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人才经济学与用人方法论

　　自古以来三军易得，一将难求，东汉末年群雄争霸，稍有理性的诸侯都注意招揽人才，然而，一个最大的人才集团却在一代“奸雄”的身边。他是如何招揽人才的，又是如何驾驭这些桀骜不驯的文臣武将的呢？

　　人才价值的成本核算

　　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如果把这句话缩小点儿，也可以说得人才者得天下。任何要逐鹿天下的枭雄也好，英雄也罢，他们争夺天下的过程无疑也就是发掘人才、争夺人才、利用人才的过程。仔细翻开《三国志》看看，曹操集团、孙权集团和刘备集团，他们最终占据的地盘和他们拥有的人才是成正比的。可见，人才的得失与多少，与一个集团和国家的兴起、兴盛和灭亡存在着生死攸关的关系。其实，早在中国建立以家天下的中央集权开始，中国的历史就开始了人才的争夺战，只是到了三国时代，这一争夺方进入白热化阶段，而独霸中原的曹操为得到人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段人才选拔历史。

　　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是传说中的夏，据说大禹从舜手中通过“禅让”获得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他实际上已经具有了专制性质的权力，对各方部落首领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在禹以后，大禹的儿子启不知道用了什么勾当，终于破坏了民主选举的“禅让”，而是实行“父死子继”的家族继承制，建立了以“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就成了先“家”后“国”，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所谓的国，无非是一个以“第一家庭”为核心的“大家”。与这种“家国”相关的人才任用制度则是典型的“世卿世禄”制度，历经了夏、商、周三个奴隶制朝代，而使这一制度固定下来并加以完善的是以西周初年实行的“封邦建国”和“周公治礼”为标志。

　　由于夏朝没有文字流传至今，所以在中外学者心目中夏仍然是一个传说中的王朝，而从商代留下大量的甲骨文来看，他们把上帝和祖先等同起来，商王公然以“上帝之子”自居，甚至公然以“帝”为名，而在用人上也是大量起用王族成员。商末的商纣王将自己贤明的几位兄长驱赶杀戮而不任用，在当时的人看来就是“亡国败家”的征兆，最后由周武王一举灭商，建立了历史上的周朝，也开始完善延续了几百年的“世卿世禄”制度，这大约是公元前11世纪的事情。

　　由于周人以偏居西方一隅的小族迅速占据广大东方地区，实行直接的统治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便开始推行一种“封邦建国”的策略。即周王把原来周人发源地镐京即今天关中广大地区和原来殷人的统治中心即今天的洛阳一带作为周王直接管辖的地区，称为“王畿”，其中镐京一带称为“宗周”而洛阳一带成为“成周”，从关中到洛阳沃野千里都由周王直接管辖。

　　在此之外的广大地区，则由周王分封给自己的弟子、亲属、功臣，由这些弟子亲属大臣在封地建立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的君主分别被周天子赐以“公、侯、伯、子、男”等爵位。

　　无论位于中央的周天子还是地方诸侯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王侯之位和主要财产，其余诸子都根据地位高低和血缘关系的远近被封为卿、大夫等各种级别的贵族官吏，拥有相应的土地、财产和权力。这些卿、大夫同样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这样，整个“国家”形成了“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的格局，其中“士”是最低一级的爵位，士的嫡长子仍称士，而其他子孙则成为平民，称为“国人”。

　　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形成一个系统的“金字塔”结构：天子高高在上，位居最下层的则是平民和广大奴隶。其后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周公治礼，制定了一套内容繁琐、规范缜密的礼仪制度，并规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些“礼”实际上是“法”的补充，所谓“出礼而入刑”，违背了礼就要受到“刑”的制裁。

　　这实际上就用“礼”和“刑”把各阶层的地位和权利固定下来。与这些制度相适应的就是从周天子到地方诸侯，他们任用的人才基本上都是世袭的贵族。我们考察历史可以发现，西周初年出现的周公、召公等人名，到两百年后西周著名的“国人暴动”，其稳定政局的核心仍然是周公、召公，史称“周召共和”，其原因就是因为周公、召公由最初的人名转化为官职而且由他们的后代世袭继承。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世卿世禄的制度逐步受到挑战趋于瓦解。由于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奴隶主贵族没落，一部分转化为封建地主，而一些中下层的贵族甚至平民获得经济权力从而要求分享政治权力，这就是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大动荡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王室在逐渐衰弱，已经失去了号令天下的能力，时代进入了“以力服人”的时代，逐步向封建君主转换的各国国君希望加强自己的权力；那些世袭的不甘没落的贵族希望保持和夺回昔日的权力；而新兴的地主则渴望在新的权力分配中享有更多的权力。

　　与政治经济变化一样，往日的“学在官府”也开始转变，从孔子以私人名义收徒讲学开始，“私学”兴起，与此同时兴起的是“百家争鸣”，坚持不同学说的学者们收徒讲学、著书立说、游历诸国，出现了大批渴望通过自己的才学进入各国国君视野，跻身上层社会的“士”。

　　这时候，有进取心的诸国国君开始打破“世卿世禄”的用人制度，而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刑过不必大夫，赏善不遗匹夫”的策略。

　　这一系列不论门第，只论才学的观念，终于使延续了上千年的“世卿世禄”门第观念受到冲击，大量身份低微的“士”凭借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受到重用，在新的权力分配中分到一杯羹。但不容否认，在各国真正把握大权的仍是以贵族为主体的庞大社会上层，只是各国贵族之间加大了“流动”力度，“楚才晋用”“朝秦暮楚”成为非常普遍和正常的现象，另外出于争霸和求生存的战争需要逐步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军功地主阶层。

