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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第三辑 我眼中的学者(2)

  晚节善终,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芝生先生离开我们,走了。对我来说,这噩耗既在意内,又在意外。三四个月以前,我曾到医院去看过他,实际上含有诀别的意味。但是,过了不久,他又奇迹般地出了院。后来又听说,他又住了进去。以九十五周岁的高龄,对医院这样几出几进,最后终于永远离开了医院,也离开了我们。难道说这还不是意内之事吗?

  可是芝生先生对自己的长寿是充满了信心的。他在八八自寿联中写道:

  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胸怀四化,寄意三松。

  米寿指八十八岁,茶寿指一百〇八岁。他活到九十五岁,离茶寿还有十三年,当然不会满足的。去年,中国文化书院准备为他庆祝九十五岁诞辰,并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他坚持要到今年九十五周岁时举办。可见他信心之坚。他这种信心也感染了我们。我们都相信,他会创造奇迹的。今年的庆典已经安排妥帖,国内外请柬都已发出,再过一个礼拜,就要举行了。可惜他偏在此时离开了我们。使庆祝改为悼念。不说这是意外又是什么呢?

  在芝生先生弟子一辈的人中,我可能是接触到冯友兰这个名字最早的人。1926年,我在济南一所高中读书。这是一所文科高中。课程中除了中外语文、历史、地理、心理、伦理、《诗经》、《书经》等以外,还有一门人生哲学,用的课本就是芝生先生的《人生哲学》。我当时只有十五岁,既不懂人生,也不懂哲学。但是对这一门课的内容,颇感兴趣。从此芝生先生的名字,就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我认为,他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大人物。屈指算来,现在已有六十四年了。

  后来,我考进了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芝生先生是文学院院长。当时清华大学规定,文科学生必须选一门理科的课,逻辑学可以代替。我本来有可能选芝生先生的课,后临时改变主意,选了金岳霖先生的课。因此我一生没有上过芝生先生的课。在大学期间,同他根本没有来往,只是偶尔听他的报告或者讲话而已。

  时过境迁,我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年高中国文教员,到欧洲去漂泊了将近十一年。抗日战争后,回到了祖国。由于陈寅恪先生的介绍,到北大来工作。这时芝生先生从大后方复员回到北平,仍然在清华任教。我们没有接触的机会。只是偶尔从别人口中得知芝生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情况,也有过一些议论。这在当时是难以避免的。至于真相究竟如何,谁也不去探究了。

  不久就迎来了解放。据我的推测,芝生先生本来有资格到台湾去的。然而他留下没走,同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既感到光明又感到幸福的时刻。至于他是怎样想的,我完全不知道。不管怎样,他的朋友和弟子们从此对他有了新的认识,这却是事实。他曾给毛泽东同志写过一封信,毛主席回复了一封比较长的信。“十年浩劫”期间,我听他亲口读过。他当时是异常激动的。此是后话,这里暂且不表了。

  不久,我国政府组成了一个文化代表团,应邀赴印度和缅甸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比较大型的出访代表团。团员中颇有一些声誉卓著、有代表性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丁西林任团长,郑振铎、陈翰笙、钱伟长、吴作人、常书鸿、张骏祥、周小燕等,以及芝生先生都是团员,我也滥竽其中。秘书长是刘白羽。因为这个团很重要,周总理亲自关心组团的工作,亲自审查出国展览的图片。记得是1951年整个夏天,我们都在做准备工作,最费事的是画片展览。我们到处拍摄、收集能反映新中国新气象的图片,最后汇总在故宫里面的一个大殿里,满满的一屋子,请周总理最后批准。我们忙忙碌碌,过了一个异常紧张但又兴奋愉快的夏天。

  那一年国庆节前,我们到了广州,参加了观礼活动。我们在广州又住了一段时间,将讲稿或其他文件译为英文,做好最后的准备工作。此时,广州解放时间不长,国民党的飞机有时还来骚扰,特务活动也时有所闻。我们出门,都有怀藏手枪的便衣人员跟随,暗中加以保护。我们一切都准备好后,便乘车赴香港,换乘轮船,驶往缅甸,开始了对天竺和缅甸的长达几个月的长征……

