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剪刀奔跑(5)

    “我整个一生都处在压抑的状态。我整个一生都在辛苦地工作，争取与这种压抑的状态做殊死的搏斗。当我住在佐治亚州的开罗市，当时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有一个黑人保姆，她的名字叫艾尔莎。她住在城市另一端的一个小屋子里，小屋子非常寒酸。”她的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只香烟，含到嘴里，动作优雅地将它点着。她把一团烟雾喷到空气中。“那时候，黑人都被叫做黑鬼。我知道‘黑鬼’这个字眼很肮脏。这个字眼有蔑视，有仇恨。我知道，人人都喜欢用它来描述黑人，可是我也知道，艾尔莎不是黑鬼。”她顿了顿，直视我的眼睛：“你知道吗，那样形容黑人是错误的。”她走到房间对面，脸冲着墙壁：“我花了一生的时间，才发现我其实是个艺术家，”她的脸转向我，“我也发现，我是一个女人，一个有着特殊需要的女人。当时，我妈妈却压抑我的需要，迫使我义无反顾，始终不渝地同她对我的压迫斗争。我要斗争的还有你爸爸，他也把我压抑得半死不活。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如今第一次感觉，我完全可以找回失去的自我。”
    与其让我在这里听这些废话，还不如让我听一个老师说：南希的零钱可以买六个苹果，每个苹果四十五分钱，那么请问，在南希的口袋里，一共有多少个两角五分辅币？
    “所以，奥古斯丁，我希望你支持我和弗恩的关系，因为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我不需要，我也不会接受任何牙龈。我已经花了好多年时间，用我整个人生来反抗这种压抑，我希望我用不着和你再搏斗一番。”她长长地吐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她的脑袋深沉地垂下去，下巴落到了胸口处。
    看起来，我真该为她鼓掌才是，不过我没有那样做。
    我说：“好吧，我我不介意，我不会干涉你们的。你可以给我五块钱吗？”
    她露出了笑容：“希望我有五块钱给你。没问题宝贝儿，要是真有的话，我一定给你。去，把我的钱包拿来，让我好好看一下。”
    这是个阳光灿烂的周六下午。这一天，天空中零星漂浮着几朵纤细的白云，这一天的确是外出游行的好日子。霍普和我把一些气球吹胀，用彩带系起来。芬奇大夫穿着短裤和拖鞋，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嘴里随意哼唱着歌曲：“梦想着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爸爸——”霍普喊道。
    “战斗在不可忍受的——”
    “爸爸！我想知道，你想让我们把气球系到你的帽子上，还是你的雨伞上。”
    芬奇大夫走进了房间。“我想让气球砌到所有的东西上。今天是快乐的日子，到处都应该有气球。”
    霍普满脸笑容。“好的。”
    我吹起一只黄色的气球，交给了霍普。霍普在气球上系上一条红色的丝带，把丝带系在大夫那顶褐色皮帽的帽箍上。
    “我们应该给他的帽子多系一些粉红色气球，”霍普说，“爸爸喜欢粉红色。”
    最终，我们吹了大约六十多只气球，把它们系到大夫的帽子上，雨伞上，系到大夫长长的黑色羊毛外衣的扣子上。他想穿着这件衣服参加游行，尽管天气很热。我们还把气球系到自己的腰间，甚至把两只气球系到阿格尼丝的胸前，一左一右，一边系着一只。
    “我不想就这样走到人群中间，”阿格尼丝抱怨说，“再给我一些气球，我得系到别的部位。我可不想光系着这两只，像什么样子！”
    大夫远远就听到了阿格尼丝的抱怨，他走进房间。他现在穿上了外衣。“不，阿格尼丝，”他大声说，“你就应该这样系着气球出门。你是一家之母，是伟大的哺乳者，这就是气球的象征意义。”
    “行了，尽是胡说八道。”阿格尼丝说，“我才不买账呢。”
    “我说过，你只能系两只气球。它们是你的乳房鸟。”
    “乳房鸟？太好玩了，爸爸，我喜欢这个叫法。”