　　进入秦汉时期，任用人才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秦朝把持中央政权的是世袭贵族和新兴的军功地主，而秦末农民战争，又从社会下层兴起了一批军功贵族。汉朝确立了各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主要包括“任子”，两千石以上的官员任满三年之后，可以保举子弟一人为郎；“征辟”，由皇帝征召有才学的士人学者直接为官；“荐举”，由贵族官员推荐地方名士担任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官职。

　　这些方式逐步制度化、规范化。随着被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被确立为主导思想，儒家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孔子推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被统治者大力鼓吹。这样用人也越来越向“名”看齐，家世门第对人才的选拔和重用就越来越重要。

　　东汉时期，由于刘秀本身就是大贵族，整个国家都是依靠贵族地主的庞大势力建立起来的，因此，东汉的人才任用基本被以南阳贵族地主为核心的贵族官僚地主所垄断。门第和出身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在官场的地位和发展潜力，所谓的“征召”“荐举”都不过是流于形式，这就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宅良将怯如鸡”的可笑局面。

　　广大社会下层人士很少能够跻身社会上层，他们的主要出路也不过是从军、做幕僚，做到中下层军官小吏，即便是通过真才实学挤进社会上层，也同样为贵族官僚所轻视。所以汉末出身低贱的董卓进京把持中央大权为贵族官僚所轻视，这是有深刻历史原因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受到歧视，出身低贱的军阀在屠戮士人和百姓的时候也异常狠毒。

　　东汉末年的动荡，给了社会中下层士人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曹操、刘备等应运而生，逐步崛起，经过一番混战，这些出生并非显贵的人物成为时代的主角。但他们仍然面l临着庞大的贵族官僚势力、传统用人思想的挑战，而盘踞中原而出身宦官家庭的曹操更是面临强大的压力。而曹操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叛逆思想、蔑视权贵的强权人物，是通过血与火建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为了选拔真正的人才，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更为了打击传统贵族官僚势力，他一反传统，改变了延续千年的用人政策，实行“唯才是举”，而且敢于把自己的主张公告于天下，使之明确化、制度化、经常化，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曹操连接三次发布的选举人才的诏令。

　　建安十五年春天，曹操第一次发布的《求贤令》，指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明确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后来又发布的《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进一步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

　　公元217年，曹操已63岁，行将就木，仍然求贤若渴，第三次发布《举贤勿拘品行令》，明确指出对那些“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曹操把“德行”、“名节”、“门第”等迂腐无用的选才标准一扫而光，具体实践了他对人才的重视和爱惜，把人无完人、慎无苛求，才重一技、用其所长，只用人才、不用庸才的思想推向了顶峰，充分表现了超越他人的气魄和胆识。

　　在曹操不拘一格用人的标准下，大量人才脱颖而出，但曹操逝世以后，儿子曹丕代汉自立，他没有曹操的魄力和威信，为了取得贵族地主的支持，只能加以妥协，建立了“九品中正制”，按照门第、声誉、才学来选拔人才。而担任中正官的仍是各级官僚地主，这无疑把人才的选拔任用又还给了贵族官僚，这是一种巨大倒退，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两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但即便是日后的科举选拔制度，统治者仍是把“德行”放在首位，即便至今，也没有谁敢再提出不讲德行、仁义而“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所以说曹操的人才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人才争夺的制高点

　　曹操以“唯才是举”作为自己的用人标准，这是因为他看到东汉末年的人才选拔任用制度以所谓的德行为首，让当时的士人矫揉造作、沽名钓誉从而使整个官场出现浮夸、虚假、华而不实的风气。而面临汉末的动荡之际，没有一批真才实学的文臣猛将，是不能帮助自己扫平天下，成就霸业的，与其需求那些虚无飘渺的十全十美的人才，还不如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只要有才干就大胆起用。所以，“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是曹操的一大特点。

　　有人统计，到曹操去世前，他的核心谋士、重要谋士、一般谋士一共有102人，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荀彧、荀攸、郭嘉、贾诩、程昱，五大谋士。这些大谋臣为曹操事业发展立下大功，却都非完人，其中有些还有很多“恶行”，但曹操却能一一容忍，试举两例。

　　谋臣程昱在初平年间就拒绝兖州刺史刘岱、渤海太守袁绍、幽州牧公孙瓒的拉拢，等刘岱被黄巾军杀死，曹操进驻兖州后，招纳程昱，他却欣然归往。曹操征伐徐州陶谦，陈宫、张邈等人突然发难，兖州几乎全部沦陷，只有程昱与荀彧守住了鄄、范、东阿三城，使曹操有了立足之地，保存了翻盘的机会。曹操与吕布大战不利，想接受袁绍的“招安”，程昱告诫曹操说：袁绍虽然占据燕、赵之地，有吞并天下之心，但志大才疏，猜忌贤良，曹操做不了他的下属。现在兖州虽然残破，但我们还有三座城池，上万能征善战的将士，是可以收复失地，成就霸业的。程昱的一席话，在关键时刻帮助曹操作出了正确的战略判断。

　　当曹操接纳刘备的投诚后，又是程昱劝曹操早日铲除刘备，以绝后患；刘备借兵南下攻打袁术，也是程昱看出刘备明为帮助曹操，实际是想脱离曹操自立，促使曹操在刘备立足未稳之际，就打垮这个后患。当曹操与袁绍决战，程昱仅仅带了七百兵守鄄城。曹操要给他添兵，程昱却说不可：袁绍拥众十万，见自己兵少还不会来攻打，如果增兵，肯定会引来袁绍的攻击，结果果如程昱所言。曹袁大战，程昱不仅没有给曹操添负担，还搜罗山泽亡命之徒，编练成精兵数千人来帮助曹操，终于打垮盘踞北方的袁绍。

