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家里，权利是完全授予受权力委托的人。宰相就是**君主自己，而每一个个体的官吏就是宰相本身。在君主国家里，权利的行使不甚迅速；君主授予权力，但又加以限制。他的权力分配方式是，当他把一部分权力授予别人时，就必定为自己保留更大的一部分权力。

    因此，在君主国里，城市的执政官虽然由省督管辖，但是由君主管辖的地域更为广大；军队里的军官对将军的服从不能超越对君主的服从程度；

    在绝大多数的君主国家里，人们都明智地规定，那些拥有稍微广泛指挥权的人，不得隶属于任何一个军团，因此，他们只有在得到君主特殊命令时才能行使指挥权，他们或许被任用，或许不被任用，他们会被以某种方式认为在役或不在役。

    这种情形与**政体是不相称的。因为，如果没有实际职位的人仍然拥有特权和头衔的话，朝中自有自诩尊贵的人物。这与**政体的性质是背道而驰的。

    如果某个城市的执政官不受省督的管辖，那么每天都必须以某些折中的方式使双方得以融洽。这对**政体而言是一件荒唐的事情。加之，如果这个城市的执政官能够抗命不遵的话，省督又如何对他管辖的省份负责呢

    在**政体下，权威总是摇摆不定的。即使是最低级的官吏的权威也不比君主的权威更为稳定。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法律到处都体现着明智，并且都是家喻户晓；所以即使是职务最低的官吏，也能够有所遵循。但是在**国家里，法律只是君主的意志而已。即使君主是英明的，官吏们又如何遵从某个他们所不知道的意志呢那么，官吏们理所当然地遵从自己的意志了。

    加之，由于法律只是君主的意志所在，其结果，便非常有必要有无数的人们为君主表达意志，并且像君主一样地表达意志。

    总之，法律既然是君主一时的意志，那么，那些替他表达意志的人们也必然像君主一样，即兴地表达其意志。

    第十七节礼物

    在**国家里，有一种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级上司都得送礼，即使对君王也不能例外。莫卧儿的皇帝如果没有收到臣民们的礼物的话，是不会接受他们的任何请求的。这些君王甚至在给予人们赏赐时，也会接受贿赂。

    在一个毫无公民意识可言，上级对下级不承担任何义务，人们认为彼此间的联系，只是一部分人强加给另一部分人的惩罚的国家里，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必然的。在这种政体下，很少有政务可做，而且，人们很少有必要去谒见大人物，向他们提出自己的要求，提出抗诉就更为稀少了。

    在共和国里，送礼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情，因为品德不需要它的存在。在君主国里，荣誉比礼物更具有鼓舞力量。然而在既没有品德，也没有荣誉的**国家里，人们也许只能在为获得更为舒适的生活的希冀驱使下行事了。

    柏拉图主张，履行职务时接受礼物的人应处以极刑。这属于共和国的思想范畴。他说，“无论是为了好事还是坏事，都不应该接受礼物。”

    罗马有一项坏法律，这项法律准许官吏接受小礼物，其限制是一年中礼物价值不超过一百埃巨。没有接受过别人任何东西的人，并不期望任何东西。然而接受过别人一点儿东西的人，立刻就希望再多要一点儿，接下去便会贪得无厌。不但如此，对一个本不应该接受礼物而接受了礼物的人而言，要使他服罪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对于一个允许接受少量礼物，他却接受了较多礼物的人来说，要他认罪就困难了。他总是会找出某些借口、托词、原因和某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第十八节君王给予的恩赏

    我们已经说过，在**国家里，人们之所以行事，只是因为希冀获得更舒适的生活，而君主的恩赏除了金钱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在君主国里惟一起着支配地位的便是荣誉，所以君主的恩赏本应仅限于名誉地位。而名誉地位往往与奢华联系在一起，奢华又会产生必要的需求，所以君主也就不得不赏赐一些伴随着财富的名誉地位了。但是在共和国里，品德占有支配地位。品德本身就具有足够的驱动力，它将排除其他任何力量，因此国家的奖赏只限于表彰这种品德而已。

    如果君主国和共和，国设立重赏，就会成为国家腐朽的象征，这被认为是一般性的规律。因为重赏将证实这些国家的原则已经被亵渎。另则，荣誉观念的力量已经丧失殆尽，再则，共和国公民的称号的感召力业已减退。

