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上海入党

　　轮船驶进滚滚浊流的黄浦江，何功伟望见了上海。

　　黄浦江上杂乱无章地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最刺眼的是挂着膏药旗的日本兵船，褪出炮衣的长筒炮口，直瞪瞪地盯着远方。江上有许多小木船，在横冲直撞的外国轮船掀起的浪涛中拼命地划行。黄浦江氷同流过武汉的江水一样浑黄，何功伟凝视着这相似的滚滚浊流，自然而然地勾起对白云黄鹤的思念。

　　何功伟拿着钱远铎给他父亲的信到了上海，按照上面的地址找到钱亦石。何功伟将自己的情况，如实地和前辈钱亦石讲了。钱亦石已从儿子钱远铎那儿了解到何功伟的一些情况，知道他是武汉学联的负责人，觉得眼前这位21岁的年轻人是个可用之才，便问：“你来上海有何打算？”

　　何功伟想了想说：“上海我人生地不熟，一切由前辈您安排？”

　　钱亦石想了想说： “你还年轻，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有，更谈不上上大学了。你有读书的天赋，书还是要读的。这样，秋季开学你先去读一年高三，明年再考大学。现在我给你找份恰当的工作做一做。你看可以吗？”

　　何功伟答应了，说：“好，我听您的安排。”

　　不久，钱亦石将何功伟作为湖北学联的代表介绍到全国学联工作，担任了全国学联的常委。他化名何明理，包含追求光明和真理的意思。他的具体工作是协助唐守愚对各地学联通讯联络。全国学联办公是租的老百姓住房，它的对外通讯处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里面。何功伟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脱下了长袍，换了一套旧西装，蓄上了长头发，每天到处走动，收信或送信。回到机关就伏案写作，向各地学联写信，或者起草文件，研究全国学生运动动向，并常为全国学联刊物《学生的呼唤》、《学生之路》撰写时事评论稿件。也曾用钱亦石的名字为进步刊物写文章，介绍中国的学生运动。他创造性的工作，深得领导器重和同志们的好评。钱亦石多次夸他，说他聪明能干，有志气，是个很有前途的青年。何功伟为人朴实，态度谦虚，待人诚恳，勤学好问，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工作态度勤勤恳恳，交给什么任务，总是能按时间、按要求完成。他头脑灵敏，文章也写得好。

　　唐守愚一直冷静地细心地观察着何功伟。他了解何功伟在武汉“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组织才能，他看到何功伟对党的追求反映在工作中的埋头苦干，也看到他个人生活的俭仆和对人的纯真。

　　1936年8月，负责全国学联工作的胡乔木到上海检查全国学联工作。唐守愚把学联的工作向胡乔木汇报后，也把何功伟的工作情况和思想情况向他作了汇报，说何功伟已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能否考虑接收他入党。胡乔木说：“这个同志我听说过，武汉学生运动中作为领导和组织者，他表现不错。他对共产主义有较深的认识，工作热情又积极，经过进一步了解后，可以发展他入党。”唐守愚经过进一步的考察和征求意见，凡熟悉何功伟的人都赞成发展他入党。唐守愚便请示胡乔木，胡乔木欣然同意了，并愿意当何功伟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不久，在唐守愚的主持下，于全国学联机关举行了何功伟同志入党宣誓仪式。何功伟站在斧头镰刀交织的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9月初，党组织把何功伟的组织关系，由王瀚同志交给了负责上海学校党组织的黄若暾同志，为了掩护工作，党派他作为学生考进了正始中学。正始中学是上海大流氓头子杜月笙办的学校，校址在法租界善钟路。原是蔡公时的夫人办的，叫公时中学。后来公时中学停办了，杜月笙在这里办了正始中学。该校不准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只能读死书。读书风气虽浓，可死水一潭，毫无生气。开始时，何功伟后悔不该进这个学校读书的，后来想想也好，正好可以掩护自己的工作。

