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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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到波克罗夫斯科耶的那一天，是列文最苦恼的一天。
　　这是一年中最紧张的农忙季节，那时候，所有的农民在劳动中都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自我牺牲的紧张精神，那是在任何其他的生活条件下都没有表现过的，要是露出这种品质的人们自己很看重它，要是它不是年年如此，要是这种紧张劳动的成果不是那么平常的话，那它就会得到很高的评价的。
　　收割或者收获黑麦和燕麦，装运，割草，翻耕休耕地，打谷子和播种冬小麦——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都很简单平凡；但是要干完这一切，就需要全村的人，老老少少，毫不间歇地劳动三四个星期，而且比往常要艰苦三倍，靠着克瓦斯、葱头和黑面包过日子，夜里打谷和搬运谷捆，而且一天二十四小时内睡不到两三个钟头。全俄国每年都是这样干的。
　　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度过，而且同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大忙的时刻，列文总感觉得农民们这种普遍的兴奋心情感染了他。
　　一大早，他就骑马到第一批播种黑麦的地方，然后又到运去燕麦堆成垛的地方去，当他妻子和姨姐起床的时候就回家去和她们一道喝咖啡，接着又步行到农场，那里安装好的一架新打谷机就要打谷了。
　　一整天，当他同管家和农民们谈话的时候，当他在家中跟他妻子、多莉、她的孩子们和他的岳父谈话的时候，除了农务以外，列文翻来覆去老想着他当时很关心的那个问题，在一切里寻找着同这个问题有关系的东西：“我到底是什么？我在哪里呢？我为什么在这里？”
　　列文站在一所新盖好房顶的谷仓——尚未落尽树叶、还散发着香气的榛树枝作板条，茅屋顶用新剥去皮的白杨木做房梁——透过敞开的大门凝视着打谷时回旋飞扬的干燥而刺鼻的灰尘，时而凝视着被炎热的阳光照耀着的打谷场上的青草和刚刚从谷仓里搬运出来的新鲜麦秆；时而凝视着长着花斑头顶和白胸脯的燕子，它们啁啾着，鼓动着翅膀飞进房檐下，歇落在门口的亮处；时而凝视着在阴暗的、尘土飞扬的谷仓里奔忙着的人们，于是他心上产生了无数的怪念头：“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他想。“我为什么站在这里，强迫他们劳动呢？他们为什么全都这样卖力，而且极力在我面前表现得非常勤奋呢？我认识的这位马特列娜老婆婆这么拚命干什么（失火的时候一根大梁打中了她，我曾为她医治过）？”他想，望着一个瘦削的农妇，她正用耙子把谷子耙拢来，她的晒得黑黝黝的赤脚在高低不平的坚硬打谷场上吃力地走着。“当时她身体复原了，但是今天或者明天，或者十年之内，人们就会埋葬她，于是她什么都不会遗留下来，而那个以那样灵活而细气的动作扬掉麦穗上的谷壳、穿红衣服的漂亮姑娘也什么都不会留下来。人们也会埋掉她，还有那匹斑马，那是不久的事了呢，”他深思着，望着一匹肚皮一起一伏、鼻孔胀大、呼吸急促的马，它正踩着在它身下转动着的斜轮子。“他们会埋葬了它，而那个正在把谷子放进机器里、鬈曲的胡须上落满糠皮、白肩膀上的衬衫破了一大块的费奥多尔，也会被人们埋葬掉。而他却还在解谷捆，吩咐什么、对妇女们吆喝着、手脚麻利地把转动着的轮子上的皮带整理好了。况且，不仅仅是他们，我也会被人们埋葬掉，什么也不留下来呢。这都是为了什么呢？”
　　他想着这个，同时看了看表，计算他们一个钟头之内可以打多少。他必须知道这个，好据此来定每天的工作定额。
　　“快一个钟头了，他们才开始打第三垛，”列文想，走到正在把谷物放进机器里的那个人跟前，用压倒机器的轰隆声的声音叫他每次少往里面放一点。
