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下不了的黄鹤楼走不出的红围墙 (5)

　　可是，现实却是无情的。解放初期，逃到台湾的蒋介石等国民党分子依然不甘心其失败，明知“反攻大陆”无望，便在美帝国主义情报部门的帮助下，一次又一次地计划陷害毛泽东。像派飞机轰炸上海、袭击南宁的事，都是毛泽东正在那里考察之时，显然敌人是知道毛泽东的大概行踪的。因此，中央对毛泽东的安全措施越加严密，发展到后来，连飞机也不许毛泽东乘坐了。中央认为，飞机一旦失事更无半点余地可言，所以作出了如此的决定。

　　后来毛泽东便有了专列，他的专列有单独的停车场，车上的工作人员是经严格政审和考查过的，而且一般不允许经常换人，以相对保持稳定，这也是从安全保密方面考虑的。

　　国家领导人的专列分“大列”和“单包”。“大列”有十几个车厢，表面上看去，像一列普通客运火车似的。“大列”分高级专列和一般专列，高级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宾和当时中央的五大书记，一般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友好国家来访的各种团体及集体活动的国内领导同志，比如某个友好国家来个经济、文化大型团体或国内的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到某地参观什么的，就都要乘坐一般专列。

　　“单包”又是一种。它一般只是一节车厢，挂在其他普通列车后面。当时我们国家的副总理及中央各部部长一级领导都是坐单包，至于中央副部长及各省、市政府副职干部，便只能享受普通软卧的一个包厢。据说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除了几个主要的领导外，一般领导人享受的乘坐待遇可能更低一些，不过，现在坐飞机的多了，大概用专列的相对少了。

　　毛泽东受到特殊限制，所以他到外边巡视，就是坐专列。毛泽东的专列自他逝世后一直没有动过，一直放在京郊的一处车库里。据说，最近因为要拍电影《大决战》的一个镜头，才把毛泽东的专列特意开了一次。

　　毛泽东的专列除了一节软包车厢是德国进口的外，其他的都是国产车厢。他老人家一般被安排在软包车厢。车厢的内部结构是这样的：一个客厅，厅内有沙发、桌椅，毛泽东在沿途与省、市领导谈话一般都在这个客厅里，有时在专列上开会也在客厅内；客厅旁边就是主房间，这是毛泽东的卧室兼办公室，内有浴池和厕所。主房间里有一个小房间，这是我这个卫士长住的地方，因为毛泽东一旦有事，我好随时处理。旁边还有两个小房间，是上下铺，分别由卫士和其他工作人员住。还有个公共厕所，是我们一帮随行人员共用的，毛泽东有时也用。1956年以后，软包车厢改成了国产的，里面要比原来的大。专列的客厅和主房间一般是不允许进的，只有我们卫士和毛泽东身边带的秘书、医生才可随便出入。

　　毛泽东睡的包厢里，本来是张弹簧软垫床，可他命令撤掉。他说：“我只要睡硬板床。”这是他在长期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中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他的枕头也是硬邦邦的，就像列宁到卫士瓦西里家睡觉一样，用几本书往头下一垫就睡了。天热时，毛泽东随手抓张报纸往头下面一塞便闭眼了。

　　生活中的毛泽东是随便的，但不乏严谨。虽然他睡觉时有赤身的习惯，但在别人面前，从来是长衣长裤长筒袜，无论天多热，也不曾穿短袖衫，更不会袒胸露怀。特别是有女同志在场时，他连偶尔挽的衣袖也会下意识地放下来。

　　再没有了随随便便的“自由”，于是毛泽东便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与一般群众接触。在专列上，本来他吃的饭都是我们替他从餐车提来的，可他坚持要到餐车去吃。而在中南海时，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到食堂吃一类的话，也没有像模像样地坐到餐桌上吃饭的那种讲究。我心里知道，他是想借吃饭机会，争取点“自由”，以便能同专列上的司机、乘务员聊聊天。因为专列相对安全，所以他的这点“自由”获得准许。对此，毛泽东很高兴。于是，毛泽东在专列上又开始了他的“交朋友”和了解民情的工作。

