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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杂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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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上次的《退步集》,还是这次的《退步集续编》,我都从中看出你对现在整个中国文化状态的担忧。中国目前的文化太不繁荣了。
  陈:繁荣?差太远了。社会上说来说去那么几个作家画家,那么几个导演几台戏。二十年前那几个,现在还是那几个。和经济成就比,文艺差太远了,太不相称了。
  所以提文艺复兴,不如提倡多元化,提倡“百家争鸣”?
  陈:什么都不要提倡。欧美日本从来不提倡什么多元化,什么百家争鸣。唐代宋代什么时候提倡过“百花齐放”?春天谁来“提倡”?春天还不是来了。
  真要繁荣文艺,什么都别提,最好的办法就是退回零点。
  你不觉得造成现在中国文化的尴尬局面,其实也是跟现在的经济发展有关系的吗?大家都想着搞经济,全都忽略了文化。
  陈:经济问题和体制没关系吗?你看,体制不撒手,经济能发展成这样么?不是没有做文化的人,现在所谓“文化人”比以前多得多了。作家画家是以前的至少十倍。但不自由。外部、内心,都不自由。比如拍电影,能像好莱坞那样彻底交给市场吗?好莱坞有鬼怪片、心理片、三级片,我们很多类型片都没有。同时也没有真正的严肃片、文艺片、社会片。即便有,也非常脆弱、贫薄、狭窄。
  你对众多体制问题持有激烈态度,你是否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文艺的建设有比较大的杀伤力?
  陈:我不会说中国的文艺“需要繁荣”,这是官方语言。《退步集续编》中三次谈论“文艺复兴”,可以归结为一个意思:在西方文化与中国现实之间,我们必须审慎。换句话说,假如有文化上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我们可能应该寻找介于二者之间,并有所超越的立场。
  我也不曾对中国文艺抱有希望或失望。赵丹同志临死前倒是斗胆说过一句话:“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
  这种“杀伤力”源自什么?
  陈:还是以赵丹为例:他在1949年前从影不到二十年,其间还在新疆坐了五年牢,却出演过三十多部电影,从1949年到1980年他去世的三十一年间,他只出演八部电影。其间,富有戏剧性地,他又坐了五年牢。
  今日演员比他幸运太多了。可是他的话至今没有过时。你去电视台问问,这几年多少细规定:什么题材不能播,什么内容只能夜里十点以后播,什么节目立即被命令不能重播……出版社、报社、杂志社,也多有同样的困扰和管制。
  你说中国现在来提文艺复兴,不知道到底该复哪个兴。
  陈:我在三篇谈文艺复兴的文章中,希望自己审慎看待中国问题。中国是文艺大国,历史悠久,完全有自己的一套“文艺”,从先秦直到清末(现当代的另说),它是自足自在的系统。愣要拿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因后果在中国这儿套,很难。
  中国古代有太多文化盛世了。二十世纪以来,小范围文艺盛世也有过。一是三十年代,一是五六十年代。很多人都忽略五六十年代,但当时的油画、芭蕾舞、交响乐、话剧,比民国好,国家介入了,有规模了,出不少人才。样板戏水准不能完全抹杀,那真的是全新的文艺,曾经有可能走向一个高度,达到一个程度,可是后来完全被妖魔化了。
  谈中国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关系,历史命题不一样,文化家谱也不一样。文艺复兴并不只是文艺,各方面,包括解剖、地理、航海、武器、生物学……所以后来会接续启蒙运动,会出现一个呼唤理性的时代。“文艺”只是文艺复兴的一部分,它背后有很多事物。现在中国是需要好好谈谈文艺。我们的人马如今排不出一个《红色娘子军》,它至少动用了部分艺术方式,成功表达了一种谎言。现在连谎言都弄不好。“艺术就是谎言”,好比《圣经》故事画成画、拍成电影,很好看,但多少人相信这些故事,多少人真的信教,不见得。可是你听听宗教音乐,多动人!我到敦煌去看画,非常感动,但我不信佛教。我感动,因为这是人家真心真意做的艺术,真心诚意的作品,不管什么内容,都会打动人。
  艺术是谎言。但现在我们不会说谎,很笨地在那儿说谎。
  那你会不会很悲观地觉得,在未来再也找不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历史?
