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御史尸谏，挑战太后的绝对权威

　　以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作为皇位继承人，虽说血缘接近，但毕竟是同治的堂弟，终究于理不合。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正月十五，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了一道折子，虽然他在折子里对慈禧关于光绪未来的皇子继承同治为子嗣表示颂扬，却提出了一个略显过分的要求，那就是请求慈禧对此事立下铁券，以示昭告天下，免得以后旁生枝节。在折子里，广安举了历史上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按照太后之名，将皇位传给了他的弟弟，而他的弟弟未来将按照约定再把皇位传给他的侄子。可是，在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继位之后，却听信了奸臣的谗言，违反了赵匡胤的约定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正因为这个事件和这次慈禧太后关于皇位继续安排的相似性，广安由此提出应该立下一个铁券，以防另生事端。对于这个问题，慈禧是不愿意过多讨论的，因为她的决定事实上是经不起儒家礼法的严格推敲的，如果将这事公开讨论的话，只能导致皇位的继承问题更加复杂化，弄不好会后患无穷。

　　因此，慈禧的态度从一开始便十分坚决，她在谕旨中对广安大加申斥，称其为“冒昧渎陈，大胆妄为”，硬是将一场潜在的风波给强行打压了下去。但是，这事情还没有完。4年后，也就是光绪五年（1879年）的闰三月初五，在同治惠陵大葬结束后，随同吏部参加祭礼的吏部主事吴可读在同治陵墓附近的一个小庙中服毒自尽，并留下了一道密折，公开指责慈禧太后为咸丰立嗣而没有给同治立嗣，而且事情一拖再拖，一误再误。由此，他决定用一死来谏议慈禧明降谕旨，保证将来光绪生子后以同治之子的名义继承大统。吴可读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尸谏”，这是一种非常惨烈的上谏方式。这种事情，在道光年间就曾经发生过，那次是军机大臣王鼎弹劾道光朝的第一权臣穆彰阿奸诈害国而仿史鱼尸谏之义，自缢而死。中国的士大夫饱受孔孟之道影响，对于不合祖制的安排往往会采取极端的行为，譬如明朝的一些大臣宁可被廷杖打死也绝不让皇帝违反儒家礼法。由此，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吴可读的“尸谏”便是一种崇高赤诚的从容就义，也是对慈禧太后绝对权威的一种有力挑战。

　　据说慈禧接到这份奏折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大骂，命侍卫立刻抓住此人，不要让“此獠走掉”。这时，旁边有大臣说，这个吴可读早已将身后之事安排后，现在已经从容赴死了。慈禧这才由愤怒到震惊，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件事了。吴可读自尽前，留下两份遗书和一份奏折，其中一份是给庙中住持的，信中说：“周老道，你莫要惊慌害怕，我并无害你之心，只是不得已借贵庙的一方宝地，成全我清白之身。你要做的，是立刻禀告州官，并将我随身携带的匣子和其中的奏折呈上，记住，千万不要私自拆开我封好的奏折，不然会招来杀身之祸。另外，我匣子中有四十五两纹银，请你给我买一口薄棺，二十两银子即可。其他的银子除了安葬费用之外，都赠予你。你一定要照顾好我的遗体，不要让外面的妇女小儿进来，不要让遗体受损。届时请你在大行皇帝的陵墓旁买一块地将我速速安葬，等到我的儿子到来，他一定会感激你代他办理我的后事，而官差也不会为难于你。至于我其他的事情，你千万不要插手，否则悔之晚矣。

　　”在给儿子的信中，吴可读说：“我儿之恒，得知为父死讯后，千万不可惊慌失措，使阖家老小受惊。将我自尽之事告诉他们，但劝他们不要过于悲伤。我24岁乡试入官，一直束身自爱，不敢妄为，诵读经书，每每看到忠孝之士爱国忠君之举，我都为之感动，时而泪满沾襟，时而喜极而歌。”大行皇帝宾天之时，为父决议拟折上奏，由都察院呈交太后，此时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上奏之前，我先请一位老友阅览这份奏折，他劝我暂时不要呈上，一来是因为我当时已经获罪受罚，二来也是因为其中所提之事不甚确切。因此，我才耐心地等到今天，但如今我再也等不下去了。我甘愿一死，以完成此生心愿，表明忠孝之心而绝非外间诬陷之言。“看到此信后，你要立刻前来陵墓附近的三义庙，先找到周老道，他知道我的葬身之所。我安葬于大行皇帝陵墓的旁边远甚于重返祖宗茔地，不用花钱劳累千里将我的遗体扶柩迁回老家。

　　天下黄土，何处不可葬身，何必非要归葬乡里呢？”假如朝廷认为我妄言国事，加以重罪，掘坟鞭尸，在此圣明之世，朝廷也断不会因此殃及我的家眷，这点你尽可放心，只需到我老友处筹措盘缠，速速离京，即便是沿途乞讨，也要早日赶回家乡，千万不可留在京城，这样只能招致危险。“在给朝廷上的折子中，吴可读说：”罪臣曾一时激愤，妄言圣主，罪当囚禁斩首，但大行皇帝却免我死罪。臣三次获死罪而未受罚，毫无希望却获重生，罪臣这些年得以苟延残喘乃是大行皇帝所赐。“然而，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噩耗传来，天崩地裂，上苍动容。当日，两宫太后联合下谕：'大行皇帝龙驭宾天，未留子嗣，不得已立醇亲王之子载湉为文宗显皇帝（咸丰）子嗣，继承大统，待其以后生子，再行过继于大行皇帝同治。'”微臣跪拜，含泪诵读谕旨，泣不成声。

　　思虑之后，臣以为太后为咸丰皇帝立嗣而未给大行皇帝立嗣实为不妥。如今新帝为咸丰皇帝子嗣，继承大统，并非大行皇帝遗愿而是受太后指命。照此推理，即便朝廷没有明言，将来皇位肯定由光绪后人继承。无视既存法度是为错，没有法度更是大错。为今之计，要想改变一误再误的状况，只能请太后再下谕旨，明确规定将来皇位由大行皇帝子嗣继承，任何人不得更改。只有如此，立嗣一事才能名正言顺，此后不至于引起争端，也唯有如此，大清朝皇位由父传子的家法才能流传。“转眼间过去了4年，朝中大臣却无人看重立嗣一事。如今，大行皇帝将永埋山陵，臣恐人们会将以往之事渐渐淡忘。时间紧迫，罪臣不能再无所作为，束手等待。仰望先帝驾龙宾天，无限怅惘；近看山水依旧，不禁追思先帝。

　　微臣将先帝恩赐的余年奉上，以死平息太后之怒，谨代表大行皇帝乞求朝廷降旨立嗣。”罪臣曾为御史，所以才敢冒死上奏。实值今日大行皇帝入土为安、万民同悲之际，哀号痛哭，上言陈情，以明罪臣恳请朝廷为大行皇帝立嗣之心。“读到这里，慈禧也难免勾起了对同治早逝的伤心，于是决定让群臣阅看吴可读的奏折，以提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最后，经过大臣们的讨论，慈禧再次申明光绪乃是继承咸丰的嗣皇帝，等光绪到时生了儿子，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这样才算把名分问题摆平。至于以死”尸谏“的前御史吴可读，慈禧也特下恩旨，称其”孤忠可悯“，叫部按照五品官例议恤（吴可读之前是五品御史，后上书言事而降为七品主事）。倒是当时的士大夫们对吴可读的义举大为赞叹，称他”从容就义，视死如归，非匹夫之勇，是君子道义之勇也“。在他们的眼中，吴可读的行为非一般人所能比拟，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乃是一个真正的殉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