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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北伐与反共(6)

  下面的主要任务,就是和天皇的“老大哥”们见面,肯定了1927年春天默契,传闻有密约。蒋还特别提出当他和中共作战时,日本如果中立,东北和长城以北的国土问题则好商量。此后,裕仁天皇又组织星二俱乐部,专门从事同蒋介石的“合作”。

  蒋又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但会谈结果是失败的,他事后说,田中义一毫无诚意一定要阻止中国革命。因为田中明确表态,要蒋介石不可打过长江。蒋因与天皇有默契,坚持打过长江,但对统一前途,实是忧心忡忡。

  蒋最后的结论是:中日无合作之可能;日方妨碍北伐成功,阻止中国统一。因此,他认为此次日本之行是失败了。

  11月10日下午1时,蒋回到上海。宋太夫人和宋美龄已于前一月回国,正于上海筹办婚事。11月26报纸上刊载启事,声明与姚怡诚、陈洁如均无婚约;与毛氏离婚,今后断绝一切关系。

  12月1日下午3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先于宋宅举行基督教婚仪,由牧师余日章主持。观礼者者只有上海少数近亲。然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中国式结婚典礼。证婚人为蔡元培;介绍人为谭延闿、王正廷。这时,蒋四十一岁,宋美龄已三十一岁(她出生于1897年3月5日,光绪二十三年,4月12日)。

  蒋以能和宋美龄结婚,视为平生最得意之事,这从他结婚前的感言中,一望可知。他说:

  “余今日得与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一生以来最快慰之一日”。又云“余确信,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

  接着他又大讲人生哲学:“余平生研究人生哲学和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社会无安定之家庭,则民族根本无进步。……家庭为社会之基础,欲改造中国之社会,应先改造中国之家庭。”

  的确,蒋介石在前半生的个人生活中比一般名人的艳事稍多,他当时也很得意。但那些女性都非名门望族,更无宋美龄之素养、文化和美貌与风仪。蒋介石以一介武夫而得娶宋氏小姐为妻,的确是一门攀高的亲事。宋美龄即使不嫁蒋介石,也是全国第一;而嫁蒋氏之后,并未增色添光,实是一种下嫁。故而蒋介石得娶宋美龄后,真是受宠若惊,高兴之极,难免说出一些过头话或失态之语。

  蒋在浙江莫干山的湖光山色中渡过了新婚蜜月。

  复职北伐

  蒋婚后第三天,就从莫干山赶回上海,在蒋的新居拉都路311号参加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把宋美龄放在一边。但宋知其夫在为国操劳,并无怨言。

  这次会议10日结束。最后,一致赞同蒋介石复职。汪精卫也投了赞成票。

  上海财界,认准了蒋介石。不支持李宗仁,不贷款给南京特委会,因而南京特委会难以维持下去。

  冯玉祥因为并不被特委会所重视,也不支持李、白等人,也要求蒋介石复职。12月1日,冯玉祥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身份要求蒋介石复职。12月9日何应钦也通电要求蒋介石复职。13日,蔡元培也发表谈话,欢迎蒋介石复职。17日汪精卫出国,辞去武汉国府主席之职。26日,上海各界举行“促请蒋中正复职大会”;新任第四军军长缪培南也通电拥蒋复职。

  28日,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结束。它只存在了百余日。

  蒋于1928年1月7日正式复职。2月2日,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组织新的政府。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任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又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又大权独揽了。同时设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主席。

  这一次蒋、李斗争中,李宗仁仅执政三个多月就一败涂地了。看来李决不是蒋的对手。这主要是李氏胸怀比蒋还小,不能广揽人才和广纳各派势力。

  蒋上台后,第一个任务就是继续北伐。2月13日,重编各军为四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蒋自领;第二集团军仍由冯玉祥任总司令;第三集团军由阎锡山任总司令;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为李宗仁,近一百万人。

  4月7日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下达总动员令,开始作战。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上;第二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第三集团军于山西出发自正太路向东北进军,直指北京;第四集团军之第十二路军(李品仙),由白崇禧率领,也沿京汉线北上,参加北伐和津东滦河之战,歼灭张宗昌、褚玉璞残部。

  5月1日,第一集团军贺耀祖第三军团进驻济南。在日首相田中义一导演下,5月3日发生济南惨案,用割鼻、挖眼、削耳等残无人道之兽行,残杀我国外交人员蔡公时等十六人,骇人听闻。被屠杀军民四千七百零四人,死伤平民共一万一千零六十二人。奸污妇女也不可胜数。

  张作霖、张学良为济南惨案愤慨万分,愿与蒋和谈,以共同对日,但蒋介石拒绝了。

  蒋之勇于内战而怯于外争的方针,自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就已形成了。从此,蒋便以建立自己王朝为压倒一切的核心任务。对内对外,均以此为转移。国土、民命、主权,均在其次。

