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期望的效应
第九章 期望的效应
为什么期待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费城老鹰队 Vs．纽约巨人队
假如你是费城老鹰队的球迷，正在和你的朋友一起看美式橄榄球赛——费城老鹰队对纽约巨人队。可惜的是，你这位朋友偏偏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又是纽约巨人队的铁杆支持者。你们两个人怎么会成为朋友，你也搞不明白。但是你俩同宿舍住了一个学期，你开始喜欢他了，尽管你对他的橄榄球欣赏能力不敢恭维。
现在场上老鹰队落后5分，但球在他们手中，双方叫停时间都已用完。比赛是第四节，时钟显示离比赛结束还剩六秒。球在12英尺线上，老鹰队四个外接手一字摆开准备最后一搏。四分卫一下子把球举起，但马上又缩回掩护空挡，四个外接手如同离弦之箭冲向底线，就在计时秒针指向终点的刹那间，四分卫把球高高地传到了底线，老鹰队的一个外接手从底线拐角附近腾空而起，一记漂壳的鱼跃把球抓在手中。
裁判鸣笛，示意底线触地，6分！老鹰队的队员们呼啦啦一下子涌进球场，欢呼胜利。但是先别忙，外接手接球时双脚都在界内吗？从赛场的超大显示屏上看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于是巨人队的教练要求回放录像。你转向你的朋友，说：“你看啊！这个球接得太漂亮了！他根本没出界，为什么还要回放录像？”你朋友咆哮着反驳：“明明出界了！我就不信裁判没看见！只有傻瓜才认为他在界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那个支持巨人队的朋友是在一厢情愿地考虑问题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甚至在说谎？或者是他对球队的忠诚和期待他们赢球的热望使他头脑发昏，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判断能力？
一天傍晚，我一边考虑这个问题，一边漫步穿过坎布里奇，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沃克纪念堂。两个好朋友——都是诚实君子——怎么会对比赛中的同一个高传球，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为什么总有人同时目击了同一事件，但双方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却做了完全相反的解释？为什么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却从截然对立的角度看待一个不识字的小学生，采取了水火不容的立场？为什么夫妻交恶，但是争吵起来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我的一个朋友，作为外国记者曾经在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住过一段时间。他这样描述了对爱尔兰共和军的一次采访。采访中传来消息，梅兹监狱——负责关押大批爱尔兰共和军分子的监狱——的典狱长被暗杀。可以理解，当时在我朋友身边的那些共和军人员为此感到高兴，认为是他们的胜利。但是，英国人却完全不这样看。第二天，伦敦各大媒体的标题几乎都是火药味十足，主张对爱尔兰共和军实行报复。我生长在以色列，对这种暴力循环并不感到陌生，世界上的暴力现象也并不少见。人们对暴力冲突已经司空见惯，却很少静下来想一想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暴力冲突？是历史、民族、政治方面的原因，还是我们本性中就存在某些非理性的东西，鼓励我们对抗，引导我们对同一事件，根据自己的立场而采取完全不同的观察角度呢？
添加香醋的啤酒
我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伦纳德·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沙恩·弗雷德里克对这些深奥的问题无法做出回答。但是为了探索人类这一基本状况的根源，我们决定设计一系列简单的实验，来研究我们先前的印象如何蒙蔽自己观察问题的视线。我们最后采用的方法非常简单——不涉及宗教、政治，甚至和体育运动都无关，只要用啤酒就够了。
