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章 元代官僚知识分子的反腐败思想(3)

　　第四节重视教育教化的作用

　　有的官僚士大夫指出，官场歪风邪气肆虐，奔竞逐利，唯利是图，淫奢极欲，虚伪无信，致使腐败之风日益严重，也严重腐蚀了社会风气。胡祗遹指出：“即今观之，上自执政，下及州县，以掊克聚敛为通才，以苞苴邀结为得计，不究己之才不才，甫沾一命，即望台司，金玉满堂，愈怀贪冒。出忧国之一言，众指以为妖讹；举爱民之一事，咸皆以为狂妄。虚文具于督责，实效堕于杳茫。败事者无罪，成算者无功。廉公谨饬者反谓之好名，赃污贼蠹者反谓之才干。驵侩曳青紫，倡优佩章印。夺攘矫虔布满中外，长舌利口变是为非，婢膝奴颜进阶增秩。甚至鬻女而货妻，奚啻吮痈而舔痔。言语煦煦相取下，而戈戟伏于中心；同仕数年再相遇，则白眼若不相识。小人同恶相济，结为朋党，此千古之常情也，今则不然。相誓指天日非诚也，刺血为盟言非诚也，握手出肺肝非诚也，出妻见子非诚也，升堂拜父母非诚也，通才纳贿非诚也。面誉而背非，朝诺而夕畔。虽蛇蝎虎狼不食其类，乃甘心而忍为；虽鬼蜮倡优不欺其徒，乃面谩而无耻。诡谲不测，变诈无穷。人心之恶，一至于此，内外同风，不以为怪。……示己之才，陷人于罪，归功于己，嫁祸于人，欺天罔上，具文无实，交结权贵，增秩迁官，谄媚士夫，沽名钓誉。民困瘁而不恤，忧私财之不足，致紊乱而反喜，得纵恣而为奸。加之常宪宽弛，恶不必罚，善不必褒，以不公之毁誉，定人才之黜陟，以风闻之是非，为功过之实迹，苟且灭裂，贪污日甚一日。”《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三《杂著·县政要式》。

　　他们主张加强对官员及官员后备队伍的思想教育，弘扬儒家思想，兴学重教，反对奢侈之风，以提高社会的道德风尚和官吏的道德素质，预防腐败的滋生。辅弼元世祖建立宏纲大政的儒臣们对此多有论述。窦默说：“三代所以风俗淳厚、历数长久者，皆设学养士所致。今宜建学立师，博选贵族子弟教之，以示风化之本。”《元史》卷一百五十八《窦默传》。姚枢请“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以为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之基”［元］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见《元文类》卷六十。。胡祗遹说圣人防范私欲膨胀、引导人性朝着良性发展靠的是“礼乐教化之功”，“设庠序学校以训诲教养之，熏陶以诗书礼乐，以成德焉”，“教而不从，董之以威”，《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三《杂著·县政要式》。就是说，教化是防患于未然，惩治是救恶于已然，应教化先行。王恽呼吁科举取士，为国家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认为“若科举事行，必须先立学校，使人人力学。学校者，国家之化原人材之大本也，但自教育中来人，终是通古今，解公事，知廉耻，识忠义，鲜过犯，如此，岂非好人欤？由是观之，庠序科举，以之育材取士，最为急务，理合举行。……如此，则上可以副圣主求贤致理之心，下庶几多得人材，大补铨选内外百官之用。不然，人情急于进用，势利所在，侥竞成俗。若此风一煽，治道无由而隆，风俗因之而靡，尚何选法之有成？故时政所先，莫此为重”《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七《乌台日事》“请举行科举事状”条。元成宗即位后，王恽上书陈十五事，其一“选士”，以为“选取人材，最为方今切务”，而“科举取士，历代讲究，既公且当，无逾于此”。见《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十九《元贞守成事鉴》。。布衣儒士赵天麟请“导宗室以学问”，官宦之家不令子孙就学的听台宪官纠举，以促其修身养性，克服骄奢淫逸之恶习，使国家得有用之才。参见［元］赵天麟《请导宗室以学问》，《论清阀阅》，《元代奏议集录》（上）。许衡希望“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元世祖任命他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并亲自选择蒙古贵族子弟，交给他立学授业。在朝廷上遭到权臣阿合马挤兑的许衡欣然听命，高兴地说：“此吾事也。国人（按：指蒙古人）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元史》卷一百五十八《许衡传》。后来，许有壬追述世祖时期设置学校培养人才的经验，呼吁国家应加强对蒙古官僚贵族子弟的培养教育，而“培养之道无他，在乎学校而已。世祖皇帝用许鲁斋（按：许衡）为国子先生，当时蒙古生员教育成材者何限！至于集赛（按：即怯薛）、鹰房皆知所谓三纲五常。今之学者，不过粗识文字，又复废之，使乳臭之子骤膺重任，礼义廉耻视为何物？惟欲保其富贵，又安知君臣之义？隳事陨身，乃其宜也。今后拟合令蒙古人员子孙弟侄必须入学，培养教育，使之有成，而后量材授职”《至正集》卷七十七《公移·正始十事》。。士大夫认为，要政治清廉，礼乐教化与法制禁令应相辅相成，“既兴礼乐以教民，又严法制以惩恶。盖礼乐兴则教化洽，法制严则奸贪惧”《滋溪文稿》卷二十六《章疏·论不可数赦》。，二者之中礼乐教化是根本，学校教育又是礼乐教化的关键。

