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成功的路往往是最窄的(7)

　　从这诗中你能看到他的心情很压抑吗？你要知道写诗可不是毛泽东到会昌的目的，失败就在眼前，毛泽东需要为红军找后路。

　　博古似乎很害羞，觉得自己一出手，怎么就打成了这样子，不好意思之余，想出来的遮羞的办法居然是想叫毛、周到苏联养病，结果被共产国际拒绝，“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看来共产国际对自己扶持的这些年轻人的斤两还是有所了解的。

　　败象已露，博古他们还是想了办法的，他们想以小股部队佯动来调动蒋介石部队，没有成功。招数不是这么使的，蒋介石不追着跑了，你再佯动人家不上当，这时候要变策略，就是撕开口子跳到外围，可惜博古不懂。

　　失败就在眼前，毛泽东指示他的弟弟、银行行长毛泽民，把金钱分散给部队，守财奴只能给自己带来伤害，从这件事我们能看出毛泽东几乎是算无遗策。

　　仗打到这份儿上，毛泽东不需要通报也能知道该跑路了，这时候毛泽东显然在找突围的线路，即使博古不听他的，失败后必然会跑路，所以毛泽东不管受不受命，都会未雨绸缪。对于毛泽东来讲，一切的关键在于主动权，主动地跑就会带来更大的主动权。可惜握着权力的其他人不懂。

　　此时，博古准备先西后北同贺龙、任弼时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但不想带毛泽东走，这一回毛泽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起了作用，希望他一起走的人理由很充分，毛泽东已是中国革命的某种象征，被杀被俘，都是巨大失败，所以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历史可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关键时刻毛泽东患上恶性疟疾，多亏红军已经有西医西药，毛泽东缓了过来。

　　战争是人世间最残酷的竞争，也是利益最大的买卖，值得人以性命相争。两军对垒只有一个胜出，战无不胜相当于赌博中的只赢不输，那是天下第一营生，不是最高的天才是玩不转的，更不是读了几天书的书生可以把握的。瞎指挥导致接连失败，到了10月初，纸已经包不住火，火烧眉毛之际需要跑了。据后来的解密资料说，蒋介石已经决心彻底屠尽这一片长出红色力量土地上的所有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冒死送来蒋介石合围的计划，再不撤就被人一锅焖了，博古秘密通知毛泽东要走。

　　博古做出了一个叫人不好接受的决定，他把一部分人留下来坚持斗争。说实话这一决定后人无法评定，因为你不能说他有太多的错误，可从后来的结果上看这一决定是灾难性的，许多革命领袖牺牲了。毛泽东没有权力决定人员去留，但毛泽东站出来为他的战友争取，第一个是瞿秋白，毛泽东说瞿秋白当过我党最高领袖，应当走，被博古拒绝了。毛泽东又为王稼祥争取，说王稼祥（此时重伤）是军委副主席，应当随部队转移，博古同意了。没有权力的毛泽东只能这样略尽心事。他自己随队都是勉强的。

　　瞿秋白、何叔衡、陈毅、项英等人被留了下来。大概除了项英，其他留下的人多数是博古不喜欢的。毛泽东找周恩来，周恩来无奈地表示，去留人员的权力全在博古，毛泽东无言了。大丈夫不可无权，没有权说话屁都不顶。毛泽东最要好的朋友何叔衡和瞿秋白等人后来牺牲了。

　　很多人觉得毛泽东对政治对手冷酷无情，但真正通晓党史的人会注意革命过程中领袖的错误带给革命者的牺牲和灾难是巨大的，是需要有人负责的。

　　博古还定了一条更不近情理的规矩：不带女的，孩子更不能带，政治局委员分散行动。这一点完全暴露了博古偏执的一面。革命者跑的时候连自己的老婆都不带，不是勇敢而是冷酷，革命的决心不是也不应当以决绝地抛弃自己的亲人来显示。知识分子带有歇斯底里的狂热也是很可怕的。

