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和平-2
为了不断地向有关方面施加压力，鲍林比以往更加频繁地发表演说，甚至有人拒绝他登台演讲，他也毫不气馁。在辛辛那提，由于当地美国军团的抗议，他预定进行的关于科学教育的演讲被取消了。1962年底，加州大学里弗赛德分校学生联合会邀请鲍林讲演，谈论核武器问题，学校当局不让他发表演说，辩称这种演说“在本质上具有政治含义”，“不属于化学家的专业范围”。鲍林吁请加州大学总校校长克拉克·凯尔干预，通知他，要是不改变这一决定，他就要采取法律行动。压力起了作用：凯尔关照里弗赛德分校校长重新邀请鲍林演讲。
但是，他被安排在一些礼堂里讲话，每次听众只有数百人，而特勒的原子能委员会却可以通过大众媒介对千百万人发表演说。1962年开始时，公众舆论又开始偏向于恢复试验的主张。肯尼迪在几个月前作出宣布以来，这件事一直拖着，尚未真正付诸行动。鲍林花了七年时间争取达到的目标，看来大有落空的危险。“我们的情绪非常低落，”爱娃在2月份给和平运动中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每天都传来形势倒退的消息。我们绞尽脑汁试图找到新的手段，使用新的语言，然而，我们似乎已经山穷水尽，一筹莫展。种种迹象表明，事态的发展愈来愈临近最后摊牌让人绝望的局面。”
3月2日，肯尼迪总统宣布，他已下令批准美国在4月下半月恢复大气层核试验——这将是1958年以来美国第一次进行的这种试验。对鲍林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曾希望肯尼迪能坚持禁试的立场。
鲍林认为，肯尼迪违背了自己在总统竞选期间所作的承诺。这件事也是一个证明，左右总统的是他那些军事顾问，是他在政治上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而不是什么道德和良心。这是军界一实业界巨头的一次胜利，是学界富豪们的一次胜利，也是民主党内认为肯尼迪应走强硬路线的人的一次胜利。鲍林肩负着国家和平的伟大希望，他立即向白宫发去了一份言辞尖锐激烈的电报——“你是否打算发出一条命令，让你成为历史上最不讲道德的人之一，成为人类最大的敌人之一？……你是否打算和苏联领导人抢着背起这口最不讲信义道德的黑锅，仅仅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使美国在武器制造技术方面继续增大对苏联的压倒优势？”——随后，他又去公众场合作了许多白热化的演说。“愤怒！可耻！——对我国政府感到愤怒！对我们国家感到可耻！”鲍林对着听众高声吼叫。“在此，我怀着非常羞愧的心情，第一次公开宣布，不是我们的政府，而是苏联人领导着争取和平的事业；……不是赫鲁晓夫，而是肯尼迪总统才是最最凶恶的人。”他说，美国第一个研制和爆炸了原子弹，第一个试验氢弹，第一个试验超级核武器。美国拥有地球上最大的核武库，拥有最先进的核武器运载系统。以人类的名义，到底有什么必要再试验？
但是，鲍林此时明显与公众舆论脱节了。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肯尼迪在核试验问题上的耐心是有目共睹的。尽管俄国人在大气中爆炸了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总统仍坚持美国只进行地下核试验；整个冬天原子能委员会一直在叫嚷美国落后了，总统仍拒绝将核试验搬到地面上进行。在宣布4月份恢复大气层试验时，总统指出美国的试验将在高层大气中进行，这样粉尘就可以少吸收一些，从而会减轻放射性尘埃的影响。尽管做了那么多事情，苏联人却仍要拖延日内瓦谈判的进程，也许，美国恢复大气层试验可以让他们的头脑清醒些。
肯尼迪的决定在政治上受到各方面广泛的支持。甚至原子能科学家协会这个历史悠久的反对核武器组织也公开站出来支持。汉斯·贝思就是一例，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物理学家，也是政府的顾问，以前他一直是大气层试验的坚决反对者。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此时也哑口无言了，仅仅表示了遗憾而没有抗议，这也反映了和平人士普遍持有的看法：为了迫使苏联人更加认真地对待日内瓦谈判，恢复试验虽然是令人遗憾的，但这是迫不得已的一步。