    “真的喜欢？”大夫动了动眉毛，“那么，你也应该在胸前系上两只气球。”
    半小时以后，芬奇大夫走出家门，衣服上系满了气球。他把缀满气球的太阳伞高高地举过头顶。系着粉红色丝带的粉红色气球，从他的帽子上飘落下来。
    霍普和我跟在后面，大约有几步远。我们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全世界的父亲联合起来！今天是全世界父亲们的节日！我身上也挂满了气球，有的系在我的裤带上。霍普只有两只气球，胸口处各系一只。
    霍普的姐姐安妮跟在我们后面，还有她的儿子普比尔。安妮很恼火，她觉得参加这样的游行，是上了芬奇大夫的当。她拒绝系上“乳房鸟”，只在手里拿着一只气球。而普比尔却不含糊，六七只气球系在脚踝上，他小小的身体仿佛从地面上升起来似的。
    再往后面就是纳塔莉。她也同意系上“乳房鸟”，不过她坚持戴太阳镜，还有一顶大帽子，这样的话，她的熟人就不容易在街道上认出她。
    我妈妈走在队伍的末尾。她看上去十分紧张，而且心神不定。她右手握着一只白色的小气球，左手夹着摩尔香烟。她和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一来，她看上去就像是个普通女人，偶然出来散步，又偶然拣到一只白色的小气球，就随意地拿在手里。我不知道她是为参与这样的游行队伍感到羞耻，还是她的精神病即将发作，需要芬奇大夫为她实施治疗。
    “我今天感觉不太舒服，”她此前曾对我说，“我正在写一首新诗，写得很辛苦，让我心力交瘁。”
    我们这只队伍沿着佩里大街前进，穿过了霍利尔广场，到达了主街，又进入市中心。
    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芬奇大夫用红色的卡祖笛（一种玩具笛子），一路吹着意大利歌曲《来自天涯的男人》。
    见到他的样子，路边的孩子们高兴地尖叫起来，而大夫就会停下来，嘴里“嗨，嗨，嗨”地打招呼，还把一张张油印的宣传单交给他们的父母，上面写着：“你们——情感不成熟的父亲，对于孩子和社会是一种灾难。”落款是：理学士芬奇，医学博士。
    孩子的父母礼貌地微笑着，看上去有些烦躁和懊恼。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就争先恐后地把宣传单扔进垃圾桶。我看到不止一位母亲认真检查孩子的手，确保他们的手指上没戴着小徽章一类的东西。
    对我来说，芬奇大夫组织的这种游行，实在是叫人羞愤透顶，无以复加，以至于我都无所谓了。类似这样的极端的观念和行为，我已经能够处之泰然了。
    “请协助我爸爸教育全美国所有的父亲，”我们经过围观的人群时，霍普情绪饱满、慷慨激昂地呼喊着，“请加入‘全世界父亲协会’。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治理好这个社会。”
    我们曾偶然经过五、六个史密斯大学新生的身边。他们倚靠在一座建筑物旁边，当我们的队伍经过时，他们窃窃私语，咯咯咯地讪笑起来。
    “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们，天真的小姐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有一位强壮、成熟而亢奋的父亲？你们当中，有谁想见识一下我的睾丸呀？”大夫大声问，表情有些顽皮，有些滑稽。
    女大学生们的微笑立刻消失了，我看到她们眼睛里流露出几丝恐惧。毫无疑问，尽管她们曾领受过各种提醒和警告，但这种情形还是让她们防不胜防。
    接下来，芬奇大夫嘴里吹着口哨，带领我们继续前进。
    有那么一两次，我们被警察在路上拦住。不过，当芬奇大夫向他们出示了驾驶执照，证明他是医学博士时，我们就获得允许继续前进。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惊奇，似乎只要是医疗系统的人，你就可以摆脱麻烦，一路红灯。
    我妈妈落在后面了。她曾站在一家书店橱窗前浏览。她还停下脚步，进了一家鞋店，试穿了一双凉鞋。
