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时代的疾病——精神访谈录(1)

　　1、文学，其实是被解放了

　　问：您有作家身份，那就先从文学聊起吧。什么是文学？文学的社会位置在哪儿？

　　答：文学？先抛掉定义。在我看来，世界上的表达不外乎两种：一是新闻性表达，一是修饰性表达。前者好理解，无论报道还是评论，都要求客观、理性、逻辑严密、推论合理，对现场和真相负责，其最大特点就是“去修饰”。而后者相反，它推崇修饰性，追求想象力、生产力和虚构成分，它创作的前提是认为仅有现实是不够的，它要介入，要精神干预并创造一个“新事实”。蒙田说：“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文学非常信任这句话。艺术也如此。

　　我自己的感受是：30年来，文学的“意义”负担在减轻。减轻的原因并非它放弃、逃避或推卸掉了什么，是因为它的这部分功能被分担了，被更好地承担了，尤其被媒体分担了。仔细看你会发现，几千年里，尤其上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语境下的文学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媒体的角色和功能，背景是我们没有媒体，缺少真正的媒体，所以就由文学兼职了。那时，主要的社会信息（政治、民生、历史、文化、舆论）都搭乘“文学”这只船来运输。古代，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学史，在大的政治筋骨和朝代框架下，往里填的血肉和细节多是文学作品提供的，多为文学性描述。古代官僚系统和言说的主角全部是文人，政治家都是诗人、画家、书法家和鉴藏家，皇帝也是，他们不仅负责描叙历史，还直接变革历史。所以在古代，文学真是太显赫、太风光了。

　　晚清至大陆民国时期，虽有《申报》《大公报》《观察》等知识人报刊，但整体上重言论、偏文艺，突出“声音”功能（早期媒体偏于“喉结”特征，重发声；当代媒体倾向“眼睛”特征，重事实），新闻事实的涉面和体量并不大，这是由交通联络等工具条件决定的。文学的媒体属性直到上世纪80年代前还未根本改变。比如说，过去要想听针砭时弊的言论和政见，马上会想到杂文，尤其鲁迅式的杂文，匕首型投枪式的杂文；想了解民生世相、风土人情，就去看小说和见闻随笔。民国时期的报纸推崇“文学副刊”“文艺副刊”，即反映了这点，作家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记者和舆论家的角色。后来有个术语，叫“批判现实文学”，所指即有媒体属性的文人作品。现在情势大不同了，在信息和舆论流通上，已彻底摆脱对传统文学的依赖，比如，你可能浏览各网站的新闻时讯，看《南方周末》《南都周刊》《新京报》等的采访和时评，看《三联生活周刊》《财经》等的深度专题，看凤凰卫视的即兴言论，看各种网络论坛和批评家博客，包括央视的《新闻调查》《社会记录》《经济半小时》《新闻1+1》节目，甚至百姓曾信任的《焦点访谈》。还有电视政论片，早年的《河殇》、后来的《大国崛起》等。

　　甚至到80年代初，即我念中学的时候，一个人若想了解这个社会是怎么回事、已发生和正发生什么，从大的体制变革到小的家庭生活，主要途径也是文学作品。像“伤痕文学”和“改革小说”，如《班主任》《第二次握手》《乔厂长上任记》《人生》《故土》《平凡的世界》《便衣警察》及张贤亮和柯云路的系列小说等。现在完全不同啊，除文字小说，你尽可以看影视剧、纪录片、生活杂志、电视节目、舞台剧等。实际上，这些新路径已悄悄转移和释放了大部分的传统文学能量。像最近很火的电视剧《蜗居》，我看了，真不错，它扣住了当代最大的民生话题和社会情绪，即使它以纯小说面孔出现，仍不失为好小说，这就是典型的文学能量在传媒时代的“变脸”。像过去央视的《百姓故事》《纪事》《社会记录》（因为我熟悉，故顺便举例），都是故事体、人生感很强的社会类新闻，“大时代、小人物”的立意很明显，都在积极寻找个体在大格局大空间中的位置。还有《见证》栏目，史料性和进程感很强，我很喜欢，不仅仅是记忆，它在反向地拉动这个时代，位置在后，但姿态向前。从前的文字——尤其文字文学，成绩确实好，也堪称时代的指南针和晴雨表，因为全社会的人文力量和精神愿望都压在了上面、齐涌了过去、挤在了一起啊，人多力量大啊，只有一个出口嘛。而现在，该局面消失了，职业媒体凸现了，尤其网络的登场，让传媒的意义和能量有了质的飞跃，无论工具上还是实体上，都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松绑。