　　“你一次放进去的太多了，费奥多尔！你看，都堵塞住了，所以就不顺畅了。要放得均匀！”
　　费奥多尔，被粘在汗淋淋脸上的灰尘弄得漆黑，喊了句什么作为回答，但是仍旧不照列文希望的去做。
　　列文走到机器跟前，把费奥多尔推到一边，亲自动手把谷物放进机器里去。
　　一直干到农民们快吃午饭的时候，他和费奥多尔才一起离开谷仓，站在打谷场上一堆新收割下来的、留做种籽的、整齐的黄色黑麦旁边，交谈起来。
　　奥费多尔来自一个遥远的村落，就是列文以前按照合作经营方式出租土地的那个地方。目前他把那块土地租给一个打扫院子的人了。
　　列文和费奥多尔谈起这块地来，打听那个村落里的一个富有的、人品很好的农民普拉东，明年会不会租那块土地。
　　“地租太高，普拉东缴不起，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那个农民回答，从被汗水湿透的衬衫怀里摘下黑麦穗。
　　“但是基里洛夫怎么缴得起呢？”
　　“米秋赫（那个农民这样轻视地称呼那个打扫院子的），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怎么会缴不起呢！这家伙很会压榨别人，他还会从中捞一把哩。他连个基督徒都不可怜的！可是福卡内奇大叔（他这样称呼普拉东老头），难道他会剥削别人吗？他借钱给别人，有时就算了，有时不要全部归还。这全看是什么人呀！
　　“但是他为什么不要人家还钱呢？”
　　“哦，可见人跟人不同啊！有一种人只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活着，就拿米秋赫说吧，他只想填满肚皮，但是福卡内奇可是个老实人。他为了灵魂而活着。他记着上帝。”
　　“他怎么记着上帝呢？他怎么为灵魂活着呢？”列文几乎喊叫起来。
　　“您知道怎么样的，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您要知道，人跟人不同啊！譬如拿您说吧，您也不会伤害什么人的……”
　　“是的，是的，再见！”列文说，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于是扭过身去，拿起手杖迅速地走回家去了。一听到那个农民说普拉东为他的灵魂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活着，一些模糊的、但是意义重大的思想就涌上他的心头，好像从封锁着它们的地方挣脱出来一样，全都朝着一个目标冲去，在他的脑海里回旋着，以它们的光彩弄得他头昏目眩。
　　列文沿着大路迈开大步走着，他所留意的与其说是他的思想（他还不能清理出个头绪），毋宁说是那种他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心情。
　　那个农民所说的话在他的心里起了像电花一样的作用，把那些不住地萦绕在他的心头的、散漫的、无力的、各别的思想突然改变了和融合成一个整体。这些思想，甚至在他谈论出租土地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盘据在他的心头了。
　　他感觉得自己的心灵中有某种新的东西，他愉快地探索着这种新的东西，但是却还不知道它是什么。
　　“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上帝！为了什么上帝呢？还有比他所说的话更无意义的吗？他说一个人不应该为了自己的需要活着，那就是说，一个人不应该为了我们所理解的、我们所迷恋的、我们所渴望的东西活着，而是为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为了谁也不了解，谁也无法下定义的上帝活着。这又是什么呢？我不明白费奥多尔这些荒谬无稽的话吗？明白了的话，我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吗？我认为它们是愚蠢的、含糊的、不确切的吗？
