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隋唐时期腐败反腐败的历史条件和反腐政策(5)

　　二是制度调整既已成为新的政策重心，调整的方向却又存在着两难选择。要按王道仁政来做，这没有问题，问题是武后以来的变局，已不能不使旧式王道颜色消退而渐不合时宜。事实上，玄宗当年登位臻治的十大方略，几近于把贞观美政一一来过，但时移势迁，太宗所定制度正在变化或瓦解，太宗式仁政的边际效应亦已迅速缩小。要在这样的前提下推进或延续太平盛世，就不能不选择那种相当不同于，甚或经常有悖于传统王道的调整方向。尖锐的矛盾由此而凸显。一方是恪守理想和捍卫王道的正直士大夫，一方是不断打破现状和践踏原则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分子。历史又恰恰让后者来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而把前者放到了制度调整和变革的对立面。《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史臣认为“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天宝已还，小人道长”，从而归结玄宗朝由治而乱的原因为“用人之失”。与武则天时期相类，对玄宗时期的“小人道长”也必须在社会变迁和制度调整的大背景下来认识。于是四方觊觎之心渐生，解决问题的时机特别是朝廷的权威，正在这种进退不得的尴尬萎懦之态中不断流失。

　　此时的玄宗还能怎么办呢？他只能站在这两大势力和趋向中间，既平衡制约又首鼠两端，既左右逢源也两头受气。扩充税源和集中财力不仅是维持财政和调整原有财赋体制的方向，更是当时重建朝廷军力和强化统一控制的命脉所系，乃是势所必为之事，但具体推行者和反对者的情态，却只能使之在对“聚敛之臣”的一片非议声中曲折前行。参见《旧唐书》卷一百五《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传》。另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一编《财政机构及职能》第一章《唐后期财政机构的确立及演变》第一节《开天时财政机构的变化》。开元时期若干重要制度调整过程的严重滞后，正是朝野上下在调整方向上总是严重对立，统治集团在选择上往往面临分裂局面的结果。当时能够顺利进行的，也只是那些鲜有异议又极可妆成盛世气象的事情：兴礼乐，行封禅，修政典，定格令，直至上元长假，天下大酺。至于王道仁政所含的一般举措，如赈灾济穷、减徭免赋、兴学重教、厚俗养生之类，开元初年以来也无时或息一直在做。只是三十余年过去，玄宗倦了，其励精图治之心渐歇，而老来爱情的迁就盲目奢靡浪漫之火却正熊熊燃起。《新唐书》卷五《玄宗纪》末史臣论玄宗平韦氏之乱，“而又败以女子。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女祸”和玄宗侈靡纵欲是一个问题，但把治乱转折全归于此，就过于简单了。这也使制度调整过程易于发生严重疏失，使调整期中易于发生的用人和吏治问题更为严重，使朝廷权威的流失更加迅速，终于使危机无从避免而在整个统治体系中问题丛凑的边镇猛然爆发再迅速蔓延。

　　安史之乱后的朝廷，长期面临着严峻的军政形势和连绵的内忧外患，吏治的下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腐败的蔓延和抑制从来都要受多种事态的牵制和影响，中晚唐正是一个事态百出、乱象纷呈的时期。诸如藩镇、蕃胡、财政之类的重大问题，无不事关全局，也都极大地冲击和牵动着吏治状况，但对之影响最剧的仍是基本政策。唐廷现在面临的基本任务和政策，就是要在多线作战中重建或维持一统秩序。要达到这一目的，就一定要解决导致安史之乱的结构性问题，有效地消除制度调整紊杂滞后和朝廷权威不断流失的原因，而这些问题和原因，正孕育和发展于开元以来政策重心变迁和制度调整过程的重重困难之中。因此，当肃、代之际两京渐复，蓟北忽收，朝廷终于从大乱之余喘过气来，玄宗所曾面临的两难选择和深刻矛盾不能不在代、德两朝再度凸显。其相关事态的不断发展，不仅是理解安史之乱后种种局面包括吏治问题的关键，也是贯穿于中晚唐直至北宋历史的一条基本线索。