　　在专列上工作过的普通司机、乘务员，后来都成了毛泽东的“老熟人”，他跟这些普普通通的同志混得可熟呢！大伙儿都愿意把心里话掏给他听，而毛泽东从他们那里不仅了解到了这些人的情况，而且了解到了他们以外的世界。

　　许多人开始时都把毛泽东看得极为神秘，几次接触后便觉得他同普通人一样，和蔼可亲，并且十分幽默有趣。

　　有个专列上的女医务人员，叫小姚，当时年龄比我还小，与我们卫士班的几名同志差不多年龄，跟毛泽东和我们卫士们很熟。她在毛泽东面前也非常随便。

　　有一次专列路过天津之前，毛泽东见到小姚，便问：“天津有什么特产？你是天津人，应该知道。”

　　小姚说：“有大麻花。”

　　毛泽东便说：“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更有名。狗不理……怎么叫狗不理呢？”

　　小姚说得很有趣：“听人说，发明这种包子的老板是个很精的人，因为他看到当时店铺做包子的很多，到他店铺里买的人却不多，于是他就给自己的包子起了个名叫‘狗不理’，谁要是不买他的包子，不自己承认是狗么！”

　　毛泽东听完哈哈大笑起来，高着嗓门对我们一群卫士说：“我们可不要挨骂。喂喂，今天小姚请客，请我们吃狗不理包子，好不好？！”

　　卫士们一听可就全哄起来了：“好好，小姚请客，小姚请客喽！”

　　小姚被逗得脸通红。毛泽东打趣地问：“哎，愿不愿意请啊？我的卫士可都是些饿狼呀！”

　　小姚笑了：“请就请。”

　　“我们的人可不少啊。”毛泽东用手一划，意思是全体人哪！接着，他笑着说：“谁让你是天津人呢。哎，你的工资是多少啊？”

　　小姚说：“工资不多，可请一次客还是够的。”说完，小姚红着脸，开始掏起腰包来了。

　　毛泽东一见便拦住了。“钱么，还是我来掏，这叫吃大户。”毛泽东说完，转头吩咐负责生活的张管理员：“这件事情你办一下。”

　　来到天津，果然有人送来一笼狗不理包子。毛泽东问张管理员：“交钱了没有？”

　　张管理员说交了，并把发票给毛泽东过目。

　　毛泽东这才招呼大家：“好，大家统统到餐车，今天是小姚请客吃狗不理包子。”接着顿了顿，又诙谐地点点头：“我掏钱！”

　　我手下的那些“饿狼”和专列上的部分同志哄然大笑，接着便在餐车展开了一次“不吃就会挨骂的‘战斗’”。

　　掏钱的“大户”毛泽东看着我们嘻嘻哈哈、吵吵嚷嚷地抢着吃包子，心头和脸上一样高兴得乐开了花。

　　专列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奔驰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我经常碰到一些同志议论起毛泽东的外出巡视行踪，总觉得很神秘，也很神速，今天说在南京，明天也许就到了杭州，这时有人会猜他后天可能要到上海，可毛泽东偏偏又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的行踪是绝密的，专列更如一座密不见缝的秘密城堡。毛泽东外巡时，有时到目的地后白天在当地同有关人士谈话，而一到晚上就回到专列上。为了他的安全，他的许多活动安排被限制在专列上，毛泽东在专列上面找人谈话、开会、写文章、批文件，几天几夜吃睡在专列上。有人称毛泽东的专列是“走动的中南海”，确实是这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的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在专列上作出的。在准备与自称是他的“亲密战友”的林彪动手时，毛泽东不是也在专列上向有关省市党政军领导“吹风”的吗？

　　尽管专列可以开到毛泽东想去的任何地方，但它却无法满足毛泽东想在毫无外界干涉的情况下，亲自到群众中了解民情的愿望。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为此烦躁、愤怒。一次专列行驶在山东境内，我走进他的卧室给他换茶和整理床铺，只见毛泽东久久地站在车窗口，望着一闪而过的田野、村寨和山川出神。突然，他转身对我说：“银桥，通知专列停车！”

　　我感到很突兀，因为他事先说这一天是要返往北京的，于是，便问他：“主席，有重要事？”

　　“我想下去到老乡家里吃一碗红烧肉。”

　　“什么，吃红烧肉？”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吃碗红烧肉干吗一定要停车？一定要到老乡家里？我便不明就里地轻声问道：“主席，红烧肉专列上也有，您……”

