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追随孙文(7)

　　广东被陈炯明占据后，孙中山令许崇智经营福建，暂为根据地。1922年10月12日，许军攻克福州，驱逐北京政府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孙中山任命许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仍任蒋为许崇智的参谋长。蒋即于22日赴闽上任。几天以后，蒋又因经费困难返沪，复回溪口家中。孙中山立即电令蒋马上回任，不得有误，蒋不得已，又硬着头皮于12月18日回闽复任。东路讨贼军旋于12月19日攻克泉州，平定福建。继而回师广州。

　　此时刘震寰桂军加入讨贼军，编组为西路讨贼军。于是东西两路夹攻陈炯明。1923年1月16日，陈军败退，自肇庆退回广州。

　　在这同一天，蒋介石忽生雅兴，在福建前线往鼓山一游。他见石壁间新刻有“天地正气”四字，便也顿生风雅之思，挥笔写下“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对联；与同游者闲话时，指一亭后日：于此盖房三间，隐居自由，可足平生之愿。继又于涌泉书“其介如石”四字，吩咐僧人刻石于更衣亭西，作为纪念。一时间，这个征战沙场的青年将军，又成了山林泉水中的文人雅士了，真是好不开怀！

　　陈逆军因接连失败，于1月16日夜退出广州，奔逃惠州。各部讨陈军，于当日晚进入广州城，发电迎孙中山回广州复任大元帅。1月20日，孙中山任许为粤军总司令；任胡汉民为广东省长。蒋回上海后的当天，即将自己在福建鼓浪屿所撰的对联：“从容乎疆场之上；沉潜于仁义之中”、“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请求孙中山为他书写。孙中山乘兴，又主动书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赠蒋，意在诫谕于蒋。还书写了陈其美（英士）赠蒋之对联：“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蒋以后将孙中山赠书的后两联，悬之座右，奉为座右铭。然而他在大陆统治时，却始终没有做到“天下为公”。到台后，虽做了不少有利于台湾人民的事，但仍未能真正以天下为公。

　　蒋于1月26日，又致书廖仲恺，主张先不建政权或不言主义，以便团结西南军阀唐继尧等，待条件成熟时再建政权。或言主义而不建政权，由唐继尧等去建政权；看来蒋于沈鸿英在24日叛变后，有向唐继尧妥协的念头。实际上，如果对唐妥协，就一切革命之事化为乌有了，因之孙中山对他的上书不予理会，也不批驳。这一天，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共四条。其主要精神是：

　　孙中山表明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不适用于中国；越飞重申苏联仍放弃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中东铁路应想一适当办法、合理解决；苏联决无意使外蒙独立意向。对此，两人均共同表示同意，并签名。

　　沈鸿英于2月2日，因东路讨贼军回粤，又拥护孙中山，请孙中山自沪赴穗。15日孙赴粤。18日任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并电命蒋速来广州。孙中山于21日到广州，任胡汉民为大本营总参议，徐绍桢为广东省省长。并重定各军防区。3月1日，大本营重组完成，共设四部、二局、一库、二处。本年2月蒋任军委会委员。

　　蒋仍居家乡，或有时到上海一行，未遵令到广州。并又上书孙中山，主张先平潮、梅，暂弃广州。孙中山认为可以考虑。令胡汉民、汪兆铭、邹鲁等到浙促蒋起行。蒋见众人纷至，更加自傲，又电请秘书长杨庶堪，让廖仲恺整理广东财政。杨接电后，很快复蒋，说孙中山正在研究，仍请他速来广州。3月30日又电许崇智，请许军集结省城或北江，不可轻进惠州。

　　蒋虽在宁波或溪口，却书电往还，指挥着广州军政财一切，俨然是一个大本营代行机关。

　　光阴荏苒，不觉又到4月。蒋仍在家乡未动。4月7日，他又电许崇智，又认为潮、惠一时难平，仍应以广州为根本。第二天又电杨庶堪，请孙中山任廖仲恺为广东省财政厅长和促许崇智集军广州。并以答应此二要求为赴广州必要条件。

　　蒋这种专断、固执，非已见不可的作风，令人难以容忍，但孙中山宽仁厚德，只是不计较他的那一套。

　　蒋终于在4月20日到达广州。4日前，沈鸿英突然又叛，孙中山亲自督师，将沈击溃。5月7日后，孙中山任廖为广东省长；邹鲁为财政厅长；叶恭绰为大本营财政部长，未理蒋的“安排”和要求。

　　赴苏考察

　　孙中山督师击溃沈鸿英后，继而进讨陈炯明。蒋随侍孙中山出入各战场。到7月12日，蒋又因不顺心而返乡。

　　孙中山命其于8月5日在上海会见苏联代表马林。并令其开始筹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准备赴苏访问，以考察苏联的党、政、军各方面情况，了解苏联意图。由蒋任团长。8月16日，蒋奉孙中山之命率代表团乘日船神丸，自沪赴俄。代表团成员有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9月2日到莫斯科。在苏联逗留三个多月之久。访问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等苏联的党政军机关。当时列宁有病，未接见蒋介石。

　　蒋于9月7日和苏联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会面，听罗谈俄国革命史和建党情况约两个小时。蒋听后，将自己的感想记录下来，其内容主要是革命成功原因、缺点、突出的现象三个部分。成功原因是工人、农民拥护共产党和准许一百五十个民族自治。缺点是工厂充公后无人管理；小工厂尽归国有，过于集中；利益分配困难。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儿童教育严格；工人都受军事教育；小工厂租给私人。