　　然而，这样一位足智多谋、能文能武的谋臣并不是没有缺点，程昱性格异常刚戾，与曹操许多大臣都合不来，因此，很多人在曹操面前说他的坏话，甚至有人告程昱意图谋反。对于这些言语，曹操一直不置可否，也不加以反驳，但给程昱的待遇却一次比一次丰厚。这实际上既缓和了别的谋臣对程昱的怨气，又使程昱一如既往地为自己出谋划策，同时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与众谋臣形成一个多赢的状态。

　　曹操手下另外一位重要的谋臣郭嘉最早投奔袁绍，袁绍对他非常器重，但他觉得袁绍气量太小，最终不能成就大业，于是离开袁绍。后来荀或推荐郭嘉，两人谈论天下大事，一见如故。曹操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也说：“真吾主也。”果然郭嘉在曹操后来的征战中奇计迭起，帮助曹操作出一次次正确的决策，取得众多的胜利。

　　征讨吕布，曹操三战三胜，吕布退城死守，曹操攻不下，看到士卒疲惫不堪，想退兵来日再战，是郭嘉劝曹操继续进攻，终于破城杀死吕布。当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占据江东的孙策想渡江北袭许昌。大家都十分忧虑，只有郭嘉说：孙策占领江东，所杀的都是英雄豪杰，有人愿意为他们效死力的。而且，孙策轻狂而毫无戒备，即使有百万之众，也无异于一人独行中原，如果有人要刺杀他，就好像面对一个敌人一样，这种人一定会死在匹夫手中。之后果然被郭嘉言中，孙策被刺客杀死。

　　袁绍死后，曹操手下很多将领主张乘机进军，但郭嘉献计暂缓进攻，让袁绍两个儿子自相残杀，这样曹操集团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最后果如其然。曹操征讨袁绍之子袁尚及三郡乌丸，臣僚们害怕劳师袭远，占据荆州的刘表、刘备会来进攻，只有郭嘉帮助大家认清局势：北方尚未安宁，人心不附，不彻底消灭袁绍的残余，他们随时会卷土重来；南方刘表胸无大志，对刘备存在猜忌，只求自保，别的小诸侯震慑于袁绍的失败，是绝对不敢轻举妄动的。郭嘉的透彻分析，使北征顺利进行，彻底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最终使曹操占据的北方庞大地区得以巩固。

　　然而，这样一位屡立奇功的谋臣，行为却不太检点，屡次违反曹操制定的法令，并多次被负责纪律检查的官员陈群当众指责，郭嘉依然故我。曹操也信任如故，但是他同时又奖励陈群。曹操既不去处分、干预郭嘉，更不指责郭嘉，也不要求郭嘉改正他的私人生活行为不检点的这样一个缺点，同时他又对陈群履行职责的行为加以嘉许。表面上看，曹操的行为过于油滑，首鼠两端，但实际上是曹操认识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对人苛求其面面俱到，要么会让人才流失，要么就会让臣子文过饰非，上下相欺骗；同时嘉许尽职尽责的陈群，又保证了其“工作”的积极性。

　　如果说对于大谋臣，曹操能够忍让他们的缺陷，除了曹操大度，以及其不拘一格用人的观点，还有因为这些人为自己势力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外，那么对一些有缺点的小官员仍然能够容忍他们的小瑕疵，就真正体现了曹操“大行不顾细谨”的人才观。曹操有一个老乡叫丁裴，爱贪小便宜，居然利用职权用自家的瘦牛换公家的一头肥牛，结果被罢了官。曹操见到他，故意问：文侯呀，你的官印到哪里去了？丁裴也嬉皮笑脸地说：拿去换大饼吃了。曹操哈哈大笑，回过头来对随从说：毛玠多次要我重罚丁裴。我说丁裴就像会抓老鼠又偷东西吃的猫，留着还是有用的。结果又起用他做官。曹操的谋士刘哗有一个奇怪的嗜好，从来不愿当着众人的面提出自己的建议。于是曹操便与他书简相通，有时为探讨一个问题，两人竟会一夜间传递书信数十封。对于谋士的怪癖，曹操居然能够容忍到如此地步。其用人之诚，度量之大，可见一斑了。

　　正是由于曹操善于发现不同类型人才的优点，将他们一一任用，让他们的才干尽情发挥，才不仅聚拢了大量人才，而且能够形成合力，为曹操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为曹操占据的庞大土地找到了一批“守四方”的各类贤才，使曹操在任何时候都是人才济济、文武一堂。事实上，对众多文臣武将的缺点、怪癖，只要无伤大雅，曹操都能够一一忍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装聋作哑，因此就不仅聚集了一个庞大的人才库，而且保持了一支重量级、优秀级、潜力级的梯队形人才队伍。观看曹操集团，在任何时候，任何巨星级人才陨落，都能够从后备队伍中得到补充，而没有像刘备一样，事事依靠一个诸葛亮，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才凋零，最后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事无巨细都依赖于诸葛亮一人的局面。最终不仅累死了这位刘备集团的第一谋臣，而且诸葛亮一死，蜀国人才奇缺，之后便江河日下，逐渐走到覆灭之日。

　　人才垄断计划

　　曹操用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论人才“才干”高低，品性优劣，曹操都能够做到“人尽其材”，发挥每个人的最大效能，而且使对方心甘情愿地接受“职务”，不让下属每一个人赋闲，这同样是难能可贵的。

　　曹操对于一些“轻量级”的人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现他们的闪光点，授予其相应的职务。192年，曹操由陈宫的推荐和鲍信的引进，占据了兖州，他任命东平毕谌担任别驾一职。194年，曹操征讨陶谦，张邈胁持兖州大部分州县背叛曹操，毕谌的母亲、弟弟、妻子、儿女都落到张邈手中。

