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剪刀奔跑(1)

    我妈妈站在浴室的镜子前，扭动着腰肢。她盯着自己在镜子里的形象，让笑容慢慢地浮在脸上，有些矜持，有些造作，有些异样。她的嘴唇涂得红彤彤的，似乎散发出隐秘而香甜的气息。这么一来，她还真有点儿大明星的气质，譬如像简·纳塔这样的演员，像迪皮特·杜这样的老牌歌手什么的，总之就是那一类人。不少人说起，她长得挺像年轻时候的女演员劳伦·贝考尔，尤其是眼睛。
    我打量起她的脚，它们隐藏在那双漆革做的红色高跟鞋里。她在家里时一向穿拖鞋，所以这会儿看上去，那双脚似乎不属于她，像是别的女人的脚，让我看了很不习惯，这是她整装待发的信号。我有些不安和慌乱，仿佛即将被她遗弃，至少眼下如此。
    我不想她离开，我是害怕孤独。我感觉自己像是刚刚降生，浑身还湿乎乎的，小小的脐带连在她的身上。我渴望她的陪伴，她却伸出手来，想把脐带扯断，我难过极了。
    我走到浴室跟前，站到妈妈身边，想尽可能和她多呆一会儿。她可能要去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吧？我猜测。她也可能是去布拉德利—菲尔德国际机场。我喜欢那个机场，喜欢喷气式飞机燃料的味道，它曾经载着我们飞向南方，去看望我的爷爷奶奶。
    我的思绪被我妈妈打断了。
    “把灯关了。”她边说边向楼上走去。她迈开步子时，衣服发出嗖嗖的摩擦声，一阵奇怪的气味跟着进入我的鼻腔，似乎有几分甜兮兮的，又仿佛是某种化学药品的味道。这又让我难过起来，因为在她将要离家出门时，这种气味就会不失时机地出现。
    “好，我知道了。”我说。放在柳条洗衣篮旁边的去湿器，发出橙色的光亮，像一双眼睛似地盯着我，我也不禁回头看着它。它让我感到恐惧，不过妈妈在这里，我就不觉得紧张了。不过她这时行走如风，她穿过整个房间的大半个地板，走近那个墙角的壁炉，即将转过那里，拾级上楼，那我就不得不独自留在黑漆漆的浴室附近，让去湿器的那双眼睛盯着我，多吓人啊，所以我开始奔跑了。我去追赶我妈妈，我确信有什么东西跟在后面，向我扑过来，而且就要抓住我了！我从妈妈的身边经过，快步跑上楼梯，手足并用地爬啊爬，拼着小命地冲啊冲，我冲在了最前面，冲到了楼梯顶部，以俯视的姿态回头看着妈妈。
    她爬楼梯时放慢步子，提起裙摆。她仿佛故意这样做，似乎是在提醒我，什么叫优雅，什么叫风度。瞧她的姿态，活像一个女演员，正缓步走上红地毯，走到领奖台上，接受电影艺术科学院为她颁发的奥斯卡金像奖呢！此时我妈妈的眼睛看着我，脸上的笑容在我的眼前绽放。她提醒我：“你上楼梯的样子，像极了克里姆。”
    克里姆是我们养的狗，我们都很喜欢它，它是我和妈妈的私有财产。我在其他某些方面也很像克里姆，譬如说，这条金黄色的小猎犬，只要一声令下，就会马上把猎物衔给妈妈，这让妈妈非常满意。
    妈妈看着我，我也看着她，脸上笑眯眯地，完全是一副讨好的表情。
    我的孤独感太强烈了，我还是不想她离开家。
    “我回家之前，你可以睡个好觉，”她告诉我，“祝你晚安，我们明早见。”
    “你要去哪儿呀？”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次数，简直多如牛毛。
    妈妈去北安普敦参加朗诵会了。她是个未来的大诗人，我期待着妈妈成为明星，她也有这样的奢望，比如，她也许可以成为像莫德那样的电视电视节目主持人。