鲍林孤身一人坚持自己的立场，成了唯一的一个猛烈抨击和公开反对总统决定且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他在苏联停留的一个月，还有那封给肯尼迪发去的火药味很浓的电报，使他成为背景各不相同的专栏作家和读者群起攻击的目标——“我建议，你最好先充实一下你在化学方面的知识，而不要去对总统的决定指手画脚了。”“你应当跪下来，爬到莫斯科去吧。”这是寄到他办公室的信件中使用的典型的语句——当然，偶而也有一两封信支持他。
但是，鲍林挺得住。在3月和4月这一段时间里，他单枪匹马地向当局发动了愈来愈激烈的进攻。鲍林和爱娃在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的安排下，马不停蹄地出访和演说。开汽车，乘火车，搭飞机，几乎跑遍了全国，排得满满的日程使他们精疲力竭了。他们寄出了上百封信件，试图在基层发动一次运动，让肯尼迪重新考虑那一个决定。但是，响应者寥寥。鲍林和森特一哲尔吉还曾游说过国家科学院，希望他们采取反对重新试验的立场，也没有成功。
还是肯尼迪作出了反应，他邀请鲍林夫妇作为客人参加一天晚上举行的宴会。这次宴会是专门为全国最优秀也是最有创造性贡献的知识界人士举办的。预定日期是4月四日——也就是美国计划恢复大气层核试验后的几天——这将是肯尼迪宴请规模最大的一次，总共有157位客人，其中有49名诺贝尔奖得主，7名普利策奖获得者，还有许多出类拔萃的作家、演员、大学校长、社会名流和媒介巨子。这位年轻的总统和他的夫人，不但邀请了如奥本海默和鲍林那样出了名的左翼分子，而且决定将许多政治家——罗伯特·肯尼迪。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几名白宫工作人员则是例外——排除在外，这在华盛顿着实使人们吃了一惊！鲍林夫妇急于利用首次应邀进入白宫的机会，因此愉快地接受了总统的邀请。
他们的确利用了这一机会。赴宴前一天，鲍林和三千名纠察队员一起，参加了由妇女争取和平罢工委员会组织的示威活动。他们绕着白宫转了好几个圈子。一位记者拍下了现场的一张照片，并通过传真将照片从纽约发送到洛杉矶，在报纸上登了出来。照片上，鲍林身着衬衫，未穿外衣，脸上浮现着他那种商标式笑容，手中高举着一位游行妇女交给他的一块木牌，上书：“肯尼迪先生，麦克米伦先生，我们无权试验。”他以后将会明白，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乃是一种令人遗憾的选择。
第二天上午，他又到白宫附近参加示威的活动，然后回到下榻的旅馆，休息了片刻，换上了参加晚宴的礼服，又返回白宫赴宴。
如果说，在肯尼迪时期的白宫曾经发生过可以称得上是“肯尼迪王朝”的神话，那就是那天这个光彩夺目的夜晚了。
鲍林夫妇是在迎宾线首先看到肯尼迪夫妇的。“非常高兴能见到您，”肯尼迪对鲍林打招呼，一面微笑，一面打趣地说，“我知道您在白宫周围打转已有两天时间了。”鲍林咧着嘴笑了，回答道：是的。此时，肯尼迪又潇洒地补充了一句：“我希望您能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两人握了握手。鲍林又弯身托起肯尼迪夫人的手向她致意。后者身穿露肩薄毛呢长裙，手上戴着长长的白色手套，给在场的所有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对鲍林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不无幽默地问道：“鲍林博士，举着一块标语牌在白宫前面来回奔跑，您认为合适吗？”在迎宾线的这一端，谈笑声戛然而止；鲍林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接着，她又加了一句，“卡罗琳看见了您，她问我：‘妈妈，爸爸近来到底干了什么啦？’”在场每一个人都大笑起来。
