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读书篇（11）

　　十三、圣哲画像记

　　【题解】

　　本文作于咸丰九年初，前一年的7月，曾国藩得以再返军营，重操军务，其行色倥偬可想而知。然而他居然忙里偷闲，潜心治学，写出这篇享有盛名的《圣哲画像记》。

　　在这篇文章中，曾国藩一反传统将学问分为义理、词章、考据三种的观点，不仅将经济之学特别提出列为孔门的政事之科，更将礼学视为四种学问的综合体，认为礼学就是古代的的经世学，亦即历史学，本身是包括义理、词章、考据在内的。鉴于书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终其一生，甚至几代也难以读完，故此曾国藩便慎选古今圣哲三十二人，教儿子纪泽画下他们的画像，合为一卷，藏于自家学馆。他认为：“后人有志读书，读这些人的著作就够了，不必广求博览，而学业相传没有超过这些的了。”他的同乡友人郭嵩焘说：“《圣哲画像记》，并数千年人物于尺幅图像之中，其识量之闳，领悟之深，为自来文人所不可及”。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普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未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资，累世不能竟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欤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馀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有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诚求之，仁远乎哉？国藩记。

　　尧舜禹汤，史巨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著，师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荀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宋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哉！

　　诸葛公当扰攘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予观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明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隤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哜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辩尝而后供一馔，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观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谓修已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惠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夐乎不可几已。故以殿焉。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土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沽酒市脯，暄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倍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徼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锱铢，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阛贸易，瑰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商富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缗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绌；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著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于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排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社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译文】

　　国藩以治学为志向的时间不是很早，中年在朝中做官，私下读了许多前人的著述，稍微涉猎到先代圣贤大儒长者的学业；因为才质愚钝，身体多病，所以一无所成。后来南征北战，学业更加荒废。丧乱还没有平复，我的年纪将要五十岁了。从前我读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发现他所列的书目繁杂众多，作者的姓名多到数不清；有的像日月一样的光明，有的却湮没无闻。及至做了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年两个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以看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收录书籍之多，远远超过前代的收藏；而且仅存书目的书籍几十万卷，还不在其中。天啊！怎么会这么多呀！即使有生而知之的资质，连续几代也不能读完那些书，何况资质低下的人呢？由此可知书籍之多，作者之众，像江海一样，不是一个人的肚子所能喝得完的。最要紧的在于慎加选择。我既然自知能力不够，就选择了古今圣哲三十余人，教儿子纪泽画下他们的遗像，合为一卷，藏于自家学馆。后人有志读书，读这些人的著作就够了，不必广求博览，而学业相传没有超过这些的了。从前在汉代，像武梁祠、鲁灵光殿，都图画伟人的事迹，而且《列女传》也有图像。后人受到感染，情趣激发，学业大兴，形成很长的历史。熟悉了圣哲们的仪容，进而探求他们的精神，会通他们的微旨，契合他们的灵魂，只要诚心攻读，仁道岂能很远？国藩记。

　　尧、舜、禹、汤，都没有著作，只有史官记载他们的言论而已。及至文王被囚禁，才撰写文章，演绎《周易》。周公、孔子，相继兴起，六经彰明，师道也就完备了。秦、汉以来，孟子大抵与庄子、荀子并称。到了唐代，韩愈独尊孟子。而宋代的贤哲，更认为可把孟子升高至仅次于孔子的地位，尊崇他的书，同《论语》相提并论。以后论学的人，没人能改变这种看法。所以我把他置于周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后面。

　　左丘明作传解释《春秋》，多记述东西二周的典章礼制；又好援引离奇怪诞的事情，辞采华丽，超出了本来事实。太史公称庄子的著作都是寓言，我看他自己所写的《史记》，寓言也占六七成。班固在才识与抱负方面，比司马迁相差很远；但是对于治世的典章，六经的主旨，文字的源流，无形与有形的情状，叙述得非常清晰详尽。这岂是那些才识短浅，在先生面前互争得失，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所能比的？

