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北伐与反共(9)

　　在《秦土协定》签订后，《何梅协议》也已答应履行手续时，天皇裕仁非常高兴，禁不住在蒋作宾大使呈递国书时对蒋、汪二人转达“对不住，对蒋、汪二公苦心表示敬佩。”此话本无深意，但蒋听到转达后，却受宠若惊，认为此乃道谦，并深为不能制止非法军人而感愧，遂特写日记以志之。殊不知，此时的裕仁已经决定对华开战。

　　“何梅协议”后，日本天皇即决定于1937年7月对华开战。事实上，不管蒋如何妥协，只要不投降，就达不到裕仁的要求，因此战端必开。但蒋此时仍对日本天皇大抱幻想，并不断回味裕仁的“对不住”与“敬佩”之类的甜言蜜语。

　　此后，在裕仁导演下，日本政府又继续向华北自治目标迫进。而蒋介石则出于对裕仁的幻想主动提出了三原则，令驻日大使蒋作宾向日本政府面交。

　　这个三原则是：要日本废除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领事裁判权，租借地、租界在内；双方为维护真正友谊，不得妨害对方统一和治安，不得对对方施之以诽谤和诬蔑，中日邦交应当正常化，一切问题应以和平手段解决，凡外交机关以外分子的行动、压迫手段，应立即停止。

　　日本方面于10月7日回答中国，也提出三原则（外相广田弘毅转达）：中国必须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中日“满”三国保持圆满关系，并把和“满州国”接近之华北纳入满州国的势力范围；中日共同防赤，于中国北部边境共同对苏协防。

　　这个三原则，是日外相与陆相、海相商定的，对国内保密。

　　蒋知道此三原则时，仍在四川峨嵋山主持军训团。正为军训团讲心理建设问题和发表《经济建设运动之要义及实施》文章。得知三原则后，即电告汪精卫（行政院长）表示只要华北停止军事行动，事事均可商量。10月21日，蒋作宾向日政府转达中国的回答。其主要意思是：中国无以夷制夷政策或意思，尤无排日意思；中国虽不与满洲国交往，但承认现状，保证关内外一切畅通无阻；只要日本遵行中国所提三原则，对中国北边境防赤问题，可以协商有效办法。

　　这一切，当然都是秘密进行的，外界毫无所知。

　　1935年11月4日，蒋进行币制改革，政府宣布白银国有化和不许使用银币，而代之以法币。

　　币制改革的起因，是美国1934年实行“购银法案”，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这个改革由英国提供一千万英镑为准备金，法币与英镑的比率为一元等于一先令二便士半。中国法币比伦敦汇率贬值百分之四十。这样便遏止住了中国白银外流。

　　日本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中国币制改革，他们认为货币统一加强了中国政治、经济的更加集中与统一，可以加强中国国势，故而坚决反对，并诬蔑币制改革为“暴举”。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甚至要求日军部采取断然措施。

　　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蒋订党员守则十二项：

　　“忠勇为爱固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和平为处世之本。礼节为治事之本。服从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有恒为成功之本。”

　　这十二项，是建没性的重要原则。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积极作用。

　　11月24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次日，日本又在天津制造种种事端。同时对宋哲元施加压力，要求实行“华北自治”。11月30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表示华北可以考虑自治问题。12月7日，因上月南京中央会议间突然发生汪精卫被刺事件。（此案实系反蒋派要刺杀蒋而未成，才转而杀汪。当时不知为什么原因，蒋在照像时未出外合照，躲过这场刺杀。案发时，张学良当场将凶手捉住。）蒋兼任行政院长，蒋又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为胡汉民）、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从此，蒋在党内地位义开始上升。

　　针对宋哲元电告，蒋于12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就华北问题提出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建议，但要该委员会绝对避免自治与独立状态。

　　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于北平成立。委员十七人，委员长为宋哲元。其中有七个亲日派委员。

　　政委会不是伪满，也不是自治，因而日本不满意。1936年2月26日，日本军人发生政变，杀死藏相、内大臣和陆军教育总监。29日，叛乱平定，冈田内阁辞职，外相广田于3月9日组阁。于是日政府又增派六千余入侵驻天津；派三千人登陆秦皇岛。同时策划华北脱离南京。文武并进，侵华步伐又加快了。

