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宽容与猜忌：双重性格的人生与命运

　　任何成就大业的人不是靠个人英雄主义就能成功的，必须依靠一个团队。那么，居于这个队伍的核心人物就必须有海阔天空的胸怀，有着真正的英雄气度。历史同样赋予了曹操机会，为什么他最终只能以“奸雄”流传于后世呢？这和他宽容与猜忌的双重性格不无关系。

　　出身与功业：遗传还是变异

　　历史上的曹操如果从家世来说真有点儿“出身不好，来历不明”的味道。虽然他弄了个西汉的开国功臣曹参作为自己的祖先。但想想刘备这个卖草鞋凉席的都能够把自己的家世说得头头是道，一代代老祖宗说得清清楚楚，从而一下子爬到汉献帝头上去了，弄了个“刘皇叔”的头衔。曹氏家族顶着一个“名门之后”的头衔，甚至把整个华夏族的始祖黄帝作为自己的祖先，曹氏家族在历史上也曾分邦裂土，到西汉出了个显赫的开国功臣曹参，但仔细考证，曹操时代与曹参也不过就是四百年的历史，其中“代代无穷矣”列祖列宗却只能“语焉不详”，估计也是拉郎配的。而且曹操父子本身是夏侯家的人，只是父亲曹嵩过继给了宦官曹腾，从而也成为“世家子弟”，这既有了进入官场的资本，也让自己背上了包袱，还给后人留下一大串关于其家世的谜团。

　　话说回来了，尽管曹操实行的是“跨越式”继承，而且被后人视为“奸雄”，但他有史可查的曹氏祖先还真的做了些很令人称道的事情，这些是否对曹操日后有些影响呢！估计正反都有吧。

　　曹操名义上的曾祖父曹节虽然与曹操无直接血缘关系的，但其豁达的雅量让史学家都觉得应该重重地写上一笔，让其流传后世。其实事情是非常简单有趣的：曹节家乡有人家里的猪不见了，不知怎么回事，觉得曹节家猪圈里有只猪有点像自己的，所谓不看则已，越看越像，不疑则已，越疑越真。这位邻里乡亲倒也直率，他不像现在农村人采用那种指桑骂槐的方式，围着自己觉得可疑的人家反复叫骂，让人家听着难受，从而自己偷偷放弃赃物，而是直接走到曹节家里，大声嚷嚷，声称自己家的猪莫名其妙地不见了，而曹节家圈养的一头猪可能是自己的。

　　面对这种无理取闹的行径，曹节并没有与此人强行争辩，而是笑笑说：你觉得是你家的猪就牵走吧。结果这位邻人当仁不让地把“自己”的猪牵了回去。此人“理直气壮”地要回了自己的东西，估计心里好不得意，可没想到没过几天，自家那头莫名其妙地走了的猪，又莫名其妙地回来了。这下真相大白，弄得这位邻人十分郁闷，好在古人似乎都有知错就改的勇气，羞愧之下，他当即备上重礼上曹家请罪，曹节依然只是笑笑，又把自己家的猪收了回来。这一事件在当地被一时传为美谈，让曹氏家族在当地获得良好的声誉。

　　不仅曹操的曾祖父具有如此胸襟，曹操的祖父，当时在宫中当宦官的曹腾似乎口碑也相当不错。

　　曹腾是曹节最小的儿子，很小就不知道什么原因被送到宫里当小黄门，就是小太监。后来邓太后要为皇太子选伴读的太监，曹腾幸运地被选上，而且和太子关系特别不错，受到的赏赐总是与别人不同。而这位太子还算命大，顺利地掌握了东汉帝国的最高权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属于“太子党”核心成员的曹腾马上从一个小宦官升到中常侍。

　　这位曹宦官也命长，活了三十年，侍侯了四任皇帝，从来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东汉中期开始，宦官就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并开始向地方渗透，拉拢地方实力派，培植自己的势力。曹腾这位在宫闱中斗争了三十年之久的大宦官似乎也喜欢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但手段则高明得多。他荐举了很多人才，像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溪典等，最后都做到了公卿职位。

　　与众不同的是，这位宦官荐举了这么多人，从来也不向他人甚至是当事人提起这是自己荐举的功劳。如此甘当无名英雄，以至于皇帝也比较佩服和信任他。一次，蜀郡的太守因为考核官吏而给曹腾写了一封信，被益州刺史种暠搜到，当做奇功一件上报到皇帝手中，指责曹腾勾结外臣，这种行为违反了法律，必须免官治罪。当时的皇帝认为信件是从外面搜到的，不是曹腾写的，因此没有治曹腾的罪。

　　虽然说有惊无险，两人可以说也结下了仇怨，但曹腾还是经常在皇帝和他人面前称赞种暠，认为他这样做是应该的，正体现了一个臣子对皇帝的忠诚。后来种暠官职做到司徒，非常感激曹腾。到桓帝继位后，曹腾因为他的资历和忠诚被封为费亭侯，这大约就是曹操前期如此“胆大妄为”而没有受到伤害的原因，因为他后面有着这么一个“坚强后盾”。

　　至于曹操货真价实的父亲，史书倒记载不多，只是称赞他“质性敦慎，所在忠孝”，意思是性情温顺，做事小心，对君主忠诚，对长辈孝顺。曹嵩曾经当过司隶校尉，灵帝时又升迁为大司农，并代崔烈为太尉。但灵帝时候公开买官卖官，估计曹嵩的官都是买来的，而且一生政绩平平，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史学家只能称赞他人还算厚道。

　　如此看来，曹操的曾祖父一辈为人相当厚道，家风淳朴，但绝非仕宦家族，而祖父曹腾机遇凑巧能够“飞黄腾达”，成为一显赫宦官，并荫及子孙，让继子曹嵩好好儿过了一把官瘾。

　　这样的家世，这样的家风，似乎令少年曹操更多继承了一些“暴发户”的风度。正史的记载为“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意思是说曹操小时候聪明机警，懂得权谋算计，而且任性行事，不从事劳动生产，当时的人并不觉得有什么突出之处，从这里来看，当时的人对曹操少年时的行径也是贬斥多于褒扬。

　　至于野史则极尽嘲讽之能事，《曹阿瞒传》记载了曹操如何折腾他叔父的故事：少年的曹操斗鸡走狗，好吃懒做，不好读书，是一个典型的败家子。他的叔父看不惯，屡次告诫他，又喜欢向曹操的父亲打小报告，让曹操总是受到父亲责骂，不能“尽兴”行事，这让曹操很恼火。