　　诸葛亮生于乱世，服膺儒术，立身行事能从容合道。陆敬舆事奉多疑的君主，驾御难以驯顺的将官；他用光明照亮君主的心胸，用诚恳统领将官。譬如驾劣马登陡坡，虽有险阻，却仍能纵横驰骋，这是何等的神奇！范仲淹、司马光，遭遇的时代稍为好些，然而在坚贞卓绝真诚信实方面，各有独特的造诣；他们坚守正道，带动社会蔚然成风，气度也算是很远大的了！从前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伊尹、吕尚只能同他旗鼓相当，至于管仲、晏婴之辈，几乎不能同他相比了。而刘歆则认为董子所受师友的熏陶，简直比子游、子夏都要逊色。以我看管仲、晏婴、子游、子夏这四位贤者，虽然比不上伊尹和吕尚，必定比董仲舒强。只可惜我不能如刘向父子一样来论定他们的优劣而已。

　　自从朱子表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以为他们的学说是上承孔、孟的道统，后代的君、相、师、儒，忠诚地守卫他们的学说，没有人能够改变。乾隆年间，大儒辈出，训释经籍，考辨详博，超过了前贤，别立标帜，号称“汉学”。这派人排斥宋代周、程、张、朱五子的理学，认为他们不应该独享尊崇。而笃信五子学说的人，也摒弃汉学，认为汉学支离破碎，有害于道，争辩个没完没了。我看五子立说，大的地方，多和孔子之道相合，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而汉学一派，虽训释经书，稍有不妥，应该拿近代对经书的解说加以辅助，又怎么可以排斥众说而自限呢？这两派人，也同样可笑。

　　西汉的文章，像扬雄、司马相如的雄伟，本为天地间的强劲之气，获得了阳刚之美的，这是天地间的义气。像刘向、匡衡的渊深美好，这是天地间的温厚之气，获得了阴柔之美的，这是天地间的仁气。东汉以后，在博雅方面，并不比古时逊色，但是风骨稍为衰弱了。等到韩愈、柳宗元相继而起，把扬雄、司马相如的雄奇万变，完全用在记述小事物的短篇之中，堪称不同凡响！欧阳修、曾巩，皆取法韩愈，但是文章的体质，和匡衡、刘向相近。由此看来，文章的变化，没有人能研究透彻。总而言之，不会超出阳刚与阴柔这两个途径，即使再经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

　　我抄录古今诗，从魏晋到国朝，共选了十九家。一般说来，诗的途径是很广泛的，各人的嗜好趋向，要看他的性情接近于那方面而定。譬如百味佳肴，摆在桌上，只要选取适合自己口味儿的，吃饱而已。如果一定要穷尽天下的佳肴，遍尝以后才能供给一餐的需要，那是大惑；一定要强勉天下人的口舌，都来效法我的嗜好，那是大愚。庄子曾经说过：“大惑的人终生不能颖悟，大愚的人终生不会聪明。”我在这十九家中，又笃守其中的四家：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苏轼、黄庭坚，喜好他们的人有十分之七八，不喜欢他们的人也将近十分之二三。我怕遭受庄子终生不悟、不聪明的讥讽，所以就选取这些人的作品，终生学习。

　　司马迁网罗了以前的传闻，贯通了三古而作成的《史记》中的八《书》，却颇嫌简略。班固《汉书》中的十《志》，比较详备了，然而只写一代，不能会通历史。要想遍览治世大法，必须从杜佑的《通典》开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杜佑的《通典》不相上下，郑樵的《通志》，则比不上它。近百年来，学者讲求形声训诂的学问，专门研究说文解字，大多数的人都推崇许慎、郑玄，很少人谈及杜佑、马端临。我以为许慎、郑玄考证先王制作的本源，杜佑、马端临辨析后代因革的大要，就实事求是而言，二者殊途同归。