    “你出了什么事吗？”我问她。
    “我和弗恩的关系现在很僵。我喜欢她，可她太虚伪、太做作，瞻前顾后，装腔作势。她有时候真让我头疼。弗恩是个传统的那种女人。”
    “唉，想不到她原来是个臭婊子。”我说。
    “行了，别这么说她。”我妈妈语气沉重地说，“这也是她丈夫埃德的原因，他根本不支持弗恩和我的关系，这就给她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她拒绝放弃他的家庭。可是，她的家庭成员年龄都不小了，都能照顾好自己。我的意思是，最小的女儿也和你的年龄差不多。”
    “我知道了，戴尔德拉。我希望你把这个事情解决好。”我妈妈告诉过我，尽量别管她叫妈妈，而是叫她的名字。她更希望把我们想成是朋友，而不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更健康，也更成熟——她告诉我。
    “谢谢你，”她说，“我也希望如此。”接着，她的神情愉快起来，“我是否告诉过你，我有一首诗歌被《美国人》杂志选用了？”
    芬奇大夫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只是游行。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一边听最新流行的歌曲《女人的夏天》，一边慢条斯理地梳理发型。我刚刚用KMS牌洗发水洗了头。我突然听到了有人争吵，声音很弱，很模糊。它来自于其他房间，我不禁竖起了耳朵。我尽量忽略歌曲中的“越来越快的脚步，带我去向何方”，飞快地辨别出个别争吵字眼。
    “傻×！”这是纳塔莉的声音。
    紧跟着，“操她妈的傻×！”这是霍普的回应。
    我立刻把唱针从唱盘上取下，走出了房间。我在过道里蹑手蹑脚地潜行，隐藏在她们的房间外面。欣赏别人吵架乃至打斗，可比听《女人的夏天》过瘾多了，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的，我的脸上露出坏笑。
    吵架是“六十七街”的本质和核心。如果说我们是酿造葡萄酒的葡萄园，那么，吵架就是含有而难得的佳酿。
    “不，霍普。这和你无关。您老是认为，他妈的什么事都和你有关，为什么？因为你太可怜了，你活得太不痛快了！”
    “闭嘴吧，纳塔莉。你为什么这么具有攻击性？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为什么你这么恨我？”
    纳塔莉恶狠狠地大笑起来：“你这是扯烂污，泼脏水，是纯粹的自我转移。是你恨我，不是我恨你，可你却不承认，你这个被压抑的婊子。”
    “我何必不恨你，纳塔莉？”霍普恼恨地大声说。
    “少跟我来自我克制这一套！”纳塔莉立刻反击。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心理学方面的词汇暴风骤雨般地暴涨起来，除了自我转移、自我克制，我还知道了自我压抑、主动进攻，被动防御、神经质、抑郁药、镇静剂什么的。
    除了互相称呼对方的大名——比如婊子、妓女以外，芬奇大夫家里的人还以他们强烈的求知欲，迅速吸收了弗洛伊德关于个体心理发展的划分理论，把它们收藏到辱骂对方的词库中。
    “你还太嫩，还处在口腔期，你永远也到不了肛门期。你最大的希望，就是到达肛门期，可你没戏了！你是个不成熟的、性冷淡的老处女！”纳塔莉高声尖叫。
    “别这样为难我，”霍普说，“别把所有的愤怒都转移到我身上。”
    “你的逃避战术根本不会奏效，”纳塔莉提醒她，“我不会让你从我这里溜走。你不是对我有仇恨吗？那你就必须面对我的质问！想躲？做梦！”
    我看看附近那台大钢琴，我回想起过去更加快乐的时光。就在上一周，芬奇大夫的一个病人——她名字叫休，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为我们弹轻音乐作为伴奏，而纳塔莉、霍普和我站在钢琴旁边歌唱：“我们的家园在哪里？那是一块最美丽的土地……”只要我们愿意，休会长时间为我们弹奏，前提是我们不可以叫她的名字。她坚持让我们叫她“芬奇博士”。