    我爸爸则把另一种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他是个酗酒成性的人，他还是麻省理工大学的数学系教授。他患有牛皮癣，牛皮癣覆盖了全身，使他看上去挺像一条鲭鱼，一条可以直立行走、穿着粗花呢衣服的鲭鱼。而且，他的热情，他的慈爱，他的友善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跟石化木一样。
    “您能陪我玩一会儿跳棋吗？”我带着哭腔哀求。他坐在厨房的餐桌前，一边批改卷子，一边喝着一大杯伏特加。他此时是判官的角色，我知道，有些学生肯定要在他的笔下倒霉了。
    “不行，儿子，我有很多工作要做。”
    “过一会儿你能陪我玩吗？”
    我爸爸头也不抬，眼睛盯着卷子，手握红色的钢笔，在空白的地方打出分数。“不行，儿子，我不能陪你玩！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要做的工作很多，我现在就很累了，我的膝盖也难受起来了。”
    我和爸爸唯一一块儿做的事情，就是把垃圾送到外面的垃圾场。“奥古斯丁，”他会在楼下的地下室招呼我，“你要是能把垃圾全部装到车上，我就开车带你去垃圾场。”
    我的情绪戒指掉到地上，我踩到上面，险些滑倒。我迅速冲向楼下的地下室。他穿着一件黑红相间、有方格图案的工作服，正把两个绿色塑料袋扛到肩上。“你要检查一下，看袋子顶部是不是扎紧了，”他警告我，“你不想袋口破裂，垃圾撒得满地都是，对不对？要把这么多垃圾从地板上收拾干净，那可是一场噩梦啊！”
    我拽起一个垃圾袋，拖过地板，挪向门口。
    “哎呀儿子，你别拖着那个袋子，你会把袋子底磨破的，垃圾会掉得到处都是，我不是提醒过你吗？”
    “你说的是让我把顶部扎紧。”我争辩说。
    “没错，我是那么说的，可这还用我格外提醒你吗——你不能拖着垃圾袋在地板上走。”
    他说的不对，我看过电视上播过的这种“强力垃圾袋”的广告。“它不会破的，”我反驳了爸爸，继续拖着垃圾袋。
    “听着，奥古斯丁，你得把垃圾袋扛起来。你要是不听话，不扛起袋子的话，我是不会带你去垃圾场的。”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袋子扛到肩上，送到门外的小货车上。接着我返回地下室，去扛起下一个垃圾袋。我们让垃圾积攒了好几个礼拜，所以通常至少有二十个垃圾袋需要运走。
    小货车终于装满了，我钻进车里，坐到前排座位上，身体挤在爸爸和一个垃圾袋之间。存放了很久的牛奶盒子、鸡蛋壳以及废弃的烟灰缸发出的发霉的味道，让我兴奋不已，我爸爸也很喜欢这种气味：“我相当爱闻这种味道。”当我们驱车驶向六英里以外的公共垃圾场时，爸爸忍不住补充说，“和垃圾堆住在一起，我一点儿也不介意。”
    到了垃圾场，我就可以把垃圾袋随意地拽下来，在地面上随意地拖着前进，然后把它们随意地抛下去。
    我们开车回家时，途经一座回收站。人们把各种各样的垃圾留在这里：破损的童车，生锈的电炉，不再需要的玩具小屋。
    “我把它带回去可以吗？”我看中了一张铬合金的咖啡桌，桌面有些龟裂，还镶嵌着被烟熏黑的玻璃。我想收留它，就开始央求爸爸。
    “不行，这里的东西，你一样也不能带回家。你不知道这些垃圾都是哪里来的。”
    “可它们还是好好的呀！”我知道，只要我在咖啡桌上摆满杂志，就可以挡住那些裂缝，就像我在一位大夫的办公室见到的情形。而且，只要我用Windex牌清洗剂擦上三个钟头，桌子就会光洁如新，肮脏的痕迹就会消失。
    “不行，儿子。听着，你别再碰那些脏乎乎的东西了，马上回到车里。还有，别再拿手指碰你的脸，你的手指上全是咖啡桌上的细菌。”