　　刚刚经历了丧父、丧弟之痛的曹操对毕谌说：你母亲在张邈那边，可以离开我投奔张邈从而保全母亲。毕谌连连磕头，表示绝无二心，曹操感到欣慰，甚至为危难之际有如此忠心的属下而流下眼泪。没想到，毕谌刚信誓旦旦表示不背叛曹操，屁股一转，就偷偷地跑到张邈阵营中去了。

　　等到战胜吕布，毕谌也做了俘虏，昔日的袍泽都为他感到担心和惋惜。曹操却说，一个人对他的父母孝顺，又怎么不会对君主效忠呢！这种人也是我需要的呀！不仅没有治毕谌的叛逃罪，反而委任官职。委任了什么职务呢？派他到鲁地担任鲁相。鲁相又是什么职务呢？就是四时祭祀孔子，负责宣扬孝道的官员。

　　这一事件中，曹操的大度固然是值得称道的，他给毕谌的官职更显示了他的良苦用心。毕谌在孝和忠面前选择了“孝”，杀这样一个孝子在以“忠孝”治天下的时代只能让曹操背上恶名。但对这样的叛逃者委任别的官职，不仅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会失去自己的用人原则，于是曹操让毕谌担任鲁相，祭祀孔子，宣扬“孝道”。

　　历史上，孔子的主张是什么，是“移孝入忠”，最终目的是要效忠君主，因此，曹操赞扬毕谌的“孝”，让毕谌担任鲁相的真正含义是让自己的部属“移孝入忠”，最终效忠于自己，其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同样，在200年官渡之战以后，战前的“广告宣传战”中将曹操骂得狗血淋头的陈琳被曹操生擒，曹操同样没有杀他泄恨，反而“称赞”了他的文笔，同时指出他过于刻薄，最后让他在自己帐下担任文书，既给他找到了最合适的职务，又为中国保留了一位优秀的诗人和学者。

　　对于那些重量级的人才，曹操更加是“放手养鱼”，让他们独当一面，充分发挥人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自己分担方方面面的压力。

　　西北的军阀是困扰东汉政权将近两百年的一大边患，但在曹操的战略决策中，却是最后剪除扫平的一大势力，强大野蛮的西北军阀能够长期不对曹操扫荡群雄构成威胁，关键在于曹操派遣了一个关键人物坐镇关中，这个人就是以书法而闻名后世的钟繇。

　　实际上，钟繇不仅是一个杰出的书法家，更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钟繇很早就被当时颍川太守阴修举荐为孝廉，做了尚书郎，曾经在宫中任过廷尉正及黄门侍郎，成为皇帝身边的侍从官。当董卓挟持献帝刘协时，钟繇与董卓和其后他的部属李傕、郭汜巧妙周旋，不仅保住了汉天子这面旗帜，最后还成功地帮助献帝从长安逃到洛阳，接着又很识时务地承认了曹操事实上的“领导权”。由于钟繇长期呆在西部长安，与西北军阀打过交道，不仅熟悉西北事务，而且其为人和手腕魄力都为西北军阀所信服和敬畏。

　　当马腾、韩遂诸将恃强居于关中，窥视中原时，曹操便命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之职持节监督，终于说服马腾、韩遂诸将保持“中立”，不帮助中原的任何集团。官渡之战时，袁绍与曹操相持不下，本身压力很大的钟繇及时送一千余匹马给曹军，为曹操大破袁军立下汗马功劳。为此，曹操写信给钟繇说：“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将钟繇镇守关中的功劳与萧何相比拟。

　　后来匈奴单于在平阳发动战争，钟繇又率军抗敌，成功退敌；不久，袁尚旧部河东太守郭援陈兵河东，气焰嚣张。钟繇部下欲躲避而去，钟繇却利用郭援刚愎自用，头脑简单的弱点，半渡而击，不仅杀死郭援，并同时降服了单于。之后，钟繇又连续打败了河东卫固的叛乱及边境地区张晟、张琰、高干等敌寇的骚扰，为曹操统一北方立下了赫赫战功。

　　曹操不仅忍让手下人才的缺陷，放手养鱼，更懂得将有缺陷的人才搭配使用，使他们的缺陷相互得到弥补，从而发挥最大的效应。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8月，与刘备达成妥协的孙权趁曹操西征汉中的良机，带领十万大军发动了对合肥的大规模攻势。

　　当时的合肥只有七千守军，由张辽、李典、乐进三员虎将统领，其中张辽和李典向来不合。曹操西征时未雨绸缪，考虑到了合肥的安危，给合肥的护军薛悌留下了一封锦囊妙计，上写着：“吴军不到，不许开拆。”

　　面对着孙权的兵临城下，大家打开了这封信，上面却只有寥寥数语：“如果孙权到了，张、李两位将军出战，乐将军坚守，薛护军不得干扰作战。”大家面面相觑，深知曹操用心的张辽主动请缨，主张趁孙权立足未稳之际，挫败敌人的锐气，然后坚守。乐进看见张辽如此神勇自信，马上表示坚决追随，愿意决一死战。

　　这一举动，打动了向来和张辽不睦的李典，也慷慨表示如果张、乐带兵出战，自己愿意独自坚守！结果张辽、李典、乐进三人配合默契，进攻防守丝丝人扣，七千人马杀得孙权十万大军人翻马仰，孙权自己差点儿被张辽活捉，逃到战船上仍心有余悸，从此，江南小儿听到张辽的名字都不敢夜啼。这是曹操搭配用人，使效果倍增的典范。

