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读书篇（10）

　　十一、书学案小识后

　　【题解】

　　这篇文章写于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是曾国藩为唐鉴先生的《国朝学案》（《国朝学案小识》或《学案小识》）校对付刻后所写。

　　唐鉴（1778-1861）字镜海，号翕泽，湖南善化人。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被誉为“理学大师”，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曾国藩则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慕名投拜这位湖南老乡前辈，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只一席谈话，就令曾国藩耳目一新，茅塞顿开，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可以说，曾国藩师事唐鉴，对他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曾国藩从人的属性入手，理出古代圣人详知万物的途径和方法，都是依据具体事物而穷究它的道理（即物穷理），并非由朱子一家首先作出的解读。进而指陈治学上的各种偏颇与流弊，在此基础上，阐明唐先生《国朝学案》一书的要旨与特色。

　　唐先生撰辑《国朝学案），命国藩校字付梓。既毕役，乃谨书其后，曰：

　　天生斯民，予以健顺五常之性，岂以自淑而已，将使育民淑世而弥缝天地之缺憾。其于天下之物，无所不当究。二仪之奠，日月星辰之纪，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状，草木鸟兽之成若，洒扫应对进退之琐，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万物皆备于我。\"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絜之。以舜之睿哲，犹且好问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则夜以继日。孔子，圣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颜渊、孟子之贤，亦曰“博文”，曰“集义”。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

　　自陆象山氏以本心为训，而明之余姚王氏乃颇遥承其绪。其说主于良知，谓吾心自有天，则不当支离而求诸事物。夫天则诚是也。目巧所至，不继之以规矩准绳，遂可据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颜、孟之知如彼，而犹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义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质，而重物欲之累，而谓念念不过乎则，其能无少诬耶？自是以后，沿其流者百辈。间有豪杰之士思有以救其偏，变一说则生一蔽。高景逸、顾泾阳氏之学，以静坐为主，所重仍在知觉。此变而蔽者也。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别有颜习斋、李恕谷氏之学，忍嗜欲，苦筋骨，力勤于见迹，等于许行之并耕，病宋贤为无用。又一蔽也。矫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矣；由后之二蔽，矫王氏而过于正，是因噎废食之类矣。

　　我朝崇儒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诐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巨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唐先生于是辑为此编，大率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三者交修。采择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撤，与变王氏而邻于前三者之蔽，则皆厘而剔之。岂好辩哉？去古日远，百家务以其意自鸣。是丹非素，无术相胜。虽其尤近理者，亦不能展人人之心而无异辞。道不同不相为谋，则变已矣。若其有嗜于此而取途焉，则且多其识，去其矜，无以闻道自标，无以方隅自圆。不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则君子者已。是唐先生与人为善之志也。

　　【译文】

　　唐镜海先生编撰《国朝学案），命国藩校对文字并交付刊印。工作完成以后，特写下如下的文字：

　　天地生人，赐给他们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强健、合理而常久不变的属性，岂止是用来自我完善，将用来化育百姓完善世界从而弥补天地之间的缺憾。他们对于天下所有的事物，都要弄个明白。天与地的奠基，日月星辰的运行，百姓的生成，鬼神的情状，草木鸟兽的各具其形，洒扫应对进退的琐细事务，都是我们的属性范围内的内容。所以说：“世上的一切都为我而存在。”所谓人，是天地的中心。所谓圣人，他的智慧足以详知万物，他的才能无不合乎实际的需要，却不敢一味地放纵、满足自己的欲求，一定会依据轻重长短而自我约束。以舜的圣明，尚且喜欢咨询考察；像周公那样的圣人，遇有想不通的问题，便夜以继日地思索。至于孔子，在圣人中可以说抵达了鼎盛，却还是遇事喜好勉力仿效古人。像颜渊、孟子那样的贤明，也讲究通晓古代文献和行事合乎道义。这是因为，要完备自我属性这一个根由，就应当明了万种事物的不同之处；要熟悉万种事物的不同之处，最好的方式，就是依据具体事物而穷究它的道理。所谓依据具体事物而穷究它的道理，本是古代贤圣所共同使用的方法，并非由朱子一家首先作出的解读。

　　自从陆象山开创心学一派，明代余姚的王阳明继承他的学说。他们的学说以良知为本体，认为我的心中自有天理，而不应当支离破碎地到具体事物中去寻找。而天理的本性在于诚，即事物的本来面目。眼睛凑巧看到什么，如果不随后用规矩准则加以衡量，就能够做为依据吗？况且像舜、周公、孔子、颜、孟那样博学，却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勉力仿效古人，博通文献、契合道义，这样的圣哲都勤奋如此，何况仅凭中等的资质，而看重物质欲望，饱受它的牵累，口中还念念有词地说不违背准则，这难道不是有一点自欺欺人吗？自此以后，沿袭这一派学说的代代有人。其间也有豪杰之士想要补救他们的偏颇，但是变化一种学说却反生出一种遮蔽。高景逸、顾泾阳的学说，以静坐玄思为主，所看重的仍在知觉，就是变化而反生遮蔽的例证。

