这趟车的话，得在嘉兴过夜。”

　　经王会悟这“老土地”一说，代表们心中有数了。

　　“我看最好是坐上午7点35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说，“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捕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

　　李达的意见，得到了代表们一致赞同。

　　考虑到马林、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

　　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