　　毛泽东转过身，显得有些不耐烦地朝我一挥手：“这个我知道。去吧，通知停车。”

　　无奈，这是毛泽东的命令，我赶忙通知随行其他领导和列车长，同时又赶忙用专线电话通知所在地方，告诉他们毛泽东主席要到他们那儿去，要吃碗红烧肉。

　　“什么，要吃红烧肉？”对方觉得毛泽东应该是到他那儿作指示、巡视的，怎么只说吃红烧肉，于是很惊异地反问。

　　“对，就照这个意思办！”我干脆答道。

　　于是，当毛泽东下到专列停靠地附近的一个村庄时，一位早已把院子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炕头铺上也换了样的农舍主人，在省、县、村干部的带领下，出来请毛泽东到他家做客，然后又忙端出香喷喷的两碗红烧肉请毛泽东吃。

　　毛泽东对主人的款待很自然很客气地说了两声谢谢，但他没有马上端起那桌上的红烧肉，而是把老乡拉到身边，亲切地问：“你家也能吃得上红烧肉？”

　　还用问？老乡把早已准备好的话端了出来：“能吃到，一个月全家能吃上几回红烧肉。”

　　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毫无半点破绽。虽然毛泽东起初的目光里带有几分怀疑，但尽管他明察秋毫，却始终找不到能让他怀疑的证据。

　　红烧肉吃到了，但却不见毛泽东以往那吃完红烧肉后的兴奋情绪。

　　回到专列上，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一根一根地抽着烟。

　　我知道此刻他的胸膛里心潮起伏，汹涌澎湃。毛泽东分明硬是在克制自己的情绪。

　　我深深地了解他。他是一个对事物极为敏感的人，对老乡家的红烧肉，对老乡回答他的话，他心中与我们一样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他不愿当着群众的面让当地的干部下不了台。再者，他明白群众对党，对他毛泽东所怀有的无限深情，正是这种深情使人民群众在自己的领袖面前不愿把自己本有的困苦和不满情绪流露出来。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毛泽东的心思呢？他是多么想了解真实的民情、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中国啊！当年，他用几万人的兵力打败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蒋家王朝，靠的是什么决策？那就是知己知彼，从骨子里了解敌人的一切情况。现在要建设新中国，迅速让全国人民吃饱饭、穿暖衣服，中国又是人多底子薄的大国家，他多么希望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思想，来尽快地帮助他那亿万万中国人民从贫困中走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他要决策，决策的时间刻不容缓，可他不了解，或者说是半了解半不了解民情，而这样又怎么能作好正确的决策呢？

　　毛泽东焦虑、着急，并且终于发怒了。

　　“银桥，告诉他们，我要出去走走！”这一年在北戴河的一天，毛泽东起床后，便把我叫去这样说道。

　　坏了，他又想到他的农民朋友了！我当时心中马上暗暗着起急来了。他的“出去走走”的含意我们全清楚。再说，这段时间里他说过几次要“出去走走”，可均被各种理由给拦了回来，我明显看出他老人家心里有火，只是没有发作而已。

　　现在，他又提出要“出去走走”，这分明是挑战性的。我不敢吭声，因为不知道说“是”还是“不”。于是只好退出屋，立即向罗瑞卿、汪东兴等领导汇报。

　　看得出，这又是让罗瑞卿伤脑筋的事。放吧，出了事他担当不起；不放吧，惹火了毛泽东，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最后经研究，还是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也是怕他老人家气坏了身子。

　　“出去可以，但必须戴上墨镜，戴上口罩。”在这时，罗瑞卿的权力至高无上，毛泽东得听他的。

　　“好么，你罗部长让怎么做我怎么做就是喽！”“获释”的毛泽东此刻自然很顺气。于是，我便给他乔装打扮了一番：戴上墨镜，戴上口罩，头上还装模作样地套上一顶帽子。

　　“这不就像电影里的那个特务了吗？”毛泽东对着镜子，打趣道，“不过，我这个‘特务’样子七八岁的娃娃也会举起红缨枪朝我喊‘缴枪不杀’的呀。”

　　“哈哈哈……”我们全都笑了。确实，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给毛泽东的那种乔装打扮实在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