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徐志摩：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1)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和林徽因陪伴左右，坊间称他们为“松竹梅”岁寒三友，一时间，风光无限。泰戈尔曾经写过一首小诗给林徽因：

　　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

　　这是首象征诗，寓意很明显：徐志摩和林徽因，一个是蔚蓝的天空，一个是碧绿的大地，虽然老诗人泰戈尔有意撮合，但他作为微风，也只能是一声叹息。徐志摩和林徽因，注定有缘无分。他们也许相爱过，灵魂深处的契合，但他们一个是飞鸟，一个是鱼，一个是天使，一个是海豚，中间隔着一整个凄美的无奈，他们相差着天与地。有生之年，他们似乎像旋转木马，不停地跑着，追逐着，但却总有一个缩短不了的距离。

　　徐志摩对林徽因来说，更像是一个奇迹。她这样写他：

　　谁也得承认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世间便不轻易有几个的，无论在中国或是外国……志摩认真的诗情，绝不含有丝毫矫伪，他那种痴，那种孩子似的天真能令人惊讶……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他只是比我们近情，近理，比我们热诚，比我们天真，比我们对万物都更有信仰，对神，对人，对灵，对自然，对艺术！

　　在情感方式上，林徽因和徐志摩很像。但林徽因显然做不到徐志摩的“彻底”——彻底地爱，彻底地追求，不顾一切，哪怕飞蛾扑火，烟花散尽，玉石俱焚。徐死后，林徽因鉴于志摩日记一事给胡适写信，大胆剖白：“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庭……”一句“对得起”，二水分流，区别开了林徽因和徐志摩，也彰显了林徽因对待感情时的纠结与怯懦，浪漫撞到了现实，就要粉身碎骨，怎能不退让？林徽因不能接受徐志摩离婚，因为她绝不允许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另外一个无辜女人的痛苦上，她忘不了张幼仪的眼神：凄孤又透彻。

　　徐志摩为了自己的爱、美、自由之理想，可以“对不起”任何人，又或许在他眼里，这也算不上对不起，抛弃怀孕的张幼仪，追求有婚约的林徽因，娶了离婚的陆小曼，这些突破常理的事情，换一个人，可能就显得污秽，但放在徐志摩身上，即便古怪，大家还是会这样感叹：“那是志摩，你又有什么法子！”徐志摩太真，对人生，对感情，同时他又和蔼、优容，所以竟有了这样的奇景，他和陆小曼结婚时，小曼的前夫王受庆（王赓）居然也在现场“观摩”，他同张幼仪离婚，张却无怨无悔，认真照顾他家中的父母，并且多少年对他痴心不改，晚年还帮他出全集。这种匪夷所思的融洽，奇异地倾注在徐志摩身上。没有一个人恨他，即便他做错了事，错里也有对，大家仍爱他如初。这是徐志摩的神奇之处。

　　林徽因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她也飘逸，也天真，但她到底下了凡尘，有了牵绊，是世俗的女神。徐志摩是彻底的，要么天上，要么地下，他死也死在空中，但林徽因不。林徽因是处于中间状态的，她在天真的飘逸与世俗的安稳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她是躲进客厅成一统，营造出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天地。但和徐志摩的自然世界比，这天地又小了。

　　林徽因没有选择跟徐志摩在一起。因为她知道，他是一个奇迹。是奇迹，都不能长久。选择和奇迹相伴，那得需要怎样一种勇气，他们又能拿什么去抵抗繁扰的世俗事、细碎的流年？康桥的记忆，纷乱又美丽，与其延续下去，得一个破碎的结局，不如藏在宝箱，沉诸心海，永久纪念，也算是对品性的磨炼。也许林徽因做对了。但在感情世界里，她是不够勇敢的。注意，我们说的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对与错，而是勇敢——心的勇敢。

　　1937年11月9日，林徽因给好朋友沈从文写了一封信，回忆父亲以及和父亲一起的伦敦生活：

　　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不断的雨……（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事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与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聪明的人走来同我玩。