　　文学与媒体角色的揖别，这中间有个过渡，那就是80年代的报告文学，由《人妖之间》等掀起的报告文学潮。这是文学与其“媒体”角色的最后一次拥抱，冲刺式的，狂欢式的，是高潮，也是诀别。此后，报告文学这种文体便销声匿迹了，不是说它的任务被放弃了，而是媒体出场了，作家对事件做深度调查的使命让位于了真正的报刊和电视。比如，你若仔细看《新闻调查》节目，即发现它的追求类似当年最优秀的报告文学的理想，只不过它更重事实、轻议论。所以，我认为报告文学是涅槃了，圆满了。

　　问：有人说当代文学很落魄、很无力，也很尴尬，您怎么看？

　　答：我认为，新闻和文学、媒体和作家做的事，都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成绩。不必为文学地盘和产量的萎缩而焦虑，你把媒体的成绩加进去，你把网络和博客的成绩加进去，即发现时代的精神业绩在总量上大大提高了。所以，我觉得要换一种眼光，换一个角度，不要老用个人署名的方式看时代的精神成就和能量释放，要学会看总和，看集体创造力，看千万个人共同署名下的精神业绩。过去，我们习惯了被代言，习惯让几个人的大脑整合或代表整个时代的智慧和思考力，而一旦没找到这些大脑、或数量不够或有瑕疵，我们就会感到焦虑和不安。像上世纪上半叶，我们似乎只要有了鲁迅和胡适两个柱子，精神帐篷就搭起来了，现在这种依赖不会再有了。前几年，我不急于写自己的东西，也和这想法有关，我看到那么多人写得都不错，在他们的声音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大部分声音，我就安心当起了读者。即使偶尔写点什么，也注意甄别，尽量表达别人之未表达，如此也不辜负读者。总之我想，若我们不计较个人署名的话，会对这个时代的集体创造力和精神业绩得出一份公正而宽容的评价的。

　　同时，文学表达在某些领域的退出，我觉得也是明智和理性的。对一个时代的大幅思考和介入深度，纯粹的作家未必比一个记者、学者、律师，甚至知识型官员掌握的信息更全面、思考更透彻，重要的还有理念、方法、阅历和知识结构等问题。比如让王蒙、刘心武等再直面当今民生中最重要的“三农”、房地产、金融股市、税赋和物权、城市拆迁、医疗教育和分配改革等题材，他就很吃力，至少像过去那种深刻而全景式的表达，他很难再做起来。时代信息和社会矛盾是非常浩瀚与复杂的，传统的书斋型作家很难完成贴身的思考，尤其经济学、金融、法律、市场等问题，以他们的储备和角色，既没有体验机会，也没有思考能力。相比新闻媒体和网络表达，主流文学对时代的追击速度太慢了，反应太迟钝，这不是它的强项，相反，表达个人体验和时代对人性的新注入，表达文化和新的人生纠葛，反而乃其优势。小说家冯骥才如今对民间文化、传统习俗感兴趣并做了大量保护和整理工作，就是很好的启示。尤其作协身份的体制内作家，连一个真实的社会角色都没有，这样即失去了一个从职业领域和专业出发观察和研究时代的平台，于是很难表达社会性强的东西，经典的文学命题还是他们的注意力所在。其实，这没什么不好，不好的是文学身世引发的焦虑。你不焦虑、不过度自恋就好了。

　　这些年，我做新闻有个感受，媒体仓促释放的一些信息匆匆被一些书斋杂文家拿去做了写作起点，而很多时候，公开的信息部分仅是一个侧面，事实的复杂和纠葛远大于既有的新闻描述，所以我们做节目时恪守一个方法：大事实小评论或不评论，开放式而非闭合式收尾。而很多杂文往往循了一条从简单事实到简单结论的公式：随便截取一点素材，然后对号入座，能支持自己的某种价值预判即可。其实，这是让事实服务主观的做法，看多了，会发现他所有的文章都是一篇文章，逻辑一样，结论一样，构造一样。

　　文学的魅力和意义在于艺术性，在于它的精致和张力，在于作者强大的精神介入。打个比方，作家做的是将一个东西表达得更好，设计得更好看，更有品质和美感，它把出苦力变成了艺术体操，而新闻就有点像干农活和出苦力，很朴素，但苦力的价值在于基础性，它是安身立命用的，解决衣食住行，服务于社会问题，它是用世之道。