　　一次在路上遇见叔父，曹操把袖子遮住脸向叔父请安，叔父奇怪，询问原因，曹操说中风了，脸变形走样了，很恐怖。关心侄儿的叔父马上告诉曹嵩。曹嵩急了，赶紧来看望曹操，没想到曹操好端端的，毫无异样。曹嵩就责问其中的原因，曹操假装吃惊地说：本来就没有中风呀，是叔父不喜欢我吧，所以可能在父亲面前说我的坏话。曹嵩于是以后不再相信自己兄弟的话，曹操没人管教，就更加放肆了。

　　此外，曹操成名后，曾在自叙诗里说“不受三迁教，不闻过庭语”，这似乎可以成为他少年教育的辅证。“三迁教”是指孟母三迁教导孟子的故事；“过庭语”则是孔子教导自己儿子伯鱼的故事，从这里看来曹操少年时家庭教育不是很好，他更像个纨绔子弟而不是有深厚教养、名士风度的“贵族子弟”。也许就是这种斗鹰走狗、寻花问柳的经历，让他日后任性放达，好色而毫无顾忌，猜忌而且精于权术；但先人的厚道和精于谋略，必然还是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使他在不能做“治世之能臣”之后，又迅速向“乱世之奸雄”转换。从他的家世和成长经历可见他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人，这让他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人”和“复杂人”，既有淳朴风范的遗传，似乎又有奸诈、狡猾性格的变异。

　　煮酒论英雄：缺乏对手的寂寞感

　　在《三国演义》中，“青梅煮酒”是一节非常精彩的文章。刘备归附曹操后，每日在许昌的府邸里种菜，韬光养晦。用张飞这个粗人的话讲，就是行小人事。这日曹操请他去喝酒，这场酒局，远不是那种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欢聚，分明是一场政治试探和政治表态的会面。

　　一见面曹操就问刘备：“在家做得好大事！”刘备当时已经暗受衣带诏，当即吓得面如土色。接着曹操拉着刘备的手走到后院，说：“玄德学圃不易。”刘备才放下心来。二人以青梅下酒，酒正酣时，天边黑云压城，忽卷忽舒，有若龙隐龙现。曹操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

　　曹操先是提出评论天下英雄的建议，接着给出了当世英雄的标准，他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继续装傻，问：“谁能当之？”曹操指了指刘备，后指了下自己，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这一段谈话一方面显示了两位英雄的机智权谋和心胸气量，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曹操对刘备的赏识，为什么曹操这么看重刘备呢？

　　刘备的确是曹操所说的英雄，由此可见曹操的识人可谓当时的一绝，我看曹操可能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认为刘备是英雄的。

　　第一，刘备待民仁义至极。首先是“携民渡江”：曹操南征，追逐刘备余当阳，刘备带荆州百姓一起逃走。《三国志·先主传》中“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其次安民下士：“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再者是刺客不忍：“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刘备对待士人和百姓如此仁义，是英雄之义的表现。

　　第二，刘备有英雄之气，是个性情中人。首先我们看“鞭督邮”《三国志·先主传》中“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柳，弃官亡命。”打完后，把官印挂在督邮脖子上，然后弃官扬长而走。刘备实是一个敢做敢当的铮铮男子。其次，刘备胆力过人，有一次汉中作战，局势不利，宜退。当时箭如雨下，但刘备大怒不肯退，没有人敢劝他退下。后来，法正就更勇，冲在刘备的前面，刘备忙说：“孝直（法正）避箭。”法正就说，“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刘备这才说，我与你一齐退吧。

　　第三，刘备的英雄之义：用人不疑，不以小利责人：张飞因酒失徐州，引数十骑，直到盱眙来见玄德，具说曹豹与吕布里应外合，夜袭徐州。众皆失色。玄德叹曰：“得何足喜，失何足忧！”张飞因丢失刘备妻、子掣剑欲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夺剑掷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虽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况城池本非吾有；家眷虽被陷，吕布必不谋害，尚可设计救之。贤弟一时之误，何至遽欲捐生耶！’”，真是让人感叹涕零！长坂坡刘备兵败，赵云策马去救阿斗，众人不知。糜芳言：“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也！”玄德叱曰：“子龙是我故交，安肯反乎？”张飞曰：“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耳！”玄德曰：“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识人如此，何谓不是英雄？

　　第四，刘备是个不折不扣的韬略家：从曹操的计谋失败谈起，曹操将天子引到许昌后，开始计划吞并各路诸侯，和谋士设计先让诸侯自己打自己，最后他可以渔翁得利。在对待刘备和吕布在一起的事情上，他是如此做的：操既定大事，乃设宴后堂，聚众谋士共议曰：“刘备屯兵徐州，自领州事；近吕布以兵败投之，备使居于小沛：若二人同心引兵来犯，乃心腹之患也。公等有何妙计可图之？”荀或先用“二虎竞食”之计，“密使刘备杀吕布。事成则备无猛士为辅，亦渐可图；事不成，则吕布必杀备矣：此乃二虎竞食之计也。”但刘备没有上当，将曹操的计划告诉了吕布，吕布很是感激。曹操此计失败，曹操很是无奈“为之奈何？”能够让曹操说出“为之奈何”的人可是很有限的。荀彧又献“驱虎吞狼”“可暗令人往袁术处通问，报说刘备上密表，要略南郡。术闻之，必怒而攻备；公乃明诏刘备讨袁术。两边相并，吕布必生异心：此驱虎吞狼之计也。”后虽然刘备因为此计丢了徐州，但仍居住在小沛，和吕布没有闹翻，此计又没有成功。所以，曹操是很佩服刘备的。

　　第五，刘备很有军事才能：在曹操袭击乌丸时，“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如果刘表同意袭击许昌，将天子接到荆州，则天下又是一个模样了。曹操做事处处都要考虑刘备会怎么样，会怎么做，可见刘备的军事才能是很了不起的。

　　《三国志》分析二人：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曹操“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两人都是真英雄也。

　　而曹操和刘备，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的两个悲剧人物，是两个有着悲剧命运的乱世豪杰。

　　大家都知道，曹操出身不太好，为清流所弃。阿瞒走上自强不息之路，非谓无因。在他担任洛阳县北部尉时，即不顾种种压力与阻力，锐意改革！这种胆识是当时之人很少具备的，难怪当时的品人大师要送他那样的定评。

　　乱世终于来了，最初条件比曹操优越的人有的是。如董卓，先得皇帝，但所作所为却表明他只是一个混蛋，神人共愤；如袁绍，四世三公的家底，奈何只培养了一个大少爷的脾气，在早期的诛杀十常侍等政治斗争中还算显眼（但已看出无远虑的毛病），但一到了残酷的群雄逐鹿的时期，则显得无所适从、力不从心！这一点很像楚霸王项羽，当时他得了天下，但思想还停留在春秋战国时代，还要分封诸侯，早有宰刘邦的机会而白白浪费！其实也不是浪费，因为他就根本没有想过像秦始皇那样当一个大一统帝国的皇帝！

