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章 辽金元腐败问题的历史启示(1)

　　第一节贵族政治助长腐败

　　王公贵族贪婪攫取权力和财富。通过分封和赏赐获得大量的土地、财产和人口，掌握着军政大权，子弟可以通过世袭、荫补、充当怯薛等途径继续做官。但他们欲壑难填，还大肆兼并土地，荫庇户口，抑良为奴，不断将他们的亲信、随从甚至奴隶充塞进官员队伍，又公然贪污贿赂，买官卖官，玩法鬻狱，滥杀无辜。据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中书省臣奏：“诸人恃恩径奏，玺书不由中书，直下翰林院给与者，今核其数，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余道，皆干田土、户口、金银铁冶、增余课程、进贡奇货、钱谷、选法、词讼、造作等事，害及于民，请尽追夺之。”《元史》卷二十三《武宗本纪二》至大二年正月。恃恩径奏诸人无非就是诸王、公主、驸马以及怯薛等近臣。他们拿着圣旨，公然兼并土地、人口，掠夺矿产资源，瓜分赋税，牟取暴利，扰乱行政、司法。只要他们不觊觎帝位，所作所为不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他们的贵族身份，就有如一件护身符，能使他们受到格外的庇护。如，诏令一再禁止诸王擅杀罪人，他们却置若罔闻。元贞元年（1295年），驸马济宁王擅杀罪人，御史台弹劾他，成宗只是谕旨令济宁王知过。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诸王孛兰奚因私怨杀人，罪当死，主管蒙古人刑狱的大宗正也可扎鲁忽赤以其贵为皇族，从轻发落，杖责流徙而已。参见《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纪一》元贞元年六月，卷二十三《武宗本纪二》至大二年十一月。诏令也一再禁止王公贵族搅扰沮坏内外衙门事务，一再禁止近侍人等隔越中书省请托奏事，但有似一纸空文。近侍虽有擅传圣旨、欺上瞒下的行径，皇帝也并不严厉责罚，何况，只要皇帝高兴，近侍的各种要求总能得到满足。泛滥赏赐、请托求官无不如此。如在中书省的一再要求下，武宗说他已颁降制书，禁止他人干预中书政务，但是接着又说：“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内降文记及传旨至中书省，其执之以来，朕将加罪。”既已下了禁令，这位皇帝又给自己允许近侍持内降文记或传旨至中书省、干预中书政务留了一手。贵族的特权，皇帝的包庇、纵容，正是王公贵族横行霸道、有恃无恐的根源。

　　元朝“贵游子弟，用即显官”《元史》卷一百七十三《崔彧传》。。蒙古、色目、汉人贵族大官僚子弟，尚未成年就被任以高官要职，多数不学无术，骄奢淫逸，贪赃枉法。贵族专权恣肆，培植私党。“淫僧邪巫、庸医谬卜、游食末作，及因事亡命无赖之徒，往往依庇诸侯王、驸马，为其腹心羽翼。无位者以之而求进，有罪者以之而祈免。出则假其势以陵人，因其众而结党；入则离间宗戚，造构事端，啖以甘言，中以诡计”《时政书》，《元代奏议集录》（下）。。这是元朝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重要表现，也是腐败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诸王还在中书省、枢密院、大宗正府安插断事官（扎鲁忽赤），作为自己行政、军事、司法利益的代言人。朝廷也曾有意加强对王公贵族的控制，如禁止他们私自兼并土地和人口，擅自征收赋税，限制他们的司法权和用人权，限制他们过度使用驿站车船，但皇帝的包庇、纵容，以及对王公贵族本身强大势力的妥协，使他们有恃无恐，并不断扩充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增加要挟皇帝和朝廷的筹码。仁宗时尝试由中书省任命投下路府州县达鲁花赤，以失败告终。

　　贵族专政导致政治、经济、司法、军事权力完全掌握在一小撮特权阶层手中。而特权本身有如腐蚀剂，使拥有它的人欲壑难填，目空一切，不受法律和制度的约束，胡作非为，视人民为草芥，视官吏为奴仆，视法律为儿戏。皇帝本身是这个特权阶层的一员，与贵族集团利益休戚相关，他不但无法控制贵族的恣意妄为，而且往往同流合污。贵族专政体制下，政治腐败确是变本加厉，而且愈加突出。