沃克纪念堂前面有两列高大的希腊式柱子，中间是宽阔的台阶，台阶上面就是入口。进门后右转，就能看到两个房间，地上是早在电灯发明以前就铺在那里的地毯，加上与之相配的古老的家具，空气中弥漫着酒精和炸花生米的气味，让人一进来就感到亲切和惬意。欢迎光临马迪·查尔斯酒吧——麻省理工学院的两家酒吧之一。以后的几周，我和伦纳德、沙恩要在这里开展我们一系列的实验，实验的目的就是要弄清，人们的预期是否影响他们对后来事物的观点——说得更具体一点，酒吧的客人对某种啤酒的预期是否能形成他们对啤酒口味的评判标准。
我来进一步解释一下。给马迪·查尔斯酒吧客人上的啤酒品种之一是百威；另一种，我们给它一个昵称——麻省理工学院特酿。“麻省理工学院特酿一是什么酒？它基本上就是百威，只是加了点“秘密配料”——每盎司啤酒加两滴意大利香醋。（有些麻省理工学院学生不承认百威是“啤酒”，所以，后来的实验中我们把它叫做山姆·亚当斯——在波士顿，多数人把这种饮料称作“啤酒”。）
当天晚上七点多钟，杰弗瑞，计算机专业二年级博士生，很幸运地踏进马迪·查尔斯酒吧的大门。“我可以给你推荐两小杯免费啤酒样品吗？”伦纳德迎上去，问道。杰弗瑞同意后，伦纳德把他带到一张桌子旁边，桌子上摆着两个小啤酒杯，里面是带白色泡沫的饮料，一只杯子上标着“A”，另一只标着“B”。杰弗瑞端起一杯，尝了一口，若有所思地含在口中咂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第二种尝了一口。“再给你来一大杯，你要哪一种？”伦纳德问。杰弗瑞认真考虑了一下，既然还有一大杯免费的，他可一定要挑选最喜欢的来享用。
杰弗瑞选择了“B”，端着杯子去找他的朋友（最近本校一些学生刚从加州理工学院“借”来一尊大炮，放在酒吧里展示，他们正围着大炮聊得起劲）。杰弗瑞不知道，他刚才品尝的两种饮料就是百威和麻省理工学院特酿——他后来选的是加了意大利香醋的麻省理工学院特酿。
几分钟以后，来自德国的访问学生尼娜，走了进来。 “来杯免费啤酒？”伦纳德问。她嫣然一笑，点了点头。这一次，伦纳德作了进一步介绍，他说，啤酒A，是一种市场上的普通啤酒，啤酒B则是加了几滴意大利香醋的调制啤酒。尼娜都做了品尝。样品酒喝完了（她喝加醋啤酒B时皱了一下鼻子），她示意要一大杯啤酒A。伦纳德给她倒了一大杯普通百威，尼娜接过去，高兴地找她那些正在喝酒的朋友去了。
杰弗瑞和尼娜仅仅是参与实验的几百个学生中的两个。但他们的反应是很有代表性的。事先不告诉他们，多数人选择加了醋的麻省理工学院特酿，事先告诉他们所谓特酿只不过是加了醋的百威，反应就截然不同了。掺了醋的饮料一入口，他们就皱起了鼻子，马上要求换百威。你们可预料到的教训是，你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某种东西可能味道不好，结果十有八九他们会跟着你走——他们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体验，而是因为预期。
书读到这里，如果你突发奇想，要开个啤酒厂，专门制造添加香醋的啤酒，那么，我劝你认真考虑以下两点：第一，如果人们阅读了商品标签上的成分表，或者从其他途径了解到你的配方，他们肯定不喜欢你的啤酒。第二，意大利香醋实际上价格不菲——即使它能让你的啤酒味道好一些，但从成本上来说，还是得不偿失，有这些钱，你还不如去投资酿造更高档的啤酒。
添加异常调味品的咖啡
啤酒不过是我们实验的开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生喝咖啡的也不少。
于是，一个周日，我和哈佛商学院教授埃利·奥非克、伦敦商学院教授马尔科·贝尔蒂尼，在校园里开了一家临时咖啡馆，过路的学生，只要答应喝了咖啡之后回答几个问题，就可以免费喝。临时咖啡馆前一下子排起了长队，我们每个入发一杯咖啡，然后把他们带到一张桌子旁边，上面摆着各种咖啡添加材料——鲜奶、奶油、稀释奶油、白糖，还有红糖。我们还特地准备了各种不常见的调味料——丁香、豆蔻、橘皮、茴香、甜味红辣椒粉，还有小豆蔻——让参与者自由选择。
参与者按各自的爱好往咖啡里加了调料（那些不常见的调味料根本没有人动过），品尝过了之后，每个人填了一张调查表，回答了表里的问题：咖啡味道如何，是否希望学校的餐厅卖这种特制咖啡，如果卖的话，他们能够接受的价格是多少，等等。
以后几天里，我们继续送咖啡，但我们不时地改变异常调味料的容器。有时我们把它们放在漂亮的镶金嵌银的玻璃器皿里，摆到铮明瓦亮的金属盘子上，旁边还放上精致的小银勺，连器皿上的标贴也印刷得很精美。还有的时候我们故意把它们放在白色的一次性发泡塑料杯里，品名标贴是随便用毡头墨水笔写的。甚至有时把塑料杯子切掉一段，杯子边缘故意露出参差不齐的剪切痕迹。
这样做有效果吗？没有。漂亮奇特的容器丝毫没有吸引顾客在咖啡中添加异常调味料（我预料未来几年内，加甜味红辣椒粉的咖啡还不会问世）。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异常调味料放在溧亮容器里的时候，会有更多顾客对我们说咖啡味道好，建议学校餐厅尽快推出这种特制咖啡，他们愿意付的价格也高一些。换言之，器皿的档次提高了，咖啡的味道也随之提高。