　　徐志摩轻轻地走进来，点燃了她感情的火。伦敦、细雨、呢喃，那几乎是每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期盼的梦幻恋爱，更何况，徐志摩又是那样一个人，一个奇人——彻头彻尾不按常理出牌，天真，浪漫，不顾一切，只为着自己的心。林徽因一直忘不了徐志摩，不是因为别的，恰恰是因为徐志摩做了许多她内心想做却又做不到的事。徐志摩是浪漫的，彻头彻尾。浪漫主义绝不是花前月下，也绝非现在看场电影、送九十九朵玫瑰花，浪漫主义是一种反叛，对现实世俗的反叛。徐志摩便是这样一位反叛者。不光是林徽因，许多人对徐志摩都无抵抗力。张幼仪、陆小曼、凌叔华以及许多叫得上名字、叫不上名字的男男女女。徐志摩的行径是那么的不真实，他更像一个梦、一场电影、一次探险，他的所作所为总让林徽因讶异，转而细想，偏偏又觉得他合乎情理，为着一颗真心，造出一种傻，一种痴！

　　林徽因懂得徐志摩。她知道他最动人的特点，就是那纯净的天真，对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对情感体验的切实。谁能做到他那样？他放弃博士头衔，跑去英国，只为尝试写几行新诗；他常常走几里路，只为采几茎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一个朋友说的两句话；他还会冲到倾盆大雨中，只为等一场雨后的彩虹！理解了这些，理解了他这个人，也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能够狠心离婚，勇敢追求自己的感情，也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能走到林徽因、陆小曼等人的感情世界中去了。

　　徐志摩总能给人以震动。他走路带风，说笑从容，他天生就是焦点，而且，不按常理出牌。在伦敦，徐志摩的追求，让林徽因震动；在德国，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让林徽因震动，在北平，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消息传到远在美国的林徽因耳朵里，她再次震动。甚至激动！他们一直通着信，理智上，她必须接受一个当初苦苦追求自己的人去找寻属于他的幸福，但情感上让她全然接受这件事，则需要一定的缓冲器。林徽因给来美国的胡适写信，要求见面，了解北平的情况。胡适答应了。见面后，林徽因给胡适写信：

　　回去时看见朋友们替我问候，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也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安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过去的种种的不了解。

　　1924年到1926年，这三年，林徽因自认“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离开父亲，离开徐志摩，离开这些能与自己的心灵产生共振的人，林徽因并不快乐，再加上经济上寄人篱下，情感上无出口，一切的一切叠加起来，几乎形成了林徽因生命中第一个小低潮。

　　林徽因的好友费慰梅说：

　　多年后听徽因提起徐志摩，我注意到她对徐的回忆，总是离不开那些文学大家的名字，如雪莱、济慈、拜伦、曼殊斐儿、伍尔芙。我猜想，徐在对她的一片深情中，可能已不自觉地扮演着一个导师的角色，领她进入英国诗歌和英国戏剧的世界，新美感、新观念、新感觉，同时也迷惑了他自己。我觉得徽因和志摩的关系，非情爱而是浪漫，更多的还是文学关系。

　　这话或许只说对了一半。文学在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关系中，至关重要，它是一座彩虹桥，一端在她这边，一端在他那边，传输着爱的蜜意。爱是两心之桥。他们相遇之初，谈得最多的，我想可能就是文学，徐志摩在英国，放弃了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转而去做文学的旁听生，为什么？文学细腻、敏感的触角，更适合表达他的内心。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的确浪漫，但心的交流才是关键，正因为有了心的交流，彻底的了解，他们的关系才能一直维系下去。文学只是他们交流的媒介。他们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在中国的传道者。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康桥，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新诗里一处永恒的梦幻。“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林徽因走入新文学的领地了，徐志摩功不可没。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四种新文学体裁里，他们都最擅长写诗。1923年，林徽因发表了一篇译作——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夜莺与玫瑰》。从早期白话诗，到抒情小诗，再到新月派诗歌，是中国新诗的一大跨越，新月派的诗，一反早期诗歌语言上的放任自流，便得有约束、有节制。林徽因后来写诗，明显受新月诗歌的影响，但又有创造。当然，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徐志摩。新月社原本只是聚餐会，一帮子人家庭背景相似，求学经历相似，世界观相似，有很高的人文修养，对当时的社会不满，他们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再到后来，他们索性在石虎胡同租了个房子，作为活动场所，经常举行各种文化活动。在培华女中读书的林徽因，常常和表姐一起来新月社玩，耳濡目染的，她渐渐开始在文艺上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