鲍林几乎认识在场的每一位客人，许多人还是他的朋友。客人一个个被迎进了国宴厅。佳肴满台，供客人随意取用，美酒盈筋，让来宾开怀畅饮。根据安排，夫妇一般都分开就座，以保证大家都能无拘无束地交谈聊天。不知是故意的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爱娃正好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利比旁边落座——在宴会上，两个人自始至终都有意避开放射性尘埃这一话题——鲍林则坐在米子·纽豪斯的旁边，她是圣路易斯《全球—民主党人报》业主的夫人。那时，鲍林正在和该报打官司，要求赔偿。一位饶舌多嘴的专栏作者第二天写道：“鲍林对纽豪斯夫人的漂亮装束赞不绝口，特别还夸奖了她的首饰。他察看了她的项链，然后转向鲍林夫人说，‘亲爱的，我一定要为你买一根这样的项链——等我赢了这场一百万美元的官司我就马上去买。’”鲍林坚持说，这完全是虚构出来的故事。
宴会快要结束，肯尼迪起身祝酒。他说，有一位记者将这次宴会称为“总统的复活节学者宴”，满场一片笑声。随后，他接下去说，“我不赞成这一叫法，我将此看作是我进入白宫之后在这里举行的最尊贵也是最重要的国宴。我还认为，许许多多年以后……我们都会记住，一批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的精英在白宫济济一堂，举行了历史上最不寻常的一次集会——也许，只有杰弗逊①曾经孤身只影在此用餐的情景可以与这次集会媲美。
①杰弗逊（ThomasJofferson，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1801—1909），《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民主共和党创建者。
宴会结束，客人们前往东厅诵读海明威的作品。大家穿行在大厅走廓上，空军管弦乐队演奏着宴会音乐。爱娃问肯尼迪夫人能不能跳舞，得到的回答是不可以，但《科学美国人》杂志出版人吉拉德·皮埃尔的夫人埃莉娜·皮埃尔已经挽起了鲍林的手臂，开始和他在大理石地面的大厅里跳起了华尔兹舞。又有好几对舞伴加入了临时性舞会的行列。《生活》杂志的一位摄影记者将这个场面拍摄了下来。精英的聚会，美好的场景，优雅的氛围，隔阂的消除——这一切，发生在肯尼迪入主的白宫，发生在灯光辉映的夜幕下。
在宴会上，鲍林成了惹人注目的人物。“白天，在白宫外游行和示威，同一天晚上，又在白宫里品尝美酒和佳肴，确实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鲍林在给施韦策的信中这样说。“我想，大概美国的每一家报纸对此都作了报道，而且几乎都持赞许的态度。”
说他受到人们的注意，没有错；但他对性质所作的估计，无根据。许多评论者认为，像鲍林那样，刚刚还在强烈抗议总统的政策，转眼之间又在与总统祝酒交杯，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位专栏作者将鲍林的行为称之为“疯子的行动”。
甚至鲍林在白宫外手持标语牌一事也招来了误解。遗传学家马勒曾经表明，Ｘ射线会诱发更多的遗传变异，他也因这一成果获得了谱贝尔奖。这一研究结果，为鲍林的论点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论据，也即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具有有害的影响。马勒先前也是禁止核试的支持者，但在最近加入了贝思和另外许多人的行列，不无遗憾地认为有必要恢复核试验。5月和6月，马勒在好几家杂志上公开发表自己赞成试验的意见。他对读者说，放射性虽然是危险的，但要是美国不显示自己的强硬，那么与苏联开战的危险就要大得多。马勒自喻是一个温和派，他曾批评特勒低估了放射性尘埃的危害，另一方面他又批评鲍林主张美国单方面禁止核试验。“美国非常幸运，”他写道，“肯尼迪总统既不倾向于特勒，也不倒向鲍林的一边。”
鲍林被激怒了。他写信给马勒，指出他从未主张美国要采取单方面行动，他一直推动各方签订一项国际性条约。他要求对方致歉。马勒回答说，他是根据他看到的一张传真照片来断定鲍林的立场的，在这张照片上，鲍林手持的标语牌上称，只有西方领导人才无权进行核试验。两个人在私下里又交换了一系列信件，双方又都给发表马勒文章的那家杂志编辑写了许多话。一直到最后，马勒得出结论说，“毫无疑问，我认为再这样公开地争下去，将是非常愚蠢的，”随后他就公开道了歉。