　　曹操在这个时代、在中原这个最残酷的战场上，却显得最有自信，顾盼自若！因为他落拓不羁的性格最适合应变，适合应对这个混乱的时代！曹操如鱼得水，统一北方非他莫属！

　　曹操当时最大的困境是要背负一个奸臣的千古骂名。其实这个矛盾，是正统思想的一个死结，但曹操却要自己背负起来。中国专制主义社会结构决定，这个社会运行二三百年就要出问题，就要崩溃，中国的古代历史就是要治乱交替，就是要有兴有亡。这种思想虽然也假设了一个天命的前提，却没有同时给定一个标准，就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谁可以取代天命。假如，那时曹家后继有人，政权没有被司马氏所夺，魏统一了天下。那么，曹操的骂名也许就不存在了。就像赵家从北周那里夺了政权，但后来由于赵氏成功统一了天下，这个脸就被遮了过去，也就没有人再说闲话了！曹家吃亏就吃亏在统一之前，政权就被司马氏所篡。

　　除了这个，还有人骂曹操屠城、逼宫等。当时你死我活的局面，曹操如不出此策，何以为继。我们当然不能为此翻案，这是谁也翻不了的！但一定要看看当时的历史条件，曹操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屠城有为父报仇的意思，而皇后还是他的亲闺女，为什么他还要这么做，那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逻辑使然。唐太宗乃中国一代明君，不也是兄弟相残吗？

　　曹操最大的贡献是为日后中国的重新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魏最早被司马氏颠覆了，但曹操所开创的事业却没有夭折！没有他，统一恐怕要远远地被推迟！

　　历史真的很奇怪，曹操为统一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却要背负骂名！而刘备一心为自己打地盘，只是因为喊着兴复汉室的一句口号，在罗贯中那里却成为一个英雄。

　　刘备家贫，来于底层，学无所成，而放荡不羁。这种品性，在某种程度上倒与曹操相似，就是适于在乱世中生存！他除了后来搞到一个值得怀疑的皇叔身份，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资本和实力。最终他才好歹聚拢了几个好兄弟，这是他最大的本钱。他投靠了无数的人，最后一站跑到了刘表那里。那时人家借重他的还是因为他手下有几个兄弟，以便与曹操对抗。如同当年老陶招他到徐州一样，而后的刘璋也是这个意思。谁想把自己的基业给他，不过想借重他于一时。不想刘备到了那儿，就都不走了，刘表与刘璋这两个正版宗室的地盘很轻松地就落到了刘备这个盗版的手中！刘备在北方转来转去，虽然没有什么结果，但手下这几个兄弟给他撑足了面子！这也是刘表、刘璋所没有的，这也是刘备最终分鼎的保证！

　　在赤壁时，东吴怕唇亡齿寒才救了刘备一命！而刘备又趁曹操北去，抢在孙权前面拿了荆州，后又夺取益州。皆是趁曹操和孙权来不及喘气的时候巧取豪夺！

　　演义中说，刘备不忍弃民，而带着老百姓一起南下。其实是由于对历史的无知。在那个大动乱时代，人口都快杀绝了，荒土到处都有，而人民很少，都是财富！而且人民都是聚群而居，也根本不存在什么自耕农、中农，那时都是大庄园。曹操实行屯田，就是为了给流散人口以安全保证，使他们重新回到生产当中——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天大的问题。

　　那么，人民怎么会跟着刘备跑呢？其实更可能的是刘备集团裹胁着人民一起南下。人民是当时的财富，这是必须要带走的！当时董卓撤离洛阳时也是裹胁民众一起到长安的。为什么人民是财富呢？大家知道吗？蜀国开国时人口只有几十万户，以一家平均五六口人计算，那么蜀国的总人口仅有三四百万！就是这样的一点点底子，诸葛亮还要穷兵黩武接连北伐。明白了这个就会明白刘备带着人民南下的真实原因了！

　　刘备折腾来折腾去，最终的目标就是为自己打下一块地盘。最终他实现了，而兴复汉室只是一句大话和空话。当他想超越这个目标时，目标却不是曹家，而是孙权！结果落了一个那样的下场！

　　方略之争：三国霸主的思维博弈

　　方略非一时片刻的产物，乃是当事人根据自己的境遇、所处环境和长期的主观能动性得出的思维方式，它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处理问题的手法。

　　三分魏蜀吴，正是曹操、刘备、孙权这些霸主之间方略的斗争，以及思维的苦战。比起前线刀光剑影的厮杀，方略的斗争来得无影无形，但杀伤力却足以令山河破碎、天下三分。

　　首先来看对“称帝”这一问题的态度，这可以称之为“舆论方略”。对于自己的功名、爵位等大问题，中国人向来是信命的，这个“信命”不是说迷信算命先生，而是遵守当时的社会规则。比如赫赫有名的汉武大帝，他反对前任的“无为而治”和“黄老之术”，遵立儒术为天下正宗。但他就是从心里排斥道家吗？恰恰相反，他本身就是道家养生高手。“独尊儒术”不过是他的政治手段而已！

　　三国时期的宗教一点儿不比前代逊色，张角、张鲁作为一方教主十分了得，就在于他们将“天命”与当时的社会规则结合起来，并且以之为武器，谋取自己的权力。即使在正史《三国志》中，“气数”的概念也是到处弥漫，比如《曹操传》中那句：“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馗，古逵字，见三苍。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

　　其实“气数说”被统治者和邪教教主扭曲，用来维护他们的统治，一群人围在他们周围称自己“天命在吾”云云。时间一长，原本合理的东西不合理了，精华被人遗忘，垃圾充斥其中，于是“气数说”被人误解直到衰微。

　　但事实就是事实，真的假不了，假的不会成真。其实“气数说”要深说起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笔者也没这个悟性把它悟透，我所知道也只是冰山一角。简单来说，其实它就是古代中国人解释这个宇宙和人生的世界观。也就是，一切都有定数，但由于世界又是随时变化的，所以定数中又有偶然。比如说：汉朝的四百年江山是定数，但刘邦杀功臣，气数减多少多少；而文景治世，气数加多少多少。看起来像算术，其实这里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三国时有个算命的叫管辂，据说他算命那叫一个神，诸葛亮据说也是个中好手，但估计更多的是流传而已。就算他能算又如何？他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晋书》记载：“（晋）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曹操信这一套：“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刘备却不信，根据葛洪《神仙传》记载：“仙人李意其，蜀人也。传世见之，云是汉文帝时人。先主欲伐吴，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礼敬之，问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纸笔，画作兵马器仗数十纸已，便一一以手裂坏之，又画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径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军征吴，大败还，忿耻发病死，众人乃知其意。其画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中国古人之所以用这个来解释世界，是因为它直指宇宙本源：气数强，错的也是对的；气数尽，对的也成了错的！