如果我们事先相信某种东西好，于是，它一般就会好（我们认为它不好，它也就会不好）。但是这种影响到底有多深？它只是改变我们的信念，还是连实际体验的心理也一起改变？换句话说，人们的预知能够改变辨别味道这种中性行为吗？我们预期某种东西味道好（或者不好），于是它就果真变成这样吗？
重启啤酒实验
为了测试这种可能，我和伦纳德、沙恩重新启动啤酒实验，但我们对实验做了一些改变。
我们已经对麻省理工学院特酿做了两种方式的实验——其一是在参与者品尝之前告诉他们酒中含醋，其二是什么也不告诉他们。但是假如我们事先不告诉他们加醋的事，直接让他们品尝，然后再把加醋的事实告诉他们，再问他们喜欢哪一种。把他们对事实的知觉放到实际体验之后，与事先让他们知道有关事实，能够引发不同的反应吗？
我们先把啤酒放一放，看看另一个例子。假如你听到别人议论，说某款跑车驾驶感觉棒极了，你就去试驾了一次，然后记录了你对该车的印象；另外一些人没有听到过别人的任何评论，直接去试了车，试车后才听说这车很火，他们也记录下试驾的印象——你和他们的印象会相同吗？换言之，对车的了解来自试车之前还是试车之后，对形成印象有影响吗？如果有的话，获取这一知识的顺序，哪一种更能影响你——实际体验之前，还是有了实际体验之后？
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如果提供的信息只是告诉我们某事物的状态，那么，我们事先把事实真相告诉啤酒品尝者或者事后告诉他们并没有多大关系，换言之，如果我们直接告诉他们酒里有醋，会影响他们对酒的评价，如果我们事后告诉他们，也同样会影响他们的评价。说到底，他们都了解到啤酒掺醋这一负面消息了。如果提供的信息只具有告知作用，我们对它的期望也就仅此而已。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实验开始之前把酒里含醋的事告诉参与者，能够重塑他们的味觉预期，使之与他们先前获得的这一信息保持一致，那么，事先了解情况的参与者对酒的评价与喝酒后才知道真相的人就会大相径庭。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如果提供的信息实际上能够改变味觉，那些先喝酒然后被告知其中有醋的参与者，与那些处于“盲目”状态（根本不知道酒里有醋）的人对啤酒味道的判断应该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在对啤酒味道作出判断之后，才知道酒中有醋的，这时再改变感官知觉已经为时太晚。
那么，先喝过酒再知道其中有醋的参与者，是否与那些预先就知道真相的人同样不喜欢掺醋啤酒呢？还是和那些根本不了解真相的参与者一样喜欢它呢？你们怎么认为？
实验的结果是，事后知道真相的学生喜欢掺醋啤酒比事前知道的要多。事实上，事后知道真相的参与者与根本不了解实情的人对掺醋啤酒的喜爱程度是一样的。
这说明了什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假如达西阿姨正在举办车库旧货出售，想把她漫长一生中收集的很多东西处理掉。一辆车开过来，停下了，出来几个人，很快就围到了斜靠在墙上的一幅油画前面。你可能和他们一样，认为它很像美国早期原始主义画派一幅很不错的代表作。但是你会告诉他们，这不过是达西阿姨几年前从一幅照片上临摹下来的吗？
你为人实在、正直，愿意对他们说实话。但是，你是等他们欣赏完了这幅画再告诉他们，还是马上就说呢？根据我们的啤酒实验，你和达西阿姨最好还是等他们欣赏完毕再如实相告，这样对大家都好。我并非说这样能够引诱顾客出几千美元来买这幅画（事后知道酒里含醋的参与者与那些根本不知情的人同样喜欢掺醋啤酒），但很有可能让达西阿姨这幅画卖个好价钱。
还有，我们还用更极端的方式进行过这一实验。我们事先告诉一组人酒里有醋（“事先”组）而另一组则是品尝过一小杯之后再告诉他们（“事后”组）。品尝一结束，我们不是让他们按自己的喜好选择大杯，而是给他们每人一大杯纯百威啤酒，桌子上再给他们放上意大利香醋，一只滴管，还有麻省理工学院特酿的配方（每盎司啤酒加两滴香醋）。我们让他们自己做主，是否往酒里加醋，加多少，从而观察他们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事先还是事后知道酒中掺醋这一事实。
结果怎么样？ “事后”组中决定在大杯中加醋的人数是“事先”组参与者的两倍！对“事后”组的参与者来说，第一次品尝掺醋啤酒味道还不错（很显然他们这样推理），再这样尝一次也没有什么坏处。
什么在影响我们对美昧菜肴的判断？
