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抗日战争：独立与合作的博弈(13)

　　康生毫不客气，大权在握，光在延安地区十几天内就骇人听闻地揪出所谓特务分子1400多人。

　　毛泽东发现后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对延安审干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他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这一推一拉之间，共产党的内部不再有人拒绝毛泽东的召唤。毛泽东从来不会把自己队伍里的人推出去，他的敌人在那里明摆着呢。眼下是日本人，以后是很多很多……

　　就在这时传来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这件事对毛泽东来讲是个好消息。但毛泽东公开场合没有表示过任何高兴的意思。这一点上毛泽东是十分有策略的。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和后来对待斯大林的态度非常接近，这主要是体现一种政治智慧而非感情因素。

　　当翻译师哲将国际来电送给他时，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这是毛泽东私下里的真实态度，但我们会看到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另外一面。那就是不能给敌人以借口。

　　共产国际带给毛泽东的伤害要远多于帮助，那些敢于和毛泽东较劲的人，背后多数都是有共产国际撑腰。但毛泽东是个政治家，他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感情放在理智之上，他内心对共产国际不以为然，却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巨大功劳，然后告诉他的同志们，共产国际的解散，更便利了中国党独立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独立的人，但毛泽东把内外分得很清楚，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官司可以算是内部事务，内部的矛盾要靠自己解决，而不能公开，否则对自己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因为敌人更高兴共产党内部产生矛盾。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很多人对后来毛泽东维护斯大林而与俄国人论战不可理解，其实你只要分开感情和政治就能清楚，斯大林对中国的伤害，对中国共产党的伤害，对毛泽东的伤害都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在俄国人否定了斯大林后，毛泽东反而要站出来维护斯大林呢？这就体现了毛泽东的政治智慧，也能证明俄国人的愚蠢。赫鲁晓夫等人的权力来自继承斯大林，决定了他们没有资格来彻底否定他，其实在实际工作中是可以修改斯大林的路线的，他们居然没有意识到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对俄共来讲意味着灾难，意味着俄国共产党的正义性和正统性都会受到很彻底的否定。毛泽东维护斯大林不是他喜欢斯大林，而是为了维护刚刚建立的人民的信仰，昨天你刚说过我们的旗帜是马恩列斯，今天就说斯大林不是东西，人民会怎么看？所以我们学习毛泽东的时候，不要抓着毛泽东的某一句话不放，政治人物的语言是很微妙的，夸你可能是客气，也可能是策略，骂你可能是爱护和保护，不是我们从字面上就能直接理解的，要看前因后果。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共产国际的解散，给蒋介石某种期望，蒋介石一面以共产国际解散为借口，制造舆论，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另一面调集二十多个师的兵力，准备向边区发动突然袭击，一时间形势严峻。

　　毛泽东得到准确的情报后，立即做出紧急部署，一是大张旗鼓宣传，二是军事部署对应，国内各界和英美等国也对蒋施加了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

　　蒋介石刚想动手毛泽东就把他给摁了下去，蒋介石收手，毛泽东接着出招，批判蒋介石在这年3月出版的著作《中国之命运》，比起一开始的恳求蒋介石团结抗日，毛泽东做了多少让步？到中间哀兵战术，仍然希望蒋介石看在民族的分上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缓过来后，就不客气地拒绝参加蒋介石的会议，到后来直接批判蒋介石，一步步走来，蒋委员长肯定无法接受这种转变。这就是力量对比变化的正常之举，不接受毛泽东这样策略的人要么是屁股坐在蒋介石的板凳上，要么就是纯粹的书生了。

　　为了反驳蒋介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的材料，说明中国抗日战争中到底是谁出力最多，效果最大，到今天，一些人仍然试图在国共抗日上谁出力最大而争论，岂不知这个问题早就有答案了：抗击外寇是政府的职责，而不是土匪的任务，蒋介石作为政府首脑做了该做的事，但做得不好，这是定论，谁也无法翻案。因为毛泽东一旦掌权，中国本土没有战争，还需要证明吗？