　　1936年9月23日，日本政府又向中国政府提出七项要求，主要是要蒋承认华北五省自治（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中央只保持名义上的宗主权；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对日本货物采取优惠待遇；修改反目教科书；“中日经济提携”；共同防共等等。

　　蒋对此坚决予以拒绝，并要求废止上海和塘沾协定，取消伪冀东政府。日本大使川越茂则断然予以拒绝，谓中国不得提出以上条件。蒋也开始气愤起来，他于9月24日在日记中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并同时也已认识到，日寇必然对我开战。他说：“察倭素性之横暴，决不能避免战争”。

　　蒋已经开始感觉到对日终不免一战。但蒋仍是顾虑重重，决心难下。

　　蒋于10月8日，又应川越茂之请求，和川越茂谈判。

　　西安事变

　　蒋介石一边对日本天皇求和，步步于华北退让；一边又对同是炎黄子孙的中央红军，进行全力围攻，百折不挠。这是典型的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曾国藩老洋务派的国策。

　　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6日突围西上，开始了万里长征。蒋于1934年10月至1936年12月，对中央红军和二、四方面军，以及到达陕北后的红军进行了追击、堵截和围攻。共用军队三十五万人左右。中央红军则从十万人减少到七千人左右。加上各方面军和徐海东红二十五军、陕北刘志丹部红十五军团，1936年陕北红军总共三万五千人左右。

　　1935年，红军北上途中，第三国际草拟发表了中共“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自遵义会议（1935年1月）后，中共就开始向蒋介石转达信息，希望团结抗日，表示红军可以接受改编。第一次由覃振转达蒋介石；第二次由胡宗南转达；第三次，中央红军已到陕北，由邵力子转达。毛泽东甚至表示如能团结抗日，自己可以出国考察。但蒋介石均不答应，一定要消灭红军。

　　1935年9月1日，周恩来通过陈立夫，再次对蒋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要求。蒋仍未答应。可见蒋是铁了心要消灭中共。而当时中共也未想到联蒋抗日的可能。

　　自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蒋介石又对陕甘宁红军进行了三次围攻。在第三次围攻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6年广东发生“六·一”事变，广西李宗仁联合陈济棠，共同反蒋。但由于蒋以重金收买陈的部下黄光锐，黄叛陈投蒋，率飞机四十九架归附南京。两广失败。蒋于是全力“剿共”。

　　张学良在1935年9月问，仍然相信蒋介石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对他的部下和士兵大讲完成“剿共”任务后，再北上抗日。但同年11月下旬，张学良的牛元锋一〇九师于直罗店被红军全部歼灭，牛被击毙。此事对正在南京开会的张氏刺激很大。而蒋又不允他重建番号，使其消灭一个师，就少一个师，更促使张学良开始怀疑蒋的“先安内”政策。他认为蒋的“安内”中也包含着要借“剿共”而消灭或削弱他东北军的意思。于是他开始想到拥蒋联共抗日问题。

　　自从驻扎到陕西后，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苗剑秋，主张联共抗日，对他不断施加影响。还有应德田，作为张学良的亲信人物，也积极主张联共抗日。这些影响，对张学良开始发生了作用。

　　张自南京开完会后，又到上海一行，见到老友杜重远，杜义对张宣传抗日救国为第一要务的道理，张也受到影响。

　　张学良自上海回陕西后，在甘泉战役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也于10月被放回东北军。因高是张的爱将，张学良于洛川接见了高福源，看了高交上的中共信件。张看信后，决定和中共代表见面，并立即写了回信，与中共相约在洛川会见。

　　1936年2月25日，中共代表李克农到达洛川。张学良于3月3日到洛川见李克农。此次会谈中，主要解决了双方立即秘密停战，和东北军对红军的弹药被服的援助，以及西安至肤施的公路安全问题。但在统一战线中，张学良坚持包括蒋介石；李克农则认为不可。张坚持己见，并表示要亲自见周恩来。

　　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堂，举行了会谈。张学良首先说明他拥护蒋介石实行法西斯主义是错误的。但他拥护三民主义的抗日统一战线，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认为统一战线应当包括蒋介石。周恩来则用1935年以来，中共屡次争取蒋介石停战言和，共同抗日，均被拒绝的事实，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争取到蒋介石当然很好，但是蒋介石是难以争取的：“蒋介石目下正像满清的西太后一样：‘宁给外人，不给家奴’……共产党在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这个反动集团，对抗口救国才有利。”（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北京版，第56页。）