　　“以道德政事名于天下”［元］贡师泰《牧民忠告序》，见《牧民忠告》，《吏学指南（外三种）》。的张养浩，身体力行儒家修身治国之理想，并结合自己的仕宦实践，著有《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向贵族官僚地主们倡导儒家的政治思想。勤政爱民、反腐倡廉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如《牧民忠告》卷上《拜命》篇“戒贪”条：“普天率土，生人无穷也。然受国宠灵，而为民司牧者，能几何人！既受命以牧斯民矣，而不能守公廉之心，是不自爱也，宁不为世所诮耶？况一身之微，所享能几，厥心谿壑，适以自贼。一或罪及，上辜国恩，中贻亲辱，下使乡邻朋友蒙垢包羞。虽任累千金，不足以偿一夕缧绁之苦。与其戚于已败，曷若严于未然！嗟尔有官，所宜深戒。”《上任》篇“禁家人侵渔”条说：“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中既不给，其势必当取于人。或营利以侵民，或因讼而纳贿，或名假贷，或托姻属，宴馈征逐，通室无禁。以致动相掣肘，威无所施。己虽日昌，民则日瘁；己虽日欢，民则日怨。由是而坐败辱者，盖骈首骊踵也。”张养浩认为台宪官首要的是自律，其次就是警示、教育官员廉洁奉公，教育官员、防范腐败比惩治、纠弹犯罪更重要，而且台宪官的警示教育具有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风宪忠告》第二“示教”篇说：“甚矣，人之不可无教也！生知如圣人，犹胥教诲，胥训告，况不能圣人万一者，可忽焉而不务哉！大抵常人之情，苟非其所惮，虽耳提面命，则亦不足发其良心。何则？非所素服素畏故也。今夫庶司之职为众所畏服者，莫如风宪，诚因监莅于彼，或始上之日会所属而勖之曰：‘彼之官，重者廷授，次者省授，又次则吏部授，大小虽殊，无非国家臣子。为人臣子，奸污不法，人孰汝容！夫纳贿营私，所得甚少，所丧甚多。与其事败治汝，曷若先事而教之为愈哉！吾之此言虽曰薄汝，实厚汝也；虽若毒汝，实恩汝也。’苟能如是谕之，吾知退而必有率德改行，易凶恶为善良者矣。且刑罚不足致治，教之而使不犯，为治之道莫尚焉。”［元］张养浩《牧民忠告》、《风宪忠告》，见《吏学指南（外三种）》。

　　一本由元代士绅编著的日常生活百科全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其仕宦门首引《文公小学书嘉言篇》，是朱熹等理学家有关当官处事的行为守则的语录，接下来引述南宋学者真德秀等人的议论，总结出“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的“四事箴”，以及“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禁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赋役不均、重叠摧科、吏辈下乡、低价买物”的“十害箴”。其谨身门“劝善录”援引历史上的人物故事，依据因果报应论列举了“受财枉法”、“贪饕罪戾”、“剽窃公帑”、“享用太侈”、“财物去留不常”等劝人勤廉行善的道理。这种说教内容反映了一般官僚地主、士大夫重视通过日常家庭教育培养清廉官员的政治理想。元代还有一本专供各部门吏胥及想做吏胥的人阅读的手册，书名《习吏幼学指南》，或简称《吏学指南》，《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照录此书全文。其内容主要是对官府行政文书、法律术语的名词解释，但也有对吏胥行为准则的道德说教。如引录宋太宗颁行天下、南宋以来州县衙署所立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还记录了本朝浙西提刑司所立的“戒石铭”：“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其中“诸箴”引录唐宋及本朝的官箴言，“诸说”是历代有关为政清廉、修身律己的说教，最后收录的是官箴性质的《为政九要》。《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有的士大夫主张在官衙“颁降戒谕圣训，书之屏风，使朝夕仰视，知所惩劝”，时刻起到警示作用。《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六《乌台笔补》“论州县阙廨宇事状”条。

　　官僚士大夫提倡以史为鉴。如前所述，元世祖时，儒士们借侍从讲读的机会，给皇帝、太子、大臣们讲解《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史书。王恽类编历代史事，进呈《承华事略》给真金太子，内分广孝、立爱、进学、择术、崇儒、听政、亲贤、去邪、从谏、尚俭、戒逸等二十目；成宗即位后，又献《守成事鉴》一书。参见《元史》卷一百一十五《裕宗真金传》，卷一百六十七《王恽传》。元末名儒李好文，奉命于端本堂教学皇太子。他认为欲求古圣帝贤王之道，必须尊崇儒学。他摘录儒家经典，选录史传，参考先儒论说，尤其是有关治国理乱的思想，加以自己的学术见解，仿照南宋真德秀著名的《大学衍义》的体例，编著《端本堂经训要义》一书，作为太子学习的教材。他又收集历代帝王事迹及古史有关治乱兴衰的记载，编纂成书，供太子参阅。参见《元史》卷一百八十三《李好文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