    “你需要和爸爸谈一谈，纳塔莉。你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我告诉你这一点，是因为你是我的妹妹，我爱你。你需要找爸爸看病，先在我这儿预约一下吧。”
    我听见纳塔莉用力跺脚的声音。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很担心她会绕着楼梯拐进客厅，因为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在她们房间的侧面。要是她看见我，知道我在窃听，我就倒霉了。谢天谢地，她的脚步声很响，不过不是进入客厅，而是把她的姐姐扭倒在沙发上。
    “好啊，婊子，你快说啊！”
    “你放开我，”霍普说。我听见她呼吸很困难，纳塔莉可是个高大而强壮的女孩。
    “快承认吧！”
    “纳塔莉，快起来，我喘不过气了。”
    “那你就去死吧。”
    接着是一阵安静，然后是霍普挤压着嗓子，好容易发出的声音：“好啦，好啦，我恨你。现在你高兴了吧？”
    “呸——”纳塔莉吐出了一口恶气似的，“妈的！”她咚咚咚地跺着脚走出房间，走到楼梯上，“狗屎！”她站在楼梯口喊道：“你在情感上永远也长不大，永远！”
    霍普大声说：“纳塔莉，我会想办法给你弄个限制法令，把你看管起来。你现在失控了，我一定会那样做的。”
    纳塔莉砰地关上了房门。
    吵架结束了。
    如果总分是十分的话，这场恶战充其量只能打四分。或许是四分半。十分意味着警察的卷入，或者有人需要被送进精神病院。问题在于，在芬奇大夫家里，争吵一旦发生，其他人都不参与，而我偶然发现的一个有趣的规律是：人数越多，吵架就越激烈。
    通常说来，起初只有两个人为小事而争论，譬如他们为选择哪个电视频道而争执不下，随即第三个人进入房间，看见两个人在电视机前又吵又叫，他们决定让第三个人发表意见，而且要采取明确的立场。就这样，稍有不慎，别的人就不幸被卷入其中。
    在芬奇大夫家里，最精彩的吵架，往往有五个或五个以上的人参与。不过最后，争执都会结束，喧闹都会平息，那就是芬奇大夫的出面。譬如，吵架者会给医生打电话，或者集体涌进他的办公室。这是一群充满敌意和杀气的家伙，他们首先驱逐芬奇大夫正在看的病人，有人会解释说，这是“家庭危机”。而那些病人，不管他们有潜在的自杀倾向，还是患有多重人格分裂，都会被转移到接待室，喝上一杯牛奶或果茶。与此同时，芬奇大夫扮演判官的角色，尽快解决家人的争端。
    芬奇大夫坚信，愤怒是大脑疾病的根源。他还认为，除非愤怒得以释放，不然就会毁掉一个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家里经常发生吵架事件。由于吵架的规模和强度微不足道，所以他不但鼓励大家唱歌、跳舞、跳绳，还要学会发泄。
    愤怒就像我们每天吃的汉堡包，它的结构复杂，内容丰富，比如有内省性愤怒、压抑性愤怒、误导性愤怒，还有愤怒的行为，愤怒的言语。如果人们不能恰当而及时地排解愤怒，他们就会健康受损，甚至很容易走向死亡。
    所以，我们经常朝对方喊叫，这就像是一场比赛，而奖品就是大脑的健康。芬奇大夫经常说：“霍普最近表现不错，她经常表达有益健康的愤怒。我敢保证，她正在告别肛门期，正在进入情感发展的下一个阶段——生殖期。”这时，大家都挺恨她，不只因为她走起路来矜持而得意，而且不知不觉地，她居然在情感成熟方面遥遥领先了。
    尽管芬奇大夫善于趾高气扬地发泄愤怒，而且，他的男中音时而深沉，时而高亢，能够有效阻止大家冲着他大喊大叫，但有时候，大夫本人也会成为别人“健康的发泄”的靶子。通常说来，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阿格尼丝。
    芬奇大夫和阿格尼丝结婚以来，似乎过去了好几百年。当初，阿格尼丝遇见芬奇时，后者还是个年轻的医学院的学生，外形潇洒、前途光明。阿格尼丝则是个富有魅力的传统型姑娘，信奉天主教。想必她当初嫁给芬奇大夫，是一时糊涂，缺乏远见。恐怕她当初怎么也想不到，芬奇大夫会把家庭鼓捣成如此局面。