　　先王的大道，所谓修养自己、治理人民，织构万类的归宿是什么呢？也不过是礼而已。秦朝焚灭书籍，汉代学者们所搜求的，郑康成所以能够超越常人，都是因为礼。杜君卿的通典，谈论礼的地方有十分之六，他的见识已超过八代了。宋代张载、朱熹所讨论的，马贵与、王伯厚所纂辑的，无不谨慎地把礼作为对象。我们清朝的学者，以顾炎武为大师，国史《儒林传》，赫然列为第一。我读他的书，谈到礼俗教化的地方，就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的气概，是何等的雄壮！后来张蒿庵作《中庸论》，以及江慎修、戴东原等人，特别把礼视为优先的事情。而秦尚书蕙田，因而纂修《五礼通考》，凡是天下古今人神间所有的事情，都用礼来贯综它，可以说是规模宏大，思虑精严了。我画国朝先贤的遗像，首先是顾先生，其次是秦文恭公，岂能没有深意？桐城的姚鼐、高邮的王念孙，他们的学术都不纯于礼。可是姚先生的文章持论闳博通达，国藩能够粗略地懂得文章，是由姚先生启发的。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高深的造诣，是不可企及的，所以把他们放在后面压阵。

　　姚姬传先生说学术的途径有三方面：就是义理、词章、考据。戴东原先生也是这样说。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的圣德，左丘明、庄周、司马迁、班固的才华，的确不能局限在某一个方面对他们进行讨论。至于像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在孔门中是以德行而兼政事的。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在孔门中是德行科，都是属于义理方面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在孔门中是言语科的，就是所说的词章方面的。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氏父子，在孔门中是文学科的，顾、秦跟杜、马较为接近，姚、王跟许、郑较为接近，都是属于考据方面的。这三十二位圣哲，效法其中的一人，诵读他们的一部书，终生使用起来，都不会有穷尽的时候。假如又有人嫌这些人简陋，想要另外有所增益，这就好比掘井掘到九仞深，还没有见到泉水，就认为一个井太狭窄，而必须广泛地挖掘数十甚或一百个井，身体衰老了，力气疲怠了，却始终没有看见泉水的一天，这怎么会是恰当的呢？

　　自从佛教徒讲因果祸福的道理以后，行善应得报偿的说法，深植于人们的心中，坚固而不能破除。士子刚开始读书，就期望能考取功名，获得高官厚禄的报偿。有的人稍微读了些古书，窥探了古人浩如烟海的著作，就想得到远近的赞誉，后世的美名，以作为报偿。有的人编一本书还未完成，就希望得到一二个有影响力的人，将他宣扬给每一个人，以补偿自己的辛劳。早晨耕种，晚上就想收获；用了一分力量，就希望得到十分的报偿。譬如买酒买肉，吵吵闹闹地讲价钱，可是卖酒肉的人又从中取得两倍的利润。利禄达不到的时候，就希望在死后能得到不可知的美名。甚至有的人说孔子在世的时候，得不到官位，死后所获得祭飨的报偿，比尧舜还要隆盛。一般郁郁不得志的人，就拿来作为证明和安慰，这是多么鄙陋啊！现在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买卖，在财利上斤斤计较。有人欠了一百个钱，就怨恨到他的子孙。假如买卖做到整个都市，珍贵的货物堆积如山，交易量动辄超过千金，那么一百个钱的有无，有时就无暇去计较了。至若富商大贾，操持百万黄金，公私流转繁衍，那么数十或一百缗的费用，有时就无暇计较了。同样是人，所操持的财货大了，尚且有无暇计较小数目的时候，何况上天所操持的特别大，而对于世人丝毫的善行，浅薄的学问，却要一一设法报偿，不是太劳苦了吗？商人的货殖相同，经营的时间也相同，但是有的赚钱，有的亏本；应对策问的人所答的题目相同，但是有的中式，有的不中式；为学著书的功力深浅相同，但是有的留传后世，有的未能留传，有的人出名，有的人不出名，这也都有命数在，不是可以勉强做得到的。古时的君子，大概没有一天不忧虑，没有一天不快乐的。道术不能通晓，自己不免还是个鄙野的人，或者有顷刻的懈怠，这都是值得忧虑的事；自处平易，以等待天命，下学人事，上达天理，仰不愧于天，俯不惭于人，这都是值得快乐的事。从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以下，直至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无不是终生在忧虑，终生在快乐。他们本来没有什么祈求，又要什么报偿呢？自己力求隐藏，又要什么名声呢？只有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个人，伤痛生不逢时，怨恨的情绪，表现在书本上，这和圣贤自得其乐的生活意趣，稍微有些违背和不同。但那是他们在痛惜自己非凡的才学，绝不是那些无真才实学又想尽快获得俗名的人所能比的。如果急于想获得名声，那就和三十二位圣哲相差太远了。将要到河北、山西一带去，却把车辕朝向南方，这在路径上不是差得太远了吗？