    我的情绪戒指变成了黑色。“我为什么不能把这张桌子带回去？为什么？”
    爸爸叹了口气，有些恼火。“我都跟你说过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们不知道这些脏东西都是谁扔的，它们来历不明。我们刚刚把垃圾从家里拿出来，不需要再把更多的垃圾带进家里。”
    我沉重地倚靠在没有上锁的车门上，心情沮丧极了。我有一个隐秘的期待，就是车门突然会在高速公路上飞出去，而我也跟着从车上滚落下去，滚到高速公路上，一辆满载着洋葱的Barstow牌大卡车恰好经过，它的轮胎把我小小的躯体压得粉碎——那样一来，我爸爸就会感到懊悔，因为他没有让我把那张咖啡桌带回家。
    我爸爸和我妈妈的婚姻是不幸的，他们彼此憎恶对方，也憎恶他们共同创建的生活。他们整天没事找事地吵架，真是叫人无法理解。
    “你是个白痴，你是个暴君。”妈妈的声音从沙发上传来，她两条腿交错着，上半截身体压在腿上，“你这不得好死的杂种，你整天不想别的，就等着看我有朝一日割脉自杀。”她无意识地把她的钩针编织的内衣的穗子在手指上缠来缠去。
    爸爸的脸通红通红的，就像是猴子的屁股，他把奎宁水倒进酒杯里。“戴尔德拉，拜托，你安静点儿！你这是歇斯底里，完全是歇斯底里！”因为他是一位教授，所以习惯于重复他的话。
    妈妈从沙发上站起来，慢慢地走在白色的长绒地毯上，好像是在摄影棚里表演一段情感独白。“我歇斯底里？”她声音低沉而平静地，“你认为这是歇斯底里？”她夸张地大笑起来，把脑袋向后一扬。“啊，你这可怜的杂种，你枉为男人。”她站到爸爸身边，后背倚在柚木书架上。“你的心一直处于压抑的状态。所以，你错把创造性的激情当成歇斯底里。难道你没有意识到吗，这，就是你一步步把我逼上死路的原因。”她闭上眼睛，神情悲怆，这是她喜欢的歌剧演员伊迪丝·皮尔芙常有的表情。
    爸爸忙不迭地从妈妈身边走开。他把杯子举到嘴边，狠狠地喝了一大口。因为他整晚都在喝酒，他的话语多少有些含糊不清了。“没人要把你逼上死路，戴尔德拉，一切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
    战火最终从隔壁房间烧到了厨房。那里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照明设备，还有方便使用的形形色色的武器。
    “看看你那张该死的破脸，”妈妈说，“这种脸只有比你年纪大一倍的男人才会有，哼，三十七岁的年纪，脸长得跟八十岁的老头没分别。”
    这时爸爸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他能够想到的让全家恢复平静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妈妈停止呼吸。
    “快把你该死的爪子从我身上拿走！”妈妈尖声喊叫，拼命地挪开爸爸的两只手，它们正掐在她的脖子上。
    “闭上你的臭嘴，母狗。”爸爸咬着牙说。
    我听见声音，冲进厨房。我穿着绣着史奴比图案的睡衣站在门口。“住手！”我喊叫起来，“赶快住手！”
    趁醉醺醺的爸爸一愣神，妈妈奋力推开了他，迫使他转了个圈儿，身体跌向厨房的柜台。他的脑袋撞到了洗碗机上，身体突然矮了下去，躺到厨房地板上，一动不动，一小股鲜血顺着他的耳朵流下来，我确信他是死了。
    “他不动了。”我说着话，开始靠近他。
    “这个没骨气的杂种，他又在玩他那套可怜的唬人的把戏罢了。”她用她鲜红的脚趾碰碰爸爸不中用的膝盖。“起来，诺曼，你会把奥古斯丁吓坏的，别再恶作剧了!”