  陈:不,我们正在制造“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只是我无法定义这是什么文化和历史。比如“学术行政化”就是全新的文化,正在构成历史……我们离这个时代太近了。谁都难说当今时代的功过到底是什么。和过去那个时代比,我当然拥抱现在。这绝对是个值得肯定的时代,所以我才咒骂,因为它有希望。“文革”那会儿,死路一条。
  从最近一年多的国学热,还有就是“百家讲坛”的火爆,我们可以发现大众想了解认识中国文化的愿望还是很迫切的,但是似乎没有一种特别有效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去了解文化。现在很多书的质量不高,给大众提供的文化产品不是特别好,好的东西也不一定能够做出来。
  陈:垃圾太多。但这事得具体说:第一,我们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比于丹好?比易中天好?如果有,可是压制着出不来,那就不正常。第二,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那说明我们就在这水准,就不要总是去说于丹不好,易中天不好。有什么读者,就有什么作者,他们(于丹等)搁在三十年代,就是文艺青年,因为真的国学家在那儿,但今天就成了个事儿。你得接受这水准,然后大家慢慢往高了走。
  这是整个人文水准的问题。法国是萨特上电视,英国是约翰•伯格上电视,为什么呢,因为法国英国的电视观众在那个水准。他们要是来中国,我也听不懂,因为我不到那程度,我的程度可能正好听得懂于丹。如果听下来觉得她说得不好,我自己去读《论语》,但没必要去骂她,你一骂,你的水准就下去了。
  很多人反对于丹,前段时间“十博士”还联名抵制。你知道吗?
  陈:中国的事情,我只有一个最低要求:让它发生。别管是对是错。现在刚发生一点事情,唾沫星子就来了,要抵制了,你去抵制吧,没用的。博士?你也来讲啊。联名反对?傻X。我没学问,可是我最讨厌拿着博士往外贴。我不了解于丹,她讲《论语》讲得对不对,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有人在讲孔子了。从“五四”打倒孔子到今天电视上讲孔子,为什么?这九十年来关于孔子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在乎的是这个。
  有道德的卫道士,也有学问的卫道士,所有卫道士我都讨厌。真要卫道,世界上就一个真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这是尼采说的,中国呢,要说只有一个儒家,那就是孔子,其他都不是!
  别拿着博士往外说事儿。别以为只有你懂《论语》。《论语》注释本不知有多少,朱熹、钱穆,多少版本,要听于丹的去听于丹,要信版本的去读版本。钱穆学问算得好,是博士么?连大学文凭也没有。他抵制谁了?!
  你对目前的于丹热有什么看法?
  陈:我没资格批评于丹,我没听过她讲《论语》。但我批评对电视明星的批评,因为这不是值得批评的事物,太正常了,学者早该上电视。如果你觉得他讲得不好,你去讲,这就是我的态度;再或者,你自己去读《论语》。接受群体不一样的,你不能要求所有听于丹的人自己去读原典,于丹也不会要求所有人只听她讲《论语》。电视是中性的,人不要听,会立刻换频道。
  所有神甫都在讲《圣经》,这么讲、那么讲,但你不能喝止:不对,《圣经》不是这样的!然后神甫就得改口。于丹好比社会基层的“神甫”,西方几万几万这样的角色,等于我们这里的居民委员主任啊什么的,做做思想工作,调解调解,开导开导,前提是能说会道。于丹特像从前共青团系统能说会道的辅导员。
  我记得你去陕西台做节目的时候,说台下的学生“表情都很茫然”,这么一个群体应该是于丹出现的原因吧?