　　在苏联的日子里，蒋特别重视红军的组织工作。于9月17日，蒋参观了苏步兵一四四团，得知苏军团长负责指挥军事；党代表负责监督、行政事务、政治教育。这对蒋影响很大，他回国后，建立黄埔军校时，就采用了苏红军中的党代表制。此外又参观了有关军事技术学校。在他参观高级射击学校时，对苏联的骑兵用的机关守枪，一射三十五发，十分欣赏，不禁想到自己国家武器落后，自愧弗如。

　　至9月下旬，又参观苏联海军和彼得堡的皇宫。

　　10月13日的一天，蒋于苏联外交部得见孙中山致托洛斯基一齐契林等人的信，信中多有对蒋的称赞和推重之语。蒋看后，感动得热泪盈眶。

　　对苏联的政治制度，蒋也进行了具体调查研究。他发现：“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

　　接着，蒋于11月25日应邀参加第三国际的会议，见到季诺维也夫和东方局书记维经斯基（当时中译名为吴廷斯基、吴定康、吴廷康）等人。蒋在致答词时，特别强调了三民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并希望第三国际多派人到中国了解实际情况。

　　在苏访问期间，蒋与维经斯基见面最多，约五次。维经斯基劝蒋于西北建立根据地统一中国，不必再回广州帮助孙中山。蒋以回国请示孙中山为词婉拒之。他对季诺维也夫印象最坏，认为他外强中干，殊无振兴气象。对托洛斯基印象最好，认为他言行直爽；对他所提对殖民地半殖民国家进行道义、物质上的援助一事，更特别感兴趣。

　　在外蒙问题上，蒋留下较深的不快印象。蒋曾于10月下旬探寻孙中山大元帅府和苏联建交一事，但齐契林则认为外蒙“独立”问题不解决，无法建交。而对1919年和1920年废除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则避而不谈了。蒋对此，很受刺激，于10月26日，即向齐契林写信反驳他的观点。蒋说“那天你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如果苏联有诚意，就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须知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各民族分立，乃是主张在民族精神上，做到互相亲爱的协作。你那天，叫我访问党部首领谈话，我很希望你先把我们这一段意思介绍到党部。”

　　蒋介石坚持反对“外蒙独立”，但当时未曾料到，正是经他的手，签署了外蒙独立的条约。后来他为此深感疚愧，并自认有罪，是不可宽恕的。蒋签约的原因是怕进入东北的苏军扶助中共将他推翻，或扶助中共壮大力量将他的势力限制在长江以南。因而以“外蒙独立”来换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但他不好承认这点，便推说是既成事实，无何不可。这当然不是理由，所以他不得不自认在此问题上仍负有罪责。

　　蒋介石对此次齐契林要“外蒙独立”的谈话，终生未忘，印象极深。从此，他对苏联再也不予信任，认为苏联有侵华野心，应当防范。

　　他在苏期问，还翻阅了《马克思学说》，对国家是一种镇压工具的思想颇有同感，认为其中也有至理存在。

　　11月29日上午，蒋辞别越飞夫人，于下午2时启程回国。12月15日回到上海。当天回宁波。孙中山希望他立即回广州汇报。而蒋却不遵孙中山之意，只将《游俄报告》寄上广州完事。16日又回到溪口老家。一个月后，才回广州。

　　黄埔上任

　　蒋回国后，在其报告书中，提了一些建议，归纳起来，主要是：

　　对苏联不可过于相信，苏有侵华边陲的企图；建立军校；撤换不称职高级官吏；在全国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建军建党，他是直接从苏联学来的。但对苏联侵略意图，则紧防不怠。孙中山对他的意见，认为可以面谈，要他快回广州。胡汉民、汪精卫等则一再致电函与他，促其快快启程。廖仲恺则直接写信批评他，说他把国家大计视同儿戏。

　　蒋介石看了廖的批评信，却不觉伤感起来，认为谁都既不可信，也不可亲，天下之大，惟有孙中山和他的孩子们最可亲。他说：“世间唯一中师为可亲；此外则家中小孩子；余皆厌物也。”他虽对孙中山最为任信，却认为“天下事，惟有求诸已为足恃也”。1924年1月16日，蒋慢腾腾地回到广州。24日，出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为委员。2月21日，筹备就绪，校址设在广州西南四十华里处黄埔岛上。

　　这时，孙中山对他的反对联俄、容共的建议表示不能采纳，并且认为他对未来的中俄关系顾虑太过了。蒋一听此言，又突然离粤回乡，撒手不管了。廖仲恺急得甚至有自杀的想法。胡汉民当即给他写信，请他说明原因。蒋在上孙中山辞呈中回答说：“自维愚陋不克胜任，清另选贤能。”孙中山批阅：“该委员长务需任劳任怨，勉为其难……所请辞职，碍难照准。”

　　到了3月2日，蒋干脆对孙中山把牌摊开，他抱怨孙中山不能对他专信不疑，不能言听计从，又抱怨孙中山当年不听他的话，致使有炮轰总统府之奇闻。最后坚决主张用人要有派系，要用老派系；对党，也要以自己的派系为依靠，言外之意是不能用中共方面的人，要用国民党老人，其中也有他自己。

　　他怕孙中山不听他的意见，又于3月14日给廖仲恺写信，劝廖切不可一意顺从孙中山；“吾辈不能因循苟且，专意顺从，亦不应使其固执己意，丧失同志人格，反为宵小所污辱，而致党自陷于不测深渊也”。

　　他在信中明确提出反对联俄容共。他说：“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策成功者也。至于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总之，蒋介石游俄归来后，既吸取了苏联建党建军的经验，也立下了坚定的反苏反共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