　　第二节监察制度名实不副无助于反腐

　　元朝统治者对各级监察机构的重要性不是没有认识到。元世祖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明宗曾训诫台臣说：“天下国家，譬犹一人之身，中书则右手也，枢密则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医，省院阙失，不以御史治之可乎？”见《元史》卷三十一《明宗本纪》天历二年四月。武宗说：“风宪为纪纲之司，民生休戚，官政废举，关系非轻。”仁宗说：“风宪之官，职应耳目，纠劾百司。凡政令之从违，生民之休戚，言责所关，实要且重。”《宪台通纪》“整治台纲”条，至大二年九月、四年四月诏。武宗卒于至大四年正月，四年四月的诏书是仁宗所颁。但元代的监察制度其实是有名无实的。世祖至元年间，程钜夫曾感言：“国朝内有御史台，外有行台、按察司，其所以关防贪官污吏者可谓严矣，而贪污狼藉者往往而是，何也？盖其弊在于以征赃为急务，于按劾则具文。”《雪楼集》卷十《奏议存稿·吏治五事·置贪赃籍》。如“体覆”是元朝政府各部门上级对下级及监察机构对各部门逐级审查文档的一项行政监察制度，本意是减少失误，稽查非违，但在执行过程中，“体覆”却带来吏冗文繁、事久不决、互相推诿、舞文弄法、降低行政效率的弊端，实际成为虚文往返，失去行政监察的功用。参见《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一《杂著·论体覆之弊》。真可谓法愈密而奸愈巧。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圣旨有云：“比闻各道（按：肃政廉访司）按治失宜，事渐不举，有司往往多不奉职。”《宪台通纪》“命伯忽脱欢答剌罕并为御史大夫制”条。

　　泰定帝即位后也称“比因委任失宜，纪纲废弛”《宪台通纪》“命秃忽鲁纽泽并为御史大夫制”条。。元朝后期的士大夫许有壬说，当时的台察官普遍“辞难避事，玩废岁月，因循苟且，培养资品而已。百姓之利病，官员之贪廉，盖漠如也”《至正集》卷七十四《公移·风宪十事·会议还司》。。越到元朝后期，监察制度越形同虚设。顺帝至正年间《整治台纲》圣旨列举了台纲废弛的种种表现，如监察御史考察廉访司官优劣的制度，监察御史、廉访司官审问囚犯的制度，各道总司检查分司文卷的制度，各道廉访司官分巡州县的制度等等，“近年以来，多不遵守”，“上下相容，视为文具”。《南台备要》“整治台纲”条。顺帝朝权相燕帖木儿、伯颜、脱脱、答麻相继用弟侄为御史大夫，“台省要任，乃皆萃于一门”，御史台“非亲不举，非雠不弹，执此之论，反谓当然”。《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台察官真可谓助纣为虐了。

