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剪刀奔跑(4)

    “嗨，奥古斯丁。”霍普说，她是一个小时后回来的。
    我仍旧坐在沙发上出神，“嗨。”我模糊地回答。
    “你在干嘛？”
    我眼睛盯着电视屏幕。“没什么，我刚和布克曼从外面散步回来。”
    她扭头望了望，“是吗，太好了，我正想和他谈点儿事。他在哪里呢？”
    “哦，他离开了。”我说。
    “见鬼，你觉得我现在跑出去追他，能不能追上呢？”
    “追不上。”我说，“他大概一个小时以前就走了。”
    她坐到沙发上。“真该死，”她说，“我想问问他，这个星期五他能不能替我在爸爸的办公室值班，我想去阿默斯特看我的朋友维维安。”接着，她把手伸进绣着彩虹图案的帆布坤包里，从里面取出一本小开本、白色封皮的圣经。
    “你和我一起做圣经占卜，好吗？”
    “好。”我说。
    芬奇大夫一家人都喜欢做“圣经占卜”。这就像是问“水晶魔术球”（一种代替抓阄或投币的球装玩具，通过它随机显示的答案，使用者可以决定谁该得什么或该做什么）一个问题，只不过这一次你是在问“上帝”。具体方式就是一个人把手放到圣经上，而另一个人思考该向上帝请教的某个问题，比如，“我可以把头发剪短一点儿吗？”接着，那个手放到圣经上的人打开圣经，随意地翻到任何一页，而提问问题的人把手指放到这页的任何位置，手指停留处所显示的文字，就是上帝给他的回答。芬奇大夫热衷于做这种“圣经占卜”，认为这是和上帝沟通的一种直接的方式，他的大多数病人都做过这种占卜。不过，没有任何人做得像霍普这样频繁。
    我手捧圣经，而她闭上了眼睛。“准备好了吗？我问。
    她睁开了眼睛：“好了。”
    我打开了圣经。
    她的手指落下来，放到了一个词语“清醒”上。
    “啊，我的上帝，”她说，“这真是难以置信。”
    “你刚才问的什么？”
    “我问的是，我错过了和布克曼见面，是不是意味着我不该去看我的朋友维维安，这是不是一个暗示？”
    “所以呢？”
    “呵呵，所以嘛，”霍普说，“我该清醒一下了。上帝对我说，要是我去看望维维安，我就会打扰她的。维维安上一月得了感冒，而且她七十四岁了，所以她可能需要更多的睡眠。要是星期五到她那里去，我就可能把她吵醒。”
    我点了点头。她抬头看着天花板，“谢谢你，上帝。”她虔诚地说。
    霍普和上帝是好朋友，甚至是铁哥们。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宗教仪式无关，与传统信仰无关。这是某种更为亲近、更为随意的关系。
    霍普上周曾开汽车载着我到城里购物，我们在桑顿广场前面寻找停车的地方。当一辆红色的维加小汽车离开一处残疾人专用的停车位时，霍普高声喊道：“太好啦！”
    “你不应该停在这里。”我提醒他。汽车里散发出甜兮兮的，就像是有些人的胳肢窝的气味，我长时间坐在里面，难免感到恶心，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她不该占残疾人的车位。
    “这个位置就是为我准备的。”她说。
    我们下了车。她打开后备箱，从里面取出她绣着彩虹图案的坤包。除此以外，她每次出门，还带着一个带有“公共广播系统”字样的背包，外加一个塑料购物袋。“帮我把后备箱关紧。”她对我说。
    我使劲关上了后备箱。不过我看不出这有多大意义，里面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扒手没什么可偷的。他们会对放在里面的东西感兴趣吗——一个纪念父亲节的小徽章，一大把气球，一把蓝色的塑料梳子，它通常放在仪表板上。对了，后备箱里还有一卷卫生纸，一瓶止痛药。
    霍普把手伸进包里，掏出了一台电子闹钟。“你有一角钱吗？”
    我把手伸到口袋里，首先摸到的是瘦骨嶙峋的屁股，我感到骨头有些扎手。我拿出了一角钱。“给。”我把它递给霍普。
    随后，我注意到这里没有停车计时器。“霍普，这里没有计时器。”
