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5)
tXt小＿说天＿堂
“科斯佳，你知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谁同车来的？”多莉说，她给孩子们分了黄瓜和蜂蜜。“和弗龙斯基！他到塞尔维亚去呢。”
“是的，而且还不是一个人，他自己出钱带去一个骑兵连！”卡塔瓦索夫说。
“这倒像他的作风，”列文说。“难道真的还有志愿兵们去吗？”他望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眼，补充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回答，他用刀背小心翼翼地从盛着楔形白蜂巢的碗里把一只落在流动的蜂蜜中的活蜜蜂挑出来。
“我也这么想！要是您看见昨天车站上的那种情景就好了！”卡塔瓦索夫说，大声地嚼着一根黄瓜。
“哦，这该如何看法呢？看在基督份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您解释给我听听，这些志愿兵都到哪里去，他们在和谁打仗呢？”老公爵说，显然是在继续谈列文不在的时候谈开的话题。
“和土耳其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镇静地微笑着，他把那只被蜂蜜弄得身上发黑的，爪子无力地乱动着的蜜蜂挑出来，把它从刀子上移到一片坚实的白杨树叶上。
“但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了？是伊万·伊万诺维奇·拉戈佐夫和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以及施塔尔夫人吗？”
“没有人宣过战，但是人民同情他们的受苦受难的邻邦，想要支援他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但是公爵不是在谈支援，”列文来袒护他岳父说。“而是谈战争！他是说，个人不经政府许可是不能参战的。”
“科斯佳，当心，这里有一只蜜蜂！真的，我们要挨蜇了！”
多莉说，挥走了一只黄蜂。
“不过那不是蜜蜂，是黄蜂，”列文说。
“哦，好了，依着您的理论呢？”卡塔瓦索夫微笑着对列文说，分明想挑他争论起来。
“为什么个人就没有权力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一方面，战争是那样没有人性的、残酷的、可怕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更不用说一个基督徒了，能够以个人的资格担负起开战的责任；只有负着这种责任，而且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的政府才能够如此。另一方面，根据科学和常识，在国家大事上，特别是战争的事情上，公民得放弃个人的意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准备好反驳的话，异口同声地讲起来。
“问题就在这里，老弟，当政府不能实现公民的意志的时候，那时社会就来宣告自己的意志，于是就发生了这种情形，”
卡塔瓦索夫说。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显然并不赞成这种回答。听了卡塔瓦索夫的话他皱了皱眉，说了一些不同的话。
“你这样说法毫无道理。这里根本没有宣战的问题，只不过是人道的、基督徒的感情的表现罢了。我们的同种和信奉同一宗教的弟兄们遭到屠杀。哦，就假定他们不是我们的弟兄和同一教派的人，只是一些儿童、妇女和老人，也不能见死不救呀；大家的情绪激昂起来，俄罗斯人赶去支援，好制止这种恐怖行为。你想一想，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个醉汉殴打妇女或者小孩，我想你不会停下来考虑有没有对这个人宣战，就会扑到他身上，去保护被欺负的人！”
“但是我不会打死那个人的，”列文说。
“不，你会打死他的。”
“我不知道。要是我看见这种事情，我可能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行事；事先可很难说。但是在斯拉夫人受压迫的事情上却没有，而且也不能有这样的感情冲动。”
“对于你可能没有；但是对于别人却是有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满意地皱着眉头。“在人们中间还流传着希腊正教徒在‘不圣洁的回教徒’的桎梏下受罪的传说。人们听到自己弟兄们的苦难，就发言了。”