　　官僚贵族常常阻挠、非议台察的工作，甚至诽谤、诬陷台察官。元世祖晚年曾问他所信任的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哈剌哈孙：“风宪之职，人多言其挠吏治，信乎？”哈剌哈孙回答说：“朝廷设此以纠奸慝，贪吏疾之，妄为谤耳。”《元史》卷一百三十六《哈剌哈孙传》。成宗即位后，有人上书说，台谏“职专纠弹，不悦者众。又近年以来，被劾者欲缓己罪，反行诬告，权臣因之沮抑，靡所不至”《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十九《元贞守成事鉴·重台谏》。元顺帝后至元五年，御史台官员在奏文中也反映各地贪赃之徒巧生奸计，百般诬陷风宪官。见《宪台通纪续集》“赃污风宪”条。。台察官员纠察非违，查处贪官污吏的工作，往往也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如曾任江西榷茶转运使的卢世荣，任内贪赃，追缴到官、未到官赃款赃物数额巨大。元世祖不顾监察御史上书反对，竟然任命他为中书右丞，负责理财。参见《论卢世荣奸邪状》，见《元文类》卷十四。至元后期桑哥当政时，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盗掘宋室皇陵、宋大臣冢墓，窃取随葬金银、珠宝，又兼并土地两万余亩，私庇平民二万三千户不向国家交纳赋税，杀伤无辜四人，台、省官员乞正典刑以告天下，元世祖不听，还把他被没收的土地、人口退还给他。参见《元史》卷十七《世祖本纪十四》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卷二百二《释老传》。大德年间，御史台臣弹劾江浙行省平章阿里不法，成宗很不高兴地说：“阿里朕所信任，台臣屡以为言，非所以劝大臣也。后有言者，朕当不恕。”《元史》卷二十一《成宗本纪四》大德七年十月。泰定帝时，监察御史上奏：“西商鬻宝，动以数十万锭，今水旱民贫，请节其费。”奏牍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批示，没过几天就又“命市珠宝首饰”。《元史》卷三十《泰定帝本纪二》泰定四年正月。监察御史弹劾宣抚使朵儿只班、学士李塔剌海、刘绍祖“庸鄙不胜任”，中书省臣说三人都是勋旧子孙，罪无实状，不应罢免，应该训诫宪台不得空言妄劾，泰定帝首肯；监察御史又弹劾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童童“世官河南，大为奸利”，请调往别处任职，同样不听。《元史》卷三十《泰定帝本纪二》泰定三年五月，四年八月。台察负责荐举廉能，但“所荐举者，呈省到部，俾同故纸，虽有异才，终不见用。言既不行，因以为欺”《上奏一纲二十目·核实》，《元代奏议集录》（下）。。上书言事，有益于政者“往往堆案盈几，略不省察，类皆送部，置架阁库而已”《上奏一纲二十目》序，《元代奏议集录》（下）。本奏疏的“核实”目说：“年来官庶所陈，不为少矣，未闻纳一谏，从一事，岂为虚文求言乎？”，言利献宝、歌功颂德者得官升职。

　　台察官有时得罪了皇帝和权臣，还不免受到惩处和迫害。阿合马、桑哥等专权，党同伐异，对敢于弹劾他们的台察官罗织罪名流放、籍没甚至处死。如监察御史姚天福、程思廉因纠弹阿合马而被降职或被拘捕入狱；御史中丞崔彧因奏劾卢世荣而忤旨罢职；参见《元史》卷一百六十八《姚天福传》，卷一百六十三《程思廉传》，卷一百七十三《崔彧传》。桑哥及其同党“迫御史中丞刘宣自裁，锢治书侍御史陈天祥，罢御史大夫门答占、侍御史程文海，杖监察御史”。《元史》卷一百七十三《叶李传》。据卷一百六十八《刘宣传》，至元二十五年，刘宣任行台御史中丞，时行御史台纠劾行尚书省丞相忙古带不法行为，忙古带令人诬告行台，朝廷逮捕刘宣及行台监察御史六人，刘宣自刭于解送牢狱的路上。锢陈天祥事，见卷一百六十八《陈天祥传》。成宗曾以妄言罪笞责过监察御史，参见《元史》卷十九《成宗本纪二》大德元年六月。监察御史斡罗失剌言御史中丞崔彧兄有罪，不当给还所籍家产，受笞。英宗信谗言杀害反对造寿安山佛寺的监察御史锁咬儿哈的迷失、观音宝，参见《元史》卷二十七《英宗本纪一》至治元年二月，卷一百二十四《锁咬儿哈的迷失传》。权相铁木迭儿罗织罪名杀害弹劾过自己的御史中丞杨朵儿只、平章政事萧拜住。参见《元史》卷一百七十六《曹伯启传》。泰定帝时，中书参知政事杨廷玉贪赃，台臣奉旨逮捕、鞫讯，得罪了杨廷玉的上司、丞相倒剌沙。倒剌沙诬陷台臣欺罔圣上，拟予处决，经监察御史张起岩等激烈廷争，才免于处死，被罢黜乡里。参见《元史》卷一百八十二《张起岩传》。一些骄横的官员、军将也不把台察官放在眼里，如元世祖时宣慰使薛阇干被告发有罪，廉访司派佥事讯问，薛阇干率领军人扣押并羞辱负责讯问的佥事，强行把告发人带走。参见《元史》卷一百七十三《崔彧传》。在这种情况下，台宪官普遍明哲保身，得过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