    “我知道。”她弯下腰，把钱放在汽车前面的马路上。“这是一点小意思，给上帝的。我想感谢上帝，他帮了我的忙。”
    在桑顿广场附近的食品店里，霍普迟迟不能决定该买金枪鱼三明治，还是火鸡三明治，尽管身后还有很多人在排队等待。她掏出了那本白色的圣经，开始占卜。这次她只能自己搞定了，因为她时间不允许，她很着急。“收获，”她说，“我的手指放到了‘收获’这个词上。”她想了一会儿，说：“难道火鸡不是用粮食喂大的吗？我想肯定是啊，这和‘收获’的意思很接近。”然后，她微笑地看着站在柜台后面，看上去多少有些羞愤的姑娘：“我还是要火鸡三明治，不过五谷杂粮要多放一些。”
    这个家庭老搞这种圣经占卜，起初也让我有些羞愤。不过，就像对待其它事情一样，我很快就适应了。
    接着，我自己也做这种试验了，而且让我越来越着迷，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我会提问上帝：“我该去买动力铁轨乐队新出的唱片吗？”我打开圣经，把手放到“饥饿”这个词上面。我由此知道这张唱片是狗屎唱片，我应该把钱省下来。多么简单，多么有效，就像是把一本书翻过来，看看封底，就找到了答案。
    或者说，这就像不懂事的孩子遇到问题，只须向父母中任何一位请教，老练的父母总会给出答案。
    弗恩·斯图尔特是一个牧师的妻子，是我妈妈亲密的朋友。她的脸上有着苍白的笑容，她的笑容很近，距离她端的那盘果仁巧克力小方饼只有几英寸远——这种小方饼是她特地为我准备的美食。她和家人住在一所温暖而舒适的房子里。她的房子坐落在一个青草覆盖的小山顶上，旁边生长着一大片高大的白桦树，白桦树的枝条俯视着琉璃瓦镶嵌的屋顶。
    身为牧师的妻子，弗恩可谓出类拔萃。她和我妈妈一起到商店购买餐巾环（套餐巾用的小器具），喜欢讨论当代诗歌，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她有一头修长的褐色头发，留着漂亮的刘海儿，有时候，她还把头发用黑色天鹅绒发卡别到脑后。她讲话时带有轻微的英格兰口音，不过，我听说她是在加利福尼亚的瓦克维勒长大的，后来和全家人冬季里滑着雪橇，一路搬到了斯托市。她和丈夫是很有品位的中产阶级，他们穿戴讲究，喜欢订购Peterman和Bean服装公司的商品名录手册，了解最新上市的服装资讯。弗恩经常穿着talbot品牌的鹿皮高跟鞋，脖子上戴着一个小型金质十字架。
    弗恩说起话来，很少带脏字，不过，她倒是常说废话。
    我父母离婚以后，我妈妈和我一时间无处安居。房子被卖掉了，财产也进行了分割。但搬到弗恩那里之前，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是弗恩收留了我们。
    她安排我们住在她家对街的一处地下公寓。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公寓里用铅框固定的玻璃窗，紫铜材料的下水管道，宽大的橡木地板。有那么几个月，我经常住在这个小小的公寓里，而其它时间，我就住在芬奇大夫家里，就是浴室旁边的那个房间，这是霍普特地为我收拾出来的。
    许多个夜晚，妈妈和我在弗恩家里吃饭。她的家人非常和气，让我感觉受宠若惊。说真的，他们似乎等待了一整天，迫不及待地等着我们晚上出现。
    她的四个孩子都是白皮肤，有一脸可爱的微笑，像太妃奶糖一样让人倍感甜蜜。而女孩子们的脸颊上，都有两个小酒窝儿。我感觉他们永远都那么神清气爽，仿佛刚刚洗完热水澡出来似的。
    当弗恩端着一个瓷碗，把蒸煮过的花椰菜和亲手制作的奶酪沙司放到桌上的时候，他的儿子会用叉子戳起一根菜叶，首先放到我的盘子里。“就算是你不喜欢吃蔬菜，你会喜欢我妈妈做的法国口味的凉菜。”他冲我眨眨眼睛。
    他的姐姐会故意拍一下他的肩膀：“不幸啊，丹尼尔，只要妈妈愿意，她还会让我们喜欢上利马豆呢。”
    桌子周围的所有人都会笑起来，然后，大家双手合十，向上帝祷告和祈福。