  6月6日至8日,北伐军占领京津。阎锡山任京津卫戌总司令。6月21日,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四次会议改北京为北平,与天津同为特别市。蒋偕冯玉祥、李宗仁于7月3日同到北平。

  1928年北伐时,蒋已和宋美龄一同行军,两人形影不离。每到一处下榻,宋美龄首先注意的工作是把窗户、桌椅、墙壁等擦得一干二净,房舍之内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宋才能安心住下。从此以后,宋经常和蒋一同出没于战阵,也成为蒋的最好助手。蒋得宋美龄为内助,的确是最幸运之事。蒋在婚姻生活上,无疑是个幸运者。

  7月6日,蒋和李、冯、阎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蒋见孙中山灵柩,不觉大恸,遂抚棺痛哭起来,并连这几年“所受的委屈”也尽情哭出。祭后,蒋住含青舍,不忍离去。并告诉宋美龄说,及闻哀乐,见总理遗容,悲怀难抑,泪满、襟怀,想起三年来所“受冤屈怨谤”无人可告,更不知于灵前从何诉起,又泪下如雨。蒋介石哭灵,也是人之常情。蒋对孙中山委以其重任确实满怀感激之情。

  哭灵已罢,就开始处理东北张学良改挂青天白口旗和军队编遣问题。为此,蒋、李、冯、阎于北平西山碧云寺召开了善后会议,将决议拟成草稿,交二届五中全会讨论。

  7月25日,蒋离开北平返回南京。

  南京训政

  1928年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该会常委会议上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长。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议决实行五院制。在中央常务一七二次会议上,又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

  《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为国务会议主席,该会议议决法律、法令、命令之公布与否,立法院只提出法案,无最后决定权。国府主席又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国府主席权力极大,甚至有立法之权。这一规定显然违背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本意。

  《训政纲领》主要规定: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国民大会职权,平常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并训练国民,为实行宪政作准备。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由国民政府执行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监督国民政府。

  蒋于10月10日就国府主席之职,在南京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就职典礼。同日发表文告,提出保持固有道德,吸收最新文化的政纲。鼍蒋完成北伐后,首先签订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新约。11月3日,美国最早承认国民政府。此后是德国、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等国承认国民政府和中国关税自主权。12月,英、法也相继承认了国民政府和中国关税自主权。12月7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海关新税则》,各国一致接受。惟独日本,既不接受新税则,也不承认国民政府和中国关税自主权。

  蒋于7月19日令政府出面通告日本,废止1896年之《中国通商行船条约》和1903年之《中日通商行船续约》。而日本田中政府则要蒋承认旧约有效,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否则,不予承认。11月后,又要蒋承认段祺瑞的“西原借款”,才肯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蒋对此断然拒绝,不承认用来镇压革命和挥霍浪费的“西原借款”;但最后蒋还是拿出五百万元偿还给日本。

  直到田中义一下台后,日本才于1929年6月3日和1930年5月分别承认了国民政府和中国关税自主权。

  1928年12月29口,张学良经过和日本的激烈斗争,毅然改挂青天白日旗,归附国民政府。名义上中国归于统一。张学良出任国府委员和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国民政府于1928年7月9日颁布裁兵令。7月中旬,蒋于北平草拟成《裁兵意见书》。据蒋估计,当时全国军队约为一百五十万人以上。实际上,当时全国所有军队总数约为二百六十余万人。(《革命文献》,第二十四辑,第24~25页。)

  蒋的意见来自上海财团。当时上海财团认为可以负担陆军五十万人军费,每年军费为一亿八千万元。加上空军、海军、要塞、兵工厂和军事学校,月费为六百万元,一年为七千二百万元,共二亿五千万元左右。

  军队改为以师为最高单位。每师三旅,每旅三团,每团三营,每营四连。全国分十二个军区,每一军区四、五万人。

  1929年1月1日,国军编遣委员会成立。又设立编遣区,负责各地区编遣事宜。规定全国陆军不得超过六十五个师,总兵额又扩人为八十万人。此外有各省保安部队,以每省三千至六千人为限。

  全国编遣分三期进行。1928年7月1日开始第一期编遣。至1929年7月完成全部编遣任务,共分三期。

  上海财团为减少开支而裁军;蒋为削藩集权而裁军,以加强个人军权,实行绝对的中央集权制。因此,编遣中颇欠公平,蒋的嫡系不遵守编遣原则,编制庞大。因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便不服气。北伐完成后,李宗仁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冯玉祥任军政部长,阎锡山任蒙藏委员长,将其兵权夺走。他并且公开讲话,说他要效法日本削藩政策,使大权集中于中央。对此种集权制做法,冯、阎、李等颇为反感,联合起来反对蒋的独裁和裁军。于是发生裁兵之战。从1929年打到1930年,双方损失巨大。

