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沈从文：半如信徒，半如闺密 (1)

　　沈从文是个很矛盾的人。他的矛盾，几乎是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一代中国文人共有的，或轻或重。鲁迅从家乡走出来，四处漂泊闯荡，再回去，便有了《故乡》，有了闰土，那种淡淡的忧伤，是种抹不掉忘不了挥不去的乡愁。沈从文也有乡愁，青翠且清新的。乡愁里有一条河，一个女孩，一个老人，一场误会，和一份未知的等待。他有他的“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着他遵从的原始的人性。爱便是爱，恨便是恨，杀戮便是杀戮，清楚明白，元气未消。

　　沈从文把他的文学世界劈成泾渭分明的两部分：一半是他所尊崇的湘西，一半是他所厌恶的城市。湘西有种原始的生命力，一切都是自然的，美的，杀人也杀得有味道，城市文明则是扭曲的、变态的。沈从文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八骏图》，他非常不喜欢所谓“上流社会”的人，那些教授，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扭曲。可吊诡的是，沈从文自己也终于做了教授，并且，甘之如饴。沈从文心中对高级知识分子生活的向往，与他所遵从的乡村生活，是冲突的。从他离开湘西那一刻，他仿佛就注定与那个“故乡”渐行渐远，再也回不去了。

　　1922年，为了寻找读书的机会，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这一年，他不过二十二岁。最初的住地，是西河沿的小客栈，不久，沈从文便搬至当时位于前门外杨梅斜街的酉西会馆。酉西会馆相当于当时湘西的驻京办事处，湘西上京赶考的学生大多可以在此处落脚，加之当时会馆管事的是沈从文的一个金姓表哥，沈从文更加可以不付租金免费住下去。落脚之后，沈从文便开始为读书奔忙了。以沈从文从小在军队所学的那点不成系统的知识，想考入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学府，基本不可能。无奈之下，沈从文开始自学。

　　沈从文当时的生活状态，大致等同于现如今潜伏于北京各个名校周围的考研族，只是沈从文似乎更加艰难——每天早起，吃馒头、咸菜，之后步行进宣武门，一头扎进京师图书馆，苦读终日。可是，知识固然是吸引人前进的动力，可读书之外，精神上更加需要情感的抚慰，这情感可以是爱情，也可以是友情，孤独寂寞的蛰伏岁月需要这样一群相濡以沫的同伴。

　　独自读书的精神苦闷，促使沈从文去寻找同路人，在表弟黄村生的介绍下，沈从文搬离了酉西会馆，迁居至沙滩银闸胡同的公寓。那公寓破、小、潮，原本是个堆煤的地方，窗户也是四根细木条随便钉上的，沈从文戏称它是“窄而霉小斋”。也许，对于一个渴望上进的年轻人来说，精神上的舒展，仿佛总是能战胜生活上的困苦，当年的沈从文恐怕也是如此。围绕在以红楼为中心的北大周围，沈从文开始了他的旁听生涯，虽然那年秋天，他也曾投考过燕京大学国文系，但因为基础实在太差，只能无功而返。

　　旁听的日子里，沈从文的生活更加清苦，住宿还可以凑合，可吃饭却不能免，最窘迫时，沈从文也曾找陈翔鹤、陈炜谟、董景天等朋友蹭饭，也曾赊过饭店的账，这账欠了也就没法还。后来到30年代，沈从文从上海返回北京，闲来无事去沙滩附近，还曾看到当年常去的饭店的欠账牌上还写着“沈从文欠×××元”。

　　1924年冬，沈从文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无奈之中，他想到写信向当时几位有名的作家求救，当时任教于北京大学的郁达夫接到信函，便前往沈从文的住所探望。那天，郁达夫见沈从文的住所太冷，便把自戴的淡灰色羊毛围巾送给他，还请沈从文吃了顿饭，吃完饭后，郁达夫拿出五块钱结账，饭钱一共是一块七毛多，找零的数额，郁达夫全部给了沈从文。沈从文拿着钱，回到家中，感激得大哭起来。时隔半个世纪，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拜见沈从文时，沈从文依旧对这几块钱念念不忘。

　　1925年初，丁玲和胡也频走进了沈从文的生活，因为都是老乡，又都是为求学而流落到北京来的，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又都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三个人很快便熟识了。这期间，丁玲和胡也频因为感情等种种原因，在北京和湖南之间跑了几个来回，沈从文则经人介绍，去熊希龄主持的香山慈幼院当了一名办事员，可没想到不久便因得罪了教务长而离开。

　　1926年，南方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沈从文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已经南下，胡也频当年在海军预备学校的同学，也有不少去了南方，不少人劝他们也去，可三人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留下，一同搬进了汉园公寓。沈从文、丁玲和胡也频，几乎算是同步在文学上找到了自己的出路，这时候，丁玲开始酝酿写短篇小说，胡也频有了固定的稿费，沈从文也因徐志摩等人的赏识，开始在《晨报副刊》上有了不少发表文章的机会。

　　因为共同的追求和爱好，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友谊发展得很快，好到可以同喝一碗豆汁，有钱一起用，没钱一起逛北海，同趋同步，形影不离，当然这样密不透风的友谊，也为后来丁玲同沈从文的决裂，埋下了伏笔。好景不长，云谲波诡的1927年到了，中国的局势发生突转，上海一跃而上，取代北京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沈从文最初的北漂生涯也到了最后时刻。而后，沈从文经历了一番上海游历，再回到北京时，已是30年代。那时的沈从文，不但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而且已经登堂入室，成为文化圈的一名“人物”，古老的北京城，向他敞开了另一扇门。