    阿格尼丝让我想到了一辆老式卡迪拉克，它由于轻率而掉进偏僻的深沟，司机已经咽了气，它只能不停地呻吟和挣扎，却永远无法爬到地面上。纵使地位显赫，也无济于事。通常说来，阿格尼丝只是躲在幕后，要么一言不发，要么随声附和，要么无休止地扫地或看电视。她不是那种显山露水的类型，似乎无声无息地，永远躲在舞台的角落里。
    所以，要是碰上她发起火来，肯定是令人激动的幸事。而且，她的火气通常直指芬奇大夫。
    原因是芬奇大夫有自己的情妇。实际上，大夫有三个情妇。大夫喜欢公开宣布：“阿格尼丝只是我的法律意义上的妻子，而在情感和精神上，我们并没有结合在一起。”
    阿格尼丝对此似乎不大介意，除非大夫胆敢当着她的面说这句话。或者说，大夫说这句话的时候，赶上他最宠爱的情妇——杰拉尔丁·佩恩小姐在场。
    杰拉尔丁·佩恩小姐是个高大的女人，打个比方说，在女人当中，她就相当于一辆奔驰汽车。在我看来，她大约有六英尺高，肩膀宽阔，脸盘很大。当她进入房间时，小姐这个词是不会进入我的脑海的。
    大夫爱她，崇拜她，把她视为缪斯女神，十多年来一直如此。他和杰拉尔丁一起旅行，不停地更换汽车旅馆。他们的爱情不是秘密。我们经常会开玩笑：“你能想象杰拉尔丁压在他身上的情景吗？她会把大夫压扁的！”
    杰拉尔丁很少到六十七街来，除非是借着节假日或者特殊事件的掩护。阿格尼丝的表情很是冷淡，不过礼数周到。她从来不会忘记，自己才是大夫真正意义上的妻子，既是首任又是首席，无可取代。
    不过杰拉尔丁离开以后，阿格尼丝的吼叫声就会穿墙而出。
    “我根本不在乎？笑话！”她的声音从紧闭的卧室房门里传出来。接着，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到墙上，“我是你的妻子，你不能对我这样！”
    芬奇大夫总是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他说阿格尼丝的愤怒完全是歇斯底里。他的脸开始变红，他的眼睛流出泪水，有时候，他索性让别人进入房间，观察他的妻子歇斯底里的愤怒状态。“霍普！他大声喊道，“快来看啊，你妈妈正在歇斯底里地发作呢，值得一看！”
    阿格尼丝继续喊叫，不管是否有人出现在门口，探头张望。她似乎陶醉于又哭又笑的状态，而接下来，出于某种原因，她渐渐安静下来。有人指出，她看上去是何等神志不清，因为她居然把床头桌高高地举到头上。最后，她彻底恢复了平静，并且和大家一起笑起来。
    让我久久地为之着迷的一种现象是：她总是不声不响，不卑不亢，保持着作为大夫的妻子应有的尊严。她提到丈夫时，总是说“芬奇大夫”。她的嘴唇总是涂着口红，哪怕在和芬奇吵架过后，把抛到天花板上的火鸡残体清洗干净，她也忘不了略施粉黛，红唇如血，而且一贯如此。
    芬奇大夫也可能对妻子大发脾气。他会随心所欲地吼叫，而阿格尼丝完全置之不理。大夫站在她的跟前，穿着肥大的短裤，黑色的短袜，黑色的皮鞋，挥舞着拳头大喊大叫。阿格尼丝尽量避开他，走到壁炉前，那里摆着在圣母玛利亚前做弥撒用的蜡烛。她握着指甲刀，一边修剪蜡烛的烛心，一边哼唱着咏叹调。
    有时候，吵架会产生一种节日般喜庆的感觉。
    杰夫，他是大夫唯一的亲生儿子，住在波士顿。他和马萨诸塞州那些古怪的家庭成员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不过即便如此，一旦他回到父母这里，大夫家里所有的人，以及许多病人都会齐聚这里——普比尔的妈妈安妮，芬奇大夫的大女儿凯特，维基有时也会赶来。还有霍普、纳塔莉，还有我妈妈，有时候，参加者当中还包括大夫的“结拜兄长”——基默尔神父，以及神父的“干女儿”维多利亚。
    要是炉子上正在烘烤一条猪腿，或在蒸煮一只火鸡，那么通常用不了多久，这些动物的肢体就会飞向天空。
    “没错，那是因为你觉得，你他妈的对我们太好了，对我们挺够意思了。”这是纳塔莉的大嗓门。
    “冷静点儿，纳塔莉。我在波士顿那边很忙，我有工作要做呀。”
    霍普也试图让杰夫感到内疚。“起码没事回来看看爸爸，也不至于把你折磨死吧？你也不像是住在加利福尼亚啊。”
    “就是嘛，”安妮也很同意，“我是个有儿子的单身母亲。你是想说你比我还忙吗？就算你真的忙，你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