    对我来说，这些人就如我见过的一家动物园里的动物。他们是那样让人感到新奇，我从没见过像他们这样的人。我不能确定是否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还是仅仅生活在他们中间，写写关于他们的日记，或者和他们一起照相。
    可以确定的是，弗恩不像我妈妈，她永远不会把圣诞树从阳台上扔出去，或者顶多为她的孩子做那种玉米淀粉的生日蛋糕，就算万事大吉了。而且我还确信，她永远不可能像我那样，能把香烟头就着牡蛎三明治一起吞到肚子里。
    我的大脑下部的某个区域告诉我，弗恩一家人才是正常的人，而我又何须人也呢？我更像是芬奇大夫家的一员；我不像弗恩一家人中的任何一个。
    很难设想外形俊美、穿着规矩的丹尼尔，会坐在芬奇大夫家的电视房里，指着家里的狗哈哈大笑，因为小普比尔正躺在客厅的地板上，嘴里咯咯地笑着，他的短裤褪到下面，任由那条狗有滋有味地舔着他的小鸡鸡。很难设想丹尼尔见到这样的情景，顶多不过是耸耸肩，便转身回到电视房里——这种事情在芬奇大夫家里司空见惯。
    我妈妈终于找到了适合我们居住的地方。地点在艾米莉·迪更森街道上，是一所很大的老式住宅的一半，距弗恩家不过几英里远。我妈妈很喜欢我们的新居，因为当年艾米莉·迪更森就住在街道对面。“同为诗人，我和她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们都选择了这里。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住在这里对我再适合不过了。”她得意洋洋地说。而我喜欢这里离北安普顿，离芬奇大夫的家很近，现在，我妈妈不必经常开车送我，我可以做公共汽车过去。另外，我喜欢这个新居的理由是，这所住宅似乎没有我的位置——我的私人“房间”连门都没有，因为它只是个小小的角落罢了，这意味着我不必花更多的时间和妈妈在一起了。
    芬奇大夫已经告诉我，一定把他的家当成我的家。我可以在任何时候登门，只要我愿意。“你只要敲敲门，阿格尼丝就会从床上爬起来，为你打开家门。”我知道，霍普其实非常想让我到她家里，纳塔莉也是如此。她现在住在匹兹菲尔德，和她的合法监护人住在一起，但她经常回北安普顿。而且她也说过，要是我到那里去，她就会马上赶回来。
    起初，纳塔莉有个监护人让我感到奇怪，因为她已经有了一个父亲。不过芬奇大夫认为，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父母，所以纳塔莉十三岁时，选择了父亲的一个病人作为她的监护人。他的名字叫特伦斯·马克斯韦尔，年龄四十二岁，家庭很富有。因此，纳塔莉和她的监护人住在一起，她还有监护人出钱，上了一所私立学校。维基则和一群嬉皮士厮混，在美国各地到处旅行。每隔六个月左右，维基就会借中途停车的机会，回到北安普顿的家里一趟。
    我由此感觉，一个家庭的成员应当经常流动，而我也不必过于依附于任何人，任何住所。在某种意义上，我感觉自己像个冒险者，而这恰恰迎合了我内心深处对于自由强烈的渴望。
    唯一的问题就是上学。我刚到十三岁，在阿默斯特教会学校上７年级。当初上小学对我来说是一场噩梦，因为在三年级时我曾留级两次。后来，在我父母离婚之后，我和妈妈搬到了阿默斯特，我转到了一所新的小学。可这没有什么效果，现在我的情况似乎比以前更糟。
    从进入校门的第一天，我遭到氯气味道的袭击的那一刻起，我就预感到，我不会在这所学校里呆上多长时间。氯气的味道是从游泳池飘来的，而一座游泳池的存在，意味着这所学校要强制学生学习游泳，也意味着讨厌游泳的我不仅要穿上泳装，还要当着其他人的面，浑身冷湿地把衣服脱得精光，再把干衣服换上。
    另一个问题就是审美感受。对我来说，这所学校面积庞大的灰色平房，看上去就像是一家肉类食品加工厂，或者只是为一些毛绒玩具制作塑料眼睛。这种建筑风格让人每天看了泄气，我可不想整天呆在这样的地方。从另一方面说，附近的阿默斯特电影院我倒是经常光顾。它甚至还有吸烟区呢。我也喜欢汉普郡商场的“棋王”服装店，那里出售挺括的衬衫，还有一种漂亮的白色西裤，裤线异常清晰，叫人爱不释手。
