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谈沈从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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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文表叔家，常常碰到一些老人。金岳霖先生、巴金先生、李健吾先生、朱光潛先生、曹禺先生和卞之琳先生。

他們相互間的關系溫存得很，親切地談著話，吃著客人帶來的糖食。印象較深的是巴老伯（家裏總那麼稱呼巴金先生），

他帶了一包雞蛋糕來，兩個老人面對面坐著吃這些東西，缺了牙的腮幫動得很滑稽，一面低聲地品評這東西不如另一家的好。

巴先生住在上海，好些時候才能來北京一次，看這位在文學上早已斂羽的老朋友。

金岳霖先生的到來往往會使全家沸騰的。他一點也不像在世紀初留學英國的洋學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廠的會計老伙計。

長長的棉袍，紮了腿的棉褲，尤其怪異的是頭上戴的羅宋帽加了個自制的馬糞紙帽檐，裏頭還貼著紅紙，

用一根粗麻繩繞在腦后捆起來。金先生是從文表叔的前輩，表弟們都叫他“金爺爺”，這位哲學家來家時不談哲學，

卻從懷裏掏出幾個奇大無比的蘋果來和表弟家裏的蘋果比賽，看誰的大（當然就留下來了），或者和表弟妹們大講福爾摩斯。

老人們的記憶力真是惊人，信口說出的典故和數字，外行幾乎不大相信其中的準確性。

表叔自己記性也非常好，但談論現代科學所引用的數字明顯地不準確。盡管是在聊天，孩子們卻很認真，

抓著辮子就不放手，說爺爺今天講的數字很多相似。表叔自己有時發覺了也會好笑起來：

“怎麼我今天講的全是‘七’字（七十輛車皮，七萬件文物，七百名干部調來搞文物，七個省市……）”

“文化大革命”時，那些“管”他的人員要他背《毛主席語錄》，他也是一籌莫展。

我說他的非凡的記憶力，所有和他接触過的年輕朋友是無有不佩服的。他曾為我開過一個學術研究的100多個書目，

注明了出處和卷數以及大約頁數。

他給中央美院講過古代絲綢錦緞課，除了隨帶的珍貴古絲綢錦緞原件之外，幾乎是空手而至，

站在講台上把近百的分期和斷代信口講出來。

他那麼熱衷于文物，我知道，那就离開他曾經朝夕相處近40年的小說生涯越來越遠了。

解放后出版的一本《沈從文小說選集》序言中有一句話：

我和我的讀者都行將老去

聽起來真令人傷感……

有一年我在森林，我把森林的生活告訴他，不久就收到他一封毛筆蠅頭行草的長信，他給我三點自己的經驗：

一、充滿愛去對待人民和士地；

二、摔倒了，赶快爬起來往前走，莫欣賞摔倒的地方耽誤事，莫停下來哀嘆；

三、永遠地、永遠地擁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這幾十年來，我都嘗試著這麼做。

有時候，他也講俏皮話——

“有些人真奇怪，一輩子寫小說，寫得好是應該的，不奇怪；寫得不好倒真叫人奇怪。”

寫小說，他真是太認真了，十次、二十次地改。

文字音節上，用法上，一而再的變換寫法，薄薄的一篇文章，改三百回根本不算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