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怎样才算一个好的时代(5)

　　他不仅重视基础教育，还倡导职业技术培训，先后办了大生纱厂职工专科学校、纺织专科学校、铁路学校、吴淞商船学校，此外，还设女子学校、幼稚园、盲哑学校。其实，张謇还有着更大的乌托邦梦想，即把南通建成一个理想社会的试验区，用其自己的话说：“新新世界的雏形”。为此，他筑桥清淤，完善城市水利系统和交通设施，创办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幼儿园、公园、医院、慈善堂……他不仅成了南通的精神领袖，还扮演起了最高公务员一职。梁启超曾赞叹：“南通是全国公认第一个先进的城市，其教育之先进、价值之高、影响之大，国人共知。”

　　这么大的开支从哪儿来呢？自然是实业。1922年，张謇70岁时，大生集团有4个纺织厂，资产达900万两白银、纱锭16万枚，同时还拥有近20家盐垦公司，这些都充当了他那些伟大构想、高尚事业的提款机和孵化器。

　　在接受海门电视台采访时，我忍不住感慨：“就生命能量、精神魅力和社会担当而言，张謇太让人惊叹，那简直不像一个人做的事，而该由一群人、由时代最优秀的精英群体来实施，可又的的确确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太不可思议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往往不是太实就是太虚，要么只顾坐而论道，要么忙于低头走路。文人往往思想力很强，行动力太弱……而张謇不，他知道怎么赚钱，知道为什么赚钱，知道怎样把钱花得精彩……他是穷人的榜样，是富人的榜样；他是文人的榜样，是商人的榜样，更是理想主义者的榜样！”

　　有人说过，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最需要三种人：改革派、实干家、梦幻者。这几种生命身份，竟一并在张謇身上汇合了，他兼任并出色完成了所有角色。

　　可惜，只有一个张謇。

　　9

　　那晚，当地朋友陪我乘船夜游南通城，一路桨声，导游不断指指点点，每过一个桥孔，每逢一处旧式建筑，她都会轻轻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不错，这座城市，是一个人的作品。

　　深夜，回到下榻的宾馆，打开央视新闻频道，看我工作的栏目《24小时》，看时代的今天又上演了什么，不出所料，依然是诡异的股市、疯长的房价、城市拆迁和钉子户、城管商贩冲突、民工讨薪跳楼秀、和高考有关的争吵……

　　关掉电视，当世界的喧哗变回一面安静的黑屏，我突然特别怀念那个人，张謇。

　　有些人不该在光阴中消逝，有些歌不该在空气里失踪。

　　打开窗，海风特有的清凉袭来，楼下是万家灯火，是被张謇叫作“新新世界的雏形”的后来。

　　离开海门前，当地报纸采访：您对海门有什么建议？

　　我笑笑说，希望海门的每栋中小学都有一支自己的校歌，好一点的校歌。那种在风雨操场上天天唱的校歌，那种当成精神功课、晨钟暮鼓的校歌……

　　13、向2008最后的阳光致敬

　　上午，被明晃晃的阳光惊醒。

　　最后一天了吗？客厅的植物异口同声：是。

　　那么，向2008最后一天的光线致敬吧。

　　生命的来意，也许即为了晒晒太阳。

　　蜉蝣上午八九点钟出生，下午三四点钟去世，一生没有黑暗。它的历程很完整、很漫长，细节和密度一点不亚于人生。

　　瞥见楼下院里一只黄犬，正幸福地晒太阳。

　　它是我今天的同伴。

　　作为两个动物，我和它都感觉今天的阳光很特别，格外值得珍惜。

　　想起30年前，随父母呆在北方一个“人民公社”，印象最深的是一到冬天，老人们就倚在朝南的柴垛下晒太阳，眯着眼，双手袖在棉袄里，一动不动……似乎整个冬天，从早到晚，他们都牢牢保持这个姿势。

　　年轻的时候，迷恋夜色，辜负了很多白天。

　　从今往后，我要向每天的阳光注目，致敬。

　　明年，我要在有限的客厅内种更多的草卉，吊兰、文竹、鸢尾、车前草、牵牛花……还有向日葵。

　　向植物学习，我要做一个向阳的动物。

　　争分夺秒，光合作用，我要做个浑身长满叶子的人，一个郁郁葱葱的人。

　　其实，最想说的就是：人生，好好晒太阳。

　　2008年12月31日下午

　　14、青春之死·怀念陈虻

　　我的手机里一直留着两条短信，一条是朋友李伦发来的，4个字：“陈虻走了。”时间是2008年12月23日凌晨。一条是原《社会记录》编导张亮亮在看了我纪念陈虻的博文后发来的，用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里的一句话：“若你继续沿着朋友的足迹与理想前进，那么，你将见到活生生的故人。”