“也许是这样，”列文搪塞说，“但是我可看不出来。我自己也是人民，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我也没有，”公爵说。“我住在国外，并且看到报纸，可是我得承认，直到保加利亚惨案以前，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俄国人突然之间这样爱起他们的斯拉夫弟兄来，而我对他们却没有丝毫的感情。我非常伤心，认为我是一个怪物，再不然就是卡尔斯巴德的泉水在我身上发生了影响！但是回来以后我就放下心来，我看到只关心俄国，却不关心他们的斯拉夫弟兄的，除了我还有别人。康斯坦丁就是一个！”
“在这种事情上，个人的意见算不了什么，”谢尔盖·伊万内奇说。“当全俄国——全体人民——表示了愿望的时候，那就不是个人意见的问题了。”
“不过请原谅，我没有看出这一点来。人民也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公爵说。
“不，爸爸！……怎么不知道？上星期日在教堂里不是还讲过吗？”多莉说，她一直听着这场谈话。“请递给我一块毛巾，”她对带着微笑望着孩子们的老人说。“不可能所有的人都……”
“但是星期日教堂里讲过又有什么呢？牧师是奉命宣读的。他宣读了。他们却什么都不明白，像往常传道的时候那样叹着气，”公爵接着说下去。“后来有人对他们说，为了拯救灵魂，教堂要募捐，于是他们就每人掏出一个戈比献上去。
但是为了什么，他们就不知道了！”
“人民不能不知道的；人民总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的，像目前这种时候，这种意识就会表现出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肯定地说，瞥了那个养蜂的老头一眼。
这个漂亮的老头，长着花白胡子和浓密的银发，手里端着一碗蜂蜜动也不动地站着，挺着魁伟的身躯和善而宁静地俯瞰着这些绅士，显然他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也不想弄明白。
“事情就是这样，”他说，听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他意味深长地摇了一下头。
“是的，你最好问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什么也不想，”列文说。“你听说战争的事了吗，米哈伊雷奇？”他对那个老头说。“他们在教堂里讲了些什么？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应该为基督教徒打仗吗？”
“何必要我们来想？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皇上都替我们考虑到了，一切事情他都会替我们想的。他比我们看得清楚。我再拿点面包来吗？再给这小男孩一点吗？”他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指着吃完了面包皮的格里沙。
“我用不着问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们看见过，现在还看见成千成百的人牺牲一切来为正义效劳，这些从俄国各个角落来的人坦率而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他们捐献了自己的一点钱，或者是亲自去，而且爽快地讲明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照我看来，”列文说，开始激动起来，“在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永远可以找到不是千百个，像现在这样，而是千千万万失去社会地位和不顾一切的人，他们哪里都乐意去——加入普加乔夫①一伙，或者到基辅，或者到塞尔维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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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加乔夫（约1742—1775），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农民起义的领袖。