　　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子，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与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与王引之。这三十二位圣哲，陈设祭礼，焚香奉祀。好像在我们上面，监临我们；又好像在我们身旁，供我们请教。

　　十四、王船山遗书序

　　【题解】

　　这篇文章是曾国藩于同治五年（1866年）为《王船山遗书》所写的序文。

　　王夫之，字而农，因晚年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一生著述甚丰，其中以《读通鉴论》、《宋论》为他的代表作。

　　王船山及其著作进入曾国藩的视野，也许始于唐鉴先生的影响，因为曾国藩初入翰林院，曾师事唐鉴，唐鉴十分服膺王夫之的学识，在他的《国朝学识小案》中专设《船山学案》，而《国朝学识小案》一书经由曾国藩校对与刻印，并写下《书学识小案后》一文。其后也许与湘军核心人物之一郭嵩焘有关，郭氏早在元丰初年就开始认真研读王船山的著作。而曾国藩与郭嵩焘交往密切，他之所以能够奉旨帮办湖南团练，有赖于郭氏的力劝，由此走上创办湘军，平定叛乱之路，最终成就平灭太平军的赫赫事功。

　　当然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急迫的现实需求。从曾国藩的日记中可知，曾国藩研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始于同治元年十月，这时正值同太平军的战争趋向高潮之际，从地理位置上，与王船山所论三国时刘备、诸葛亮、鲁肃等都是处于长江东南沿线，曾国藩正是借助王船山精辟的史论，来映照眼下的现实，以寻求恰切对策。及至同治三年七月攻克太平军总部金陵后，于次年五月又很快转赴山东剿灭捻军的战场，曾国藩除了继续研读《通鉴论》外，又进一步研读《宋论》，从王船山对历代农民战争中的游击战术的总结中，学习应对捻军之策。

　　不过曾国藩绝非一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内圣外王宏大抱负的曾国藩，从更高更深的层次读懂了王船山的价值，诚如他文中所说：从孔子到孟子都是“仁礼并称，这是因为圣王所用来平息天下为私欲而肆意进行的争斗，从内在而言没有比讲求仁爱更重要的，从外在而言没有比实行礼制更急迫的了。”而王船山恰是在深深隐遁的日子里，于“荒山之中，破床之上，常年努力不懈，以研求所谓哺育万物的仁心与经邦济世的礼仪。”

　　此外还有一点原因，那便是曾国藩亲手打造的湘军，无疑有着极强的地域性，王船山作为湘籍前贤，很容易进入湖南人的视野，从唐鉴、郭嵩焘到曾国藩都是湖南人，于是，王船山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面旗帜在湘军中被高高扬起。而其间最有力最切实的工作，便是《王船山遗书》的刊刻，这不能不归功于曾国藩与九弟曾国荃以及刘毓松父子的巨大付出。曾氏兄弟在湘军幕府中专设编书局，聘请家学渊源的刘氏父子主持，其间曾国藩本人则于百忙之中做了大量的校阅、订正的工作，并写下了这篇序文。

　　王船山先生遗书，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者，《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馀事。军中鲜暇，不克细紬全编，乃为序曰：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

　　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以崇祯十五年举于乡。目睹是时朝政，刻核无亲，而士大夫又驰鹜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伐仇，颓俗日蔽。故其书中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为行人司。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

　　圣清大定，访求隐逸。鸿博之士，次第登进。虽顾亭林、李二曲辈之艰贞，征聘尚不绝于庐。独先生深閟固藏，邈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谤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遁，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南汇张文虎啸山、仪征刘毓嵩伯山等，分任校雠。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后之学者，有能秉心敬恕，综贯本末，将亦不释乎此也。

　　【译文】

　　王船山先生的遗书，于同治四年十月刻印完毕，共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的部分是：《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各种经籍、轶闻、注疏的考异十四卷，共订正错误、遗漏的地方一百七十多处。军中很少闲暇时间，不能细加总理全编，特作如下这篇序文：