如你看到的那样，预期可以影响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假设你要订一家饭店给女儿举办婚宴。约瑟芬宴会承包公司自夸他们的“美味的亚洲式姜汁鸡”和“可口的卡拉马塔橄榄酱与希腊羊奶干酪调制的希腊式色拉”。另一家，轰动厨艺公司，炫耀他们“多汁的梅络密饯配制的法国肉酱烤鸡胸肉，以色列药草络垫底”和“新鲜樱桃圣女果与脆嫩青菜杂拌、外带山羊奶酪片黑莓酸辣酱汁囤边”。
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轰动厨艺公司的菜品是否真的胜过约瑟芬，但是他们那种详尽深入的描述可能会引导我们对区区的羊奶干酪拌西红柿沙拉抱有非常大的期望。这当然就增加了我们（还有我们的客人，如果他们看到相同的菜品描述）对它赞誉有加的机会。
这一原则，宴会承包商经常用，同时对我们大家都有用。我们可以在菜名前加一点带异国情调、时髦的词语（“墨西哥辣椒芒果酱”眼下好像风靡一时。或者用“北美草原水牛肉”代替“牛肉”）。如果蒙上顾客的眼睛进行品尝测试，这类配方未必有多大用处；但是事先给我们这种信息，用以改变我们的预期，却能有效地影响我们的味道判断。
如果你请人吃饭——或者劝说孩子吃以前没吃过的东西，这些技巧也相当有用。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你不告诉客人蛋糕是用商店卖的普通混合粉做的，你调制鸡尾酒的橙汁是转基因产品而不是名牌货，或者，特别是对儿童，不告诉他们果冻胶是从牛蹄子中提炼的，那么大家都会觉得这些东西更加可口。（我无意评判这些做法是否道德，只是指出它的后果。）
最后一点，不要低估展示的力量。无论是学习普通的烧烤煎炸还是在厨艺学校里学习专业烹饪，学会展示盘中食品的艺术同样重要。即使你叫一份外卖，也要把泡沫塑料包装去掉，把饭菜放到像样的盘子里，摆放整齐（尤其你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否能这样做，效果大不相同。
这些建议我一直放在心上，因为，除了做一个职业的行为经济学家之外，我还非常想写一本（还没出版）烹饪指南（我想把书名称作《无屑进餐：在厨房水槽上吃饭的艺术》）。再提一点建议：如果你想让客人更加愉快，花点钱置办一套高级酒具。
进一步说，你要是真的想对酒讲究一番，还可以多留点意，去选购那些勃艮底、复敦埃、香槟等酒的专用酒杯。每一种杯子都可以创造出特别适合该酒的气氛和情调，让你最充分地欣赏它的品质（尽管严格控制下的实验结果表明，如果把参与者的眼睛蒙起来，酒杯的形状对酒的气味和味道毫无影响，但人们还是津津乐道于“喝什么酒必须用什么酒杯”——美食不如美器）。自然，如果你能把这个实验的结果统统忘掉，那么，端着精巧的杯子，细品与之相配的美酒那就无比惬意了。
当然了，这种预期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饮食。如果请朋友看电影，你事先告诉他们评论家们对该片评价如何高，他们就会更喜欢这部影片。这一点对创建品牌和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也至关重要。市场营销做的就是这方面工作——向消费者提供信息，提高他们对产品的预期和真实快感。但是，市场营销人员所制造的预期真的能改变我们的品位吗？
百事可乐 Vs．可口可乐
你们肯定还记得有名的“百事挑战”电视广告（最起码你们听说过）。广告里任意挑选顾客，请他们品尝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然后让他们当场说明喜欢哪一种。这些由百事公司拍摄的广告宣称人们喜爱百事可乐超过可口可乐。同时，可口可乐公司的广告又声称人们对可口可乐的偏爱超过百事可乐。怎么会这样呢？难道这两家公司都在捏造统计数据不成？
答案是两家公司对他们的产品采用了不同的评估方式。据说可口可乐公司采用的是让消费者根据偏好公开挑选，让他们一眼就看到自己喝的是什么，包括可口可乐著名的红色商标。而百事可乐公司采取的挑战方式则是让参与者蒙起眼睛，分别品尝标有“M”和“Q”的两杯饮料。难道有可能百事可乐在“盲目”测试中味道较好，而可口可乐在“可见”测试中味道较优？
为了更好地解开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之间的这个谜团，一组优秀的神经学专家——山姆·麦克卢尔、李健、戴蒙·汤姆林、吉姆·西佩尔特、拉塔内·蒙塔古，还有里德·蒙塔古——对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分别进行了蒙眼的和不蒙眼的测试。这次测试添加了一种现代手段——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机（fMRI）。利用这台设备，研究人员能够在参与者摄入饮料时对他们的大脑活动进行跟踪。