　　如果说，沈从文的北漂生活，是痛并快乐着，肉体上是消磨的，精神上却是奋发的。那么，沈从文的上海岁月，显然不是那么愉快的。因为上海，让沈从文这个自称的“乡下人”，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都市，作为作家，他也只是社会化文学生产的一个终端的制造商。文学的神秘气质，被上海这座城市催逼殆尽。上海是先锋的、激烈的、战斗的，也是商业的、多变的、高雅中包着庸俗的。

　　1928年的上海，云谲波诡，但又充满了活力。那时上海的天气是“清明而温暖”，有人说，“近年来自巴拿马运河开通以来，常有一股暖流，来温和我们这个东海之滨，所以上海现在地气渐渐转暖了，因为世界承平了二十年，于是环球一切事业，蓬勃发展。尤其是我们中华民国，地大物博，一向许多宝藏，都没有开发，这几年来，进步似飞的一般。”文人们像候鸟迁徙一般来到这里。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巴金、梁实秋、徐志摩、柔石、戴望舒、闻一多、丁玲……沈从文也来上海寻求生路，他把母亲和九妹留在北京，只身南下，先租住亭子间，然后搬去正楼大房。沈从文这时已经是一个职业作家，他无法离开出版而生存。政治中心的南移，促使上海的出版业前所未有的发达。而且，这里还有租界，一个躲避审查和追捕的乐园。

　　大马路、霓虹灯、夜总会、跑马场、电影院、交易所、百货公司，这些东西围绕在沈从文的身边，跳跃的，刺激性的，炫目的，与北平的温婉沉淀大异其趣。上海是一片海，激荡着海上风浪。沈从文的上海岁月是辉煌而又狼狈的，母亲和九妹很快也来到了上海，作为家中唯一一个男人，沈从文的经济压力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为了生存，他别无选择，就是写，写，再写，小说、诗歌、戏剧、随笔，各种类型都有所涉猎。写完了，便以每本100元的价格，尽快卖给上海四马路上的各种各样的小书店。虽然他自己说“穷是吓不了我的，有钱就用，无钱饿也尽它”。但穷，显然是一股强大的助推力量，何况他母亲还有病痛，且越来越深。沈从文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便迅速让自己的作品铺满了书铺，现代、新月、光华、北新、中华、神光、神州等书店都出过他的书。书商们有利可图，自然不吝赞美，他们称沈从文为“天才”“名家”。沈成了多产作家，仅1929年，他就发表了40篇作品，首次写长篇小说《旧梦》，首次写童话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全年还出版了单行本小说《入伍后》《雨后及其他》十余种。

　　可是，无论是通俗写作的媚俗之姿，还是革命写作的激进之态，都不是沈从文赞赏的。找书商讨钱的日子，毕竟不好过。他写道：“下午，想走动，看看钱，还有四十一个铜子，所以大胆走到龙华路新月书店编辑处去……”不曾想更坏的还在后面。即便沈从文这么疯狂地写着，还是应付不了人在上海的巨大开销。1929年6月，沈从文已经几乎揭不开锅了。久病在床的亲娘，也被迫饿了一顿。书店拖欠稿费，沈从文无计可施。他只能写，拼命写，即使鼻子流血，也只好捂住，继续伏案。此前他还和几个朋友办杂志，但很快，几个刊物都关门大吉。十万火急，好在徐志摩出现，推荐沈从文去中国公学教书。胡适当时在那里任校长。

　　胡适、徐志摩，这些都是新月派的骨干，他们要么有雄厚的家庭背景，要么有显赫的留学经历，海归过后，也大都能在国内找到不错的教职，生活优渥。沈从文以小学学历，被胡适提拔为大学教授，其感激之情，可想而知。而且，胡适对他的帮助，不止于此，沈从文的爱人张兆和，也是经过胡适的大力撮合，才与其“终成眷属”。以徐志摩、胡适这些人欧美派的海归为切口，沈从文的生活面渐渐打开了。他不再是那个光靠爬格子赚稿费，混迹亭子间、小书店才能生活的落魄名作家，而是转身一变，成为了教授兼作家，既能教，又能写，还娶了一位美丽的太太，当年那个从湘西走出来的不起眼的愣小子，就这么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上流男孩”之路。

　　可以说，上海生活，对于沈从文的一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他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节点。上海生活是一剂催化剂，推动沈从文向前，让他破茧成蝶，一飞冲天，转身做名流。上海生活彻底改变了沈从文的“三观”。它让沈从文更加明白，自己喜爱什么、厌恶什么。事实上，在离开上海之后，沈从文对这个自己的发迹地并无好感。他后来对所谓“海派”下过定义，认为它是：名士才情+商业竞卖，并一手挑起了京派、海派之争。

　　在去上海之前，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是混沌的，仿佛有那点端倪，原始湘西，有神话，有美男子，也有怯怯的、猥琐的人。他自己也没足够的信心。在离开上海之后，沈从文文学上的转变，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他更清楚自己爱什么、恨什么。在他的文学殿堂里，湘西世界和现代文明，对峙而立，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对话。这当然是文学。但其实，在沈从文对城市文明的恨里，我们也不难感受到他作为一个“乡下人”的自卑。沈从文开始寻找自己精神上的皈依，在文学上要寻找，在现实中同样是。

　　1931年，二十九岁的沈从文在徐志摩的建议下离开上海，去北平寻找新的生活。但他对在北平生活还是没有足够的信心。在给王际真的信中他写道：

　　六月的北京真是热闹。诗哲在此，陈通伯夫妇在此，梁思成夫妇在此，大雨也要来了，陈雪屏不久又要在此接老婆了，还有许多许多事情，全是那么凑堆儿在一起……我不久或到青岛去，但又成天只想转上海，因为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的。

　　名流汇聚北平，我们不难想象沈从文内心深处的自卑。他还没能彻底融入欧美帮的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