　　毛泽东又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为什么要这样做，随后就能知道答案。第二，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因为留下来几乎意味着死亡。

　　最后中央决定带走30名女同志，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妻子，把她们编成卫生部休养连，但不能带孩子，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毛毛只能托付给留下的毛泽覃、贺怡了，这个孩子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毛泽覃他们两口子牺牲后孩子再也没有找到。

　　权力不在毛泽东手里，灾难就降临到革命者的头上，但博古并没有放权，所以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

　　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86000余人，被迫实行转移。

　　红军从于都出走，走的就是毛主席事先选定的路线。我们用出走而不是出征来表述红军离开根据地，是因为他的行动完全是被动的。红军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

　　我们很难体会毛泽东所遇到的情景，毛泽东自己走出了一条胜利的道路，打下了一片天地，可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一些人轻易否决了他的主张，剥夺了他的权力，这究竟是为什么？红军损兵折将到了全军覆灭的边缘，这样的失败，很多人都是有责任的。

　　毛泽东似乎知道他将失去这一片天地，他却无从发泄他的愤怒。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体弱，是被抬在担架上行军的，王稼祥重伤也是被抬着走，张闻天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三人开始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取胜的问题。由于他们三人在党内的特殊地位，这就意味着某种可能即将发生。

　　红军走后，根据地的人民遭到彻底屠杀，蒋介石没有耐心审查谁是共产党的拥护者，在他看来只有还乡团是反共产党的，其他的都是共产党的拥护者，于是杀无赦，只要是和红军沾上一点边的人，通通杀掉。大将徐海东留在老家的亲人只要是姓徐的全被杀死。

　　中央红军在蒋介石合围之前跑了，只是逃脱了灭顶之灾，但并没有摆脱蒋介石，蒋介石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要求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生死存亡的局势，毛泽东没有消极怠工，此时红军依然有八九万人，按照他的打法依然可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这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同样建议，但博古不听，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就要交出军权，他们舍不得。博古、李德暴露出另一面更叫人伤心的缺点，从盲目的硬干变成了丧失勇气，一味地避战，结果更糟。在湘江，红军大部队遭受优势敌军的夹击，这一段后来叫作血战湘江。为什么叫血战湘江？就此一战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

　　这是什么概念？三停去了两停。红军自从毛泽东建军以来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从来没有这样的重大损失，湘江的水被红军的血染红，湘江漂浮着红军战士的尸体，没有什么人投降，敌人也不接受投降，所以损失的就是战死的。周恩来的眼睛红了，却流不出眼泪，因为眼泪不能等同于鲜血。我们知道的事实是，从某一天起，周恩来就再也没有试图做出战略上的决策，而这一天最有可能的就是血战湘江的这一时刻。

　　数万烈士的血化作了一股怨气，凝结在天上，变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谁应当对失败负责？

　　这时，博古的意志已经被彻底摧毁了，他知道自己铸下大错，犯了大罪，他曾热衷于夺取权力，他把握权力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的同志带向死亡的深渊，他现在一筹莫展了，他无法面对这血和死亡，甚至想到了以死谢罪。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他想拿断后的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行顽强阻击，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李德似乎不认为他和博古有责任。面对这种乖戾举止，没有人再执行命令了，警卫班战士站着不听指挥，不肯动手，博古在一旁默不作声，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军令已经无人执行了。毛泽东直接站出来干预：“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鼓励周子昆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但也无可奈何。这一细节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代表的是军心已经转变。

　　迭次失利，几乎使红军濒于绝境，只要是毛泽东领导就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一不在就是失败，这不需要宣传，每一个参与者都能体会到。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失利日益显著，在湘江战役之后达到了顶点。

　　不过这时候，军队的领导们似乎只有朱德进入政治局一级的领导层。其他将帅尚未进入最高层，按照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变动还是要在政治局一层完成方为妥当。这样就产生了两种变数，最理想的是在党的高层协商解决，最不理想的是兵变冲突最后散伙。