顺便说一下，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机做饮料测试并不容易，因为要进行大脑扫描，被扫描者必须躺在机器上不动。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山姆和他的同事们拉了一根很长的细塑料管送到参与者的嘴里，从另一端注入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在注入饮料的同时，通过可视方式告诉参与者这是可口可乐，或者这是百事可乐。这样研究人员可以在参与者被告知的情况下知道他们喝下的是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或者是某种不知名的饮料，然后分别观察他们大脑的活动状况。
结果怎么样？与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广告相同，他们发现，是否告诉参与者饮料的名称，会造成他们不一样的大脑活动。实验过程是这样的：每当参与者喝到一口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与情绪中的强烈感受相关联的大脑中部——即大脑正中前额叶皮层(VMPFC)——就被激活。但是如果参与者知道他喝的是可口可乐，会发生另外的变化。这时，大脑的额区——前额叶皮层的背外侧部分(DLPFC)一片与人类大脑高级功能，例如工作记忆、联想，还有高缀认知以及概念有关的区域——也被激活。百事可乐也有这种情况，但可口可乐更多（自然地，那些更偏爱可口可乐的人反应就更加强烈）。
大脑对饮料反应的基本愉快值在两种饮料之间是相似的。但可口可乐相对于百事可乐的优势在于它的品牌——它激活了大脑的高级机制。这些联想因素，而非饮料本身的性质，给可口可乐带来市场上的优势。
考虑到大脑额区与愉快中心的多种连接方式也是很有意思的。大脑额区的多巴胺链可以投射到愉快中心并把它激活。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一提到品牌名，人们就更喜欢可口可乐——联想更加强烈，使得大脑中代表这些联想的部分能增加大脑愉快中心的活动。这对所有广告公司来说，当然是好消息，它说明可口可乐鲜红色的包装，回环式手写体品名，多年来对消费者镝天盖地的信息轰炸（例如， “可口可乐，让一切变得更好”），已经使人们难以分清他们到底是喜爱它的包装还是喜欢包装里面那些棕色冒泡的东西了。
预期还可以形成成见。成见，说到底，是人们希望用来预测体验，是人们对信息进行分类的一种方式。大脑不能在每一种新环境下仅凭片段就开动，它必须建立在从前所收到过的信息基础上。由于这一原因，成见并不是从本质上就有害的。它为我们不断地理解周围复杂的环境提供了捷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老年人用电脑，马上想到他们可能需要帮助，看到哈佛学生就想到他们一定很聪明的原因。但是，因为成见给我们提供了对某一群体成员特定的预期，它也可能对我们的认识与行为有不利的影响。
亚裔妇女的数学测验
对于成见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对某一群体的人抱有成见，不仅我们对他们的反应不同，而且当他们认识到强加给他们的标记时，他们自己的反应也不同（用心理学上的说法，他们被这一标记所“启动”。）例如，亚裔美国人的标记之一是，他们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特别有天赋。关于女性的一个常见的标记是她们数学不行。这就是说亚裔美国女性可能受这两种看法的影响。
事实上也是这样。在一次出色的实验中，玛格丽特·申、托德·皮廷斯基和纳利尼·安巴迪请了一些亚裔美国妇女参加一次数学测验。他们先把她们分成两组：第一组的试题与她们的性别有关，例如问她们对男女同宿舍的意见是否赞成等等，因此把她们思想启动到与性别有关的问题上；第二组妇女的试题与民族有关，例如她们会说什么语言，她们在自己家里说什么话，她们的家庭来到美国的历史等等，由此把她们的思想启动到与民族有关的问题上。
两个组的成绩与上面讲过的有关女性与亚裔的两种成见相吻合。提醒她们是女性的那一组成绩比提示她们是亚裔美国人的差。这一结果表明尽管我们的成见会影响自己的行为，然而成见的激活则取决于我们当时的心理状态和对自我的认识。