　　“不，我了解得完全跟他了解的一样，比我了解人生中的任何事情都透彻，都清楚哩！这一点我一生都没有怀疑过，而且也不可能怀疑。非但我一个人，所有的人，全世界都充分理解这个。人难免对别的东西发生怀疑，但却没有人怀疑过这个，而且大家总是同意这个的。
　　“费奥多尔说基里洛夫，那个打扫院子的，是为了他的肚皮活着。这是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我们所有的人，作为有理性的生物，都不得不为自己的肚皮活着。而突如其来的，这位费奥多尔却说为了肚皮活着是错误的，应该为了真理，为了上帝而活着，而他略一暗示我就领悟了。我和千百万人，千百年前的人和那些现在还活着的人：心灵贫乏的农民们和深思熟虑过、而且论述过这事的学者们，全都用含糊的言语谈论着这件事情——而那件事我们全都同意的：我们应该为什么活着，什么是好的。我和所有的人只有一种确切的、不容怀疑的、清楚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不能用理智来说明的——它是超乎理智的，不可能有任何原因，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如果善有原因，那就不是善了；如果善有结果——有报酬，那也就不是善了。因此善是超出因果关系的。
　　“而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的。
　　“而我却在寻找奇迹，因为看不见能使我信服的奇迹而感到遗憾！物质的奇迹会诱惑我。但这里，就在我周围，却有一种奇迹，一种唯一可能存在的、永远存在的奇迹，而我却没有注意到。
　　“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奇迹呢？
　　“难道我找到了这一切的解答吗？难道我的痛苦真的结束了吗？”列文一边想，一边沿着灰尘弥漫的道路大步走着，忘却了炎热，也忘却了疲倦，感到一种解除了长期苦痛的轻快之感。这种感觉是那么令人愉快，使人简直都难以置信了。他激动得透不过气来，再也不能往前走了，于是他离开大路，走进树林里，坐在白杨树荫里未割的草地上。他把帽子从冒汗的额头上取下来，支着胳臂肘，躺在多汁的、宽叶的树林里的草地上。
　　“是的，我一定要冷静地想想，弄明白，”他想，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他前面未践踏过的青草，注视着一只绿色甲虫的一举一动，它正沿着一株速生草的草茎爬上去，在爬的时候被茅草的叶子阻挡住了。“一切从头做起，”他自言自语，把茅草的叶片扳到一边，使它不致挡住甲虫的路，又弄弯了一个叶片，使那只虫子可以从上面过去。“是什么使我这样高兴呢？我发现了什么呢？”
　　“以往我总说，在我的身上，在这棵青草上和那只甲虫（你看，它并不想到那棵草上去，却展开翅膀飞走了）身上，按照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定律，正在发生物质变化。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包括白杨、云彩和星云在内，都在进化的过程中。从什么进化来的？进化成什么呢？永无休止的进化和斗争……好像在无穷之中可能有什么趋向和斗争似的！而使我惊奇的是，尽管我尽力沿着这条思路深思熟虑，但是人生的意义，我的冲动和欲望的意义却仍然没有向我显示。我的冲动的念头是那么明显，使得我总是按照它生活，而当那位农民对我说他‘为了上帝，为了灵魂活着’的时候，我不由得又惊奇又高兴了。
　　“我什么都没有发现。我不过发现了我所知道的东西。我了解了那种不但过去曾赋予我生命、而且现在也在赐给我生命的力量。我从迷惑中解脱出来，认识了我主。”
　　于是他简略地在心里回顾了一遍他最近两年来的整个思路，那是随着看见他的没有希望痊愈的亲爱的哥哥而产生的清晰而明显的死的念头开始的。
　　那时他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在所有人面前，在他自己面前，除了痛苦、死亡和永远被世间忘却以外一无所有，于是他断定这样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他要么得把生命解释清楚，使它不要像是什么恶魔的恶意嘲笑，要么就得自杀。