  从此以后,我们全团十几个人就马不停蹄,跋山涉水,几乎是一天换一个新地方,宛如走马灯一般,脑海里天天有新印象,眼前时时有新光景,乘船,乘汽车,乘火车,乘飞机,几乎看尽了春、夏、秋、冬四季风光,享尽了印缅人民无法形容的热情款待。我不能忘记,我们曾在印度洋的海船上,看飞鱼飞跃。晚上在当空的皓月下,面对浩渺蔚蓝的波涛,追怀往事。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印度闻名世界的奇迹泰姬陵上欣赏“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奇景。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沐浴大海,晚上共同招待在黑暗中摸黑走八十里路、目的只是想看一看中国代表团的印度青年。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佛祖释迦牟尼打坐成佛的金刚座旁流连瞻谒,我从印度空军飞机驾驶员手中接过几片菩提树叶,而芝生先生则用口袋装了一点金刚座上的黄土。我不能忘记,我们在金碧辉煌的土邦王公的天方夜谭般的宫殿里,共同享受豪华晚餐,自己也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我不能忘记,在缅甸茵莱湖上,看缅甸船主独脚划船。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加尔各答开着电风扇,啃着西瓜,度过新年。我不能忘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怎么说也是说不完的。一想起印缅之行,我脑海里就成了万花筒,光怪陆离,五彩缤纷。中间总有芝生先生的影子在,他长须飘胸,道貌岸然。其他团员也都各具特点,令人忆念难忘。这情景,当时已道不寻常,何况现在事后追思呢?

  根据解放后一些代表团出国访问的经验,在团员与团员之间的关系方面,往往可以看出三个阶段。初次聚在一起时,大家都和和睦睦,客客气气。后来逐渐混熟了,渐渐露出真面目,放言无忌。到了后期,临解散以前,往往又对某一些人心怀不满,胸有芥蒂。这个三段论法,真有点厉害,常常真能兑现。

  但是,我们的团却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自始至终,都是能和睦相处的。我们团中还产生了一对情侣,后来有情人终成了眷属。可见气氛之融洽。在所有的团员和工作人员中,最活跃的是郑振铎先生。他身躯高大魁梧,说话声音洪亮。虽然已经渐入老境,但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同谁都谈得来,也喜欢开个玩笑,而最爱抬杠。团中爱抬杠者,大有人在。代表团成立了一个抬杠协会,简称杠协。大家想选一个会长,领袖群伦。于是月旦群雄,最后觉得郑先生喜抬杠,而不自知其为抬杠,已经达到抬杠圣境,圆融无碍。大家一致推选他为杠协会长。在他领导之下,团中杠业发达,皆大欢喜。

  郑先生同芝生先生年龄相若,而风格迥异。芝生先生看上去很威严,说话有点口吃。但有时也说点笑话,足证他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郑先生开玩笑的对象往往就是芝生先生。他经常喊芝生先生为“大胡子”,不时说些开玩笑的话。有一次,理发师正给芝生先生刮脸,郑先生站在旁边起哄,连声对理发师高呼:“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理发师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胡子刮掉一块。这时候,郑先生大笑,旁边的人也陪着哄笑。然而芝生先生只是微微一笑,神色不变,可见先生大度包容的气概。《世说新语》载:“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芝生先生的神宇有点近似子敬。

  上面举的只是一件微末小事。但是由小可以见大。总之,我们的代表团就是在这种熟悉而不亵渎、亲切而互相尊重的气氛中,共同生活了半年。我得以认识芝生先生,也是这一段时期内的事。屈指算来,到现在也近四十年了。

  对于芝生先生的专门研究领域——中国哲学史,我几乎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不敢胡言乱语。但是他治中国哲学史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却是能体会到的,而且是十分敬佩的。为了这一门学问,他不知遭受了多少批判。他提倡的道德抽象继承论,也同样受到严厉的诡辩式的批判。但是,他能同时在几条战线上应战,并没有被压垮。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经常修订他的《中国哲学史》,我说不清已经修订过多少次了。我相信,倘若能活到一百零八岁,他仍然是要继续修订的。只是这一点精神,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吗?

  芝生先生走过了九十五年漫长的人生道路。九十五岁几乎等于一个世纪。自从公元建立后,至今还不到二十个世纪。芝生先生活了公元的二十分之一,时间够长的了。他一生经历了清代、民国、洪宪、军阀混乱、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一直迎来了解放。道路并不总是平坦的,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然而芝生先生以他那奇特的乐观精神和适应能力,不断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忠诚于自己的学术事业,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终于走完了人生长途,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我们可以说他是晚节善终,大节不亏。他走了一条中国老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在他身上,我们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的。

  芝生先生!你完成了人生的义务,掷笔去世,把无限的怀思留给了我们。

  芝生先生!你度过漫长疲劳的一生,现在是应该休息的时候了。你永远休息吧!