“我告诉你，不是千百个，也不是不顾一切的人，而是人民中最优秀的代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恼怒得好像他在保护最后一点财产似的。“还有捐款呢？在这上面无论如何全体人民已经直接表示了自己的意志。”
“‘人民’这个字眼太不明确了，”列文说。“地方上的文书、教师和千分之一的农民，也许都还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八千万人中其余的，像米哈伊雷奇一样，不但没有表示自己的意志，而且丝毫也不了解什么事情要他们表示意志呢！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辩论是有经验的，他没有反驳，却立刻把话题转移到问题的另一面去了。
“噢，如果你想通过数学的方法来测验国民精神，这当然是难以办到的！我们的国家里还没有采用投票方式，所以不能采用，就是因为它不代表民意；但是还有其他的方法。这在气氛里可以感觉到的，人的心可以感觉到这点，且撇开不提那种在静止的人海中流动的、对于每个不抱成见的人都是明显的潜流；我们且狭义地看看社会吧！知识界各式各样的团体，以前互相仇视得那么厉害，现在全都融合成一片了。一切分歧都结束了，所有的社会机构异口同声说的都是这事情，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有一种自发的力量擒住了他们，带着他们走向一个方向。”
“是的，所有的报刊说的都是一件事情，”公爵说，“这倒是真的。不过这就越像暴风雨前的青蛙了！它们鼓噪得什么都听不见了。”
“青蛙也好，不是青蛙也好，我并不办报纸，也不想替他们辩护；可是我谈的是知识界的意见一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向他的弟弟说。
列文想回答，但是老公爵打断了他。
“提到意见一致，还有些事可以说说，”公爵接过去说。
“我的女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你们都认识他。他现在当了一个什么委员会的委员，名字我不记得了。总之，那里无事可做——喂，多莉，这不是秘密！——而薪俸却有八千卢布。你们且问问他，他的职务有没有用处，而他就会证明给你听这是万分需要的！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可是人不能不相信这八千卢布的用处。”
“是的，他托我转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已经获得了这个差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满意地说，他认为公爵说的话是文不对题。
“报刊上的一致意见也是这样的。它曾经向我解释说：只要一开战，他们的收入就要加倍。他们怎么能不考虑人民和斯拉夫人的命运……和这一切呢？”
“有好多报刊是我不喜欢的，但是这话说得未免太不公平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只提出一个条件，”公爵继续说下去。“在同普鲁士开战以前，AlphonseKarr①有几句话写得妙极了。‘您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那么好！谁要鼓吹战争，那就让他到特种先锋队里，走在大家前头，带头去冲锋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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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阿里芬斯·卡尔。
“这样一来那些编辑可就好看了！”卡塔瓦索夫说，放声大笑起来，心里想像着他所熟识的编辑们在这支精选部队中的情景。
“噢，不过他们会临阵脱逃的，”多莉说，“结果只会碍事！”
“要是他们逃跑的话，那么就用霰弹和拿着马鞭的哥萨克放在他们后面押阵！”公爵说。
“这是开玩笑，请原谅，公爵，而且是个不高明的玩笑，”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可不觉得这是开玩笑，这……”列文开口说，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断了他的话。