    爸爸终于坐了起来，头倚到洗碗机上。
    我发现爸爸居然还活着，开始为妈妈担心了：“请不要伤害她，”我说，“请你不要伤害她。”爸爸冷漠的性格让我害怕。他一向面无表情，这和Taster牌咖啡盒子上那个男人平静的表情不是一回事。我再次把身体挪近爸爸：“请你不要伤害她！”
    “你爸爸不会杀我的，”妈妈说着话，打开了电炉的灶眼，从烟盒里拽出一支摩尔香烟，身体前倾，把它在渐渐发红的金属线圈上点燃。“他会以他可怕的压迫性的手段继续控制我，让我感到窒息，然后等我割开自己的喉咙。”
    “闭上你这张臭嘴，戴尔德拉。”爸爸说。他神情疲惫，醉得不成样子。
    妈妈朝他冷笑一声，一团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等你掉进地狱那一天，我就会闭上嘴。”
    我惊恐万状：“你是要割喉咙吗？”
    她笑了起来，向我伸出双臂：“不，当然不是，这不过是个比喻。”她在我的头顶亲了一下，挠了几下我的后背：“凌晨一点了，你该睡觉去了，明天还得上学呢。”
    后来，在我的生命中出现了芬奇大夫。
    当我的家庭气氛由单纯的彼此憎恨，转化为潜在的谋杀血案的时候，我的父母不得不寻求心理大夫的帮助，芬奇大夫由此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他可太像圣诞老人了。他有一头茂密的白发，嘴巴上有一圈浓密而滑稽的灰白的胡须，白色的眉毛就如牙刷刷毛一样厚重。不过，他不是穿着有白色皮毛的鲜红的袍子，而是穿着褐色的涤纶裤子和领尖钉着纽扣的短袖白衬衣。不过有时候，他真的会戴上圣诞老人的帽子。
    每个星期六，我都会坐着褐色的道奇·阿斯彭牌小货车，和我的父母去北安普顿市芬奇大夫的诊所。我们一声不吭地坐在车里，偶尔我妈妈会发表意见，说是有粪便一样的味道，从我父亲的耳朵里释放出来。有时候，爸爸提醒妈妈，说她是一个可恶的婊子，除此以外，他们一句话也不说。
    治疗持续一年多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爸爸妈妈的关系越来越糟，而不是有所好转。我爸爸愈发充满敌意而且疏远，他喜欢呆在地下室里，似乎只对放在那里的棱角粗糙的金属物着迷，而我妈妈却越来越像一个疯子。
    我说她像个疯子，不是说她喜欢把厨房的墙壁涂成深红色，这不算什么事儿。她喜欢时不时地打开煤气炉，默默地看着火苗发呆；她喜欢把牙膏当三明治咽下肚子，说她自己是唯一的上帝，这些使我相信，她在发疯的道路上越跑越远。以前，她可以站在阳台上，点燃柠檬味道的蜡烛，但起码，她不会把蜡烛吃下去——如今，这样的情形一去不返了。
    每周一次的治疗也结束了——如今，我妈妈风雨无阻，几乎每天都得到芬奇大夫那里看病。
    我父母的离婚是爆炸性的，因为他们所有的关系全部炸得粉碎，留下了一个干净而平坦的区域，我可以看见地平线了。我爸爸妈妈之间的斗争结束了，因为他们不再讲话，家里的紧张气氛消失了，因为没有所谓家庭了，“家庭”这张画布干净如初，不再有任何痕迹。
    现在，我妈妈和我得自力更生了，我们的遭遇，我们的处境，类似于电影《艾莉丝不再归来》，或是我喜欢的电视剧《光辉岁月》。
    我们搬进了阿默斯特市的一家新公寓，我妈妈的心情或许会更好一些。我可能进入一所新的小学，然后上初中，然后上高中，然后考进普林斯顿大学，将来成为一名大夫，没准儿一不小心，成为我一向推崇的某些电视喜剧节目的明星。
    那么我们的狗，克里姆怎么办呢？它拒绝搬家。我们带着它一起去阿默斯特，可它一路小跑，回到原来的老房子那里。那里的新住户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会照顾好克里姆的，所以，和我们一样，克里姆也会过上新生活。
    洗衣服还是得加上织物柔软剂，早餐还是少不了金枪鱼沙拉白面包，家长教师联谊会还是要定期召开，所谓的新生活，其实还是老样子。
    芬奇大夫将身体倚靠在那张藤条转椅上，两只手交错地放在脑后，我妈妈坐在他对面的双人沙发上，而我坐在他们之间的扶手椅上。
    我今年十二岁，但我感觉我很成熟，至少有十四岁了。我父母离婚一年多了，我妈妈经常来看大夫。她不单每天来，甚至每次要好几个小时，如果她没有亲自登门求援，也要在电话里接受治疗。有时候——就像现在这样——我会陪绑似地参与他们的治疗。她感觉应该让大夫和我彼此熟悉很重要，芬奇大夫或许可以帮助我解决在学校里的麻烦。麻烦在于我拒绝上学，而她无力控制我的一举一动。我认为，我没有年龄相仿的朋友让她不安。实际上，我什么年纪的朋友也没有。