    最昏庸的罗马皇帝就是赏赐最多的帝王，诸如：卡里古拉、格老狄乌斯、尼禄、奥托、维蒂利乌斯、康莫都斯、海里欧伽巴露斯和卡拉卡拉。最贤明的皇帝都是最节俭的人，他们是奥古斯都、维司巴西安、安托尼努斯比乌斯、马尔库斯奥列利乌斯和佩尔提纳克司。当最贤明的皇帝在位时，国家的原则得以恢复，来自荣誉的精神财富取代了其他的财宝。

    第十九节三种政体原则的新推论

    在结束本章之前，我不能不对我的三个原则的论点略加应用。

    第一个问题：法律是否应该强迫公民接受公职我认为在共和国里是应该的，在君主国里则不应该。公职在共和国里是品德行为的体现，是国家对公民的信任和委托。公民的生活、行为和思想都应该完全为了国家，因此不得拒绝担任公职28。在君主国里，公职是荣誉的行为体现。然而，荣誉具有其偶发性，只有“时机”和“方式”符合其意愿，才能被接受。

    已故的撒地尼亚王对拒绝接受荣衔和公职的人予以惩办。这样他无意识地遵从了共和政体的思想。他在其他方面的治国方略充分证明，这并非他的本意。

    第二个问题：强迫公民在军队中接受比他从前担任过的军职低的职位，这是否是一条好的准则在罗马人中，时常可以看到今年还是上尉，而来年已经成为他的中尉的部下了29。这是因为在共和国里，品德要求人们必须为国家不断地奉献自我，并且去做自己本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在君主国里，荣誉无论是否货真价实，都不能容忍所谓的降格。

    在**国家里，荣誉、职位、爵位，无一例外地被人滥用，人们可以不加区别地把君主当做臣仆，把臣仆当做君主。

    第三个问题：同一个人是否可以同时担任文职和武职在共和国里，可以兼而有之，而在君主国里则应该分开。因为，在共和国里，如果把军职和文职分开，而使军职成为一个特殊的身份的话，将是极其危险的。在君主国里，如果把文武两职集于某人一身也将是危险的。

    在共和国里，人们只有以法律和祖国的保卫者的名义才能拿起武器；因为作为公民，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内，他必须成为士兵。如果公民和士兵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的话，那么，那些自信是公民的人在服兵役时，会因此而感到自己仅仅是一名士兵。

    在君主国里，军人追求的惟一目标是荣耀，至少是荣誉或者是财富。应该非常谨慎，不要给予这样的人以文职。恰恰相反应该以文官去约束他们。同一个人不能同时既获得人民的信任，又拥有滥施武力的权力。

    在一个貌似共和政体，而实为君主政体的国度里，人们是何等惧怕一个军人特殊政权的存在，人们如何使军人的身份与公民，甚至官吏的身份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成为国家的保证，使人始终不忘国家。

    罗马人在共和国灭亡以后，把文职和军职官员分开；这并非是随心所欲的做法，而是罗马政治体制变迁的必然结果，是君主政体的性质所决定的。到奥古斯都王朝才开始有这种划分30，此后的帝王不得不将其完成，借以缓和军政府的暴戾。

    曾经和瓦连图斯竞争王位的普罗哥比乌斯把总督的官职授予波斯王族的一个亲王荷尔米斯达斯的时候，又恢复了从前它所拥有的军队指挥权。除非他有特殊的理由，否则将是完全有悖情理的。一个渴望权力的人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而绝不是国家的利益。

    第四个问题：公职是否可以被买卖在**国家里，是不允许的。那里的国民在职或去职只在于君主的一念之差。

    但是在君主国里，出卖官爵却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促使人们从事不愿意为品德而从事的事业，并把这个事业作为一个家庭的职业；它使每个出钱买官的人不但尽心尽职，而且使国家的各个等级较为稳固而持久。隋达斯说得好，阿那斯塔西乌斯卖掉所有官职的同时，也把帝国变成了贵族政体。