　　其次就要看看他们在权力面前对“小我”也就是个人欲望的态度，这则可以看成是“自我完善方略”。

　　这方面，曹操与刘备简直就是正反两面。这或许是两个人争斗数十年的原因之一吧。

　　曹操用人“唯才是举”，刘备就是“重德操”；曹操喜欢酒，刘备要禁酒；曹操喜欢读书，刘备不喜欢；曹操很不羁，刘备很稳重；曹操用“铁腕强权”，刘备“高举仁义大旗”；曹操喜欢女人，刘备抛弃女人；曹操喜欢“人多力量大”，刘备搞计划生育；曹操节俭，刘备喜欢“狗马、美衣服”。

　　估计用《三国演义》中刘备说的那句话最合适：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这两个人确实有意思，但也正是这样的对立造就了三国鼎立，造就了两者不可调和的矛盾。

　　论气度，两个人各有所长。曹操义放关羽，成为千古美谈；刘备深知黄权，也算是个明君。这或许也是两个人对于人才的惺惺相惜，和对自己性格的展露。

　　陈寿说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说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

　　一个人对于自己欲望的态度，决定了这个人的性格，而性格决定了命运。这些东西只能存乎一心了。

　　说到人品，孙权和曹操都是真小人，而刘备是真丈夫还是伪君子还需要探讨一下。

　　刘备此人天生就很有城府：“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

　　与曹操的放荡不羁相反，刘备此人十分稳重，属于有事憋在心里的类型，这一点与他祖宗刘邦非常相像。《英雄记》曰：（吕）布见（刘）备，甚敬之，谓备曰：“我与卿同边地人也。布见关东起兵，欲诛董卓。布杀卓东出，关东诸将无安布者，皆欲杀布尔。”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备见布语言无常，外然之而内不说。

　　煮酒论英雄，刘备的狡猾连号称“狡诈无比”的曹操都自愧不如。

　　单论心机，曹操不如刘备。官渡之战前曹操袭取河内要偷袭冀州，后来给袁绍告密的就是刘备。

　　《艺文类聚》载《英雄记》：曹操与刘备密言，备泄之於袁绍，绍知操有图己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后世。

　　只不过老刘毕竟也是人，他也有失误露出本来面目的时候。《九州春秋》曰：备住荆州数年，尝於表坐起至厕，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还坐，表怪问备，备曰：“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

　　由此联想，“永安托孤”的双重含义昭然若揭，只能说：老刘，你真高！！！

　　其实虚伪一点儿也没有什么，毕竟是政治人物，要争天下，大家都玩阴的，就看谁能玩过谁罢了。像吕布那样的趁早走人，天下没你的份儿。

　　只不过老刘的忍功和心机，绝对是稳坐三国的头把交椅。

　　“近伪”是《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正史中的刘备没有这么做作，但也算一个半真半假的“君子”了！

　　而曹操早年满腔热血，想为国建功立业，结果汉朝这条破船到处漏水，曹操不但堵不住它，还差点儿被水淹死，于是干脆隐居起来，不问世事。不过他对汉朝的热情并没有完全消退。

　　董卓废帝，曹操跑回老家，“首倡义兵”，是他发起了诸侯的联盟，结果迫使董卓迁都长安。但就在曹操要大展宏图的时候，他看的却是盟军的消极和自保。其实如果我们把自己换成曹操，心中也一定是冰凉的。

　　以曹操的智慧当然明白：想用王道、仁义来挽救天下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这是一个乱世。

　　于是曹操走上一条不一样的路，他要行霸道。

　　只不过此时的曹操并没有变成后来那个“周文王”，他还是保留了一丝的柔和。

　　但是，父亲被杀强烈地刺激了他，使他在人生和政治生涯上迈出了霸道的第一步。

　　随之而来的陈宫反叛更是让他彻底转变成一个奸诈、冷酷、崇尚铁腕的乱世霸者。早年那个曹操已一去不复返。

　　曹操这个选择是对的。曹操有天赋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这决定他在强者生存的乱世纵横跌宕，叱咤风云。

　　但一味的霸道同时也决定了他无法统一天下。

　　而刘备在早年是典型的“武者”，要说他没有一点儿政治头脑是荒谬的，但我们看看他在徐州折腾了那么久，不但没有开疆拓土，反而连吕布都斗不过。在用人上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两个义弟，在作战上虽然他表现骁勇，但那又怎么能打过曹操呢？

　　所以他一败再败，在曹操的阴影下没有立足之地，跑到刘表的屋檐下一窝就是七年！

　　刘备的转变就是发生在这个阶段。

　　从建安十三年以后刘备的表现以及效果来看，刘备的转变是大成功！

　　其中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刘备在用人上开始成熟。他任用诸葛亮，结果孔明联合孙吴，赤壁大捷；他任用庞统，结果入主西川，建立基业；他任用法正，结果北逐曹操，称帝称王。

　　虽然原从人马还是他的嫡系，但他已经可以纯熟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和地位，这些在前面已有论述，这里不再细谈。

　　只不过，刘备还是保持了一些他喜欢“武勇”的风格，比如黄忠，另外还有魏延，这两个人的提拔固然有各方面的考虑，但刘备本身的“尚武”作风也是有影响的。

　　“（黄）忠常先登陷陈，勇毅冠三军”；“魏延以勇略任”。

　　至于孙权，其实他也有几个阶段的转变，最大的转变就是他在合肥战役之后，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军事才能，干脆以后便老老实实在后方呆着。

　　从这个角度看，孙权真要感谢张辽，如果不是张辽给他当头棒喝，他说不定在袭取荆州或夷陵之战时自己就挂帅了，到那时侯他可能就后悔莫及了！

　　再次就是要比较三国之间的用人方略。

　　曹操用人“兼容性”比较强，只要你有本事，多多益善。这样造成曹魏人才鼎盛，同时思想和品质良莠不齐。曹魏阵营中不乏忠贞义士，但总的来说，还是“唯才是举”。

　　曹操的“求才三令”就不多说了，单说说他的手法。比如曹操早期用荀彧为首辅，这是他得以成大事的一个关键因素。裴松之就对把“贾诩和二荀”并列立传很是有意见，认为贾诩不配。