　　何功伟一边读书，一边搞工作，耽误了一些时间，虽然他上课不多，成绩却很好，和在湖北省高一样，很得老师喜爱。他接受能力很强，不读死书。同学们都感到很奇怪，把他的聪慧归结到他记忆力好上了。在正始中学读书期间，何功伟和方铭、黄若曦三人组成上海中学联党支部，他任书记，以学生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1937年元旦，何功伟抽空到市中心区金神父路钱远铎家里，聚会了一天。钱远铎是何功伟离开汉口不久来到上海的。钱远铎的弟弟钱远镜也在上海，他也是何功伟儿时的好友。元旦这天，异地相聚的三个青年，吵吵嚷嚷弄熟一顿饭吃了，又兴高采烈地去看了一场电影《壮志凌云》。看完电影归来，钱远镜拿出他的日记本，要何功伟给他题几个字。何功伟打开精致的日记本，提笔写下了如下题辞：

　　一九三七年的序幕揭开了，新年里，我们没有什么可喜的，然而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悲！

　　未来的一年，国际间将是战争呢，还是和平？在敌人的不断侵略下，我们是选择战，还是降？这两个问题，日记里将有明确的回答，因为——

　　第一，这里面包罗着国内外时事的分析；

　　第二，这里面记载着个人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斗争生活。

　　我相信，这本日记里，一定是字里行间，壮志凌云。

　　何伟元旦看《壮志凌云》归来

　　何功伟同钱远铎的妹妹钱韵玲也有过一段深厚的情谊。1937年，钱韵玲在杭州慈幼小学教书，她每逢休假回到上海，就去找何功伟，和他一块唱歌，一块谈论文学作品。何功伟喜欢文学作品，他崇敬鲁迅和高尔基两位文学巨人。钱韵玲为了欢送毕业同学，请何功伟帮她草拟一篇毕业欢送会上的演讲词，何功伟欣然写下了《给慈幼小学毕业同学的赠言》。

　　1937年，何功伟从正始中学毕业后，考进了上海暨南大学，没过多久，因为工作关系，又转到上海法学院。这时他还在大学学联搞秘密工作，住在校外，每月伙食房租要花十三四块钱，比住学院贵些。他觉得住在外面不受校规约束，搞秘密工作方便些。

　　1937年5月，何功伟和全国学联其他同志一起，领导并协助组织了“上海业余集体旅行团” 集会活动。组织发起者是毛梦觉、钱远铎等人，他们受北平一些大学生组织的“西山集体旅行团”（主要是搞宣传鼓动工作）的启迪，在上海搞一次集体旅行，沿途宣传抗日思想。活动还登了报，公布了时间（5月8日，21条国耻纪念日）、地点（江湾），征求志愿者。报名志愿参加者有两千多人，其中学生、店员、青工占大多数。何功伟知道这事后，和学联的同志一起暗中进行了许多组织、宣传、发动工作。由于登报公示了，惊动了反动当局。5月8日这天，上海的国民党反动当局极其紧张，几条到江湾去的交通线——水路、公路、铁路，都有军警、特务把守，每个过路的人都要搜身。活动的几个组织者，租了两辆出租汽车，上面装有宣传画和歌页，一上路就被当局安排的一些人纠缠着不放，企图拖延时间。警察分局长还假惺惺地设酒席招待他们，直到下午两点多钟才放他们过去。他们满以为活动搞不成了，可当他们赶到时，活动已在何功伟他们的领导下开始了，参加的群众近万人。他们有的在演抗日短剧，有的在唱救亡歌曲，有的在喊抗日口号，活动正达到高潮。然后开始大游行，由江湾向吴淞进发。在游行队伍中，钱远铎遇上了何功伟。何功伟问：“钱哥，你怎么这时才来呀？”

　　钱远铎不好意思地讲了途中的经过后说：“让你们见笑了。”

　　何功伟笑笑说：“我们早预料到这一点，所以暗中帮助你们组织了一些活动，发动了很多人参加。”

　　钱远铎吃惊地问：“你们咋预料到的？”

　　何功伟说：“你们都登报了，谁不知道。反动当局怎能放过你们，他们比狗还精。”

　　钱远铎感叹地说：“多谢你们暗中相助，今天来了这么多人，可谓声势浩大，都超过北京西山旅行团了。”