鲍林澄清了事实的真相，但他也再次付出了代价。马勒是美国最受尊重的遗传学家；他的认真踏实的工作曾向整整一代追随者表明，放射性会造成变异。在鲍林反对核试验的斗争中，遗传学家一直是最有力和最有效的支持者。鲍林与马勒这位性格温和、深思熟虑的遗传学家进行公开的辩论——尽管论题是政治而不是科学——毕竟有损于遗传学家对鲍林的支持，并且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即认为鲍林是一个从来不肯让步的好斗者。
在同行中威信的下降，当然不是令人愉快的事，但是鲍林并不在乎这一点。他不但没有降低一点自己的调门，相反，他又帮助发起了另一场诉讼，同时控告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继续进行核试验。他还开始筹建一个协调世界和平运动的组织，其中包括共产党内外两方面的活动人士。他显示了向公众舆论低头的姿态，注意到在激烈的程度上，对苏联的批评至少不亚于对美国的批评。
但是，他所作的努力似乎都没有成效。1962年底，美国再次在大气层里进行了试验；根据鲍林的计算，在一年里，放射性污染的程度会增加一倍；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执行的边缘政策曾经冒过核战争的风险；鲍林最近对国防部提出的控告被法庭驳回；他还和另外一些和平运动的人士发生过龈龋；他要求赔偿的几个案子都没有结果；他为和平与结束核试验所做的工作受到某些人的排斥、忽视甚至是嘲弄。
这一切，毛病究底出在什么地方呢？
分子钟
鲍林对放射性的遗传学影响进行了研究，使他对遗传变异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勒声称，产生一点额外的变异，也许对进化是有益的，这就更让他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大多数变异现象当然是有害的——这是他反对核试验和放射性尘埃的出发点——但是，生命体在长时间里发生变化以适应周围的环境，变异现象的确是垫脚石。具有消极作用的变异，积累起来怎么就形成了具有积极意义的进化呢？鲍林思考着这一个问题。许多低级生命形式，如细菌，能靠简单的食物来维持生命，能用明胶那样最简单的食物源合成它们所需的一切。但是，人体却丧失了制造体内所需一切营养成分的能力，人需要有一种平衡的食谱来提供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氨基酸，这些成分是身体无法合成的。不知是什么原因，在人类进化的轨道上，发生了变异，合成有关物质所需要的酶也发生了变化。要是人类没有别的途径获得这类必需的营养，人就有死亡的危险。但只要在其他食物中能找到这些营养成分，那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发生这一种情况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由于不再需要合成某些物质，节约下来的能量就可以用于其他新陈代谢的活动，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比较复杂的生命体。粗看起来像是一种“代谢性疾病”——失去了制造维生素的能力——但最后结果却是发生了具有积极意义的进化。
于是，进化可以看作为一种分子学过程。鲍林安排来自法国的博士后研究者埃米·祖凯康德尔对这一问题展开实际的研究。受试分子取自鲍林原先喜欢采用的血红蛋白。祖凯康德尔前往圣地亚哥，先是从大猩猩、黑猩猩和猕猴身上，后来又从马、牛、猫、猪和鱼身上，采集血标本。之所以这样做，其思路倒不在于识别物种是怎样进化的，而在于比较不同动物血红蛋白分子的大小和结构，从而找出其进化的规律。
1962年，鲍林和祖凯康德尔发表了他们从这一研究中得到的最为引人注目的发现，就是血红蛋白可以用作为一种生物钟。举例来说，通过对马的血红蛋白所作的详细研究，表明它与人体血红蛋白的差别是在其四根链的每一链上，大约有18个氨基酸替代物。将这一结果与古生物学家的知识相比较，就可以知道人类和马纲动物大概是何时开始分野的，从中还可以算出，平均每隔14.5百万年就会发生一次进化上有效的差异。以此为标准，比较其他动物血红蛋白的数据，鲍林和祖凯康德尔估计，人和大猩猩——两者的血红蛋白很相似——是在11百万年以前分手的，这要比大多数学者原先设想的分手时间晚了几百万年。当然，鲍林也承认，重大的变异不一定是以稳定的速度发生的，很可能有成批变异现象发生的情况，但他得出结论认为，“通过具体测定血红蛋白分子和其他分子中氨基酸排列的顺序，有可能获得有关进化过程的更多信息，从而有助于揭示物种的起源。”