　　曹操以“奉天子”的优势招揽了一大批豪强地主阶级，为了很好地控制他们，一面给予他们比较大的自由，一面采取逐步削弱的做法。比如臧霸。曹操打击豪强虽然坚决，但也是分人来的。进河北时的坚决和招募司马的坚决说到底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这种统治理念的好处是很多的，因为手下人才多，整体力量大，自然就会在与其他集团的较量中占据上风，但这当中同样蕴涵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其实曹操这种用人模式本身问题不大，主要还是在执行人。就好像达摩祖师说的：“经是好经，可惜被有的和尚念歪了”，治理国家也是这个道理。同样的制度在曹操身上适合但未必适合他的后代。

　　《晋书》说：“魏武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因谓太子丕日：‘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但是，事实却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模式执行起来看似简单，但控制起来就不太容易了。比如荀彧荀文若，从“军国事皆与或筹”到一门数侯，曹操对于这个中枢要员能做的就是让他消失，如果荀或是外将，或许他的结局会好一点，起码以他的名望他不会死那么早，但可惜他是中枢要员。

　　同样的例子出在蜀汉关羽身上，不过他与苟或正好相反。建安十六年刘备人蜀，从此该集团出现蜀和荆州两个统治系统。而中枢在成都方面。毫无疑问，关羽作为外将的地位，以及在整个蜀汉集团的地位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但这并不代表关羽的影响越来越大，相反，是越来越小。为什么？因为他离中枢远了。

　　关羽一面在荆州折腾着备战，一面又写信要与马超较量，其实目的无非是一个：增加自己在中枢的影响。建安二十四年之前，无论是孙权还是曹仁，都没能遏止关羽北进的势头，一方面是汉中牵制，另外就是关羽明白自己如果再不做点儿什么，恐怕成都方面有些人就不记得关羽是谁了。

　　说到中枢就不能不说外将。同样是外将，刘备的任命意义却不同。关羽督江陵，张飞镇阆中，这两处非关张不可。剩下个汉中，黄权、诸葛亮，甚至李严都有这个资格，但刘备偏偏就用魏延，当然是“一军尽惊”。可仔细想想，刘备的这个任命与曹操任命的“合肥三将”相比，虽然少了点儿变化，但大局观却在曹操之上。

　　刘备对于新的“领导核心”：法正、庞统的任用上可以看出来，刘备是在有意提拔黄、魏等人。除了对新投降的蜀中豪强加封高官，再就是提拔新人，这是什么，这不是明摆着分原从人马的权吗？再说明白点儿，就是分诸葛亮甚至是赵云的权。对于这个新构架的领导体系，刘备真是煞费苦心呀。

　　而同样是都督，陆逊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陆逊从原本接近中枢变成一方大员，其地位日益提高，但他也免不了失去对于中枢决策的判断，他的死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张昭虽然这样或那样地得罪过孙权，但要知道吴不是魏，所以他不是荀或第二。

　　其实善于用人的君主，很多都是从“中枢”系统人手。比如赵俨，他的官职多大？“丞相主簿”，但就是这个主簿，连曹氏嫡系将军夏侯渊都要让他三分，原因就是他是“中枢丞相府”的人！孙、刘、曹莫不如是。可见“江湖的龙头”不如“庙堂的书吏”。这就是“京官”的优势！

　　要说权臣，三国最牛的就是诸葛亮，“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能有这样的权力，在后汉有两个人：董卓和曹操。三国时候每一国都有，如吴之诸葛恪和魏之司马昭，但按威望和权力范围，以及实施效果来看，诸葛亮是毫无争议的三国第一权臣。

　　毕竟司马氏专权是有很多人反对他们的，但诸葛亮在蜀汉几乎没有集团性质的对立，即使有，也没有很大规模的冲突，也就没有造成很大影响。

　　我们看诸葛亮专权，就要先看大名鼎鼎的《出师表》：“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单这一句话就广为人所诟病，认为诸葛亮管得实在太宽了。但笔者认为这句话没有很大问题，它正是诸葛亮“教导”刘禅的最好写照，无非是要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我们不能因为一两句话就把诸葛亮的一番苦心给掩盖。要知道诸葛亮对后主有着：父亲、老师、臣子的三重身份。

　　而另外一句：“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这句更彰显出诸葛亮的用人之道，作为蜀汉的擎天柱，诸葛亮当然要培养一部分自己的人，这就是费祎、董允，以及蒋琬。

　　这些人的特点有个共同点：听话。

　　比如蒋琬既非才识出众，也非思维敏捷，虽然诸葛亮说他“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但他在刘备那里根本没有获得如庞统般的待遇。即使在诸葛亮执政期间，蒋琬也没有表现出过人的地方，但工作起来确实是兢兢业业。而且此人十分含蓄“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

　　诸葛亮提拔他是有步骤，有计划的，“亮住汉中，琬与长史张裔统留府事……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诸葛亮原来的那一桌，全权交给了他，这就是“接班人”。

　　而“接班人”的培养，正是诸葛亮贯彻他思想的最好方法。同时诸葛亮专权还有个特点：专而不越。要知道诸葛亮既没有为自己谋福利，也没有为子孙谋利益。他死的时候财产只能算小康，他的后代也没有继承他的大权。

　　李严算是一个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也不算太悲惨。况且我们看看，如诸葛亮一般操劳的权臣，实在太少。要知道他的操劳不是为了自己或子孙，所以诸葛亮才会成为千百年来封建文人顶礼膜拜的偶像，同时也成为了落魄之士聊以自慰的对象。

　　后汉三国还有个一个大权臣：荀彧。只不过曹操绝对不是刘后主，所以荀彧既不可能上《出师表》，也不可能“培养接班人”，他能做的相比诸葛亮十分有限，主要体现在曹操对他的依赖，而不是他对曹操的引导。

　　“常居中持重，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或筹焉”就是荀彧这个权臣的真实写照，老实说，这才是真正的“王佐之才”。

　　孙吴也有权臣，如果说张昭只能算半个，周瑜只算一个外将，那么孙大帝一朝，确实没有权臣。但后朝的诸葛恪就算一个了。只不过诸葛瑾一句话就判了他“死刑”：非保家之子。又或者诸葛家的人都是：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吴录》曰：曹真、夏侯尚等围殊然于江陵，又分据中州，瑾以大兵为之救援。瑾性弘缓，推道理，任计画，无应卒倚伏之术，兵久不解，权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瑾进攻浮桥，真等退走。虽无大勋，亦以全师保境为功。