    不过，和一个真正的大问题相比，这些好处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一来到学校，就要被那些正常的美国孩子所包围。他们有好几百人，在各个房间里聚集着，移动着，就像是芬奇大夫厨房里的蟑螂一样——当然，我对那些蟑螂已经不那么在意了。
    我和这些孩子没有任何共同点。他们的妈妈会把蜡烛那么大的胡萝卜切成碎片，一口一口地吃下去，而我妈妈能把整只蜡烛咽到肚子里。还有，他们在十点钟准时上床睡觉，而我呢？凌晨三点钟以后，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我在芬奇大夫家里住的时间越长，越是能够体会到，这个学校多么浪费我的时间。对于那里的孩子们来说，它徒有虚名，它不过是个干涸的蓄水池，没有更宏大、更长远的规划或者想法。而且，纳塔莉也说过，即使她不得不去上公立学校而不是私立学校，她也不会上这种教会学校。
    大夫一家人让我懂得，一个人可以拥有自己的规则。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任何成年人都无权按照他们的想法，替你安排一切。
    所以，我每个月只会到那里上一天学，有时候一连两天都去。剩下的二十八天，我做属于我自己的事情。我通常做的事，就是写日记，看电影，或者阅读斯蒂芬·金的小说。我保持足够的警惕，不让自己连续旷课三十天，因为那样的话，到了年终，学校当局就会公布一份“核心鉴定”，我担心鉴定的结果，就是把我送进少年犯管教所。
    我的技巧，就是经常到年级大教室应付课前点名，接着就抽身而退。我这样做，势必使学校的记录产生虚假和混乱。唉，谁让它漏洞百出，总是可以让我钻空子呢？另外，我没有任何朋友，也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更使我难以被人注意，成为众矢之的。
    一天下午，我很早就放学回家了。我在大教室露面，顺利应付完点名之后，就从那所工厂里悄悄溜了出来。这是晴朗的一天，当时我口袋里有七美元。我一直想到电影院去，看看那里正在播映的德国影片，所以我向迪更森街道方向走去，我想从妈妈那里再要五块钱。
    当我打开门的时候，我看到了弗恩和妈妈。弗恩的脸朝下，趴在妈妈的两条腿之间。
    我妈妈四肢伸开，躺在沙发上，眼睛紧紧地闭着。弗恩的脑袋左右摆动，就像一条狗正舔一块肉骨头。她们两个都一丝不挂；我妈妈的蓝色睡衣搭在沙发的把手上，弗恩的罩衫和裙子堆放在地板上。
    一开始，妈妈没有注意到我，不过弗恩睁开眼睛，把头转向门口方向，她的嘴仍放在妈妈身上。她一眼就看到了我。就在那短短的一刻，从她的目光里，我看到了一种真正的恐惧。
    我感到恶心，我想呕吐，我震惊得无法自制。我转身离开。当我走出大门时，我听见弗恩在后面高声尖叫，就像是一种大型动物，喊叫声完全是从胸腔发出的。
    我的妈妈也尖叫起来：“弗恩！弗恩！没事的！”
    我走到外面的门廊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感到自己有些麻木和迟钝，我咧开嘴巴，似乎是哭，又似乎是笑。街道很安静，两边都是二层楼房，篱笆修建得齐齐整整，私人车道一尘不染，还有一只猫在嗷呜地大叫。所有的人都在关紧的门后做着一切事情。我回头看着那座黄色墙壁的房子，绿色的百叶窗，停在车道上的灰色小货车。你真是无法想象这一切！
    好像紧紧过了几秒钟，我听见门打开了，我感到有双手放到我的肩上，使我转过身去。弗恩站在那里。她穿上了衣服，不过没有系上扣子。她的头发有些凌乱，她哭泣着，她的双颊汗涔涔的，她试图把我拉到怀里，拥抱我，亲吻我的脸颊，我的额头，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想挣脱，我不想让她的嘴碰我。
    随后，她跑动起来，她穿过草坪，跑到她的汽车跟前。由于羞愧，她的头低垂下去，就像是在避雨一样。她把手提包紧紧压在胸口上。