鲍林和祖凯康德尔关于分子进化的基本思想，还有他们利用生物分子来研究历史进程的做法——这些内容现已变成自成一体的研究分支，不过，现在选用分子的时候，已用DNA代替了血红蛋白——具有开创性意义。正如鲍林从前的学生、核酸专家里奇所说，“他一下子将古生物学、进化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等领域统一起来了。”
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鲍林还曾被推到优生学争议的前沿。由于他和祖凯康德尔提出了分子进化的概念，而鲍林研究如镰状细胞贫血症那样的遗传性疾病已有很长的历史，鲍林自然就想到如何从全世界人口中消除有害基因的问题。从1959年到1962年，他在许多讲话和好几篇论文中，一再强调应当杜绝先天性异常的因素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的现象。此时，他和祖凯康德尔虽然反对直接优生的做法，不主张利用精子库生育父代不明的孩子，但是他们赞成采用另一种手段。
“人类的素质在下降，”有一次他对听众说。“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干一点名堂。”这里所谓的“名堂”，是指对不良基因的载体进行识别和控制的工作。“在我们看来，从人类的遗传过程中消除那些明显会导致病态或带来巨大痛苦的基因，人们在法律上是不会反对这一设想的，”他和祖凯康德尔写道。比方说，两位同是镰状细胞的携带者就不宜结为夫妇；如果只有一方是携带者，那也应当少生育。这也适用于苯丙酮尿症患者和分子型病患者。他们写道，“在婚姻问题上莽撞和冒险，再加上盲目和无知”，容易导致人类基因库的污染，因此是不能容许的。鲍林说，要是靠自觉解决不了问题，也许就须制订和实施相应的法规了。
优生学受到青睐，这就提醒了我们，要是真的让科学家来管理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是怎样的情况。不过，对鲍林来说，这还是问题的一个非常次要的方面，他更大的兴趣是要用分子来探寻进化的踪迹。
在鲍林看来，“分子钟”这一概念只不过是对他讲了四十年的一个论点的证明：凡事都是从分子结构演变而来的。化学，医学，进化，还有大脑的功能，都是与分子结构有关的问题。“当人被痛苦地逐出天堂时，人的心目中就有了善和恶的分野，这也是一种分子型疾病，其实也就是所谓的进化，”他说。为了解释生命的起源，根本就没有理由求助于迷信，求助于什么“生命力”，或者求助于宗教的信条。“生命”，他在1962年写道，“就是分子之间的联系。”
对办公场地的争斗
鲍林在分子层次上探索的那些问题，斯威夫特一点兴趣也没有。作为加州理工学院化学和化学工程系主任，斯威夫特关心的是，鲍林很少在系里上课，行政事务又不管，实验室里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他永远在世界上另一个地方，在核试验问题上惹是生非，向总统拍发一些火药味实足的电报。斯威夫特经常巡视各大楼，探头看一下鲍林的几间研究室，看到的景象使他直皱眉：一些医生走来走去，手里拿着一管管尿样和大猩猩的血，生化研究人员则忙着向金鱼身上注射麻醉药，
在斯威夫特的指导下，化学系正在发生着变化，鲍林手下的人就有点不适应，“他们中有些人，”斯威夫特明确地说，“不用说水平不高，而且他们研究的课题就不大合我们的胃口。”科里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舒梅克和其他几位鲍林早些时候的助手也不错。“但是，另外还有一些人，”斯威夫特说，“特别是那些偏向于进行医学和生化研究的人，就很成问题了。”
斯威夫特新近雇用了许多正统的化学家，然而办公室不够。最有可能扩大办公场地的目标就是鲍林的教学实验室——再说，其中有几个地方似乎有一半空关着未利用——系里多数人认为，其中有些房间可以提供给那些成果较多的研究人员。但是，斯威夫特不想去顶撞鲍林。至于怎样才有利于化学系的工作，他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毕竟在鲍林手下干了那么长时间，亲眼看到过他取得了那么多成果，因此实在不忍心在自己的事业快要结束的时候，再去剥夺鲍林使用实验设施的权利。“（斯威夫特）在这件事情上情绪很低落，不愿再刺激鲍林，”杜布里奇回忆道。1963年初，斯威夫特退休了，这个问题也就留给了下一任系主任。