“社会上每个成员都接到做份内工作的号召，”他说。“而脑力劳动者是以表达舆论来尽自己的职责的。舆论的一致而充分的表示是新闻界的职责，同时这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二十年前我们是会沉默的，但是现在我们听见了俄国人民的声音，他们准备团结一致地站起来，为了他们受压迫的弟兄们准备流血牺牲，这是一种伟大的举动，是力量的象征！”
“但是这不单是牺牲生命的问题，而是杀死土耳其人，”列文畏怯地说。“人民流血牺牲，或者准备流血牺牲，是为了他们的灵魂，而不是为了杀人，”他补充说，不知不觉地就把这场谈话和他专心考虑的思想联系起来。
“什么，为了他们的灵魂？您要知道，这种说法对于一个自然科学家是很难理解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卡塔瓦索夫含着微笑追问。
“噢，您知道的！”
“不，我敢对天起誓，我一点也不知道！”卡塔瓦索夫说，大笑起来。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基督说，”谢尔盖·伊万内奇从他那方面反驳说，他从《福音书》里很随便地引用了好像是最容易理解的那段话，而列文总觉得那是最费解的。
“一点也不错，正是这样！”老头重复了一句，他就站在附近，回答偶尔投向他的目光。
“不，老弟，您被打败了，被打败了，完全被打败了！”卡塔瓦索夫兴高采烈地喊着说。
列文气恼得涨红了脸，倒不是因为他被打败了，而是因为他忍不住又争论起来。
“不，我不能和他们争执，”他想。“他们穿着刀枪不入的盔甲，而我却是赤膊的。”
他看出要说服他哥哥和卡塔瓦索夫是不可能的，而且还看出要使自己和他们的意见一致是更不可能的。他们所宣传的正是险些儿把他毁了的智力上的自豪感。他不能够承认，根据几百个开到京城里来的、会说大话的志愿兵的话，于是几十个人，他哥哥也在内，就有权利说他们和报刊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思想，何况这种思想是表现在复仇和屠杀上。他不能够承认这一点，因为在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民中间他看不出这种思想的表现，而在他自己身上（他不能不认为自己是组成俄国人民的一分子）也找不出这种思想。而他之所以不能同意，最主要的是因为他，还有人民，都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公共福利，但却确切地知道，只有严格地遵守展现在每个人面前的善的法则，这种公共福利才能取得，因此无论为了什么目的他都不愿意发生战争，也不鼓吹战争。
他和米哈伊雷奇以及传说中邀请北欧民族来为王的人民一样，都表示：“来做我们的王公，统治我们吧！我们情愿唯命是从。一切劳役、一切屈辱、一切牺牲我们都承担下来；但是我们既不评判，也不决定！”可是现在，按照谢尔盖·伊万内奇的说法，人民已经放弃了他们用那么高的代价取得的特权。
他本来还想问一声，如果舆论是绝对正确的评判人，那么为什么革命和公社不像支援斯拉夫人的运动那么合法呢？但是这只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想法而已。但是有一件事是无容置疑的，就是这场争论这时已惹恼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因此再争论下去是不好的，所以列文就默不作声了，他让客人们注意乌云聚拢来了，最好趁着还没下雨赶快回家。
公爵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坐上马车走了；其余的人们加快脚步，走回家去。
但是阴云，时而白茫茫的，时而黑魆魆的，来得那么急骤，他们必须加快脚步才能在落雨以前赶到家。前面的乌云，低沉而且像浓烟那么黑，以迅速得出奇的速度横过天空冲过来，他们离家还有两百步的光景，一阵风就刮起来了，随时都会降下倾盆大雨。
孩子们发出又惊又喜的叫喊声跑在前头。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吃力地和缠着她的双腿的裙子斗争着，已经不是走路，而是跑起来了，一面目不转睛地注意着孩子们。男人们按着帽子，迈着大步走着。他们刚走到台阶上，大滴的雨点已打在铁皮水槽的边缘上了。孩子们和跟在他们后面的大人们，快活地谈笑着跑到房檐的荫庇下。
“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呢？”列文问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她拿着头巾和披肩到大厅里来迎接他们。
“我们以为她和你们在一起哩，”她说。
“米佳呢？”
“一定是在科洛克树林里，保姆和他们在一起。”
列文一把夺过来一块披肩，就朝着科洛克树林冲去了。