　　陈虻，生于1961年，原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中国电视纪录片领军人物，《东方时空》创始人之一，并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凡理想主义者，都是青年，时代之青年。所以在我眼里，陈虻永远是个青年，这是一个青年的死。他被青春永远收藏了。

　　前不久，我和张洁去燕山脚下看陈虻，那是一块青石。

　　阳光很温煦，山间有飞鸟，石下散落着烟头，有人来过。

　　我们摆了两束花，一束白，一束黄。

　　陈虻兄，常回来看看

　　冬至刚过，北京迎来它最冷的一个凌晨。

　　一群人却等来了震惊和悲恸。

　　虽然那份痛早就在路上，但我们还是没做好准备。它让我们措手不及，让我们感到被冷落、被遗弃，甚至被伤害。你走得太快，来不及告别，来不及嘱托。你太英年，英年得让人怀疑命运的公正。要知道，除了胃，你的每个器官都强健于我们。要知道，你是个有无数人生打算和强烈“未来感”的人。

　　打开窗，大口大口吸冷风，我知你灵魂未远，你还在北京，还要再去一次南院。远行前，你还有许多事要做，这一夜，你会很忙、很累……

　　“陈虻”，一个圈内人公认的精神名词。对于外界，你并不知名，尽管你的才华和勤奋举起了很多名人。

　　我想我不能再吝啬赞美了，否则再没机会。

　　一个性情温美的兄长，一个纯真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在纪录片理念和美学体系上创下个人标签的人，一个以额头、长发、闪光的语言招来崇拜的智者，一个以才情和风度提升了男人品质的绅士，一个多愁善感、常因一段镜头而流泪的审片人，一个废寝忘食、生活简陋终致身体报复的人……

　　因你要远行，今天，那个隐蔽在羊坊店路的小院显得萧瑟而虚弱，它丢失了最有分量的一股体息。一夜大风，将最灼热的一缕灵魂刮走了。我知道，在很长的时间里，它将失去重心。同时，也将流行起关于你的种种传说。不错，你将成为传说，尤其新人们中间。传说只要你在机房审片，周围即会拢起一圈人墙，他们被磁场召唤而来，舍不得错过你的只言片语，哪怕斥责和挖苦。比如某次审片，你突然问人家年龄，然后嘟囔“嗯，改行还来得及”；比如你瞅着瞅着片子，突然打量人家衣着，冒出一句“看你怎么穿衣服，就知道怎么编片子”……奇怪的是，这些并未让人家恼怒或羞愧，慢慢，它们成了奖赏，成了窖藏。而那一天，也成了他们的节日，当被别人问起时，无不骄傲地点点头。

　　陈虻，你将成为一个传说。你的种种“劣迹”将成为美谈。大伙以曾与你近在咫尺、受你精神“侵略”之深为骄傲，为炫耀的资本，甚至挨骂都将成荣誉。

　　一句话，大伙争着占有你、分享你。你是大伙的营养品、战利品。

　　无论何时，这伙人都将感谢命运的馈赠，感谢将你安置在他们中间，与之为伍，与之称兄道弟。

　　陈虻，知道吗？你的远行将掠夺多少怀念？你的缺席将劫持多少孤独？

　　陈虻兄，在天在地，我们永不相忘！

　　我们将在抱怨命运的不公之后继续信赖它。

　　我们将在痛恨人生的无常之后继续挚爱它。

　　陈虻兄，常回来看看！看看南院，看看兄弟……

　　我们替你活在你撇下的时空里。一个更复杂也更充满希望的时代在你身后展开。

　　你的儿子将成为那时的观众，他将慢慢知道自己的父亲，因你骄傲并成为你的骄傲。

　　2008年12月23日夜

　　平安夜思绪，与陈虻有关

　　一个院落、一个团队，失去精神领袖的后果是：它和成员之间不再有心灵契约和精神归属关系，只剩下雇佣与管辖；它不再是一个人生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只是一个生产队和纯粹的生计公司。这份雇佣在合同上也许公平，也许不公平，不管怎样，都只是一种交易，一种物理的浅薄关系。陈虻走后，就会闪现这样一片废墟。未来，或许会再生以栏目为单元、以制片人为首领的袖珍型精神团队，但以院落为轮廓的精神群体的的确确陨落了。孙玉胜《十年》中描绘的那片理想主义者啸聚挥帜的精神风光，将不复存在。