　　做权臣只要有才干，有机遇，也不算太难，毕竟古往今来权臣比比皆是。但要做个如荀彧般被人叹惜的权臣就难了，做个如诸葛亮般被后人歌颂的权臣更是难上加难。

　　第四就是要比较他们的军事部署方略。而这一点则主要体现在“都督”的设置和任命上。

　　说到都督，后汉三国用得最好的就是孙权，乃至古今中外，能把一方大员用到这一步的恐怕也没几个。

　　曹操的夏侯渊，刘备的关羽都是反面典型，孙权没有。起码在大的问题上没有致命失误。

　　东吴四督：周、鲁、吕、陆，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建安十三年，曹操三十万大军下荆州（《三国志·诸葛恪传》：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孙权18岁接手江东，赤壁之战时他仅仅26岁，面对曹操大兵压境，以张昭为首的主降派不在少数，孙权自己没有能力渡此难关，他唯有依靠进取心很强的孙策势力，而孙策势力的代表人物就是周瑜。

　　孙权对周瑜的态度其实很复杂，他是既敬又畏。周瑜死后，孙权哭着说：“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这就是孙权的高明之处，他明明知道周瑜活一天，孙策势力就永远压在他头上，但他还能够虚怀若谷地让周瑜做一方之督，其识人和用人能力可见一斑。

　　孙权在用鲁肃上，体现出他用人“不求全责备”，孙权能说出：“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这样的话，并不是他在自夸。

　　吕蒙，出身寒微，他是真正的“从士兵做到将军”的人，而成全他的人正是孙权。吕蒙行武出身，噬杀暴躁，虽屡立战功但难成大器，因为他只是匹夫之勇，不学文化和韬略，“蒙少不修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笺辱”。正是在孙权的刻意栽培下，这个没有文化的一介武夫才神奇地变为了一方统帅。

　　孙权委任江东三督，对周瑜大度，对鲁肃宽容，对吕蒙培养，这三个人撑起了孙吴的前半段，抗击强敌、开疆拓土。也可以说正是孙权的慧眼识珠和虚怀若谷，才为吴国打下了坚实根基。

　　孙权在夷陵之战大胆起用陆逊，并能让其放手去干，其胆魄和识人的高明实在令人折服，夷陵之战的功劳不能没有孙权。陆逊后来做到吴丞相，但是最终被孙权逼死，其中原委恐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清的。何兹全先生的《中国通史》评论这件事时有简略的论述，在这里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说陆逊功高震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从孙权的用人手段和气量来看，孙权基本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从当时陆逊的影响力和权力来看，还远没有达到威胁孙权的地步。从陆逊的为人来看，这个人很内敛，而且很会做人，通达事理，《三国志》记载：“暨艳造营府之论，逊谏戒之，以为必祸。又谓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广陵杨竺少获声名，而逊谓之终败，劝竺兄穆令与别族。其先睹如此。”陆逊完全不同于周瑜的奔放，这样的一个人是很难对孙权造成威胁感的。

　　其次，说是对江东豪强的打击也是不对的，前面已经论述，江东豪强主要是在前期对孙氏没有信心，但经历了几十年的融合，到吴国建立，江东豪强对孙氏其实是尽心竭力地辅佐，最多是在内部斗争上有一些矛盾，但总体还是和谐的。而且从陆逊的死我们也没有看到江东士族们有很大的波动，所以说，这件事应该针对陆逊。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孙权这样做？首先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储君问题，在太子人选上，陆逊等人拥戴太子孙和，而孙权立了幼子孙亮。其实这是一个直接导火索，后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时，往往要找根源，而其实这些事件的爆发却往往是因为一些非根源的事件导致的。

　　东吴储君问题由来已久，其问题也错综复杂，本文无意争论孰是孰非，仅仅就这件事上孙权对待陆逊的态度来看，说说孙权用人的两点症结。是什么原因导致孙权夷陵之战可以把陆逊当做一方之督，并让他独镇荆襄几十年，最后却因为几道谏书就把他逼死？

　　对孙策势力的顾及。孙权对孙策势力其实很有顾及的，前期由于孙权年轻，孙策势力力量十分强大，再加上内忧外患，孙权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倚重以周瑜为代表的孙策势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瑜、程普、黄盖等人相继亡故，孙策势力在吴政权内的力量逐渐削弱，可即使如此，由张昭等人为代表的“遗老遗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所以说孙权一生都在协调和孙策势力的关系，这也是很明智的一种选择。但是，孙权晚年确实容易猜忌了。面对储君这个大问题，他看到陆逊三番五次上书保孙和，几十年来对孙策势力的顾及再次提上日程。

　　因为陆逊是孙策的女婿，何兹全先生列举的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吴主寝疾，遣太子祷于长沙桓王庙”。孙权病了，不向其父武烈皇帝坚祷告，却偏向兄长祷告，正说明孙权内心隐处也觉得对不住创业的兄长，怕他怪罪，所以才有此举。

　　猜忌和年老的噬杀。早年的孙权以20之龄领江东，能够对抗曹刘两位英雄，表现出很高明的用人手段，但是，和很多君主一样，晚年的他糊涂了。而且储君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不小的问题，也难怪孙权会敏感。

　　陆逊死时63岁，那一年孙权64岁，用现在人的眼光看正是政治上的黄金年龄，但那个时代完全不同，东吴各将领往往活不过40岁，陆逊和孙权其实是两位名副其实的老人了，6年之后孙权就去世了。

　　而从这件事情本身看，惩治陆逊一人足够了，但孙权却牵扯了一排人：“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

　　这样归结起来，其实在陆逊的死这件事情上，孙权更多的是被自己的猜忌和晚年噬杀的意识操纵了，如果只是政治目的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的。而陆逊以“先见之明”著称，最终却没有看透这位猜忌的君主，或许陆逊当时也老了，竟然在立储君这么大的问题上和孙权拧着干。

　　反过来看曹操和刘备。

　　对于夏侯渊的任命可算是曹操的一个败笔，他把一个善于进攻的将军用来防守。而刘备与诸葛亮对于关羽的纵容更是失败中的失败。

　　诸葛亮说：“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连马超、张飞这样的人都佩服的功绩，为什么对关羽偏偏就要“吾（刘备）自当解之”？或许下面一段记载可见一斑：

　　“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砜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备曰：‘是时亦为国家惜之耳；若天道辅正，安知此不为福邪！’”

　　这口气连刘备都要让他三分。那现在关羽做了一方大员更是无人可制了。

　　关羽看马超投奔刘备，立刻要求分高下。作为君主的刘备和军师诸葛亮不但不对关羽进行教育，反而顺着他的毛来。“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最终，夏侯渊和关羽死了，汉中和荆州丢了。

　　最后要比较的是他们的建国方略。就这方面比较，曹操是乱世英雄，刘备是乱世枭雄，孙权才是真正的“帝王”。

　　李世民评曹操：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裴潜评刘备：使居中国，能乱人而不能为治也。若乘间守险，足以为一方主。无论在后人或当时人眼中，曹操和刘备似乎都不是“帝王”之才，而孙权虽然没有曹操的神武，也没有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但他的所做所为似乎更具帝王之器。