在这短短的一会工夫，乌云聚拢来了，完全遮住了太阳，使得天色黯然无光，好像日蚀一样。风好像坚持着要随心所欲似地，顽强地把列文朝后面刮去，吹走了菩提树的树枝和花朵，把白桦树枝剥成奇形怪状、不像样子的裸体，使刺槐、花朵、牛蒡、青草和树梢全都朝一个方向弯下去。在花园里干活的农家少女们尖叫着跑到下房里去。白茫茫水帘似的倾盆大雨已经在遥远的树林上和附近一半的大地上倾注下来，而且迅速地朝着科洛克树林涌来。雨珠的水分，破碎成小小的水点，充满在空气里。
列文头向前低着，和想要抢走他手里的披肩的狂风斗争着，已经快跑到科洛克树林了，而且已经看见一棵橡树后面有什么白东西在闪烁着，突然间火光一闪，整个大地似乎都燃烧起来，他头顶上的穹苍似乎裂开了。睁开眼花缭乱的眼睛，列文透过把他和科洛克树林隔开的浓密的雨帘，心惊胆战地首先看到的就是树林中间那棵熟悉的橡树的葱绿树顶已经不可思议地改变了姿势。“难道是被雷劈了？”列文还没有来得及想，那棵橡树就越来越快地消失在其他的树木后面去了，他听见一棵大树倒在别的树木上的轰隆声。
闪电、雷鸣和因为挨了雨淋而感到的寒冷，在列文心头合成了一种恐怖的感觉。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千万不要砸着她们！”他说。
虽然他立刻就想到，他祷告那棵已经倒下去的树不要砸着她们是多么没有意义，但是他又重复了一遍，知道他除了念这些毫无意义的祈祷文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
跑到她们常去的那个地方，他没有找到她们。
她们在树林那一头的一棵老菩提树下，正在呼喊他。两个穿深色衣服（她们出门的时候本来穿的是浅色衣服）的人站在那里，弯腰俯在什么上面，这就是基蒂和那个保姆。雨已经停了，列文跑到她们那里的时候天色亮些了。保姆的衣服下半截是干的，但是基蒂的衣服却湿透了，整个贴在她身上。虽然雨已经住了，但是她们站着的姿势仍然像雷雨大作的时候那样：她们两个都弯腰俯在一辆遮着绿阳伞的儿童车上。
“平安无事吧？感谢上帝！”他说，穿着一只快要掉下去的灌满了水的靴子蹚着水跑到她们跟前。
基蒂的潮湿而红润的面孔转过来望着他，戴着她那顶走了样子的帽子羞怯地微笑着。
“哦，你不觉得难为情吗？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够这样胡来！”他恼怒地责备他的妻子。
“说实在的，这不是我的过错。我们刚要走，他就闹起来了。我们得给他换尿布。我们刚要……”基蒂开始辩解。
米佳安然无恙，身上是干的，安稳地熟睡着。
“哦，感谢上帝！我简直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们收拾起婴儿的湿尿布；保姆抱起婴儿，抱着他走。列文在他妻子旁边走着，懊悔他发了脾气，于是背着保姆，悄悄地握住基蒂的手。
整整一天，在他只是心不在焉地参加的各式各样的谈话中，列文虽然对于自己心中应该发生的变化感到失望，但是他不断地高兴地感到他内心的充实。
雨后地上太潮湿，不能出去散步；况且天边的雷云还没有散去，在天边，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发出雷鸣声，阴云遮暗了天边。因此大伙在家里消磨了那一天剩下的光阴。
再也没有发生什么争论；相反地，用过午饭以后，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愉快。
一开始卡塔瓦索夫就用他那种别出心裁的笑话来为太太们逗乐，那些笑话总是使初次和他结识的人感到高兴，可是后来，受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怂恿，他就讲起雌雄家蝇之间性格上的、甚至是外貌上的差异和有关它们生活的有趣的观察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兴致也很高，喝茶的时候，由于他弟弟的逗引，阐述起他对东欧问题的前途的看法，他讲得又简单又生动，使得人人都留神倾听起他的话来。
只有基蒂不能听他讲完，她被唤去给米佳洗澡。
基蒂走了一会儿以后，列文也被唤到育儿室她那里去了。
放下茶点，惋惜这场有趣的谈话被打断了，同时又担心为什么叫他去，因为只有发生重要的事情才会这样，列文到育儿室去了。