　　铆钉没有了，船体解散了，每一片板料都浮在水面上。

　　“南院”，将变成南边的一个院子。

　　周六，当向陈虻最后告别的时候，一个时代即宣告结束。

　　被宣告结束。

　　追悼会，本质上是对“死”和“终”的一种深化，一种印象的加固。在陈虻这个激情浩荡、英气飞扬的人身上，怎么能随便用“死”的标签呢？而且，我还有一种不安，我不愿看到一些政治符号和标签（虽然那也是善意的抚恤）覆盖在他身上。我不知道他的灵魂会不会抵制，要知道，这是个多么追求纯粹、渴望自由和纤尘不染的人啊！若是那样，但愿这个宽容的人会微笑着满不在乎。昨天和李伦谈话，我说，若真的必须有一个官方仪式，希望别过度用黑色，放的也不是哀乐，而是他的某段音容笑貌，然后是某首曲子，阳光些、唯美些、有力量些，比如马勒的，比如巴赫的咏叹调，比如贝多芬的《田园》《欢乐颂》《英雄的葬礼》，或干脆陈虻喜欢的某曲卡拉OK……

　　所以，我选择了逃避。为此，那一天，我将承受惨重的孤独，我甚至想不出一个法子躲过哀乐响起的那个时刻，我送过父亲，我骨子里徘徊着哀乐，乃至住着哀乐。

　　但从此之后，我心里是温暖的，因为我未见陈虻的“死”。对我来说，他只是在别处，没来上班而已。这样，说不定哪天即会在街头撞到他，又见那头艺术家的长发……这是务虚的好处，也是软弱者的光明。

　　把灵魂交给怀念者和继承者，把躯壳返还大地，它本身就是大地喂出的。

　　我相信精神是种不死的能量，它是守恒的，不减不损，永远栖息在空气中、月光下和后人的行动中。

　　好好活着，纪念陈虻，做好他的同路人，做好他的生命同类，做好他的精神兄弟。唯此，“死”才是个假象，活着的另一个他才不孤独，他的灵魂才有枝可栖，有地方借宿。

　　要活得像陈虻那样干净、坚定、灿烂，又要减少他的遗憾。相比他的优秀和才华，他是有巨大遗憾的，他甚至错过了亲自表达的机会。其实，正是那些遗憾最让我疼痛，刻骨铭心。古往今来，在各个职场和沙场，在各类英才和人杰身上，都上演过“未酬”“恨晚”之憾。

　　我珍惜、敬重乃至热爱这个人，并非仅因他的优秀，更由于他代表了一种生命类型、一种生存路线、一种精神命运。他的起落，他的舒畅和压抑，他的飘逸和负重，他的弧度和笔直，都代表了时代一群人的命和运。他像个标本，像块碑，承载的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组肖像。

　　沈从文的墓碑上刻着：“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陈虻的故乡在哪儿呢？

　　萧伯纳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好。”

　　这句话可延伸出无数的祈愿。或许陈虻会说——

　　我希望中国的媒体环境，在别人怀念你们的时候，要比你们怀念我的时候好。

　　2008年12月24日夜

　　时代的疾病

　　——精神访谈录

　　时间：2009年12月18日。

　　地点：北京崇文门咖啡馆。

　　缘起：应杨伟东先生之邀，接受其纪录片《需要》的采访。该片拟访问当代中国诸领域的一批学者和艺术家，就文学、道德、人性、信仰、法律、科学、文化、秩序、精神家园、知识分子、世界观等传统概念和话题作答，旨在扫描几十年来国人思想的激荡与变迁。本篇在现场基础上作了梳理。

　　问：首先感谢王老师能接受我们的邀请。此前您已收到了采访提纲，那些概念是非常普通而常规的，甚至颇显过时，也许我们正是想通过这些“过时”的概念，来激发并观察您的情绪，进而触摸时代的变化和价值趋势。我的提问将非常简化，以您发言为主，您随意回答，也可以跳过。

　　答：首先，我得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试图对一个概念作出肯定性回答，不太符合我现在的习惯，尤其这类涉及事物内涵和命名的解释。因为面对这些问题时，每个人潜意识里都有去追求“真理”的冲动，都不自觉地修饰个人的观点，美化自己的智力，从而损失掉一些真实——也破坏了你的初衷。另外，确如你刚才讲的那样，有些概念和设问，太刻板、太辞典化，除非面对审讯，我自己不会主动追求它们的。有些本身就是30年前教条主义、模具文化的产物，这些年来，没人再执着于此，或者说，抛弃了它们。

　　但从另一角度讲，我觉得你设计这些问题，也许有某种象征或隐喻，说白一点，就是有“陷阱”的意思，即把被遗忘或不屑的问题重新抛出来，逼你面对，希望有意外发生。不出所料，你刚才已亮了底牌。总之吧，我尽量不闪躲，但不求完整，不压抑冲动，争取说得飞快一点，这样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