  1990年12月3日

  记周培源先生

  如果论资排辈,周培源先生应该算是我的老师。话说的为什么这样绕弯子呢?原因是,我于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当时周先生是清华教授。但是,我学的是西洋文学系,而周先生则是物理教授,并无任何接触。只是有时在校园中林荫路上看到周先生伉俪走过而已。当时教授在社会上地位极高,待遇优厚,而且进可以官,退可以学。在我们青年学生眼中,望之如神仙中人。

  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理科归入北大,周先生自国外归来,参加了北大的工作。间有机会同他一起开会,但仍然由于行当不同,而从无过从。我对周先生的了解同二十多年以前相比,增加得微乎其微。不过,从他的言谈举止中,从别人对他的评论中,我渐渐发现,周先生其实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骨气,很有正义感,能明辨大是大非的人,一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

  我真正认识周先生是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情况下,是在“十年浩劫”中。浩劫开始时一阵混乱过后,“群众组织”逐渐合并成两大派,这与全国形势是完全相适应的。两大派一个叫所谓“天派”,一个叫所谓“地派”。北大的两大派的名称是“新北大公社”(天)和“井冈山”(地)。从整个运动过程来看,这两大派都搞打砸抢,都乱抓无辜,都压迫真正的群众,真正是难兄难弟,枣木球一对,无法评论其是非优劣。但是从北大的具体情况来看,领导新北大公社的是那一位臭名昭著的“老佛爷”,打出江青的旗号,横行霸道,炙手可热。她掌握了全校的行政财政大权,迫害异己。我与此人打过多年交道,深知她不学无术、语无伦次,然而却心狠手辣,想要反对她,需要有一点牺牲精神。

  我在运动初期不可避免地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经过了一阵阵的惊涛骇浪,算是平安地过了关。虽然仍然被工作组划在“临界线”上,但究竟属于人民内部,满可以逍遥自在了。

  但我是一个颇爱打抱不平的人,虽然做不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程度,有时候也抑制不住自己,惹点小乱子。对于这一位“老佛爷”的所作所为,我觉得它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实我也并不真懂什么是“革命路线”。我只觉得她对群众的态度不对头。于是我便有点“蠢蠢欲动”了。

  出乎我的意料,又似乎是在意料之内,周培源先生也挺身而出,而且干脆参加了反“老佛爷”的组织,并且成为领导成员。在这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在私下见过周先生。他为什么这样做,我毫无所知。只记得北大两大派在大饭厅(今天的大讲堂)中举行过一次公开的辩论,两派的领导都坐在讲台上。周先生也俨然坐在那里,而且还发了言。他的岁数最大,地位最高,以一个白发盈颠的老人,同一群后生坐在一起,颇有点滑稽。然而我心里却是充满了敬意的,周先生的一身正气在这里流露得淋漓尽致。后来,“老佛爷”大概对周先生这样一位有威望的教授起来反对自己极为不安。于是唆使亲信对周先生大肆攻击。“十年浩劫”中对立派之间罗织罪名,耍弄刀笔,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老佛爷”对周先生当然更是施出了全身解数,诬陷污蔑。我得知,周先生参加的组织竟也为周先生立了专案组,调查他的一生行动。我当时真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此事周先生恐怕至今也不知道。我在这里不想责怪任何人。大家都是在形势所迫下进行思考,进行活动的。

  我呢,也上了牛劲,终于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考虑与观察,抱着“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决心,“自己跳了出来”,也参加了那个反“老佛爷”的组织。这一跳不打紧,一跳就跳进了牛棚,几乎把老命给赔上。

  有一天,我奉牢头禁子(官名叫“监改人员”)之命,不要我出去参加劳动,要我在棚里等候批斗,不是主角,是“陪斗”,等于旧社会的“陪绑”,是一种十分残酷的刑罚。对于被批斗,尽管我已是“老手”,什么呼口号,喊“打倒”,发言批判,满嘴捏造,我能够坐在“喷气式”上置若罔闻;但是,坐“喷气式”,挨耳光,拳打脚踢,有时被打得鼻青脸肿,有人往脸上唾而又唾面自干,我却还真有点不寒而栗。当牢头禁子带着满嘴的“国骂”向我下达命令时,我心里真有点哆嗦。我已失去一切自由,连活着的自由在内,我只有低头应命,如坐针毡似的等在牛棚里。

  但是,一直到中午,也没有人来押解我。后来,有的难友悄悄告诉我说,“老佛爷”夜里抄了周先生的家——尽管周先生是中央明令要保护的人,“老佛爷”也胆敢违抗——周先生大概事前得到消息,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被“揪”住。“老佛爷”的如意算盘是:揪住以后,大规模批斗,知道我同周先生的关系,才让我陪斗。我真有点后怕,如果当时周先生真被“揪”住,批斗起来,其声势之猛烈,概可想见了。在当天下午被押解着出来劳动时,我看到地上、墙上写满了“打倒猪配猿”一类的口号,想见“老佛爷”等辈咬牙切齿之状。

  浩劫的风暴逐渐平静。我听说,中央某一个领导人向周先生提了意见,周先生在某一个场合做了点自我批评。这可能只是传闻,确否我不敢说。至于我,没有什么人提出意见,我不想在这方面做什么检查。我一生做的事自己满意的不多。我拼着老命反“老佛爷”一事,是我最满意的事情之一,它证明我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风暴过后,我同周先生的接触多了。我们从来没谈过我上面说的那些事情。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是,周先生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风范却日益引起我的敬佩,是我一生学习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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