　　曹魏屯田，一直被后世认为是曹操能够取得胜利的一大保证。其实屯田并不是曹操的首创，但能够出乎曹操意料之外的顺利实现，终究还是归于曹操用人得当。

　　事实上，屯田早在战国初年就开始了。《竹书纪年》记载：“魏襄王十七年（前302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以西），这就是迁徙人口到边境屯田的最早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蒙恬斥逐匈奴后，在今蒙古自治区河套一带置四十四个县城，移民垦殖，以供军食而固边防。

　　到了两汉，屯田更是频频见于史册：晁错在《守边备塞疏》中就建议移民边关屯垦，充实边防；汉武帝打败匈奴，沿着河西走廊部署了七十多万人屯田，最终巩固了边防，将西域纳入汉政权统治之下。以上事实表明屯田之制，并非曹操独创，从战国开始，到秦朝建立，屯田就逐步成熟。但历史上曹魏屯田规模与作用之大，则为前代与后世所不及。

　　曹魏屯田，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只有极简短的叙述：是岁（建安元年），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魏书》则做了详细记载：当时由于粮食缺乏，众多的军队不战自溃，袁绍的军队在河北，靠吃桑椹充饥；而袁术的军队在江淮，则靠捡河蚌为食。实际上，曹操自己与吕布交战，也曾经差点儿因为军粮匮乏而崩溃。鉴于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曹操把屯田生产粮食作为稳定政权和战胜对手的重要举措。然而，在战争动荡年代，以建功立业为荣辱观的时代，谁愿意放下利刃去干农夫生计呢？

　　在曹操苦于粮食短缺这个重大问题的时候，谋士枣祗不失时宜地提出了屯田建议，这与曹操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事实上，枣祗不仅成为曹魏屯田的最早倡议者，也是兴办屯田的领导者，建安元年枣祗在许昌创办屯田成功，之后便开始广泛推行于各地。因枣祗对屯田事业贡献很大，他死后，曹操曾下令嘉奖，公正地评价了枣祗屯田成就“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

　　此外，枣祗兴办屯田成功后，曹操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主管屯田事。《三国志·任峻传》言“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可见，曹操取得胜利的一大关键——屯田，也是由于曹操自己用人得当得到的回报。

　　曹操的知人善任，无论当时和后世都得到众多人的衷心赞许。明朝最看不起曹操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本着史家的良知，实事求是地对曹操作出这样一番总结：“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恐关中诸将为害，则属司隶校尉钟繇以西事，而马腾、韩遂遣子入侍。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则以枣祗、任峻建立屯田，而军国饶裕，遂芟群雄。欲复监官之利，则使卫觊镇抚关中，而诸将服……张辽走孙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国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

　　知人善任，在三国时代不是曹操一个人的特长，但只有曹操才能将各路人才尽数收罗并使自己手下的人各尽其才，不让一个人赋闲而居。可以说，在曹操帐下，只拿工资不干活的极少，在其位而不称职的几乎没有，这同样是曹操战胜对手的诀窍。

　　人力资源整合原则

　　“得人者兴，失人者亡，”谁想争霸天下，谁就得罗致人才。在三国的对峙与兼并过程中，对人才的争夺成为各个诸侯事业兴衰的关键问题，而曹操的长于罗致人才和爱惜人才确实非常著名。曹操广开贤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选贤任能的人才观使得他在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

　　试看曹操起家时候将领不过夏侯、曹氏兄弟、李典、乐进几人，在扫灭群雄的过程中，他的骨干队伍不断壮大，人才济济。曹操招致人才的方法和手段很多，用人的策略也多种多样，并且与现代企业宁愿从对方阵营中挖掘人才而不愿意花大气力培养人才一样，在一个动荡不堪的年代，如果一味只想着“百年树人”，那任何政权、集团都会早早儿的“寿终正寝”。因此，从敌方阵营中招降纳叛、挖掘人才就成为一条削弱、消灭对手，壮大自己实力的一条重要举措，对于爱才如命的曹操来说，通过“就才于敌”、“楚才晋用”，从而“多快好省”地壮大自己队伍，更是曹操用人的一项“绝招”。

　　熟读《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刘备称汉中王以后，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上将”，这纯属子虚乌有，但曹操却真正拥有自己的“五虎上将”，他们是张辽、乐进、于禁、张邰、徐晃，这五位大将在《三国志》中合为一传，为曹操打下了大半江山，立下无数功劳，甚至到魏文帝、明帝时代，仍然驰骋疆场，震慑吴蜀。而有意思的是，这五位让敌人胆寒，各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除了乐进是曹操自己“培养”的，其余四位居然都是曹操从敌对阵营“挖”过来的。

　　张辽在投奔曹操之前似乎是一种有奶就是娘的人物，频频更换主子，毫无建树，而且跟谁谁倒霉，简直就是灾星一个。他本来是汉武帝时朔州人聂壹的后代，因避仇而改姓，幼时为郡吏。并州刺史丁原以他武力过人，让他带兵至京都，跟从何进，不久何进被宦官杀害，张辽于是率兵跟随董卓；董卓被吕布杀死后，张辽又投吕布帐下为将，结果吕布又被李催打败，狼狈逃出长安，到处流窜；吕布占领徐州，还算倚重张辽。但是吕布刚愎自用，自恃勇猛无敌，不能接受属下意见。后来吕布在下邳被曹消灭，相传吕布临死向曹操求饶，毫无骨气，而张辽却一副视死如归的气势，大骂自己的“主子”毫无骨气，这一举动受到曹操赏识，主动给张辽松绑，劝他投降，张辽最后归顺了曹操。