　　但是他既没有做这件事，也没有做那件事，反而继续活下去，继续思考和探索着，甚至同时还结了婚，体验到许许多多的乐趣，而且当他不考虑他的生命的意义时他还是很幸福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生活得很好，可是思想不对头。
　　他靠着随着他母亲的乳汁一同吸进去的精神上的真理而生活着（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思想上他不但不承认这些真理，而且还费尽心机来回避它。
　　现在他明白了，多亏把他教养成人的信仰，他才能够活下去。
　　“如果我没有这些信仰，而且如果不知道一个人应该为上帝活着，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活着，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我会怎么度过我的一生呢？我一定会抢劫、说谎和杀人！构成我的生活中的主要快乐的东西也就根本不会存在了。”虽然他拚命想像，但是他怎么也想像不出，如果他不知道他为了什么活着，他会成为一个怎样兽性的东西。
　　“我找寻我的问题的答案。但是思想却不给予我的问题一个答复——它和我的问题是不相称的。生活本身给予了我这个答案，从而我认识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这种知识我是用什么方法也得不到，但是却赐给了我，就像赐给了所有的人一样，所以赐给我，就是因为我从任何地方也不能够取得它。
　　“我从哪里得到的呢？凭着理智我能够做到一定要爱自己的邻居，而不要迫害他们的地步吗？我小的时候人们就对我这么说，而我就高兴地相信了，因为他们对我说的是已经在我的心灵中存在的东西。但是谁发现的呢？不是理智！理智发现了生存竞争和要求我们迫害所有妨碍我们满足欲望的东西的法则。这就是理智所作的推论。但是爱人如己的法则是理智不可能发现的，因为这是不合理的。”
　　“是的，骄傲！”他自言自语，翻过身去趴在地上，动手把叶片打成一个结子，极力不要把它折断。
　　“不但是心灵上的骄傲，而且是心灵上的愚蠢。而主要是欺诈，简直是心灵上的欺诈。就是心灵上的欺骗，”他重复说。
　　列文还回想起多莉和她的孩子们中间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孩子们，无人照管，在蜡烛上煮起覆盆子来，像喷泉似的往嘴里倒牛奶。他们的母亲发觉了他们在玩这种把戏，就当着列文的面教导他们说，这种捣乱给大人们添了多少麻烦，都是为了他们费力淘神，如果他们打碎了茶杯，他们就没有东西用来喝茶，如果他们泼了牛奶，他们就没有东西吃，会饿死的。
　　孩子们听他们的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所流露的平静的、无精打采的不相信的神情使列文大吃一惊。他们伤心的只是他们的有趣的游戏被打断了，母亲所说的话他们一个字也不相信。他们不能相信，因为他们想像不出他们所能享用的分量，而且也想像不出他们所糟蹋的就是他们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
　　“这全是自然而然得来的，”他们心里想。“这一点也没有意思，一点也不关紧要，因为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这样，永远都会这样。这事用不着我们操心，都给我们准备好了；但是我们却要发明一些独特的、新奇的花招儿。所以我们就想起来把覆盆子放在杯子里，搁在蜡烛上煮，而且想把牛奶像喷泉一样互相倒在嘴里。这很有趣，而且很新奇，一点也不比用杯子喝差哩。”
　　“在理智上探求自然力的意义和人生的目的的时候，难道我们，难道我，不都是这样做的吗？”他继续想下去。