　　共产国际解散了，谁还会再搭理王明呢？蒋介石想借机施加点压力给毛泽东，可没有想到，这时的毛泽东再也不受蒋介石的气了，他要让蒋介石受点气了。

　　不过毛泽东很快就收手了，现在还不到和蒋介石翻脸的时候。

　　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件有着历史意义的事情，就是王稼祥最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完整的概念，刘少奇则长篇大论证明之，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请注意这句话，这句话很重要，你把思想和主义去掉再念一遍。你可以理解成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是一回事，更深层次的意义是毛泽东思想是主语，于是我们得出和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领袖们一致的观点，那就是“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这一观点终于被党内广大干部所接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上、思想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完全自立了，尽管依然冠着马克思主义的头衔，但它的灵魂是完全中国化的。

　　从那天起到后来许多年，多数中国人尚未意识到我们的民族已经诞生了人类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那个西风占据绝对上风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独立了。

　　这时，彭德怀等军头也被召回到延安。共产党的高层在战局虽然艰苦依旧但相对稳定的时候，开展了思想上的统一活动，这让蒋介石和苏联人都不愉快，特别是俄国人在翻脸后几十年里，天天翻旧账，可见俄国人的恼怒了。可是毛泽东已经独立了，他不再过多地顾虑俄国人和蒋介石，他抓住这一相对的平静阶段做了最该做的事情，他要为最后的胜利夯实基础。

　　刘少奇的地位大大上升了，留苏的经历和党内从事工人运动的资格是一方面因素，毛泽东的支持也是重要因素。

　　从井冈山起就和毛泽东共事的朱德不再吝啬赞扬毛泽东，朱老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上井冈山的经历和资格，给他带来总司令的荣誉和进入最高领导层的机遇。他的问题只是没有更早领悟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取得最终胜利的法宝，没有更早地支持毛泽东，但遵义会议之后，他就再没有动摇过。朱老总心悦诚服地说毛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办事的本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你能想象，解放后朱老总常年看毛选吗？

　　周恩来也有资格回顾历史，由于他从来没有试图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这样他在历史上就是相对超脱的，周恩来没有找到带领共产党胜利的路线和方向，使得他没有成为最高领袖。他的遗憾是没有更早地支持毛泽东而与教条主义者斗争，但他从来没有和毛泽东正面发生过冲突，他的性格和品质都使得他在接受毛泽东领导后变得没有什么缺点，他从来称呼毛泽东为主席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喊老毛，虽然此时毛主席与过去的主席不是一回事。周恩来是相当多的人的领袖，所以当他明确站在毛泽东一边时，自然大受毛泽东欢迎。连王明，毛泽东一开始都是想团结的。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是中共历史最重要的环节，明白了他们的关系，就能知道中共历史，而且他们两个终身合作，彻底牺牲自己化作人类历史恒久的光芒。

　　任弼时高风亮节，他是毛泽东的学生，为了维护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而且任弼时主动承担了很多责任，起到了很好的团结作用，这是我们理解任弼时作用的关键。

　　那些不服气毛泽东的人理当感到汗颜，原因是毛泽东不是靠着外界的帮助走上领袖位置的，他是完全靠着自身的力量获得领导权的。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也是人杰，但他们全体接受了毛泽东的领导，原因很简单，毛泽东能够带来胜利。其他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为了胜利，毛泽东愿意和任何人合作，当然你要服从他的领导。

　　毛泽东赢得了全党的认可，这时候毛泽东给下一步整风定下团结主调，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显然不准备将所有反对面一竿子打掉或者轰出去，在他看来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王明拒绝参加会议。王明认错了，没有人再坚持跟随王明了。这时出现了另外的趋势，就是有些过去受过打击的干部开始报复教条主义者，这显然不是毛泽东要的东西，他要的是党内真正的团结与统一。

　　这样毛泽东搞了折中，不是一概抹杀过去，过去一页就要揭过去了，他主要希望搬掉今后前进的绊脚石，所以他主要批评山头主义，山头无法消除，但革命的目标应当一致。

　　毛泽东这样做，对全党的团结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不算老账，一起向前看。一批人解脱了，许多人心服了，大家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