  1929年3月19日,桂系李宗仁部夏威等首先通电讨蒋,蒋桂战争爆发。蒋惯于远交近攻和收买手法。战争开始,蒋便以许愿方式,骗得冯玉祥宣言讨桂;又收买桂军李明瑞等师长,迅速击溃桂军。后来蒋以冯未参战为名,不践前约(让给武汉、山东地盘),冯闻息大怒,立即宣布不就行政院之职,并大军西撤,准备和蒋对抗,以据西北。但正在这时,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受蒋介石重金收买,通电叛冯拥蒋。冯闻讯大哭不止。23日蒋对冯玉祥下讨伐令,并通缉冯氏。蒋怕阎、冯联合对他,又赶快委任阎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取代冯玉祥。阎见官眼开,急欲收编冯军,遂将访晋的冯玉祥扣押五台县。

  9月19日,张发奎于广东再树反蒋旗帜,通电讨蒋。电文之妙,尤如骆宾王讨武墨檄文,传诵一时。张反蒋后,冯玉祥部下宋哲元等也于10月10日通电讨蒋。蒋、冯之战爆发,冯军节节胜利。28日蒋派何应钦将委阎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委任状亲自送到太原。阎于11月初接受任职,更加支持蒋介行,并准备攻击冯军。

  蒋亲自赴郾城、白沙等地督师作战。冯军对阎晋不放心,有后顾之忧,作战连连失利。11月17日,冯军退走洛阳。20日退。

  此时,广西李宗仁又在冯军失败时,发兵向梧州进击;张发奎向广东东江进击。蒋又于11月29日自汉口回南京,主持两广战事。

  但出蒋之意外者,唐生智突然于12月3日在河南通电反蒋。8日,石友三也于浦口反蒋。韩见唐、石反蒋后亦有脱蒋之意。于是蒋又通电讨伐唐、石、韩三人。一时战乱如麻,不可开交。

  此时神州大地,反蒋介石者此起彼伏,使蒋难以招架。但蒋收买了阎锡山,于1930年2月初将唐军打败;石友三也转投阎。韩复榘见事不妙,再转向拥蒋。在广东,蒋则以何应钦为行营主任,指挥粤军于1930年1月下旬将张发奎、李宗仁之张桂联军逐出广东。蒋利用远交近攻和收买之术,将各路对手各个击破。

  蒋获胜后,趾高气扬,立即召开中常会,开除汪精卫党籍,并下令通缉。17日通电告捷,说是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被他打败了,或者扑灭在际。这与其对日本制造济南惨案时之妥协、软弱态度,恰成鲜明对照。

  如果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李宗仁开始就联合反蒋、则蒋必败无疑。蒋抓住他们的弱点,尤其对冯、阎,则略施小计,就将二人利用了。而且蒋有上海财团支持,可以用金钱、地位收买对手的部下所以冯、阎、李和汪派张发奎,均不是蒋的对手。

  此后,蒋更是威风不可一世,大权独揽,惟我独尊。并开始组织暗杀团,暗杀政敌。1930年暗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王乐平和党员潘行健、康瑞斋。处决中山大学反蒋学生四十二人。其恐怖政治正式开场。

  蒋之对外则无条件地给德、英、法、日、瑞典、挪威等国以最惠国待遇。签署对日不追究五一三惨案责任的和约,承认段祺瑞的“西原借款”等等。

  由此可见,蒋介石从1928年“五·三”惨案开始,到1930年止,已由原来单纯反苏反共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为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封建主义的大独裁者,完全变成为一个新军阀。

  接着,蒋发表《告全国军人书》。其中特别指出:“历观叛逆军之末路,即可知反抗党国,以破坏和平统一之政策者,未有不趋于覆灭。”。

  阎锡山读以上电文后,才悟到蒋定要一一平伏“不服从者”,下面轮到的,就是他了。因为张学良远在关外,是蒋远交的对象。对此,阎又于2月10日,致电蒋介石,特别向蒋指出,“为今之计,礼让为国,舍此莫由”。并劝蒋和他一同辞职。蒋见阎不示弱,加之两广“未平”,冯军仍在,更怕阎与张学良联合对抗他的中央政府,便电复阎氏,只要阎不和汪精卫(两广)交好,愿让位与阎。并赠阎银洋一千二百万元。

  同时又派顾维钧到东北劝张学良助他攻阎,许以平、津之地。阎收蒋之大洋后,又声明拥护中央,但未提拥蒋之事。蒋见此电,非常忿怒,又电东北顾维钧,提高价码,如果张学良肯和他蒋氏合作攻阎,“则北方归张;南方归蒋。所有阎之公私权利,均由张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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