　　刘邦说自己识人不如萧何，计谋不如张良，用兵不如韩信，但他却可以让这三个人各尽其职，用其所长。这才是“帝王的本事”。帝王不是冲锋陷阵，那是匹夫之勇；帝王不是领兵作战，那最多是万人之敌；帝王要有的是气度、魄力和意志。

　　刘备用潘溶，潘溶投降。但他到了孙权手下却如鱼得水，官至太常，甚至在潘溶刚投降的情况下，孙权就敢于让他统帅万人的部队。这种用人的远见卓识委实不凡。

　　又比如鲁肃，他既没有周瑜的地位，也没有吕蒙的计略，更没有陆逊的才能，为什么孙权对他与其他三人一样看重？对于这个问题严唆就提出过，而孙权的一番话就完全表现出作为一个帝王应有的思维。

　　综观孙权一生，他的军事、政治才能确实一般，但他却能统治江东半个世纪，称帝称王，而且与“超世之杰曹操，一世所惮刘备”不相上下，各善所长，不能不说他靠的就是这“帝王气质”。

　　正如孙策所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陆机的《辩亡论》也说：“于是张昭为师傅，周瑜、陆公、鲁肃、吕蒙之畴人为腹心，出作股肱；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殊桓、殊然之徒奋其威，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之属宣其力；风雅则诸葛瑾、张承、步骘以声名光国，政事则顾雍、潘溶、吕范、吕岱以器任斡职，奇伟则虞翻、陆绩、张温、张悖以讽议举正，奉使则赵咨、沈珩以敏达延誉，术数则吴范、赵达以禨祥协德，董袭、陈武杀身以卫主，骆统、刘基强谏以补过，谋无遗算，举不失策。故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这固然有溢美之辞，但也不算言过其实。

　　如果说选择天下之主，我认为应该首选孙权，曹操可为朝堂能臣，刘备可为边塞之督。孙权唯一的遗憾就是他老爸和哥哥留给他的基业显得有点小，不足以彻底展示他的气度；留给他的人才太少，不足以王天下！

　　曹操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可见他也看出来孙权确实有帝王之器——曹操自己说要做周文王，那有资格作曹操的儿子的人，自然要有武王之器。

　　如果孙权真是曹操的儿子，来继承他打下的大半江山，说不定中国真的就提前统一了。

　　当我们理解了辛弃疾在郁郁不得志时说的“当今惜无孙仲谋”时，我们或许就能体会到“帝王”的魅力！

　　有人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有人说“大丈夫处世，当扫天下，安事一屋”，这话还真不能说绝了。人与人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当大官的料，让他办点儿实事可能办不好，但让他当了一方大员他还真能搞出些名堂；有的人干实事兢兢业业，一叫他上台面他就哆嗦。有的可大不可小，有的可小不可大，能大能小的太少。

　　由此看来，三国霸主的方略截然不同，虽然他们的目的一样，都是要争夺天下，但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方略，引发了不同的后果，也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不同的结果。

　　曹操一生能量惊人，以四战之地力抗袁绍，有大半天下，后汉的希望就是曹操！他的统治随意中有严格，感性中有理智，唯才是举但不矫枉过正，任用亲族但不任人唯亲。《魏书》称：“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曹操有时很较真，但总体来讲，他是大气的，也正是曹操的大气，让他独特的魅力感染了臣下，克成洪业。曹操用校事、学房中术、屠杀无辜、铁腕强权，让他树立了不少反对者，由此可见曹操的统治王道不足，霸道有余。

　　相比之下，刘备显得狡猾有余，底气不足。《三国志》称：“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

　　刘备拙于用兵，但却十分骁勇。前期他屡战屡败。后期的他成功在于善于用人。刘备手下的人才难以和曹操甚至孙权匹敌，但由于有诸葛亮和关羽等几个比较突出的人才，令刘备曾一度强盛。无论才具还是能量，刘备皆与曹操有差距。但刘备的精神和用人，历来为后人称道，不能不说这是他的独到之处。

　　而孙权，则是曹操难得的敌手。虽然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时候，认为只有刘备配做自己的对手，但从曹操后半生的战略重点来看，他真正要对付的难题是孙权，而不是刘备。

　　《三国志》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

　　孙权是幸运的，但又是不幸的。说他幸运是因为他18岁就继承了江东，不需要像曹操、刘备那样奔波；说他不幸是因为他是帝王之器，可惜因为江东的力量无法统一四海，所以他只能做江东之主，不能做天下之主。千万不要因为几次称臣瞧不起他，汉高祖尚有白登之辱，孙权的气量不小了！

　　三个人各有所长，各有特点，但他们也有很多共同点：善于协调上下关系，善于处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善于发掘任用人才，气度都不小！

　　英雄本色与小肚鸡肠

　　“宰相肚里能撑船”，这话能用在世称“奸雄”、生性“好忌”的曹阿瞒身上吗？我们可以看见，这位“奸雄”可以花费十年的时间迷惑、利用自己的对手，最后水到渠成地将其铲除；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还不具备实力的对手，避让他甚至是帮助他发展壮大，从而使自己的政治军事生涯不感到“寂寞”。对于重量级或者自认为可以和自己一较高低的对手，曹操是宽容与猜忌、大度与刻薄、心知肚明地放任与风驰电掣地打击同时并行；同样，对于对手阵营的属员和自己集团的文武将官，曹操同样存在宽容和猜忌的两面性。

　　魏种是一个颇受曹操信任的人，曾任河内太守，曹操对他有荐举之恩。当年兖州被张邈、陈宫、吕布等人夺去，郡县多叛曹应吕之时，曹操曾不无得意地对手下说：“我相信魏种肯定不会抛弃我。”话音刚落，就接到了魏种叛变的消息。曹操怒火攻心，咬牙切齿地发誓道：“除非你有本事逃到飞头之国，断臂之乡，看我不收拾你。”其后，曹操与吕布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拉锯战，随着曹操大军的节节胜利，不多久，叛逃的魏种即被兵士绑得结结实实，送到曹操面前。众人都以为魏种这次死定了，哪知道曹操喝退兵士，亲自上前为魏种解开绳索，仍旧让他官复原职，就像两人之间根本没有过节、自己从来没有发过誓一样。——“唯其才也”，曹操这样解释接纳首鼠两端的故交的原因。

　　同样，曹操曾以一种不咎既往的态度，满腔热忱地接受了宿敌张绣的投降。在与曹操作对的诸侯军阀中，张绣是对曹操伤害最深的，不仅使他苦心培养的助手和接班人儿子曹昂死于非命，而且杀害了他最亲近的大将，更使他的原配夫人与其反目成仇，成为当时的一大笑话。

