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选择观后感：无法痊愈的伤疤，苏菲的三次讲述

    苏菲的第一次讲述，内容是集中营的苦难和纳粹的罪恶。她不是犹太人，可是仅仅因为她在德国兵的眼皮底下藏了一块火腿，就被送去了奥斯维辛。而她的父亲、丈夫和孩子，都是被纳粹杀害的。斯丁格后来得知，苏菲的男友在研究纳粹史，有志于将那些隐藏的罪行公布于天下。斯丁格认为，作为受害者的苏菲理应帮助男友完成这一工作。可是苏菲的反应却非常抵制，她说：“其实你根本不理解”。

    在战后，揭露纳粹的罪行、为犹太人讨回公道，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业。虽然苏菲自己不是犹太人，可是纳粹杀害了她全家，并把她送进了人间地狱——奥斯维辛。那么，背负着深仇大恨和苦难记忆的苏菲，为什么对于男友揭露纳粹罪行的努力表现得如此抵制？她能够言说的苦难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难言之隐？

    对苦难的言说往往建构了苦难者的自我认同。而在对苦难的言说中，恶的历史性归罪，是无辜者的生活意义的一部分：作为幸存者，他们不仅是个人和家庭遭遇的承受者，更是文明灾难的见证者。通过对纳粹的归罪，他们不仅安抚着自己的回忆和亲人的亡灵，而且参与着历史的判决。然而，苏菲的困境在于，她不是——至少她自认为不是——完全的无辜者。在她的苦难和仇恨背后，隐藏着一块并不无辜的伤疤。

    苏菲的第二次讲述，揭露了她难言的伤疤。她的父亲就是一个狂热的纳粹知识分子，生前曾发表过极为残酷的反犹言论。只是因为他是德国的敌国——波兰的大学教授，才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杀害了。善良的苏菲并不赞同父亲的反犹立场，然而那毕竟是她崇敬而爱戴的父亲，她曾为父亲打印了反犹文章；在集中营，她私藏着那篇文章，以便向德国军官求情——“我父亲是你们的支持者，我也是，求你放了我吧……”

    正是因为这一特殊的处境和经历，苏菲感到自己无法像其他幸存者那样，通过对苦难的言说和对恶行的归罪来构建一种自我的认同。在历史的善与恶面前，苏菲的位置极其尴尬：她不是犹太人，而是遭到纳粹迫害的波兰人；她的父亲既是受害者，又是历史的罪人。在她讲述集中营的苦难时，那篇藏在鞋底的反犹文章总是出现在她的脑海中，提醒着她自己的“罪恶”；当她谴责纳粹时，令她又爱又怕的父亲的形象总是将她的情感复杂化、模糊化，令她的仇恨陷入灰色，失去了黑与白的明晰。她是纳粹的牺牲品，又是纳粹的后代；这种尴尬的身份使得她始终游离于罪人和无辜者之间，挣扎于良心的困境。

    在一篇纪念奥斯维辛的文章开头，小枫老师引用了《芳名卡门》的最后一句台词：“请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有罪的人在一边，无辜的人在另一边。”苏菲的困境就在于，在她身上失去了这条清晰的界线。然而，历史的宏大善恶，终究无法掩盖个体的生命纹理，无论存在多么复杂的处境，个人的良知总是知道自己的位置。苏菲从未赞同过父亲的言论，而在集中营向德国军官求情的行为，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得救。苏菲善良的动机，难道不能为她的行为辩护吗？即便不能原谅自己的行为，难道她不能认同自己的良知吗？为什么坚持认为自己并非无辜呢？

    为了回答斯丁格，也为了回答我们，苏菲第三次讲述了她的遭遇。而这最后一次讲述也是最为痛苦的：在进入集中营之前，德国人答应释放她的一个孩子，但是强迫她在她的两个孩子中选择一个。如果苏菲拒绝做出如此残酷的选择，那么她的两个孩子都不能幸免于难。情急之下，苏菲选择了挽救她的长子，而把小女孩交给了德国人。就在交出女儿的那一刻，苏菲的灵魂崩溃了：她亲手将自己的女儿送进了毒气室，而最后，她的儿子也死在了集中营里。如果说良知能够在历史的宏大善恶中挽救出个体的生命纹理，实现最终的自我认同，那么苏菲的良知认同，则在那次残酷的选择中遭到了毁灭。从此，她的生命便如枯叶一般，只剩下绝望的经脉。听完了苏菲最后的讲述，就连斯丁格也放弃了安慰苏菲的努力：尽管他爱得真诚、热烈，可是少不经事的他自知没有能力分担苏菲的生命记忆，这份记忆的担子是如此沉重、可怕，它缄默了苏菲的苦难言说，取消了苏菲的历史归罪——因为无论是言说还是归罪，最终只会让苏菲撞上一个无法再认同的自我，迫使她一再揭开那道无法痊愈的伤疤。

    只有苏菲的男友——患有精神病的内森能够拯救她，而这恰恰是因为，内森对生命怀有着远远超出常人的热情，让苏菲的记忆，能够在爱的热度中融化。苏菲和内森的爱，是遗忘和幻想的爱；但是内森的敏感和疯狂，又使得这份爱情格外脆弱，充满着危险。最终，苏菲和内森双双自杀，死在了一起——也许，对于苏菲来说，这已经是她伤痕累累的生命所能够获得的最好结局。

    苏菲和内森共度的第一个夜晚，内森为她朗诵了这首艾米丽.狄更斯的小诗；而在影片的最后，这对恋人的朋友斯丁格面对他俩的尸体，再次朗诵了下面几行诗句：

    安普尔正在理床

    她小心翼翼地等着

    命运之神降临

    房间里静静的

    整齐的床单

    松松的枕头

    可别让金色的阳光

    打扰这宁静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