　　“当人通过一种对于人来说是新奇而不自然的思路，给导向一种他早已知道的、而且他确切知道少了就活不下去的知识的时候，所有的哲学理论不都是这样的吗？事先就知道人生的主要意义，像那个农民费奥多尔那样确切无疑，而且一点也不比他清楚，只想凭着靠不住的推理方法回到尽人皆知的题目上去，这在每个哲学家的理论发展上不都是显而易见的吗？
　　“哦，假定丢下孩子们不管，让他们自己去取或者去做碗碟，去挤牛奶，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他们还会淘气吗？不，他们会饿死的！哦，假定丢下我们，让我们怀着满腔热情和思想，却没有上帝和造物主那种概念，或者完全不明白什么是善，不了解道德上的恶的意义，那将会如何！
　　“没有这些概念，就不用想建立起任何东西来！
　　“我们只想破坏，因为我们精神上是满足的。我们的确像小孩子一样。
　　“我和农民共有的那种可喜的知识，只有它才给了我宁静的心情的那种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是受信奉上帝的观念教养大的，是一个基督徒，我的一生中充满了基督教所赐予我的精神上的幸福，我的身心盈溢着这种幸福，而且依靠它生活，可是我，却像个孩子一样，不了解它，想破坏它，那就是说，我想要毁坏我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但是只要一到生命的紧要关头，我就像孩子们饥寒交迫的时候一样，我就转向了‘他’，而且我还不如那些因为淘气而挨母亲责骂的孩子，我不觉得我的那种幼稚的胡闹想法是对我不利的。
　　“是的，我所知道的东西，我不是凭着理智知道的，而是因为赐给我了，显示给我了，而且我是从记在心里的、由于信奉教会所宣布的主要的东西而知道的。”
　　“教会？教会？”列文重复说。他翻过身去，用胳臂肘撑着身子，开始眺望远方，望着正朝那边的小溪走来的一群牲口。
　　“可是我能够相信教会传的全部道理吗？”他想着，想用各种各样能够破坏他现在的平静心情的事情来考验自己。他故意回想着一向最使他觉得奇妙和迷惑不解的教会的教义。
　　“创造世界？不过我怎么解释生存呢？用生存吗？什么都不用吗？还有魔鬼和罪恶呢？我怎么说明罪恶呢？……救世主呢？
　　“但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而且除了对我和对所有的人都讲过的，什么都不可能知道。”
　　于是他现在觉得没有一条教会的教理能够破坏主要的东西——就是作为人类唯一天职的、对于上帝和对于善的信仰。
　　教会的每条教义与其说是表示为个人需要而服务的信念，不如说表示为真理而服务的信念好。每一条教义不但不会破坏这种信念，而且在完成那种在世界上不断地出现的伟大奇迹上是万不可少的，这种奇迹使得每一个人，千百万各色各样的人：圣贤和愚人、儿童和老人、农民们、利沃夫、基蒂、国王和乞丐都可能确切地了解同样的事情，而且构成一种精神生活，只有这种生活才值得过，只有这种生活才是我们所看重的。
　　仰卧着，他现在凝视着那高高的、无云的天空。“难道我不知道这是无限的空间，而不是圆形的苍穹吗？但是不论我怎样眯缝着眼睛和怎样使劲观看，我也不能不把它看成圆的和有限的；尽管我知道无限的空间，但是当我看到坚固的蔚蓝色的穹窿的时候，我毫无疑问是对的，比我极目远眺的时候更正确。”
　　列文不再往下想了，只是好像在倾听正在他心里愉快而热切地谈论着什么的、神秘的声音。
　　“这真的是信仰吗？”他想，幸福得不敢相信了。“我的上帝，我感谢你！”他说，咽下涌上来的呜咽，用双手擦掉满含在眼睛里的眼泪。
　　列文直视着前方，看见一群牲口，随后又看见套着他那匹乌骓马的马车，还有那个走到牲口跟前，正同牧人说什么话的车夫；随后他听见附近发出车轮的轰隆声和毛色光滑的马的鼻息声；但是他是那么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因此他并不奇怪为什么车夫会到他这里来了。
　　当车夫离得十分近了，招呼他的时候，他这才想起来。
　　“太太派我来接您。您的哥哥和另外一位先生来了。”
　　列文坐上马车，接过缰绳。