　　这个时期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明朝李自成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郭老获得了毛泽东的赞赏，因为毛泽东认为这一教训对共产党有警示意义。

　　说实话我们无法确定郭沫若是不是专门为毛泽东写的这篇文章。郭老似乎能判断形势的需要来指导自己的写作。但有时候就错了，比如解放后郭老曾想试探着歌颂孔夫子，因为在他的理解中，掌权的统治者显然不会反对秩序，可惜他遇到了毛泽东是个异类，写诗把他给撅了回去。不过在抗日时期郭老还是对的成分多，比如这一次他弄对了。虽然当年见面不识真人，错过了机会，现在他在努力向毛泽东靠拢，迟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郭老一直认可的领袖是周恩来。

　　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中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我们认为兢兢业业这一点很重要，毛泽东确实具有某种疑虑性性格，他似乎时刻提防可能带来失败的因素，这一点是他成功的基本要素。

　　终于共产党在思想上统一到毛泽东的旗帜下，在组织上产生了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

　　“七大”之前，有一个最重要的文件叫《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决议中，毛泽东把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胜利的光荣，归于全党同志长期的努力：“中国共产党自从它在一九二一年产生……到了今天，有了一百二十万党员，我党领导了近一万万人民，九十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成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领导者。”

　　我们常说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这样写也是能够接受的，因为毛泽东一开始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建立，到了“三大”，他的地位也曾经接近过领袖，只是后来被撵下去了，1925年他有了思想基础，1927年他开始上山实践，一步步走出了革命之路，所以他有资格这么说这么写。毛泽东在“七大”之前完成了算账。

　　这就是毛泽东高明之处，因为“七大”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他担心算老账会转移“七大”的中心目标，他的目标是完成抗战，建立新中国。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得很顺利，所有的人都表示拥护，毛泽东心情舒畅作了长篇发言，最后他谦虚地说：《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最叫人惊讶的是毛泽东说了一段话：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这本来是毛泽东的谦虚之言，不料却成了谶言。七十岁的时候他依然畅游长江，随后发动了争议颇多的“文化大革命”。

　　抗战胜利：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们回到延安时代，经历了几年的整风，共产党在思想上取得了高度的一致，这种一致表现为空前团结，毛泽东的目标达成了。他的眼睛盯向抗战最后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大概在美国卷入战争那一时刻就确定了，蒋介石大约在这时候才敢肯定胜利，才看到了希望，毛泽东比蒋介石要早得多，他早就敏锐地发现有另外一种力量将搅动全中国，并迫使民众接受自己，那就是日本人的刺刀，为此他高调地和蒋介石站在一起来接受民众的考验，自从八路军能够杀死日本人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胜利在于坚持，就在未来的某一天。整个抗战中毛泽东一直在具体指导各敌后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与壮大，他在延安大量培养干部，再撒向全国。在胜利曙光已现的时候他就开始着手准备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到1944年春天则达到小高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方向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毛泽东在抗战伊始就确定的原则：到敌人后方去。

　　只能向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敌后地区发展，也就是从侵略者手中光复失去的国土，而不能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去发展，这是极高明的和极其了不起的策略，是一般人不敢想也做不到的：第一，国民党同意，第二全国人民盼望，第三，不在国民党的后方发展道义上无愧，而且由于国民党收缩，也很难发展，八路军则有能力在敌后发展。所以毛泽东比蒋介石高明得不是一点，两相对比，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醒悟了过来，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

　　1944年，日军实行“一号作战”计划，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河南、湖南、广西等大片国土沦丧，民众苦不堪言。蒋介石的无能和愚蠢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他和美国政府讨价还价，提防共产党，但对付不了日本侵略者，他忘了中国的外面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俄国。这种小算盘只能占小便宜却吃了大亏。蒋介石的无能导致了中国在战后的利益受到重大伤害，使得对他给予满腔希望的美国政客将眼光投向斯大林，当然也冷冷地将中国的利益让出去了。我们中国在二次大战后，没有得到什么实际性利益就是因为蒋介石烂泥扶不上墙。

　　毛泽东当机立断，“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收复了被日军侵占的大片土地，将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