　　从前，孔子用美好的语言阐发仁的内涵，用通用的语言执守礼制。孟子同样仁礼并称，这是因为圣王所用来平息天下为私欲而肆意进行的争斗，从内在而言没有比讲求仁爱更重要的，从外在而言没有比实行礼制更急迫的了。自孔孟在世的时候，老子和庄子就已经鄙弃礼教。杨朱的“为我”和墨子的“兼爱”尽管涵义不同，但共同之处都在于毁弃仁爱。其后各种观点纷然涌现，著书立说，竞相传播，最终落得个被一把火烧掉的下场，从此精微深刻的论述中途断绝，人间的纲纪也就乱了。汉代的儒者搜集遗留下来的经籍，小戴戴圣作了《礼记》，保存了礼的十分之一的篇目。又经历一千多年，宋代的儒者远承已经很不景气的余脉，陕西横渠的张载作了《正蒙》，来讨论实行仁的途径。船山先生为《正蒙》作了几万字的注，为《礼记》作了几十万字的注，将隐含在民间同源而异彩的各种风物风情，同显明的纲常礼法联系起来，以期将祸乱消泯在未形成之时。其对于古人明体达用、扎实进步的主张，往往十分接近。

　　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于崇祯十五年乡试中举。目睹当时的朝政，考核苛刻而没有亲情，而士大夫又以讥议朝政而邀名，东林、复社之辈，各自结党而互相攻伐，此种衰颓的习俗日益遮蔽了朝野。故此，先生在书中贬斥以申韩为代表的法家的主张，嫉恨朋党的恶劣风气，抨击之词往往长篇大论，却又忍不住再三叹息，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下去。曾入桂王府任行人司的官员。知道抗清事业最终不会成功，便隐匿于永、郴、衡、邵一带，最后于湘西的石船山辞别人世。

　　圣明的清朝大局稳定以后，便四处访求隐逸的人才。学问渊博的人士，依次被荐举选拔上来。尽管像顾亭林、李二曲等人那样的坚贞不仕，但朝廷的征聘还是络绎不绝地来到他们的住所。惟独先生深深隐藏自己的行止，令朝廷找不到他的踪影。平生无情地揭露党人所竞相标谤的恶习：说自己不想通过隐逸而博取文名，还要反过来予以嘲笑。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他才长期隐遁，致使他名字在世上寂寂无闻，他的学说也终身不显于世。荒山之中，破床之上，常年努力不懈，以研求所谓哺育万物的仁心与经邦济世的礼仪。所研究的范围，穷尽了世间万事万物，却于千变万化之中最终寻求到它们的本原；而对于这种研究心得，即便历百世都不为人知，自己也不感到遗憾。先生谢世以后，巨儒更迭兴起，有的攻击良知可通过捷径获取的学说，有的论辨河图、洛书等关于易的各种图形的确凿，有的详细考证名物，研求文字音韵，订正关于《诗集传》的注解文字，有的修补有关“三礼”中现时所用的仪礼，都号称卓绝。然而这些，先生都早在他们的前头就已经涉猎，与后贤们的研究十分契合。尽管他的著述特别繁多，难免精纯与驳杂纠结在一起，但是却完全称得上是广求学问而恪守礼法、独立不羁却承担道义的君子。

　　道光十九年，先生的后世子孙王世全开始刊刻先生文集一百五十卷。实际刊刻事宜是由湖南新化的邓显鹤（湘皋）先生主持，并得到湘潭欧阳兆熊晓晴先生的赞成。咸丰四年，贼寇侵犯湘潭，印版毁于战火。同治初年，我九弟曾国荃又谋划重新刊刻，又增加了一百七十二卷，刊刻过程仍请欧阳兆熊先生监管。南汇的张文虎（啸山）、仪征的刘毓嵩（伯山）等诸位先生，分别负责校勘。在安庆开始筹备，最终在金陵完成。先生书籍，因而大抵具备。后世的学者，如果有谁怀着一颗恭敬的心，想要理清王学体系的根本与全貌，也将离不开这一文集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