　　张辽归顺曹操后，其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成为一员智勇双全的大将。征讨袁绍的时候，张辽就与张邰大战一场。袁绍失败后，曹操进军鲁国诸县，几个月后曹军粮草紧缺，决定退兵，张辽却看出了敌方昌豨进退两难，心存犹豫，于是单身前往说服昌豨，为曹操免除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事，其胆略可见一斑。此后，张辽又击败了辽东柳毅、多次大败袁尚、袁谭兄弟，在追击袁氏兄弟时曹军遭到胡兵攻击，曹操将军旗交与张辽，张辽于是率部进攻，不仅大破胡兵，而且还斩下了单于蹋顿的首级。平定荆州时，有人趁夜叛乱，整个曹军内部一片慌乱，而张辽却镇定异常，他命令不想叛乱的坐下，自己率十多个人巡视，结果很快便找出了叛乱肇事者，平定了叛乱。其后陈兰、梅成占据数县反叛，又设法逃到崇山峻岭里防守，占尽天时地利，别的将领都认为无法进军，张辽却出其不意，不退反进，最后竟然突破了障碍，大败陈兰、梅成，并将二人斩首。

　　赤壁之战后，曹操把战略重心转到西北和西南，派张辽率领7000兵士，与乐进、李典三位大将驻守合肥，以防止孙权趁机而入。张辽果不负曹操期望，以7000人挡住了孙权十万军队的进攻，杀死孙权数员大将，几乎生擒孙权，这一仗使孙权一辈子对张辽胆怯。曹操死后，曹丕篡汉，孙权又想趁火打劫，曹丕把张辽往合肥一放，孙权就再也不敢进军，威名竟至如此。

　　于禁是泰山巨平人，黄巾军起义时，鲍信招兵买马，投奔了鲍信，后来鲍信战死，曹操就收编了鲍信的部队，于禁成为将军王朗的属下，王朗认为他是人才，向曹操推荐于禁，曹操马上任命其为军司马。在跟从曹操征讨吕布、张超、黄巾军刘辟、黄邵战役中屡立战功。征讨张绣，曹操战败，由黄巾军改编的青州兵四处抢劫，被于禁追杀后就去告发于禁叛变，曹操惊惶失措，组织人马防范于禁。恰好此时张绣率军攻来，于禁击退张绣，扎下营寨才去见曹操，曹操问他怎么不先来解释，于禁认为分辩事小，退敌事大；曹操因此十分高兴，称赞他说“将军在乱能整，讨暴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名将，何以加之！”封他为益寿亭侯。在攻击袁绍的官渡之战，于禁一部杀死袁军占战死袁军总数的七分之一多。一次曹操厌恶朱灵并想撤掉他的兵权，就派于禁去办，于禁手执文书仅带数十骑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于禁生前最后一仗，与关羽对阵，天降暴雨，水淹七军而被擒，束手投降，但此时他已经为曹操集团立下无数功劳。

　　张邰早期也跟张辽相似，跟谁谁倒霉，但到了曹操手中，就神采飞扬，智勇双全，成为一代名将。

　　张邰也是因为黄巾军起义而投军，最早跟随冀州韩馥，韩馥失败后，归顺袁绍，在征讨公孙瓒中立下大功，成为一员骁将。在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曹操袭击袁绍乌巢的军粮，张邰认为曹操大营坚固，短时间难以攻下，主张救乌巢，而袁绍却听信郭图的意见，派张邰率兵攻打曹操防守坚固的大营，而以少量军队救乌巢，结果果如张邰所言。而郭图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又在袁绍面前诋毁张邰说他幸灾乐祸。张邰没法回营，只好投降曹操，曹操亲自出营迎接这员猛将，说“岂若微子去殷、韩信归汉邪？”把他的归来比作韩信投汉，并马上拜张邰为偏将军，封都亭侯。

　　在曹操帐下，张邰战功累累，他先后追随曹操击败袁尚、袁谭，西征大败破马超，人汉中降服张鲁，然后追随夏侯渊守汉中，抗拒刘备，使刘备占据汉中的战略屡屡不能得手。后来，主帅夏侯渊被刘备设计杀害，张邰代行主帅职务，稳定阵脚。曹丕代汉后，张邰成为诸葛亮北伐最大的“拦路虎”。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屡败曹军，南安、天水、安定郡叛魏人蜀，一时“关中震恐”。张邰在关键一仗打败马谡，使诸葛亮的北伐无功而返。后来，诸葛亮再次北伐，急攻陈仓，魏明帝曹睿亲自为张邰送行，临行前问他：等你到的时候，诸葛亮攻下陈仓了吗？张邰说：“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计亮粮不至十日。”结果证实了他的判断。张邰与诸葛亮最后一仗，诸葛亮主动撤军，主帅司马懿主张追击，张邰说：军法，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司马懿不听，张邰迫不得已，率兵追击，蜀军借着险要的地形布下伏军，弓弩乱发，张邰战死。

　　对于张邰，诸葛亮评价说：“邰识变数，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自诸葛亮皆惮之。这员大将为曹操统一北方和抵御蜀汉立下巨大功勋。

　　曹操手下另一员大将徐晃不但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战将，而且非常有政治头脑和大局意识。

　　徐晃年轻时曾做河东郡小吏，因随车骑将军杨奉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被升为骑都尉。后来王允杀董卓，董卓部将李催、郭汜作乱。徐晃说服杨奉护送汉献帝东入洛阳。回到了洛阳，杨奉被拜为车骑将军，徐晃见大将军兼司隶校尉韩暹和卫将军董承之间争斗日益加剧，看到曹操是位英雄，就劝杨奉归附曹操，杨奉先是答应，后来却又反悔，还跟韩暹一起出兵去劫驾，被曹军杀得大败。曹操打败杨奉，却趁机收服徐晃。从此，徐晃便成为曹操的一名忠实战将，跟随曹操转战南北，为曹魏建立了功勋。