　　好像大梦初醒一样，列文好久都清醒不过来。他凝视着那匹肥壮的马，它跑得连被缰绳磨伤的臀部和脖颈都冒出汗来，而且凝视着坐在他身边的车夫伊万，于是回忆起他正盼望着他哥哥，想起来他妻子大概为了他久久不回去而不放心了，他试着猜想同他哥哥一道来的那位客人是谁。他哥哥、他妻子和那位不知名的客人现在在他的心目中似乎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觉得他和所有的人的关系现在都会改变了。
　　“我和我哥哥之间现在决不会再有那种老横在我们之间的疏远态度了，不会争论了，和基蒂永远也不会口角了；对那位客人，不论他是谁，我都会是亲切而和善的；和仆人们，和伊万，一切都会两样了。”
　　拉紧粗硬的缰绳，勒住那匹焦急得喷着鼻息、似乎只想要奔跑的骏马，列文不住地扭过头来望着坐在他身边的伊万，伊万空着两手不知做些什么才好，不断地把他那被风吹起来的衬衣按下去，列文极力想找个借口好和他谈话。他本来想说伊万把马鞍的肚带勒得太紧了，但是这听起来好像是责备的话，而他是希望说些亲切的话的。但是他又想不起别的话可说。
　　“请靠右边走，那里有一截树桩，”车夫说，揪了揪列文拉着的缰绳。
　　“请你别碰我，不要教我！”列文说，因为车夫的干涉而恼怒了。就像往常别人的干预总使他恼怒一样，他立刻就忧愁地感觉到，他认为他的心情接触到现实时，他的态度马上就会改变的那种推论是多么错误。
　　离家还有四分之一里的时候，列文看见格里沙和塔尼娅朝着他跑来。
　　“科斯佳姨父！妈妈来了，还有外祖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一个什么人哩！”他们嚷叫着，爬上马车。
　　“那是谁呀？”
　　“一个非常可怕的人哩！他的两只胳臂总这样，”塔尼娅说，在马车里立起身来，模仿着卡塔瓦索夫。
　　“年纪大的呢，还是年轻的？”列文笑着问，塔尼娅的手势使他想起一个什么人。
　　“啊，但愿不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就好了！”列文想。
　　他们刚由路的转弯处转出去，就看见一群人走过来，列文认出来卡塔瓦索夫，他戴着草帽，两只胳臂就像塔尼娅所表演的那样挥动着。
　　卡塔瓦索夫爱好谈论哲学，他从那些从来不研究哲学的自然科学家那里学到一些概念，在莫斯科列文最近曾和他争论过好多次。
　　列文认出他以后想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曾经有过一次争论，在那次争论中，卡塔瓦索夫显然认为自己获得了胜利。
　　“不，无论如何我现在也不争辩和轻易发表意见了，”他思索。
　　下了马车，同他哥哥和卡塔瓦索夫招呼过之后，列文就问基蒂在哪里。
　　“她抱着米佳到科洛克（这是房子附近的树林）去了，她想把他安顿在那里，因为家里太热了。”多莉说。
　　列文一向总劝他的妻子不要把婴儿抱到树林里去，认为那是很危险的，听到这个消息他很不高兴。
　　“她抱着他到处乱走，”老公爵微笑着说。“我劝她把他抱到冰窖里去试一试呢。”
　　“她想去养蜂场的。她以为你在那里呢。我们也是到那里去，”多莉说。
　　“哦，你在做什么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落在后面和他弟弟并肩走着。
　　“噢，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照常忙着经管农事，”列文回答。“你可以住得久一些吗？我们早就盼望着你了。”
　　“住两个星期的光景。在莫斯科我还有一大堆事要做。”
　　说了这些话，两弟兄的目光相遇了，而列文，尽管他总是希望，现在更是热烈地希望和他哥哥亲善，特别是和他开诚布公，但是望着他的时候却觉得局促不安。他垂下眼睛，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心里寻思着有什么话题可以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感到兴趣，可以使他不谈塞尔维亚战争和斯拉夫的问题，那些问题在提到他在莫斯科的工作时就暗示到了，列文问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著作来。