    柏拉图不能容忍这种交易。他说：“这就像在一条船上，收到某人的钱财，便能让他去当舵手或航海员。这条规则既然对于其他任何一种职业都是有害的，难道在统领共和国时就是有益的吗”不过，柏拉图说的是以品德为基础的共和国，而我们谈到的是君主国。在君主国里，出卖官职虽然有时没有公开的条例，但由于朝臣的贫穷和贪婪，也总是有出卖官职的现象。偶然的买卖官职也许比君主选择任用的人更能发掘人才。简言之，以财富而获取显贵，这种方式较能激励和培养人们的勤勉。而勤勉正是这种政体所急需得到的。

    第五个问题：什么样的政体需要监察官共和国需要监察官。因为共和国的原则就是品德。然而，亵渎品德的不止是犯罪行为。疏忽、谬误、爱国心某种程度的减弱、危险的榜样、**的种子也会破坏品德。这些行为并不违法，但却逃避法律；虽然它们并不破坏法律，但却削弱法律的效力。这一切都应该由监察官加以纠正。

    在雅典曾有人把一只被老鹰追逐而逃人他怀中的麻雀打死，最高裁判所的法官判处此人刑罚，这不禁使众人骇然。一个挖去自己小鸟眼睛的小孩被法官判处了极刑，更使人惊愕不已。请注意，问题已不在于对犯罪的惩处，而是对共和国赖以生存基础的风俗行为的审判。

    君主国并不需要监察官，因为它是以荣誉为基础；就荣誉的性质而言，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充当监察官。任何人做出玷污荣誉的事，都会受到责难，即便本身不具备荣誉的人也会说三道四。

    在君主国里，如果有监察官的话，使监察官腐化的人正是他们要去纠正的那些人。监察官对于君主政体的**，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君主政体的**势力却会凶猛地反对他们。

    **政府不该有监察官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来自中国的事例却似乎违背了这条规律。在本书的随后章节中，我们将会读到中国设立监察制度的特殊理由。

    1哥林多菲罗老斯在雅典制定了一条法律，规定土地份额和遗产的数目应该永远相同。

    2哥尼利乌斯尼波斯在序言里说：“雅典名人娶他的亲妹为妻，不算**无耻，因为当地居民有此习惯，但是按照我们的风俗是不允许的。”这个习惯非常古老。亚伯拉罕在提到撒拉时说：“她是我的妹妹；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过去各个不同的民族制定不同的法律时，也都依据同样的理由。

    3塞内加的格老狄乌斯中载有“雅典许可一半，亚历山大里亚则完全许可。”

    4柏拉图也拟订过类似的一项法律。

    5卢梭把人口分为四级：五谷和水果的收入达五百米拉的人为第一级。收入达三百米拉又有养一匹马的人为第二级。收入达二百米拉的人为第三级。一切以体力劳动为生的人为第四级。

    6卢梭不让第四级担任公职。

    7对征服的土地，士兵们要求更大的份额。

    8这些法规对妇女的嫁资应多加限制。

    9官吏任期一年，元老任期终身。

    10色诺芬在所著的拉栖弟梦共和国中说，莱喀古士规定“元老院的成员应由老年人中选出；这样做是因为老年人尽管到了晚年，也不会玩忽自己的职责；他让老年人充当年轻人智勇的裁判；这样，他就使老年人显得比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更具尊荣”。

    11最高裁判所自身也要受到监察。

    12古罗马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特权的行使对共和国十分有利。以下所述只是共和国最腐化的时期。奥露斯富尔维乌斯启程去找卡蒂林，他的父亲把他召回处死。还有其他一些公民也有同样的行为。

    13那时的威尼斯人，从各方面看，他们的行为都是很有智慧的。曾经有一个威尼斯贵族与一个“陆地”的公民为争夺教堂中的次席而发生了纠纷。他们的裁判指出，一个威尼斯的贵族在威尼斯境外不比其他公民的地位优越。

    14古罗马的十大官吏们把此项法律放在最后的两个铜表法内。

    15今天一些贵族国家就是如此。这是最能使国家衰败的。

    16格老狄乌法禁止元老院的元老们在海上拥有任何四十梅衣以上的船只。

    17密人投书嘴内。

    18一个监察官甚至不得搅扰另一个监察官。没一个监察官做自己的记录，不必管他的同事的意见如何，否则监察工作就等于被推翻。

    19雅典的计政官让所有的官吏都要汇报工作，但自己则不对任何人作汇报。

    20威尼斯就是如此。

    21这些贵族国家立法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国家，不如说是为了维护其所谓“贵族性”。