虽然列文没有听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理论——就是说一个拥有四千万人口的解放了的斯拉夫社会应该如何和俄国同心协力来开辟历史上的新纪元，作为一种完全新的看法，使他感到很大的兴趣；虽然因为不知道基蒂为什么要叫他去而感到诧异和不安——但是他一离开客厅，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他立刻又回想起早上的思想。所有关于斯拉夫人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那套理论同他心里所起的变化比起来，他觉得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致他转瞬之间就完全遗忘了，又回到早晨那种心情中去了。
他现在并不像以前那样回想他的整个思路（他现在不需要那样）。他立刻就回到那种曾经指引过他的、而且同这些思想有关的情绪中去，他看到这种情绪在他心中比以往更强烈更明确了。现在他已经无须像往常那样，为了获得这种情绪而想出一些安慰自己的论据和反复回想整个的思路。现在，恰恰相反，喜悦而平静的情绪比以前更活跃了，而他的思想却跟不上他的情绪了。
他穿过凉台，仰望在暮色渐浓的天空出现的两颗星星，突然间他回忆起来：“是的，仰望天空的时候，我认为我看见的穹窿并不是幻影，但是还有一些我没有想透彻的东西，我避而不敢正视的东西，”他沉思着。“但是无论那是什么，决没有反对的余地。我只要好好想一想，一切都会变得清楚的。”
正在他走进育儿室的时候，他想起来他避而不敢正视的是什么。那就是，如果上帝存在的主要证据就在于他对于什么是善做了启示，那么这种启示为什么只局限于基督教教会之内呢？这种启示和同样也谆谆劝人行善的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信仰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这个问题他已得出答案；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向自己说明，就走进育儿室了。
基蒂卷着袖子，站在婴儿正在里面玩水的澡盆旁边，听见丈夫的脚步声，她就扭过脸来，用微笑招呼他到她身边去。她用一只手托着仰面浮在水上、乱踢乱蹬的肥胖婴儿的头，另一只手用海绵往婴儿身上挤水，她的胳臂上的筋肉有规律地动着。
“哦，你来看！你看！”她丈夫走过来的时候她说。“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得不错。他会认人了！”
原来，米佳这一天显而易见地、而且毫无疑问地已经认得出他所有的亲人了。
列文一走到澡盆旁，她们立刻就试验给他看，而结果非常圆满。为了这个目的而特地叫来的厨娘弯腰俯在他身上。他皱着眉头，不以为然地把头左右摇晃着。基蒂弯腰俯在他身上，他就笑逐颜开，用小手攥着海绵，吮着嘴唇，发出那样满意而古怪的声音，不但基蒂和保姆，连列文也意想不到地欢喜起来。
保姆用一只手把婴儿从澡盆里抱起来，又用水给他冲了一下，然后就把他用大毛巾包起来擦干了，让他刺耳地哭叫了一阵以后，就把他抱给母亲了。
“哦，我很高兴你开始爱他了，”基蒂对她丈夫说，那时她舒适地坐在她坐惯了的位置上奶着孩子。“我非常高兴！不然我可就要为这事发愁了。你说过你对他毫无感情。”
“不，难道我说过我对他毫无感情吗？我只是说我感到失望罢了。”
“什么，你对他感到失望？”
“倒不见得是对他感到失望，而是对我自己的感情；我期望的还要多哩。我本来期望，好像遇到喜出望外的事情一样，一股新的愉快感情会在我心中激荡。可是，当时不但没有这种感情，反倒觉得憎恶和怜悯……”
她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说，一边越过婴儿的身上，把在替米佳洗澡时摘下的戒指又戴到她的纤细的指头上。
“最重要的是，焦虑和怜悯远远超过快乐的心情。但是今天，经过暴风雨期间那一场恐怖以后，我理解到我是多么爱他了。”
基蒂笑得容光焕发。
“你非常害怕吗？”她问。“我也很害怕，但是事情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反倒更后怕了。我要去看看那棵橡树。‘卡塔瓦索夫多么有趣啊！总而言之，今天一整天都是非常愉快的。你愿意的时候，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也可以那么要好……哦，到他们那里去吧。洗过澡以后这里总是又闷热又雾气腾腾的。”
走出育儿室，列文又是独自一个人了，他立刻又回想起那个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思想。
没有回到传来人声的客厅里，他逗留在凉台上，倚着栏杆凝视着天空。
天色完全黑暗了，在他眺望着的南方是晴朗无云的。阴云笼罩着对面那个方向。那里电光闪闪，传来遥远的雷鸣声。列文倾听着水珠从花园里的菩提树上有节奏地滴落下来的声音，望着他熟悉的三角形星群和从中穿过的支脉纵横的银河。每逢闪电一闪，不但银河，连最明亮的星辰也消失了踪影，但是闪电刚一熄灭，它们就又在原来的位置上出现，仿佛是被一只万无一失的手抛上去的。