或许更令人震惊的是，成见可能影响该群体以外的成员的行为。在一项引入注目的实验中，约翰·巴尔、马克·陈和拉腊·伯罗斯让一些参与者做句子组合，把单词顺序重新安排，组成句子（我们在第四章里谈到过这种实验）。其中一部分参与者，任务是基于诸如“野心”、“粗野”、“烦躁”，以及“冒失”等词汇；另一些则给了像“荣誉”、“体谅”、“礼貌”，以及“敏感”之类的单词。这两类词汇的目的就是通过重组句子，启动两组参与者联想到“粗野”与“礼貌”（这在社会心理学中是一种常用技术手段，效果非常好）。
参与者们完成了句子组合，又去了另一间实验室，我们事先告诉他们这是实验的第二阶段。他们进来以后，发现实验主持人正在屋里给另一个实验参与者解释什么问题，很显然，无论他怎么反复讲解，后者就是听不懂（这个“参与者”实际上是实验的另一名主持人假扮的）。你们猜一下，这些人等了多长时间才开口打断那两个人的谈话，询问让他们到这里来该做什么？
等侯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刚才他们组合句子所用的词汇。那组用礼貌类词汇的人耐心地等了大约9分钟才开口发问，而另一组用粗野类词汇的只等了5分钟打断那两个人的谈话了。
第二种实验用启动老年人的概念来测试参与者心理状态，用的词汇是“佛罗里达”、“宾戈游戏”，和“古老”一类词汇。参与者们完成了组句任务，离开了实验室，以为活干完了。事实上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面呢。实验主持人真正感兴趣的是这些参与者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走出大楼里长长的一段走廊。相当肯定，这一组参与者受了老年词汇的影响：与另一组未受到启动的人相比，他们的速度慢了很多。你们要记住，这组受老年词汇启动而“未老先衰”的参与者并不是真正的老年人，他们是纽约大学的青年男女学生！
所有这些实验教给我们的是，预期不仅是对冒着泡的可口可乐的热列的情绪。预期能让人们在声响嘈杂的房间里交谈，虽然不时地有些词没有听清，但仍然可以正确理解对方说的是什么。同样，有时手机信息上出现一些乱码，我们也照样能读懂它的意思。尽管预期有些时候让我们显得挺傻，它同时又威力强大，用途多多。
那么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这一章开头那两个足球迷和决定胜负的那个传球吧。两人同时看同一场球赛——但观看角度截然不同。一个认为球和人都在界内，另一个人则认为是犯规。在体育运动中，这类争议并不完全是坏事——实际上，有时还很有意思。问题在于，同样的偏见可能影响我们对世界其他方面的体验。这种偏见化思维，实际上是绝大多数冲突升级的主要根源，不管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美国与伊拉克、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还是印度与巴基斯坦，都是如此。
在这所有的冲突中，冲突双方的人们读过的可能是差不多的历史书甚至学到的是同一历史事件，但对于谁挑起冲突，是谁的责任，谁应该作出让步等问题，双方却很少持相同看法。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植入的观念，比在体育赛事中支持哪个队要强烈得多，于是我们紧紧抓住这些观念不肯放弃。人们的这种观念越来越强烈，双方在“事实真相”上看法一致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很明显，这令人忧虑。我们更乐意想到，只要有关各方能够坐到同一张桌子旁边，就会有助于努力消除分歧，就有可能很快达成一致。但是历史向我们证明，结果远非如此。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了这些不幸和失败的理由。
但是我们还有理由抱有希望。在我们的实验里，尝酒前后都不知道加醋，与尝酒之后才知道加醋，都能品出酒的真正味道。这一方法也可以用来解决争端：双方不带偏见地提出各自的认识——只是揭示事实真相，而不去涉及是哪一方采取了什么行动。这种“蒙眼”状态
有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事情的原委。
如果，完全消除固有观念和现有认识是不可能的，但起码我们可以承认人人都存在偏见。有了这样的共识，我们就可能接受，冲突的解决一般需要中立的第三方来制定法则。我们被固有的信念所禁锢，它使我们对某些事实视而不见，我们需要一个未曾被我们的预期所影响的第三方。当然，接受第三方的意见并不容易，有时甚至不可能；但是一旦成为可能，当事双方都可能获益匪浅。为了这一个理由，我们也必须坚持下去，不断加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