    22塔西佗在史记中指出：“从化外人看来，如果当奴隶的人慢吞吞地干活的话，似乎就应该立即实行专政。”

    23西塞罗在法律一书中指出：“护民官的权利有那么大吗谁能说它不那么大吗但是人民的力量更残暴、更强烈得多，就因为有了首领才显得温和，好像什么力量也没有似的。因为首领深思熟虑后才进行冒险；人民因感情冲动则不知自己所冒的风险。”

    24夏尔旦说，波斯没有参议院。

    25据传，阿尔达克塞尔克塞斯有150个儿子。阴谋反对他的只有50个，都被处死。

    26使用破产的和解金亦如此。

    27这个制度到了朱利安法时才得以建立。人们因此可以免除坐牢；财产的让与也因此不再是可耻的事了。

    28柏拉图在他所著的共和国里把公民拒绝担任公职列为共和国腐化的标志之一。他主张对拒绝公职者应处以罚款。在威尼斯，则处以流放。

    29一些百人酋长向人民呼吁，要求他们担任从前他们担任过的职位。一个百人酋长说：“伙伴们你们应该把防卫共和国的一切岗位都看做是光荣的才对。”

    30奥古斯都剥夺元老、总督和省长们携带武器的权力。

    第六章各种政体原则所产生的结果与民法、刑法的繁简，判决的形式，处罚的方式等之间的关系

    书名：论法的精神作者译著：法孟德斯鸠著孙立坚孙丕强樊瑞庆译

    第节各种政体民法的简繁

    君主政体的法律不像**政体的法律那样简单。君主国必须有法庭。这些法庭要作出判决；判决会被保存起来，并且加以研究。这是为了保持判决的一致性，只有这样，公民的财产归属和生命才能同国家的政体一样地稳固而安定。

    在君主国里，司法的行政程序不仅对有关生命和财产的事宜作出判决，而且也对有关荣誉的事作出判决，因此需要极谨慎地查询。当法官的责任愈重大，裁判所涉及的利益愈重要的时候，尤其需要谨慎从事。

    因此，在这些国家的法律中规定、限制和引申极多，由此而产生出浩若烟海的特殊案例，俨然成为一种推理的艺术。我们不必为此感到震惊。

    君主政体确立了一整套等级、门第、出身的差别体系，这也经常使财产的性质产生差异；而且与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相关的法律也能够增加这些差异。因此，在我们这样的欧洲国家里，财产所有权分为：夫妻双方的“私有财产”、“共有财产”或“继承取得的财产”；“奁产”、“奁产以外的财产”；“父系遗产”、“母系遗产”；各种类型的“动产”；“五条件继承的不动产”、“指定继承人继承的不动产”；“由继承而取得的财产”、“由让与而继承的财产”；“免除课役的贵族财产”、“负有义务的平民财产”；“在不动产中设定的年金”、“在现金中设定的年金”。每一种财产归属关系都设有相应的特殊法规，财产的归属都必须遵循这些法规。这样法律就并非是简单的程序了。

    在欧洲各国，封地是世袭的。贵族必须拥有固定的财产，以便使被封有土地的贵族总是能够有力量侍奉君主。于是便应运而生了多种多样的方法，例如，在有的国家，封地不允许由弟兄们瓜分。还有一些国家，次子们能够享有较富裕的生活保障。

    熟知各省情况的君主能够制定各种法律，或是容忍不同的习俗。然而，暴君则对情况一无所知，并且对一切都能不加关注；他对此只需采取一般性的措施，并且无论对何处都依照他同样的、独断专行的意志实行统治。一切都被他踩在脚下。

    在君主国里，随着法庭裁判的增多，案例中相互矛盾的判决有时就会显现出来。这是因为有时候后来的法官对案件的认识不同；或者是因为同一案情，由于辩护得好坏而产生歧义；最后，还会由于某些人的插手干预产生种种弊端。立法者时常纠正这种不可避免的判决矛盾的弊病。所以，这种弊端甚至是与政治宽和的国家精神相违背的。因为，人民之所以不得不再次求助于法院，应该是由宪法的性质所决定，而并非出自法律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

    在必然有身份差别的国家里，就必然有特权的存在。这进一步减少了法律的简单性，特权会产生众多的例外。

    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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