　　近世乾隆嘉庆年间，各派儒者都力求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辈钻研文字考据，依据汉代河间献王刘德实事求是的宗旨，鄙视宋贤，认为他们所倡导的“即物穷理”流于空疏。难道所谓的事，不是物吗？是，不是理吗？实事求是，难道不就是朱子所宣称的即物穷理吗？将自设的名目看得很高，用以诋毁与日月同辉的宋贤，也是因变化而反生遮蔽的一类。另有颜习斋、李恕谷的学说，强忍嗜欲，苦练筋骨，勤于用力而见诸行动，等同于战国农学家许行在推行主张的同时还实践耕作，认为宋贤的即物穷理错在无用。这又是一种遮蔽。矫正王氏学说却不堵塞它的源泉，属于五十步笑百步一类；由于后二种遮蔽，矫正王氏而超过应有的限度，属于因噎废食的一类。

　　我朝尊崇儒学一道，正学兴盛起来。平湖的陆陇其，桐乡的张履祥辟除邪说而返归经典，意志坚定而不可摇撼。陆桴亭、顾亭林一派，博大精微，体用兼备。其他名儒盛学，连绵不绝。二百年来，大家小家，醇正谬误，各有不同。唐先生因而辑成此书，大抵主张要庄敬，但不可过于注重静坐玄思，穷究物理而不流于琐碎，努力践行而不走向狭隘。三个方面相互交融，都得到很好的体现。所采用选择的名言，也大抵遵从这样的做法。对于固守王学旧辙、以及改变王氏学说却反而陷于上述三方面的失误，则都细加清理与剔除。岂是喜好辩争？因为现在距离古代一天天遥远，各家务求张扬自己的学说。肯定红色否定白色，相互间没有办法取胜。尽管有的比较接近真理，也不能说到每个人的心里而意见一致。志趣不同不能在一起谋划，只好各异其趣。如果在这方面极有兴趣而择取了一条途径，那么便赞誉他的见识，去除他的骄矜，不因自己得道而自我标榜，不以门户之见而自我圆通。不求皮毛之见，而求真正有所收获，这才是君子所为。这正是唐先生与人为善的意愿。

　　十二、祭韩公祠文

　　【题解】

　　这篇文章，写于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这年的二月，曾国藩升任礼部右侍郎，上任之始即前往参拜韩公祠。此前曾氏所在的翰林院詹事府，也有先生的祠堂，而且两处都称其为“土地祠”。这应当是明清时期所特有的现象，韩愈虽未曾任翰林官，但他的文章在明初受帝王和翰林院推崇，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地位在此时奠定，而且韩文有当時文坛所重视的“清庙明堂气”，故而于明代作为土地神祠祀于翰林院中，这种风习延续至清代。受翰林院祠祀韩愈的影响，清代中期以后，民间亦将韩愈作为土地神崇拜。

　　曾国藩在为学及立身行事上十分推崇韩愈，称其为“千古大儒”。同时对韩愈的诗文中的倔强之气与雄奇之风也由衷赞佩，揄扬不已。但是对将韩愈作为土地神持不同看法，认为很不庄重，为此他在本文中作了比较详尽的考证；另外对将孔子木制雕像陪置一旁，也感到很不合适。故此他写作此文，记叙此事，并特作一首诗歌，理顺道统的脉络，肯定韩愈于中唐以后复兴儒道，排斥佛老，维护儒家正统地位的历史功绩，同北宋以来尤其是南宋朱熹贬抑韩愈思想成就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维年月日，具官某，谨以清酒庶羞，致祭于先儒昌黎韩子之神：维先生之明德，宜祀百世。文人学子，皆所喻愿。而礼典所载，独配享先师孔子西庑，他无特祀。国藩前官翰林院詹事府，皆有先生祠堂。今承乏礼部，亦祀先生于官署之西北隅，而皆称曰“土地祠”。国藩履任之日，敬谨展谒。乃神象之旁，有先师孔子之木主，俨然在焉。窃以土地之称，非经非训。古者，惟天子得祭天地，诸侯则社以祭土，大夫以下，成群立社。多者二千五百家，或百家以上；小者二十五家。盖土爰稼穡，民生所赖。凡食毛践土者，皆得祭以报功。义固然也。自唐以下，有城隍之祀。世传张说所为祭文及李阳冰碑记，旧已。今天下由京都以至行省郡县，皆立庙以妥城隍。原《易》有“城复于隍”之占，礼有“八蜡水庸”之祭。高垒深池以捍民患。推社之义而为之立祀，理亦宜之。独土地之祀，不可究其从始。国藩所居之乡，或家立一神，或村置一庙，大抵与古之里社相类。而京师官署，尤多有土地祠，往往取先代有名德者祀之。先生之生，未尝莅官礼部。今殁已千年，所谓神在天上，如水之在地中，无所不际。而谓仅妥侑于一署之内、丈室之中，如古所称社公云者，亦以黩慢甚矣。若先师孔子，则先生所诵法终身者也。先生尝羡颜氏得圣人以为依归，若深自叹恨不得与于弟子之列；而无知者乃位孔子于尊容之旁。先生而果陟降在兹，其必蹙然不安也。国藩瞻礼之馀，询诸胥吏，举不辨其由来。旧例，春秋以萧芗奉祀先生。国藩亦且循沿习之常，以致吾钦向之私。惟于孔子之位，措置失宜，则不敢须臾蹈故，惧干大戾。谨奉木主，爇香焚之。既敬告所以，因为之诗歌，使工歌以入声，冀先生之神安休于此。不腆之诚，庶为歆鉴。诗曰：