　　总之，我觉得对文学的评价，不要过分看重个体署名，不要过分依赖个人的创造力和成就，这是个陈旧的习惯。要重视一个时代集体的精神成就，要养成阅读集体作品和衡量总值的习惯，如此，就没太多焦虑了。像大众对余秋雨、于丹们的常年依赖就是个误会，无论其粉丝还是批评者，都太缠绕了，总难分难解、不愿分手。其实，在某次讲课和某本书后，他最大和最好的能量已释放完了，可你还在向他要这要那，试图让他对天下事发言，结果，接下来他所有活动都涉嫌应酬了，是大众的消费习惯和惰性逼其当起了精神交际花和文化艺人。他可能是很会讲课并有镜头感的老师，也是某个文化单元备课较好的人，但远非优秀的思想者和著作者，听其课无妨，读其书则不必了。但即便如此，需要生气吗？需要就时代精神消费的盲目性和快餐时尚而生气吗？似乎也没必要。过度批评生成的也是娱乐，看这世上每天发生的事，比这需要生气和干预的，太多太多了。

　　文学和媒体，同属对时代的刻画，都有思想和立场在里面。但文学版本的描述往往更诱人，岁月和民间最喜欢收藏的，很可能是文学版本。在我眼里，文学是让人迷恋的东西，而新闻是可敬的事业，提供最有用的服务。打个比方，新闻像白天，文学（艺术）像夜晚。我常让自己在回家路上将今日的新闻忘净，且把一些和职业无关的书放置床头，比如小说、诗歌、哲学和民俗的书，我要为自己建一种平衡，像昼与夜、实与虚、现实与梦幻……生活始终诱惑我做一个丰富的人。新闻表达的是当代截面上的事，是眼前事务，我想成为一个立体的人，一个有内心时空和自由旅行的人。

　　我不为文学焦虑，人类的优秀作品足够一个人夜以继日读几百年了。不用担心匮乏。真的不用。

　　2、做新闻，就是和时代的疾病打交道

　　问：那么，据您观察，新闻的这份“苦力”做得怎么样？是否尽职尽责了呢？我很多朋友都说他们几乎不看电视新闻，尤其央视。不喜欢，也不信任。

　　答：我理解这种反应。作为新闻意义的媒体，中国电视太不尽人意，比纸媒逊色不少。若没有电视剧和娱乐撑着，恐怕中国电视机卖不过收音机，更不用比电脑。

　　前几天，在给《新闻调查》节目评片时，我说我们不应忘记一个常识：“新闻是有用的！要清楚每一个选题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要清楚它的敌人是谁，它要改变什么。”我的意思是，媒体的使命即推进社会进程（亦即其原制片人张洁说的那种“厘米推进”），不要只顾凑热闹、赶场子，它要有自己的“注意力”，且媒体间应有缔结共识的默契和愿望，形成规模效应和追击力，进而实现“公共视线”和“时代注意力”，最最重要的，要追求效果，追求社会细节的实质性改变。我提到了三鹿奶粉事件，它虽轰动一时，但并没因此而推动全社会的食品安全治理、权力问责和制度完善，这是非常遗憾的。一起如此恶性的事件，其生命代价和社会成本之高，若不换来更大的时代收益，实在愧对它的发生。新闻就像种庄稼，它不能颗粒无收。中国太需要一场食品保护战了，中国人是怎么死的？大多是毒死的，超标农药、工业废水、激素、瘦肉精、硫酸、甲醛、添加剂、地沟油、增白剂……凡是化学上有的，食物中全有，中国人的化学知识全用在了养殖和食品加工上，大家活得实在太顽强太不可思议了。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无人有豁免权，你害我我害你，同归于尽。前几天我还和同事说，我们现在天天关注医疗改革，觉得这很重要，是很重要，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就是食品安全，因为中国人的患病几率太高了，抛开个人的生命和健康损失不说，今后的就医成本将吞噬掉多少社会财富？这是给自己挖了个多大的坑啊？国民的生命、健康、财富和伦理全都将填进去。就算你的医疗福利全世界一流，像陕西神木县那样全民免费医疗了，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我们生活在险境中》，太危险、太悲哀了。而现在很奇怪，治病似乎比不得病、少得病还重要！医疗制度改革可全民大讨论，媒体可批评，学者可建议，代表可提案，但食品安全却浅尝辄止、讳莫如深，民间注意力和政府注意力都太涣散，甚至捂着、掖着、装聋作哑，怕什么呢？怕影响经济秩序和地方利益、增添不稳定因素？怕有损国际形象吗？人家批评你一下怎么啦？你才是你的受害者啊，你才是你的掘墓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