　　第二天，上海各报都有特写，特别是生活书店出版的《民国周刊》，除了文字记载外，还登了不少照片。这次抗日宣传游行活动，震惊了全上海。

　　8月初的一天，何功伟到金神父路花园坊会见了一位胖胖的青年，他就是徐方略，上海学生救国会的发起人之一。“七·七”抗战爆发，徐方略和其他几位同志发起组织了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更广泛地组织发动各界青年参加抗战，徐方略担任这个团的组织部长。何功伟来访之前，徐方略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全国学联的一个骨干要找他，前来参加“青年救国服务团”的工作。负责传达这个通知的同志忘记了何功伟的名字，临时同徐方略商量，就以何斌的名字向团内介绍。本来商量的是文武“斌”，可后来错为双木“彬”。何功伟沿用而不改，便成了他的“党名”。

　　何功伟按预约的时间、地点会到了徐方略，接上了关系，离开了全国学联，参加了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的组织部工作。

　　何功伟初到“青年救国服务团”的几天里，工作做得井井有条，表现出卓越的组织能力。何功伟的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在团内，他组织了一个骨干集体，形成了青救团的核心力量。对外，不仅开展了前线工作，而且开展了深入到学校、商店、工厂、码头的群众工作。此外，他还帮助训练部、宣传部、侦察部、救护部做了不少自己份外的工作。

　　这时，何功伟已注意到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要性，组织了不少党员骨干在工人区办夜校和学习班。通过实际工作的考察，他很快团结了一批青年，在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形成青救团的核心力量，掌握了党在青救团各部门中的实际领导权，这些同志后来大都成为党的骨干。

　　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炮火是从闸北打响的，设在南市的青年救国服务团，就搬到法租界吕班路徳丰西菜馆。这家老板逃难走了，他们就利用这家空房做了团部。不久，又迁移到八仙桥大世界对面的一家洋行楼上。这时的青年救国服务团，为适应全国抗战的需要，分别设立了秘书、总务、组织、训练、侦察和救护六个部门。何功伟担任组织部长。何功伟原来在江湾附近所住的房子，已陷入战火之中。他是“八·一三”战火打响之后，才一个光人跑到钱远铎家的，一脸黑汗，满身灰尘，白衬衫变成了灰衬衫。他把该做的工作做完后，才离开闸北的工作岗位。据何功伟的同事反映，在青年救国服务团团部工作期间，“他是没有个人生活的。从早上起床，工作直到深夜。中午两个大饼就算一顿饭。他住的是一间筒子间，除了一双破皮鞋，一套旧西装，什么都没有。他很累，情绪却很高。他经常唱着《保卫马徳里》”，这是号召西班牙人民反对弗朗哥法西斯统治的歌曲。

　　9月l 8日，上海各界举行声势浩大的纪念“九·一八”汽车大游行，何功伟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这次游行的宣传提纲和标语口号等，都是由他负责组织拟定的。

　　何功伟在上海一年半时间，公开的身份虽是学生，干的却是职业革命家的工作。因为没有正式工作也就没有经济收入，而他写文章在报刊发表也多是不计报酬的。生活主要靠父亲从家里寄来的很少几个钱，外带同乡、同学们的资助，过得十分艰苦。他的住处，除了一张床以外，别无他物。他身上总是穿着一件旧衬衫，一条旧西裤，经常啃两个烧饼就算一顿饭。但他的精力却总是充沛的，经常跑工厂、码头、学校，同工人、学生打成一片，并结合形势，开展宣传组织工作，还经常教人们唱《保卫马德里》的歌曲。

　　1937年11月，上海战局危急，党决定把一部分骨干转移到内地去，组织了一个百余人的“青年救国服务团内地工作队”，何功伟任队长，组织领导这支队伍向内地转移。他们经南通、镇江、南京，奔向武汉，沿途演戏、募捐，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宣传。他们到武汉后，武汉群众抗日团体——“青年救国团”也建立起来了，何功伟转入“青年救国团”。 武汉“青年救国团” 是在党直接领导下的公开的群众性团体，何功伟的老战友胡克实、陈约珥、范元甄都是该团的骨干。至此，何功伟圆满地完成了从上海转移骨干到武汉的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