  陈:很茫然,无主见,集体无主见。国学热是市场需求,非常简单,老百姓要听,他就会听,不要听,你再上电视作秀也没人听。现在道德沦丧,信仰真空,谁出面“布道”,谁就有观众。学者不必急于批评,应该研究的是:中国在这个时期为什么会有学者上电视?为什么会有国学热?为什么通俗的说法会有听众?通俗说法和经典阅读的内在区别是什么?等等等等。
  研究这些,会比单是批评更有价值。所有“热”的事情总会“凉”的,可是这当中恒常的规律应该去找一找。
  有人认为,中国很多民间收藏家们手里其实有很多优秀的、中国自己的艺术品,所以就有人提倡搞私人收藏展,让普通人有机会看到真正的艺术精品。
  陈:关键问题不是有没有人拿出收藏办展览。中国博物馆现在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各个博物馆试着推出各种展览,问题是公众参与程度太低。大家舍得去吃宴席,不舍得买个展览门票。如今门票钱是不便宜,可是那点钱你在好馆子里他妈叫个菜都不够。
  中国公众的参与程度跟西方完全不能比。西方进博物馆的人口比例可能也就全国人口的20%到40%,可是这比例比我们高太多了。第一,他们接受教育的人比我们多;第二,人口素质高;第三很重要,那部分人长期进博物馆,是因为那是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就跟我们习惯去餐馆或习惯打麻将一样。国内长期没有博物馆,有,也没多少好藏品、好展览。进博物馆没有变成大众生活中一项习惯,大学生也很少去。在西方,听歌剧、听音乐会、进博物馆,很平常,很频繁。今天去哪里?博物馆常常是优先选择,这跟文化教养并不必然联系,而是习惯,是生活。***
  中央电视台那部《大国崛起》你看了么?对中国人的大国情结你怎么看?
  陈:自卑情结。
  自卑太久了,总想出人头地,让世界承认。看你怎么理解“大国”,如果算面积、人口,当然是大国。可是英国、日本、德国,面积多小,人口也少,人家是大国呀。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也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期待,前一阵子,有一个美国的调查数据,说西方对世界各国的好感度,中国排在第五,很高。
  陈:中国试图朝良性变化。但是西方这么说有个大背景:全世界要跟中国做生意。最大的生意场在中国。世界的主要潮流是利益,是做生意。
  西方一直在影响我们,同时误导我们。我们是实实在在生活在这里的人,应该很清醒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空间。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我们的信息资源非常有限,或者说,只有信息。信息不能帮助你真的了解世界,但你会自以为了解世界。
  你知不知道发生在2006年的中医存废之争?这是不是中国面对西方的一种自卑?
  陈:老话题了,世纪初就争论过,民国政府一度还明令禁止中医。一位医生医术医德不好,跟中医本身好不好没关系。行业弄坏掉了,不能怪行业。国画、书法,算个行业,你去里面打听打听,一塌糊涂,都给弄坏了,但你不能说国画不好、书法不好。
  为什么变坏了?
  陈:钱嘛,利益、权力、行政,一个地方书协主席买官,底下塞150万,能想象吗?老主席退了,下面争当主席,行,看谁送的钱多,谁就上。一年,本钱就回来了。你想啊,长官那儿送礼,总得有个说法,名片拿出去,你是书法协会主席、副主席,你的字价钱就不一样啊。
  行业坏掉了,不能说行业不好。我不清楚“废中医”是什么意思。中国各种各样的争论,背后的原因都没被说出来,都是停在面上的那几个焦点,我有兴趣的是背后没有被说出的原因。
  我不太相信这类辩论会有什么结果,真正主宰中国医疗或者教育的,都是政治力量。这一行出了问题,是支配它的力量出了问题,可是争论起来,面子上都是学术争论。内部的原因,则来自社会、来自利益、来自上面。我通常不关注这种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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