杰克·罗伯茨是一位很有才干的有机化学家，他接任了系主任之职。相对来说，他比较年轻。无论在哪种意义上，他对鲍林的政治活动都不大关心，他向来就喜欢独立思考。新官上任，总得放几把火，向校长和董事会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既然斯威夫特和杜布里奇都认为需要更多办公的场地，他就有责任解决这一个问题。作为系主任，罗伯茨上任后首先做的事情中，有一件就是要找到鲍林，向他解释系里的需要。他记得，当时鲍林尽管对这次谈话感到不高兴，但他还是很有礼貌地同意缩减自己办公的场所。
鲍林对此事的回忆则更为详细。他说，罗伯茨对他讲，“这些搞医学的人在这里不合适，”要他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让那些精神病研究的项目下马，并坚持要他让出实验室面积的一半。鲍林不愿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解雇那些研究者，作为缓兵之计，提议让出自己办公的场地，分阶段淘汰从事麻醉剂项目的研究人员。这一争议被提到化学系系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最后达成了一项折衷的办法，鲍林放弃了较小数量的办公用房。
这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它表明鲍林与自己所在的系科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怎样的地步。“鲍林谈及此事时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杜布里奇回忆说。“他认为，这是莫大的侮辱——竟然要他让出科学研究的场地。”
此时，加州理工学院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相继冒出了一批新星，都是物理学家，如费因曼①、默里·盖尔—曼等。相形之下，化学系则在走下坡路。鲍林时代的红人已一个个离去；其中最大的损失是，他的老朋友、也是他的宏伟计划的共同制订者比德尔在1961年到芝加哥大学当校长去了——比德尔后来说，他作出这个决定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加州理工学院对待鲍林大不公正了。由于德尔布吕克仍在职，生物系仍然与鲍林的研究工作比较接近，也比较看重，但学校其他部门的人似乎都已忘记鲍林曾经为学校做过的工作。尽管如此，鲍林对学校内部实行的方针和作出的决定仍闭口不语。他让出了亲自负责建造起来的实验室里自己所管辖的那部分场地，但在公开的场合，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学校的话。
①费因曼（RichardFeynman，1918—1988），美国物理学家，因修正旧量子电动力学不准确的内容，与人共获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私下里，他已经认定，是应当离开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了。这倒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打算；可以追溯到五年以前杜布里奇撤去他化学系主任之职的时候。从那时开始，他就一直在谋划着此事。1960年，他曾考虑过仿照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创办一所私立的西海岸学院，甚至到蒙特里附近一个地方察看过校址，但在了解到所需费用之后，就放弃了这个念头。第二年初，他曾探索过有没有可能到斯坦福大学设在太平洋格罗夫的霍布金斯海岸站工作。后来，1961年秋天，他又认真考虑过到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担任药物系讲师的事。由于他整个身心都投入了和平运动，这一切就都搁置在一边了。