    我想到了她的儿子，穿戴讲究而整洁的丹尼尔。我想到了晚饭时，丹尼尔把一篮子面包交给我的情景：“我妈妈做的面包特别好吃，来吧，吃一块吧。”
    我回到屋里时，见我妈妈光着身子，盘着腿坐在沙发上，抽着一支摩尔烟。她的乳房大得吓人，像面口袋一样垂下来，耷拉在膝盖上。她粗重地呼吸着，把烟杆放到嘴唇上，狠命地吸着，就像是婴儿在吃奶一样。我想不到居然有人那样做——像弗恩那样——对她做那种事情。上帝，我要崩溃了！
    “我希望你更喜欢呆在学校里，”我妈妈说，“虽然我知道，上学是一件枯燥的事，你更愿意同我在一起。你能把我的睡衣拿给我吗？”
    她轻松的态度让我恼火。她从不关心别人，她只关心她自己。我把她的睡衣从长沙发的靠背上扯下来，用力扔给她，险些碰上她的摩尔烟。
    “留点儿神，奥古斯丁！我手上拿着烟呢，烧着了怎么办？”她瞪了我一眼，样子很生气，“别这样好不好？你要是为刚才的事恼火，可以把想法说出来。”
    “我真不理解你。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结巴了，“你和她在一起……多久了？”
    我妈妈把她睡衣套到头上，然后站起来，顺着身体套下去。“哦，很早以前，我就爱上了她。几个月之前，我们有了身体上的接触。”
    “是在我们住在她家隔壁的时候吗？”
    “奥古斯丁，这些是我私生活的细节，”他的食指和中指夹住烟杆，大拇指顶到太阳穴上，仿佛若有所思，“这是我和弗恩之间的事。”我妈妈说起话来，永远像是在接受《女性与家庭》杂志的采访，她就跟个名人似的。
    真相大白了。几个月以来，弗恩和妈妈已经是恋人了。原来我妈妈是一个同性恋。我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说同性恋可能是基因遗传。或许我也是从她那里继承过来的。我很担心我还从那里继承了什么。我到了三十五岁，是不是也会变疯，变成精神病呢？
    她走进了厨房，我跟在后面。我看着她把一勺咖啡倒进杯子里，又加上了一些热水。
    “不管怎么样，我很为你担心，”她朝水杯吹着气，接着喝了一大口，“我担心你，还有你的学业。”
    “可我不想再忍受那个地方了！”我说，“芬奇大夫经常说，如果一个人到了十三岁，你就不能够限制他做什么事情。到了十三岁，他就是自由的了。”
    “是的，我知道他说过。”我妈妈说，“但是法律规定，你必须上学。”
    “行了，去他娘的法律。”我点上了她的一支香烟。
    “你最好不要抽我的烟。你自己不是有一盒烟吗——尽管我不希望你学抽烟。”
    “哼，我非抽不可。”
    “是，我知道。我刚刚说过，我只是不希望你抽烟。”
    “好吧。”我说，我想把烟头掐灭。
    “别，别把它弄灭。我来抽。”她把烟抢过来。她接着说：“好，我知道我不能强迫你去上学。我不能强迫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在这样的时刻，她怎能指望我去想上学的事呢？而且，要是我真的呆在学校——那才见鬼呢，你可以想象我会错过什么！弗恩女士，牧师的妻子，她不只是彻头彻尾的同性恋，而且是我妈妈的情人！
    “她的家人知道吗？”
    “不知道！”妈妈直截了当地说。她转向我，表情严肃：“她的丈夫，她的孩子，他们都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事，这一点很重要。”她说这话的语气，似乎相当担心我会马上跑出去，跑到弗恩家里，大声宣布：“各位，你们猜猜看，你们猜猜看，趁着厨房的面包还没烤熟，你们的妈妈在卧室里干什么呀？”
    这时，房间内的光线多了起来，仿佛一架照相机的镜头盖打开，长镜头伸出来，聚焦到她的脸上。我的耳畔响起一曲曼妙的音乐，袅袅地弥漫在整个房间里。我妈妈站在刚刚打开的窗户前面，她的睡衣浸润在阳光里，她的身体形成了一道高大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