　　毛泽东在出走伊始，就申请和王稼祥、张闻天同行，这说明毛泽东早有准备，指责者可以将这种行为说成是阴谋，但知道历史的会认可这是必然。最高领袖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这是大家熟知的三位常委，一般人忽略的是毛泽东这时候已经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的地位也不低，这样关键的人物就成了张闻天了。王稼祥感激毛泽东仗义执言抬着他长征，已经早就表态支持毛泽东，毛泽东需要说服的是张闻天，张闻天倾向于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有大功的，这样毛泽东获得最高权力的过程，就是完全符合党的纪律和规则的，没有丝毫的血腥和过多的威势压迫，没有靠着下层力量逼宫，这对党的团结、稳定有着极其积极的意义。毛泽东有没有资格成为最高呢？我们说有，他在“三大”时就接近最高，只是后来被人压下来了，在苏区他已是政府元首，所以接受毛泽东为领袖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并不是难事。

　　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贺龙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布置好了包围圈，等着红军往里面钻，博古、李德坚持原定计划，周恩来没有自己的意见，而毛泽东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继续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

　　这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主要由周恩来指挥，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中国革命的领袖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就是这样决定的。周恩来有机会成为最高领袖，他几乎是没有缺点的人，但这种赞美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的，那就是他作为合作者和协调者是完美的，但作为最高领袖需要的第一素质是方向，是胜利，而这时，需要的是刀锋斧刃和矛头，需要的是犀利和决绝。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不是这样的，他的性格圆润温和，他善于团结人，但他没有找到胜利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最高领袖所需要的素质毛泽东全部具备。所以如果认为中国革命必然胜利，那么周恩来也可以代表中国人民，他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这个观点之所以不成立，因为中国革命是在黑暗中开始的，是的，黑暗是一个最准确的表述，黑暗中第一需要是指路明灯，这个明灯不是一群人而是一个人，他就是毛泽东。他是火种，其他的领袖们贡献的是柴火和燃料，中国革命之火烧起来是由于毛泽东，他上山，建军，搞根据地，发展壮大的路线图是他摸索出来的，在他完成了战略战术的全面试验后，周恩来和其他的领袖们才来到苏区的，革命之火没有熄灭也是由于毛泽东，在最危急的时刻只有毛泽东知道怎么能跑出蒋介石的包围圈。

　　周恩来听从毛泽东的意见是最重要的转变的开始，最后的方向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开会决定，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也赞同，博古已完全没有概念了，所以也不坚持自己的观点了，最后决定西进贵州。这样毛泽东虽然没有站在舵手的位置，但他出手拨转了航向，他的手已经扶在了舵上。

　　红军主力西进，果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日子好过多了，博古当然知道听从毛泽东的意味着权力丧失，他还是想试一下，于是博古又提出北上。李德也是坚持同贺龙会合，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西进军，两种不同的意见摆在周恩来面前，周恩来必须做出选择，在事关生死面前，没有调和的余地，不能抹稀泥。李德丝毫不尊重中国人的态度惹怒了周恩来，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拍案大怒和李德翻脸了。其实这只是表象，真正的内涵是周恩来选择了毛泽东。

　　听从了毛泽东的意见，这一盘死棋就现出了活气。

　　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贵州之弱敌无法抵御红军，又是小胜不断，红军士气得以恢复，甚至又都穿上了新军装。胜利，不断的胜利，支撑着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没有垮掉、没有散伙。

　　1935年元旦，毛泽东提出红军接着向西的主张，提议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获得最高领袖们的赞同。他们开会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重新任命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党内力量的天平向毛泽东倾斜，此时的刘伯承已经站在周恩来一边，靠近了毛泽东。

　　王稼祥已经彻底站在了毛泽东这一边，成了毛泽东的坚定的拥护者，这一回，王稼祥已不仅仅是观点上的赞成，而是准备从组织上推举毛泽东为领袖。王稼祥向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当然赞成，为了稳妥起见，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效果很好，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