“哦，使我感到困惑的是什么呢？”列文暗暗地问自己，预先感到这个疑问的解答早已在他的心中了，虽然他还不知道。
“是的，神力的明确无疑的表现，就是借着启示而向人们显示善的法则，而我感觉到它就存在我的心中，在承认这个的时候，不论我愿不愿意，我就和其他的人们给联合到一个信徒的团体中了，这个团体就叫做教会。哦，可是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儒教徒、佛教徒——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他把他认为最危险的这个疑问提到自己面前。“难道这几亿人口就被剥夺了那种最高的幸福吗？没有那种幸福，人生就毫无意义了。”他暗自沉思，可是立刻又纠正了自己。“但是我到底在探求什么呢？”他自言自语。“我在探求人类的各式各样的信仰和神力的关系。我在探求上帝向这星云密布的整个宇宙所显示的普遍的启示。我究竟是在做什么？对于我个人，对于我的心，已经无疑地显示了一种远非理智所能达到的认识，而我却顽固地一味想要用理智和言语来表达这种认识。”
“难道我不知道移动的不是星辰吗？”他暗自追问，凝视着已经移到一棵白桦树树梢的一颗明亮的行星。“但是我，望着星球的运转，我就想像不到地球的运转，因此我说星球在移动是对的。
“如果考虑到地球的全部复杂而变化多端的运行，难道天文学家还能了解和计算什么吗？他们推论出的一切有关天体的距离、重量、运行和干扰的不可思议的结论，都是以天体环绕着固定不移的地球的看得出的运转为根据的，这种运转就展露在我眼前，多少世纪以来对于千百万人说它总是这样的，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而且永远是可以加以证实的。就像天文学家的结论如果不是以子午线和地平线作为观察看得见的天体的依据，就会是空洞而不可靠的一样，我的结论如果不是以那种无论过去或现在对于所有人永远不变的、基督教显示给我们的、而且在我心中永远可以证实的分清善恶的理解力作根据，那也会是空洞而不可靠的。至于其他宗教信仰以及它们和神的关系问题，我没有权力，也没有可能来解决。”
“噢，你还没有走吗？”他突然听见基蒂的声音说，她正路过这里到客厅去。“怎么回事，你没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吧？”
她说，借着星光注意地凝视着他的面孔。
要不是一道使繁星失去光辉的闪电照亮了他的面孔的话，她就不会看清他的面部。借着闪电的光芒她看见了他整个的脸，看出他是平静而愉快的，她对他微微一笑。
“她懂得，”他想，“她知道我在想些什么。我要不要告诉她？是的，我要告诉她……”但是他刚要开口的时候，她就说：
“噢，科斯佳！请你帮帮忙，”她说，“到角落上那个房间去看看，他们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安排得怎样了！我去不大方便。看看他们是不是放上新脸盆了？”
“好的，我立刻就去，”列文说，站直身体吻了吻她。
“不，我还是不告诉她的好，”当她从他身边走到前面去的时候，他想。“这对于我个人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十分重要的、非言语所能表达的秘密。
“这种新的情感并没有使我有所改变，没有使我感到幸福，也没有像我梦想的那样突然间使我大彻大悟，只是像我对我儿子的感情一样。这也没有什么出人意外的地方。但就是信仰也罢，不是信仰也罢——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呢，——这种情感不知不觉地历尽痛苦产生了，在我心中牢固地扎下根来。
“我照样还会跟车夫伊万发脾气，照样还会和人争论，照样还会不合时宜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我心灵最神圣的地方和其他的人们，甚至和我的妻子之间仍然会有隔阂；为了我自己的恐惧我还会责备她，并且还会因此感到后悔；我的理智仍然不可能理解我为什么祈祷，但是我照样还会祈祷；但是现在我的生活，我的整个生活，不管什么事情临到我的身上，随时随刻，不但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没有意义，而且具有一种不可争辩的善的意义，而我是有权力把这种意义贯注到我的生活中去的！”
1873—1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