　　如果撂下那些浮在面上的策略和事态，真正决定和主导着中晚唐政局和历史路向的，正是围绕着上述基本问题而展开的过程。平心而论，代宗和德宗皆不乏美政，尤其德宗登位之初的仁政，曾令武夫释戈而万民欢欣，皆以为“圣天子再出”而太平可期，但却仍有事变迭生，京师再陷，天子颠沛流离，百姓水深火热。这个事实本身已雄辩地说明，不针对和解决基本问题的王道仁政是软弱乏力的。在当时情势下，要在藩镇和蕃胡反逆作乱的严峻现实下重建一统秩序，必须遵循的逻辑仍然是：继续展开玄宗时期以集中财力和强化理财体制为中心的制度调整过程。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代、德两朝政局的基本态势，很像是玄宗后期“小人道长”局面的再现和放大：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二编《财政收支》第八章《唐代后期：中国财政史上的新时代》第一节《挟工商之术：官吏与观念》。一方面是元载、王缙、第五琦、刘晏、杨炎、卢杞、韩滉、张延赏、裴延龄等精明“小人”一个个迅速登进，凡此诸人多善理财、擅吏事、有能名，政治上常谀佞求宠而党同伐异、行不以道、反复无常，故为主流士大夫所鄙而常论之为“小人”。从事于扩充税源和集中财力、制订两税法、推进种种相关制度的调整；一方面是杨绾、崔祐甫、张镒、萧復、柳浑、颜真卿、李勉、陆贽、赵憬等彬彬“君子”正身立朝，凡此诸人多博通坟典，任清要之职，恪守正道而多公论谠言，品行上则清贞淳厚，为一时士大夫之领袖。然其往往守道有余而干练不足。不断捍卫和倡扬着王道仁政，声讨着聚敛奸佞之臣，也为朝廷维护着天下一尊所必需的精神资源和道德权威。一方面是“小人”们相继被贬责甚至杀掉，以惩处其结党营私、贪赃不法，更用以平复喧腾的“物议”和强大的对抗，以免统治集团的分裂；一方面是“君子”们郁郁不得其志而陆续被罢相、撤职或流放，以便推动基本问题的解决，让制度调整朝着更加实用却往往背离了旧式仁政的方向继续前进。很明显，在这样一种“君子”和“小人”的不断分裂和轮回中，无论是政治还是吏治，又怎能不一步步走向沉沦呢？而历史的悲剧和深刻性在于，君子们一力主张的王道仁政固亦重要，但为宪宗时期削平反逆藩镇重振朝廷权威提供了充要条件的，还是代宗和德宗依靠“小人”们重建起来的理财体制和聚敛起来的财力。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刘晏、杨炎乃至于卢杞等人的工作，以卢杞为例，《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一《李勉传》、卷一百三十五《卢杞传》皆载德宗“谓勉曰：‘众人皆言卢杞奸邪，朕何不知，卿知其状乎？’对曰：‘天下皆知其奸邪，独陛下不知，所以为奸邪也。’”这说明卢杞并无彰显之罪，而只是价值观及政见与当时君子不同。本传载其“奸邪”，要者无非是排挤正士，“忌能妒贤，迎吠阴害”。然德宗既不以为非，说明卢杞的手段虽阴险，所为却符合当时推行基本政策的需要。至于其进用赵赞刻剥长安富商，税间架、算除陌，这种主要针对商户富室的加税路径，其影响亦甚长远。也就没有裴度的淮西功德和宪宗的“元和中兴”。

　　代、德两朝的上述事态对理解整部晚唐史都具有锁钥意义，因为此后政局递嬗的大要，仍由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维持一统秩序和制度调整方向的矛盾所主导。所发展了的，乃是宪宗以来这种矛盾终于在君子和小人之争的长期薰育中，演变成为意气用事的“党争”和赤裸裸的分裂局面。对此无计可施的皇帝，就只好更多地信用代、德时期已为政坛要角的内廷宠臣特别是宦官。因而党争的越演越烈与宦官的尾大不掉，实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其基本的土壤，正是由长期以来围绕着基本问题和基本政策而出现的分歧和分裂局面所积淀出来的。对于吏治和反腐局面来说，元和末年党争和宦官专权局面的终于形成，实际已经宣告了腐败之风再也无法真正遏制和逆转，也提示了李唐王室再难维持一统秩序的失败结局。即便文宗和武宗都有若干整顿吏治的有力措施，《旧唐书》卷十七上《文宗纪上》载宝历二年十二月乙巳帝即位，庚申下诏除弊布新，“帝在藩邸，知两朝之积弊，此时厘革，并出宸衷，士民相庆，喜理道之复兴矣”。同书卷十七下《文宗纪下》大和四年四月壬戌又载“文宗承长庆、宝历奢靡之风，锐意惩革，躬行俭素，以率厉之”。宣宗在这方面更有“小太宗”之誉，《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篇末史臣曰：“臣尝闻黎老言大中故事，献文皇帝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自宝历以来，中人擅权，事多假借，京师豪右，大扰穷民。洎大中临驭，一之日权豪敛迹，二之日奸臣畏法，三之日阍寺詟气。由是刑政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路。”却都因政坛格局的多重掣肘而功效有限，无助于基本问题的解决和统治危机的缓和，也就无法遏止其根基的不断朽烂和国势日蹙的势头。李唐的一尊地位，至此已只能靠各股势力的“恐怖平衡”来维持了。参见《日知录》卷九《藩镇》。

　　从隋唐基本政策递嬗与政治及吏治局面的深切关系中，可以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在总结南北朝政局及其各种制度和政策的发展态势，结束连绵数百年的战乱和苦难时，主要由汉儒所诠释的王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否以争取天下民心为一切制度和政策的旨归，直接决定了隋唐之际的治乱成败。但在适应社会变迁大势而开创未来时，以往所总结的王道，又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新的领域和一系列新问题，对此的处理同样决定了有唐以来数百年中的治乱安危和历史走向。争取天下民心的王道仁政不止是口号或旗帜，不同时期体现其内涵的各种制度、政策和措施，及其由此而成长起来的社会阶层和集团，都可以把黑暗带向光明，又从光明沦入黑暗，之间伴随着一幕幕对立面冲突和转化的悲剧和喜剧。因而大道之行，绝非是墨守圣者的教导和贤者的成规，而是一种前仆后继不断践履而生机无限的新陈代谢。唐代以来围绕统治方略和制度调整方向所展现的矛盾和事态，实际上已开启了一个不断“寻找新的王道”而波澜曲折的历史运动，其脉络贯穿于整个近古时期，而其余波则至今未歇。1961年11月6日，应台湾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之邀，胡适在其英文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中说：“我认为我们东方的古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我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的。”其论一出，引出徐复观撰文《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刊于《民主评论》（1961年12月20日），意在捍卫儒家文化和古老的东方文明，又引起了多位学者对之的讨论，从而刺激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复苏。胡适逝世前一年所开启的这场讨论，仍可以看作唐宋以来“寻找新的王道”的历史运动的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