　　但就先后投降的诸侯们来说，曹操给张绣的待遇是最好的，他不仅立即任命张绣为扬武将军，封列侯。为了进一步表示自己的诚意，曹操还为自己的儿子曹均娶张绣的女儿为妻，两人成了儿女亲家。

　　不容置疑，曹操对张绣的“热情”固然有更多的政治因素，因为张绣选择投降的时机非常巧妙——在曹操与袁绍对峙的关键时刻投向了曹操的阵营。

　　当时曹操的确属于“弱势群体”，面对“四世三公”而且打着“解救天子”旗号，拥兵近十万的袁绍，曹操始终没有把握战胜对手。袁绍阵营陈琳的一纸檄文，把曹操的祖宗三代都骂了个遍，而对于曹操个人，则是怒斥他“恣行凶忒，割剥元元，残贤害善”，这刻骨的诅咒，恶毒的攻击，据说把曹操吓得连困扰他的头疼病都不治而愈了。曹袁大战，这是曹操整个政治生涯中唯一一次在政治、经济、军事甚至道义上都不占优势的对弈。

　　曹操最需要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来对付袁绍集团这个空前强大的敌人，而要团结各种观望势力，最需要一个榜样来显示自己宽以待人的“博大”胸怀。而张绣在贾诩的劝说下，在曹操最需要“榜样”的时候跑了过来，对此，曹操能不喜出望外，对张绣给予种种优厚的待遇吗！曹操不仅当时厚待张绣，而且终其一生，一直如此，

　　这实在难能可贵，没有真正的容人之量，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

　　事实上，曹氏父子对于曹昂的死是一直难以释怀，曹操弥留之时，曾在半昏迷状态中对妻子卞氏吐出这样一句话：“我到了那边，子修（曹昂字）若问我‘我母亲在哪？’我该如何回答呢？”曹丕日后称帝，有人谋反，曹丕借机一并处死张绣的儿子，无疑也有给兄长复仇的动机。但就当时而言，曹操对张绣的举措，的确给观望的各方势力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如果说曹操在自己实力弱小的时候，对魏种、张绣的种种举措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原因，是在“演戏”，那么曹操在胜券在握，实力空前强大的时候，他对优秀人才、甚至是有“一技之长”或者“可圈可点”的人物仍然是宽容多于猜忌，忍让多于屠戮，这就真正需要一种“有容乃大”的气度了。

　　在与刘备的对阵中，刘备战败跑到袁绍集团，曹操降服了关羽并让他做了自己的大将，其后刘备一再逃窜，始终与曹操作对；而关羽替曹操杀了袁绍几员大将后，决意寻找刘备，投奔“兄长”。面对这位即将再次成为对手的敌人，曹操没有阻拦，而是先试图以厚礼挽留，“以感情留人”，“以待遇留人”，但关羽仍是留下书信不辞而别，曹操也没有派人追击。想想日后刘备火烧赤壁，让曹操统一华夏的梦想破灭；关羽围攻襄樊，水淹七军，差点儿迫使曹操迁都，便不能不佩服曹操的度量。

　　然而，曹操的大度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人都是如此。长期的斗争，险恶的局势，使曹操同样对任何人都留有一手，存有猜忌之心，一旦发现任何人对自己构成现实威胁，甚至存在可能的危险，曹操都会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让危险消失在萌芽状态，让安全留给自己，将危机送给他人，可以说也有些小肚鸡肠。

　　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兖州牧的有功大员，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擒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但与对待同样叛离自己的魏种截然相反，曹操就是不给陈宫再次活命的机会。因为他知道陈宫已经看穿了自己的内心和本质，不会再投奔到自己的阵营里来，曹操也不敢再来一次“灭顶之灾”，最后杀了陈宫。

　　与陈宫主动求死相反，号称“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骁将吕布被俘后却主动求饶。吕布其实还是很自负的，他对曹操说：你平生所忧虑的就是吕布我，现在我们联手，我统帅骑兵，你率领步兵，何愁天下不唾手可得。

　　吕布不是投降，而是做了俘虏之后还寻求与曹操联手，纵横天下。对于这种气概，曹操是比较欣赏的，不由得陷入思索中。这时候坐在旁边的刘备插上一句“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原来吕布先后侍奉丁原和董卓，并尊称他们为义父，但最后都因为贪恋权势财富而杀死了自己的“义父”。这一事实使曹操猛然警醒，不再有收服吕布的想法，终于将吕布缢死。

　　曹操与袁绍对阵之际，兵微将寡，粮食短缺，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袁绍的谋臣许攸因为与袁绍产生隔阂，跑到曹操的阵营来了。对于这位昔日好友的到来，曹操是从内心感到高兴，手舞足蹈以至于连鞋子都没有穿就走出大帐迎接许攸。曹操拍着手大笑着对许攸说：你来了，我就有希望了。一片赤诚欢喜之心溢于言表。

　　然而，当两人步人大帐坐定，许攸问：袁绍军容鼎盛，你准备怎么对付他呢，你的军粮可以支撑多长时间？曹操诡秘一笑：还可以支撑一年。许攸说：说了假话，再说。曹操又粲然一笑说：还可以支持半年。许攸有点儿上火了：你是不是不想击败袁绍，怎么总是胡话连连！

　　这时曹操总算彻底探清了许攸的真心，连忙解释说：刚才是说笑话，其实只可以支撑一个月了，怎么办呢？如此反复再三，才进入正题。试想一下曹操看到许攸来投奔自己，高兴得手舞足蹈。但高兴之余，他还是忘不了对许攸留一手，对许攸的询问，屡屡假以辞色，其目的是防范袁绍和许攸串通实施反间计。直到许攸生气要走了，曹操才敢断定他是真心实意前来投奔，才吐露实情。

　　对于自己的假话连篇，曹操一个“向言戏之耳”就掩饰过去，但其内心的猜忌防范之深刻，一一暴露无遗。像这样的事情，曹操的整个人生经历中不在少数。

　　总体说来，由于曹操本身出于官宦家庭，既接受了忠孝节义这些正面的熏陶，也受到许多奸诈刻毒的负面影响，更由于他生活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时刻面临死亡和失败的威胁，这就使曹操人性的两面陛凸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猜忌无人能及，他的宽宏同样世无其俦；他的残暴可比禽兽，他的诚挚亦能令人动容。

　　宽容与猜忌、大度与防范、粗旷与野蛮、人性与兽行，都有机地集于一身，所以用“窥一斑而见全豹”之法来看曹操，只能收之一隅，但当全面看待曹操的时候，那又是千人千面，千鸟千音。但正是因为如此，才有道不尽的三国，说不完的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