　　“喂，有评论你的著作的书评吗？”他问。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出这问题的用意，微笑了笑。
　　“谁对这问题也没有兴趣，而最不感兴趣的是我，”他说。
　　“您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要下雨了，”他补充说，用遮阳伞指着飘浮在白杨树梢上的白云。
　　这些话就足以在两兄弟之间建立起那种倒不一定是敌对的、但却是冷淡的关系，这种关系本来是列文那样渴望避免的。
　　列文走到卡塔瓦索夫跟前。
　　“您居然想起到这里来，这有多好啊！”他对他说。
　　“我老早就想来。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我们等着看看吧。
　　您看过斯宾塞的著作吗？”
　　“不，没有看完，”列文说。“不过，我现在也不需要了。”
　　“怎么回事？这可真有意思！为什么不需要了？”
　　“哦，我终于相信，我所关心的问题在他和他那一流人那里是得不到解答的。现在……”
　　但是卡塔瓦索夫脸上的宁静愉快的表情突然使他感到惊异，他十分惋惜的是，他的心情显然被这场谈话扰乱了，想起他的决心，就不再谈了。
　　“不过，我们以后再谈吧，”他补充说。“如果我们要去养蜂场，就到这边来，沿着这条小路，”他对全体的人说。
　　沿着狭窄的小径，他们走到一块小小的没有刈割的草场上，草场的一边满是茂密的、颜色鲜艳的三色紫罗兰，其中夹杂着一丛丛高高的、暗绿色的黑藜芦，列文请客人们坐在小白杨树林的浓荫里，让他们坐在特地为那些到养蜂场来、但是害怕蜜蜂的客人们准备下的条凳和树桩上，他自己就到小屋里去为大人和孩子们取面包、黄瓜和新鲜蜂蜜。
　　尽量动作从容一些，倾听着越来越频繁地从他身边嗡嗡地飞过去的蜜蜂，他沿着小路走到小屋那里。就在入口，一只蜜蜂被他的胡子缠住了，发出嗡嗡的叫声，但是他小心地把它放出去。走进阴凉的门廊，从墙壁的木钉上摘下面罩戴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他走进围着篱笆的养蜂场，那里，在割去草的空地中间竖立着行列整齐的、用树皮绳索绑在柱子上的老蜂房，每一个他都很熟悉，它们各有各的记录；而沿着篱笆是今年才入了蜂箱的新蜂群。在蜂房入口，使人眼花缭乱地老在一个地方飞着和盘旋着，有一群蜜蜂和雄蜂在游戏，其中的工蜂总是朝着一个方向，飞到繁花盛开的菩提树林中或是飞回蜂房，去采花蜜或者带回来花蜜。
　　他耳朵里不断地听到各种各样的嗡嗡声，时而是一只忙着工作迅速飞过去的工蜂的声音，时而是一只嗡嗡叫着的懒散的雄蜂的声音，时而又是一只担任守卫的、保护财产不让敌人侵犯的、准备蜇人的蜜蜂的声音。篱笆那边有个老头正在做桶箍，没有注意到列文。列文停在养蜂场中间，没有招呼他。
　　他高兴有一个孤独的机会，使他能摆脱现实，平静下来，现实已经使他的情绪低落了。
　　他想起他又对伊万发了脾气，对他哥哥表现了冷淡的态度，而且又轻率地和卡塔瓦索夫讲话。
　　“难道这只是刹那间的心情，一点痕迹都不留就过去了吗？”他想。
　　但是同时，当他又恢复了那种心情的时候，他高兴地感觉到他心中起了一种新奇的重要的变化。现实只不过暂时遮蔽了他所得到的精神上的平静；但是那种平静仍旧完整地留在他的心里。
　　正如同那些蜜蜂一样，绕着他盘旋，威胁着他，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不能享受充分的生理上的宁静，强迫他退缩着躲避它们，同样地，自从他上了马车就缠扰着他的操心事也剥夺了他精神上的自由；但是那也只是在操心的时候才有那种情形。就像尽管有蜜蜂，他的体力仍然毫无损伤一样，他新近领悟到的精神上的力量也同样是毫无损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