　　皇颉造文，万物咸秩。尼山纂经，悬于星日。衰周遭溺，踵以秦灰。继世文士，莫究根荄。炎刘之兴，炳有扬马。沿魏及隋，无与绍者。天不丧文，蔚起巨唐。诞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经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惬，通于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纪。民到于今，恭循成轨。予末小子，少知服膺。朗诵遗集，尊灵式凭。滥厕秩宗，载瞻祠宇。师保如临，进退维伛。位之不当，宣圣在旁。大祀跻僖，前哲所匡。我来戾止，神其安怙。敬奠椒浆，式告来叶。

　　【译文】

　　某年某月某日，带上随从的官员，以清酒和各种美味，祭祀先儒韩愈韩昌黎的神位：先生道德昌明，应享百世祭祀。这对于所有的文人学子，都是十分明了而且乐意做的事情。而根据礼典上的记载，只配享于先师孔子的西廊，此外再没有专门的祭祀。国藩以前所在的翰林院詹事府，都有先生的祠堂。今天所充数的礼部，也在官署的西北角设有灵位，而且都称其为“土地祠”。国藩上任那天，十分恭敬地前往参观祭拜。在神象的一旁，有先师孔子的木制雕像，如同真人在那里一样。私下以为关于“土地词”的称谓，很不庄重。古时候，惟有天子才可以祭祀天地，诸侯则只能祭祀土神，而大夫以下，更是要许多人合在一起祭祀土神。多的要二千五百家，或者百家以上；小的二十五家。因为土壤可以种植收获百谷，从而成为百姓生存的依赖。凡是依靠土地得以吃食居住的人，都要祭祀土神来报答它的恩德。从道义上讲本应如此。自唐代以下，就有对城隍的祭祀。世传是张说所作的祭文、李阳冰所作的碑记，这早已成为旧闻了。而今天下从京都以至各省及郡县，都立庙以安置城隍。早在《易》中就有关于城墙崩塌重新填平护城壕的占算，《礼记》也有“八蜡”（关于农业的神祗）中的“水庸”（城隍）的祭祀。高垒墙深挖池用以防御百姓作乱，推究社即土地神的含义而为它设立祭祀，是理当如此的。惟独土地的祭祀，没法弄清是从啥时候开始的。国藩的家乡，或每家设立一神，或每村设置一庙，大抵与古时的里社相类。而在京师的官署，尤其多有土地祠，往往选取先代有以德闻名的人予以祭祀。先生生时，未曾到礼部任职。至今已故去千年之久，所谓神在天上，如同水在地上，无处不能相遇。而认为将其仅仅安置在一个署衙之内、斗室之中，像古时所称为社公等等，也是过分地轻慢与不敬了。像先师孔子，则是先生终身所称诵效法的。先生曾羡慕颜回得遇圣人从而使自己有了依归，如他曾深自叹恨自己未能进入孔子弟子的行列，而那些无知的人却将孔子置于先生的尊容一旁。先生果真升降在此，想来一定会皱起眉头心里感到不安。国藩瞻礼完毕，就此事向办事人员进行咨询，全都说不清它的由来。但年年都用香草祭祀先生。国藩也遵循相沿成习的旧例，以表达我对先生钦敬的心意。惟独对于孔子的神位，不知该放置哪里，却不敢有一刻蹈袭故例，害怕触犯大的罪过。谨慎地供奉先生的神位，燃上香火。敬告原由以后，特作一首诗歌，让艺人谱曲歌唱，希望先生的魂灵安栖在这里。尽管祭品不够丰厚，但却出于至诚，希望先生明察。诗曰：

　　仓颉造字开新纪，万物昭然成秩序。孔子超凡编经典，高悬天空如星日。东周衰弱遭崩坏，秦火惨经化为灰。继世学人寻觅苦，难究根脉恨无涯。汉刘盛起兴文运，炳烈扬雄与司马。经魏沿习隋又至，学人全体逊光华。上天不欲文沦丧，蔚起勃兴出盛唐。降下先生承孔孟，星辰日月掩辉光。只依经典终生效，惟尊孔门力钻研。务求一字合经旨，一点灵犀通上天。上起八朝衰败势，下垂千纪后人瞻。万民今日皆潜化，恭谨遵循轨不偏。我本藐然一小子，心中少有服膺人。一经朗诵遗文后，若有神明摄我魂。礼部充官为侥幸，得瞻祠宇拜尊神。先师终日如临视，进退虔恭屈我身。祀位总嫌不适当，愧教孔圣侍一旁。高格祭祀登荣宠，应有前哲为正匡。过错终结由我始，尊神垂佑慰心怀。香椒美酒时时祭，惟愿成规范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