　　征讨吕布战役中，徐晃降服吕布将领赵庶、李邹等。在官渡之战中，徐晃先随曹操击败刘备，又打败颜良、文丑，打败袁绍猛将韩猛，截烧袁军辎重，立下大功。

　　徐晃有政治头脑，懂得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曹操与袁绍长期斗争，双方仇恨较深，所以曹操每攻占袁绍占据的地方，往往有屠城之举。徐晃认为，这样只能更加激起袁绍势力的反抗，阻碍曹操的统一。所以他劝告曹操“二袁未破，诸城未下者倾耳而听，今日灭易阳，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无定时也。愿公降易阳以示诸诚，则莫不望风”。曹操采纳了他的意见，不再屠城，于是很快夺得翼州，平定河北大地。此后，徐晃在北征乌桓、南征荆州、西平关中、征讨汉中张鲁战役中都有上佳表现。

　　徐晃最上乘的表现是打败盘踞荆州的关羽，与孙权部将吕蒙南北夹击，彻底拔出了刘备设置在曹操南部的这颗“地雷”。当时关羽率军把曹仁团团围在樊城，破城在即，于禁来救又被水淹七军，前线只剩徐晃一支弱旅，一时“威震华夏”，曹操已经考虑是否迁都。徐晃虽然兵少，却毫不示弱，先佯筑长堑，示以将切断蜀军后路。蜀军惧被围，烧营撤走，徐晃进军，向围城蜀军逼近，距关羽军营仅三丈，然后用箭射飞书给曹仁，坚定曹仁守城决心。此时关羽军主力屯围头，一部屯四冢。徐晃以声东击西战术，扬言欲攻围头，却出其不意突袭四冢。关羽恐四冢有失，自率步骑5000出战，被徐晃击败，当其退走营寨时，徐晃率军穷追不舍，紧随其后冲人营内，一举大破关羽军队。关羽被迫撤军，解除了对樊城的包围。不久，东吴大都督吕蒙偷袭江陵，关羽被俘杀。此战，对于巩固曹操的南部疆土，稳定后方都起了重大作用，因为它不仅挫败了关羽的强大攻势，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孙、刘联盟，使孙刘相斗，曹操稳坐钓鱼台，掌握了战略主动权，使三国争霸，魏国独大的格局基本形成。

　　纵观这些为曹操东征西讨，统一北方，巩固曹魏政权的战将，几乎都是曹操从其他阵营搜罗而来，而且对他们充分信任，并授予职权，使其甘心效命疆场。也正因为曹操爱才惜才，善于罗致人才，才造成“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强大阵容，为实现他“摧灭群逆，克定天下”的政治抱负打下了可靠基础。

　　人才评估的计量方法

　　由于曹操不拘一格选拔任用人才，因此曹操集团的人才队伍是非常繁杂的，粗粗一看，简直就是一个大杂烩，仔细一看，就能发现曹操的人才队伍是来自“五湖四海”。在这个人才集团中，形形色色的人才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一类是曹操的亲人、宗族，这些人构成了曹操集团的核心，是曹操特别是初期最靠得住的心腹，包括夏侯渊、夏侯悖、曹仁、曹休、曹洪。这些人的确也都是非常出色的将领，因此，曹操自始至终都把他们放在重要岗位上，或任要职，或据重地。

　　一类是从其他或者敌对阵营投诚或者招纳过来的，包括从吕布集团招纳过来的张辽、杨奉集团过来的徐晃、袁绍集团投诚的张邰、马超帐下的庞德、刘表集团的文聘、张绣以及他的军师贾诩等等。对于这些人，只要是真心投诚，曹操也是大胆录用，一视同仁，人尽其才。而且这些人才日后的成就和地位并不比曹操宗族集团低。例如张辽最后官至征东将军，受命拥重兵坐镇东南；张邰成为西方主帅；文聘官至讨逆将军，封延寿亭侯，一直镇守江夏；贾诩成为曹操的心腹谋臣，甚至参与曹操的立嫡事宜。

　　另外一类是从行伍间提拔出来的，例如乐进，本为曹操帐下史，后提拔到折冲将军；于禁本为鲍信部从，归曹后提拔至左将军。韩信有言：“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在战争年代，最容易从战斗中发现骁勇武将。对于这类人，曹操也“不使一人漏网”。曹操拔于禁、乐进于行伍之间，实乃揽韩非、商鞅“任贤使能”之术的表现。

　　还有就是曹操通过传统方式征召地方官吏和布衣优秀者。两汉形成定制的征召、荐举、征辟等各种搜罗人才的制度被曹操发挥得淋漓尽致。曹操身居汉相，不仅能在自己的区内征召人才，而且还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在对立诸方征召官吏。例如钟繇、王朗等就都是曹操从汉献帝那“挖”来的人才，至于其他文臣和基层官吏，更是举不胜举。

　　翻开《三国志》就可以发现曹操的人才队伍是最庞大的，然而，这些人才来自“五湖四海”，但却不一定是为了“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例如刘备以人才来投奔，实际上是企图“借鸡下蛋”；关羽被降服，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最后仍是不辞而别。对于手下这些或者有着世家出生、贵族血统，或者出生山林草莽、蛮横傲慢的文臣武将，作为统帅，如何驱使他们；在一个集团中，上级与下级、亲贵与降将、元老与菜鸟之间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隔阂，如何“多快好省”地消除这些矛盾，形成一个团结的集团、一个胜利的集团、一个战无不胜的集团、一个以最小的磨合成本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的集团，这就需要领导人的高超智慧和一套严密的制度。而曹操是依靠什么呢？除了个人的人格魅力，曹操依靠的就是严格的法律制度，依靠的是“刑过不必大夫，赏善不遗匹夫”的法制。