但在侵占他的实验室事件发生后，他开始认真起来了。他给当时已经担任斯洛恩基金会会长之职的韦弗写信，询问有无可能提供资助支付他五年工资，好让他重新作安排。（对方回答不可能。）他又与复印机发明人切斯特商量，希望他提供私人援助。此人曾经资助他召开奥斯陆会议。鲍林希望做一些准备工作，以便在1963年夏天离开加州理工学院，独立自主地从事科学研究。
想到要离开这一个自己度过了全部学术生涯的地方，考虑着向四十多年来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同事和朋友诀别，他难过的心清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他认识到，这已成了他不得不走出的一步。
此时，从禁试战线传来了令人喜出望外的好消息。美国和苏联都从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清醒过来，开始进行认真的对话。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宣布，美国将停止大气层试验，作为支持正在进行的日内瓦会谈的一种表示。几个星期以后，赫鲁晓夫发出了回答的信号，宣布苏联已经同意部分禁试的建议，从而绕开了棘手的地下核试验核查问题，因为地下核试验不在禁试之列。
1963年夏天，突然间，事事都一帆风顺。由于允许进行地下核试验，苏联人提出的许多反对意见一下子全都消失了。双方都想要进一步发展核武器，但是又希望不要散发出放射性尘埃。
8月5日，经过5年的谈判，美国和苏联签订了一项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海底进行一切核试验的条约。正如肯尼迪所说，这一冷战时期第一项重要的限制武器的条约，是“一线黎明的曙光”，它标志着核试验放射性尘埃时代的结束，预示着谈判将有美好的前景。9月24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这一条约；10月7日，总统正式在条约上签字。
人人都举手赞成——其罕鲍林也没有例外，尽管有一些保留。“我们很高兴，美国参议院批准了禁止核试验条约，”鲍林在给施韦策的信中说。尽管不完美——允许进行地下核试验，就是允许继续进行军备的竞赛——但它的确结束了释放出更多放射性尘埃的风险。它不会终止战争，但这是在前进方向上迈出的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10月初，鲍林夫妇在访问南美洲一段长时间以后回到国内：他们在那里就像外国外交官那样受到好几个国家总统的欢迎。弗吉尼亚州和平和人权运动人士克利福德·杜厄和弗吉尼姬·杜厄到加利福尼亚访问并作学术报告，鲍林邀请他们两位到他家大苏尔的鹿寓牧场作短期访问。在那所小屋里，四个人围坐在炉前那张做工粗糙的桌子边，举杯庆贺10月10日那一天，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正式生效了。
第二天清晨，正当他们在用早餐时，听到了一阵令人吃惊的敲门声。牧场上很少有人来造访，况且又是一大清早的时候。来人是萨尔曼小河护林站的护林员，说是鲍林的女儿打来了电话——此时牧场仍未装电话——请他让鲍林回电。鲍林心想，事情必定很紧急，因此打算马上就跟他走，回来以后再吃早饭。然而护林员要他放心，说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鲍林夫妇和杜厄夫妇用餐后，鲍林和爱娃爬上了一英里长的山坡，又沿着小路向护林站走去。
他们与琳达接通了电话。琳达问：“爸爸，你听到消息了吗？”
“没有，”鲍林回答道，“什么消息？”
在电话线的另一端，琳达拉高了声音。“你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了！”
鲍林手执话筒，一时说不出话来，然后他把话筒递给了妻子。
也许，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无话要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