    “我的情感，我的精神，确实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芬奇大夫感叹地说，他的目光有几分滑稽的意味，“可我始终是一个人，一个男人。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男人。”
    我妈妈把一股烟雾吹过头顶。“你纯粹是个狗娘养的。”她说。她使用一种揶揄和调侃的口吻，和她平时的语气形成鲜明的对照。譬如，每当她对我说：“快走吧，我们去商店买点儿什么吧”，我的上帝，她的声音可真讨厌。
    大夫嘿嘿笑了起来，他的脸唰地红了。
    “也许你说得对，”他继续说，“男人都是狗娘养的，所以嘛，你就是个狗娘养的孩子了。”他笑着看看我。
    他又说：“你是一条母狗。”这是他对我妈妈说的话。
    “我是世界上个头最大的母狗。”我妈妈说。咖啡桌上放着一盆“青锁龙”（一种植物），她把烟头在花盆的泥土里掐灭。
    “这么想就对了，这才是健康的心态。”大夫说，“身为女人，你本来就是一条母狗。”
    我妈妈的表情有些骄傲，她略微扬起下巴：“大夫，如果做母狗是健康的，那我就是地球上最健康的母狗女人了。”
    芬奇大夫爆发出一阵大笑，还不停地拍打着大腿。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好笑的。不过在我看来，说我妈妈是一只母狗……唉，差不多也就是这么回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与其说她是一个诗人，不如说她是个变态，她不属于正常人，或许该归入沙门细菌那一类吧？
    “你真的在那里……做那个吗？”我问大夫。我把话题从“妈妈与母狗的关系”上，转移到我和芬奇大夫之前的谈话上面，我指的是办公室后面那个房间。
    芬奇大夫笑着对我说：“当然，我已经说过，我是一个男人，我有自己的需要。”
    我试图理解他的话的含义。“那，你果真把那个房间当作……那你通常是在什么时间？是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吗？”
    大夫又笑了起来：“在我给病人看病的时候，也可能在我看完病之后。有时候，如果一个病人特别疲劳，我就会暂时离开，进到那个房间里。”他从他椅子前那个低矮的、镶着玻璃的藤条桌子上拿起一张《纽约时报》，“今天早晨，我一直在阅读一个女人的故事，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说实在的，她太成熟了，发育得太好了……我指的是精神层面。照理来说，她是那种应该做我老婆的女人。”他的脸微微有些发红，他调整了一下腰带的环扣，“所以，阅读她的消息，对我的里比多（心理学术语，指性本能背后的一种潜在力量）的影响非同小可。你们到这里的五分钟之前，我正在欣赏她在报纸上的照片。不管怎样，你们两个离开之后，我需要让自己释放一下。”
    想到肥胖的芬奇大夫丢开病人不管，独自到后面的房间里自慰，眼睛还盯着杂志上裸体女人的图片，可真是叫人恶心，呸，呸，呸！
    “你想跟我旅行一趟吗？”他问。
    “到哪里啊？”我问。
    我妈妈咳嗽了几声。
    “当然是我的自慰室了！”他骄傲地大声说。
    我不禁转了转眼珠。我的确是那种喜欢旅行的人，可要是这种旅行也能让我兴奋，那我真是有些病态。而且几个月以前，他的女儿霍普已经带我看了那个房间。不过表面上，我必须装作从没进过那里。“好吧，那我就跟你旅行一次吧。”
    打开那个房间的门，却让我们感到惊奇：霍普离开了接待员的岗位，正躺在房间里那只沙发上睡大觉呢！
    “这是怎么回事？”芬奇咆哮起来。“霍普！”他大声说。
    霍普被惊醒了：“我的天，干什么呀？爸爸！你把我的魂儿都吓出来了！”门口的光芒让她有些睁不开眼，她用力地眨了眨眼。“啊上帝，你们是怎么啦？”
    大夫显得异常震怒：“你没有权利到这里来，这是我的自慰室。而且你居然还用我的毯子！”他指着那条绣着彩色花纹的毛毯，他的女儿正把毯子裹在身上。
    毯子用钩针编织而成，边缘的流苏杂乱地纠结在一起。
    “爸爸，我刚刚打了个盹而已。”
    “这不是你睡觉的地方。”他大声训斥。
    妈妈转过身，想要离开。“我想去喝一杯新鲜的桔子汁。”
    “等一下，戴尔德拉。”芬奇大夫说。
    妈妈皱起眉头：“干嘛呀？”
    “你说说看，她的行为为什么是错误的？”他问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