　　在曹操的思想中，儒家和法家思想交融在一起，儒家以“仁”“爱人”为核心，曹操苦心积虑招募各种人才，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和地位，甚至对于讲究“忠义”不愿投降的对手如陈宫在杀死他们后，对他们的家属都给予优厚的待遇，这体现了曹操的“仁”和“爱人”。但处于乱世的曹操，面对险象环生的环境，面对各种不同性格、脾性的文臣武将，他更多的是依靠法家的“法”与“刑”，“赏”与“罚”来维护集团的稳定，保持队伍的整齐划一。

　　用法来约束自己集团的人才，首先表现在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曹操治军是很严的，多次下达和颁布各种命令，要求严明军纪。因为作为一个集团的首领曹操很清楚，一支没有纪律的队伍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为此，他用公平的赏罚来对待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

　　在第二次征讨张绣的时候，正值麦熟季节，为了保护农民的收成，曹操下令：不仅任何人不得践踏农田，任何人的马如果踩了麦田也处以死罪。在这道命令下，曹军所有骑兵全部下马步行，小心翼翼地走。不料命令刚刚得到执行，曹操自己的马受惊，跳到麦田里面，践踏了麦田。

　　曹操马上下马，问军法官自己该当何罪？军法官说，杀头。曹操请军法官执行刑法。下属不敢动手，曹操就要自刎以正军纪，左右臣僚苦苦劝住，以古代“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为理由，帮助曹操开脱。最后曹操以发代首，割一把头发，传遍三军，以示统帅违反法律，同样受罚。

　　在很多人眼中，曹操的这一举动只能说明他虚伪，奸诈，其实不然。在古代，长期存在剃掉头发、鬓毛、胡须的刑罚，这是一种耻辱刑。现代人当然对这样的刑罚不以为然，嗤之以鼻，但汉代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家宣扬的是“身之肌肤，受之父母”，对自己一丝一发的损害，都是对父母养育大恩的亵渎，因此，以发代首其实仍是一种很重的惩罚，统帅这一举动，对下属是具有很强的震撼力的。

　　同样，对于自己的嫡亲，曹操仍然遵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曹操少年时犯法，被县官追加治罪，族弟夏侯渊冒名顶替，替曹操接受了惩罚。曹操起兵后，一直重用这位族弟。在第一次征讨张绣时，张绣投降以后又突然反叛，曹军大败，曹操自己也抱头鼠窜，而刚刚由黄巾军改造成曹操嫡系的青州兵却趁火打劫，抢夺民财。曹操提拔的将领于禁下令诛杀违反军纪的青州兵，青州兵反而跑到曹操那诬告于禁谋反。

　　事后事情弄清，曹操当着众人的面夸奖于禁，马上加封于禁为益寿亭侯，而对为自己受过刑罚的族弟毫不留情，治了他带兵不严之罪。在曹操征讨董卓的时候，被董卓大将徐荣打败，战马受伤不能骑，同样是堂弟曹洪将自己的战马让与曹操，他才得以逃脱一命。后来曹洪家人犯法，曹操仍不加原宥。

　　与“上下贵贱皆守法”，严格执行惩罚制度一样，曹操对于有功的文臣武将的奖励从来毫不吝啬。曹操奖励部下遵循一个原则：论功行赏。同时，曹操深刻懂得“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的道理，在实施过程中，具体的赏罚方式灵活多样，既有物质奖励，更注重精神奖励。

　　对那些与他出生人死而英年早逝的谋臣勇将，曹操不时表示自己的思念之情。谋臣郭嘉奇计迭出，关键时刻帮助曹操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曹操经常在将士面前不惜连篇累牍地追思。征讨张绣，爱将韦典和爱子曹昂相继阵亡，曹操在清水祭祀阵亡的爱将，却不祭祀爱子，使死者享受殊荣，生者感恩，尽思忠心报主。

　　对于在重要战役中取得胜利的大将，曹操的奖励方式也别具一格。张辽以七千兵马战胜孙权十万大军，曹操事后到张辽取胜之地瞻仰良久。徐晃击败关羽，曹操不惜出城七里，亲自摆下盛大的庆功宴，并评论道：“我用兵三十余年，并所闻古代善用兵者，还没有见过如将军般神勇的战例。将军之功，虽孙武子、司马穰苴亦甘拜下风。”给足了大将面子。至于加官进爵，更是不在话下。

　　对于这些重量级的文臣武将，曹操从精神到物质毫不吝啬，对于“小人物”，曹操同样是不愿放过任何一个鼓励机会。曹操一次半夜起来巡视营房，发现某帐中隐隐亮着烛光，挑帘而人，却见手下一文官办公通宵达旦，终因倦意来袭，昏昏睡去。曹操当即感动得流下眼泪，脱下自己的棉袍为他披上，方始轻手轻脚地出去。

　　曹操最出人意料的一次奖励，是在北击乌丸之后，奖励了所有在战前持反对意见的属下。当时那次北征，除了郭嘉，几乎所有的文臣武将都表示反对，最后在郭嘉的说服下，在曹操的坚持下，北征取得胜利。可是曹操班师回营，却给属下们发了个“集体奖”，理由简单而又诚挚，“此仗我虽获胜，实赖天佑，不足自夸”，“诸君此前对我的规劝，乃万安之计，所以仍然应该奖励。犹盼诸君日后仍畅所欲言”。试想一下，在这样的言语和物质鼓励下，还有哪位臣子不愿意披肝沥胆，尽忠效力呢！

　　正是由于曹操不拘一格搜罗人才，任用人才，所以他的集团人才是最多的；同样由于曹操用“壹赏”“壹罚”，“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所以能够使不同途径搜罗来的人尽可能地减少内耗，提高效率，发挥集体的合力作用，这无疑也是曹操用人的诀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