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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茶干

  旧时大通有三种职业最受人羡慕,一是码头工人,虽则辛苦,但薪水却高;二是开旅社的。那时长江上的小火轮是人们出行的主要工具,往返于上游安庆至下游芜湖之间的轮船需两天的行程,大通恰好是中转站,旅客下船歇息,第二天继续上船。大通又是九华山的头天门,湖广或江浙一带的香客游客,多乘大轮来,停泊的港口就在对江和悦洲。每当傍晚,当轮船的汽笛响过,鱼贯而下的旅客陆续走上街头,各家旅社的招客就开始忙活了。所用的都是嘴皮子上的功夫,还有就是娘胎里带来的底气和中气,吆喝的声音浑厚而甜糯,整个夜晚,街道上都是人声鼎沸。旧时大通最红火的一家旅社应该是洪云龙饭庄。我生也迟,不曾见过洪云龙饭庄的鼎盛,只是从老辈人的口中略知一二。那时候我刚从中学毕业,恰逢“文革”,学校里混不下去了,社会上又没有出路,只好回家蹭饭。如果碰到大哥和大妹扎堆一起回了,父亲会说:“洪云龙饭庄又开业了。”父亲说这话时的语气是讥讽的,讥讽我们老大不小,还赖在家里吃他的闲饭,但又是开心的,开心家里少有的热闹。

  其三就是豆腐业了。

  大通旧颜有“十舍不得”,其中有“舍不得,生源干子一个钱四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曾采访过一些豆腐业的老人。大通干子的历史可追溯到明代,其做法极其讲究,除去点卤的功夫,制作过程也十分用心。每块干坯用白老布包裹,上板压紧,压出来的干子放进冬菇、八角、甘草、冰糖和原汁酱油配制的汁水里浸泡八小时以上,再放进锅里用文火慢慢地煮,天亮时捞出,拌上麻油,一块油亮而香气充溢的茶干就成形了。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正逐渐改变着中国人性格和习惯,而有些传统产品,是必须在“慢”中才显出其独特的工艺的,正所谓“慢工出细话”。偷工,再加上减料,在当代中国,被改变的就不仅仅是一块小小茶干了。

  大通干子形方体薄、极具韧性,将一块干子卷成小筒状而决不折断。这样的干子不仅味浓,且有耐咀嚼的特点。大通干子的种类很多,除了酱油干,还有蒲包干、火腿干以及臭干子等。制作干子的历史悠久,再加上交通的发达,大通干子在上世纪之初、中时期曾名扬天外,成为大通古镇一道真正的特产和名吃。父亲那一辈的老人们每天早上喜欢坐在下街头的某个油条摊前,捏一根炸得焦黄爽脆的老油条,就着酱油干或是臭干子,说着盘古开天地以来的事情,一壶老茶可喝到临近中午。

  “文革”后期,我们与失散几十年的小舅取得联系,小舅要母亲去屯溪看他。知道我家经济的困顿,小舅每次在信中都说,什么也不要带来,就带几筒酱油干,方便再采点茹蒿芽来。除了茶干,大通老镇附近的湖场上遍地茹蒿,春天是茹蒿芽,冬天是茹蒿根,都是现在的人们想也想不到的绿色野菜。所花去的,只是半天的人力。

  由大通干子而想到两个与茶干有关的大通人,其一是我的对门邻居汪鑫培。汪老原先在豆腐业做会计,七十年代末出了一点什么事情,回来后,就在自家专门制作臭干子。在大通,专门做臭干子的人委实不少,而以汪家的臭干子最受欢迎。汪老的臭干子灰白色,其外形让人看上去有一种亲和力,决不像安庆的臭干子那样污黑得发亮,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真的刚从污水沟中捞出来一样。汪老臭干子的臭也不是真臭,就像后来我在新加坡所吃的马来西亚榴莲,闻起来臭,吃起来却是难以形容的口欲之乐。到后来,就连那种臭一并接受,一并喜欢了。汪老每天只泡三十斤黄豆,虽然他做的臭干子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但他决不多做。在我的记忆中,汪老年轻时一表人才,是大通街上少有的“小膘脸”(美男子)。上了年纪的汪老已不再做臭干子,前年我在老家门口看到他,穿着雪白的衬衫,脸上是那种淡然的笑意,带几分自信,又有着深藏不露的大通本性。

  顺便再说到另一个人:齐修宽,他是我在八十年代后期采访的豆腐业老人之一。年轻时的齐修宽一脸凶悍,每次镇上要抓什么人,齐修宽总是拿着麻绳一马当先。有一年无为那边来了一道公函,说我父亲在日伪时期做过维持会长,街道上就立即决定抓我父亲。当齐修宽带着麻绳扑到我家时,我父亲早就得到消息,乘一艘木船,到下游对江六百丈乡下替人割寿材去了。八十年代后期齐修宽在大通豆腐业做经理,我采访他时,那种我熟悉的凶悍早就在他脸上荡然无存,留下的就只有温厚和少有的耐心。他向我仔细地介绍了酱油干制作的过程,说到我的父亲,齐修宽甚至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敬意。他说,你父亲一辈子吃亏就吃在人太直上。

  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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