　　张学良则坚持认为，蒋对日本也很仇恨，因为日本总给他难堪。蒋所以要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战，是因为共产党的口号总是要打倒他，他不放心。

　　张的后半段话也不准确，因为中共自1935年1月后就一再表示和他和好，而是蒋氏坚决不干。“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周恩来的这个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周恩来听张蜕完后，对中共的反蒋口号问题，表示可以考虑改变，进行让步。但又说，让步也不要忘记斗争。两人遂达成协议。

　　此后，东北军和红军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还经常互相交流情况。

　　周、张会谈后，中基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5月5日（1936年），中共又向南京呼吁国共合作抗日。蒋自然又是坚决拒绝。

　　6月，张学良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9月，又成立抗日同志会，张学良为会长，开始在私下批驳蒋介石的“先安内而后攘外”政策。同时成立学兵队，其中有许多中共党员。

　　张学良劝蒋抗日的决心，此时已坚不可摧；等待时机一到，张就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

　　同年10月22日，蒋到西安后，先游华山，两天后才向张宣布计划。张乘此机会恳切劝蒋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说这是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士的一致要求。杨虎城也从旁帮腔，说就目前实际情况，难于再继续“剿共”。

　　蒋听后，怒气冲冲，当场斥责张、杨动摇军心；并声言自己前去解决士气问题。蒋于10月26日到王曲军训团讲话，欲说服军官服从他的意态。他所讲的，又是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的一套，这些话，对流亡关内的军官们简直是无法接受，至于他对中共的指责、攻击，大家当然也是声声难于入耳，毫无作用。事后苗剑秋就对蒋的讲话进行了批驳。但这事被特务知道了，报告了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晏要张学良交出苗。张则口言毙苗，却暗中将苗放走。苗到日本躲避了三个月。

　　西安蒋、张争论后，蒋即于29日返洛阳过生日。南京10月“31日举行蒋的五十寿辰典礼，全国军民则献礼祝寿。蒋于当天发表《报国与思亲》讲话，以孤臣孽子自任，大力宣传“励精知耻，刻苦自强”；并再次强调以“八德”为立国精神，号召国人“以孤寡再造衰宗之志，戮力报国”。生日过后，蒋再飞太原见阎锡山，令阎协助“剿共”。11月19日，蒋又飞抵济南见韩复榘。22日，蒋命上海警察局逮捕七君子，镇压抗日运动。

　　这时，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认识还很肤浅，只是认为张对“剿共”不坚决，作事不知分段落，并说“可叹”！但万未想到张学良会逮捕他。

　　这时期，西北军也受东北军影响，对红军转入休战状态。

　　针对这种情况，蒋决心亲自驻在西安，以便将“剿共”进行到底。11月28日（1936年），蒋又到绥远见傅作义，安抚之后叫他也协助“剿共”。

　　自10月下旬蒋、张西安见面后，张学良便开始在人事上进行更动，准备兵谏。他调孙铭九任特务团长；调进步军官任师长。

　　12月2日，张再到洛阳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对此当然无法听进去。蒋也听到特务们对西安情况的报告，知道东北军和红军间的停战、互助、友好情况。但蒋一直过于自信，他认为东北军出于痛心国难，有些过激越轨行为，有情可原，他深信如果由他“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怀着这种自信心，蒋于12月4日由洛阳飞抵西安，驻西安东郊临潼县骊山下华清池。

　　与此同时，蒋将其嫡系部队开进潼关；大批战斗机也降落西安机场；蒋之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万耀煌等，也均齐集西安。蒋以万耀煌二十五军控制咸阳；胡宗南第一军，则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又从两广调中央军北上，向陕西推进。蒋的本意是威逼张、杨进攻红军，如张、杨不从，则迫令离陕，予以监视。

　　张、杨对此阵势则认为蒋氏意在围歼东北、西北军。这时蒋对张、杨明言相告，如不“剿共”，就调杨虎城十七路军到安徽；调东北军到福建，将陕西让给中央军。

　　这对张、杨是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调走，也将被分割、缴械；“剿共”则军心不稳，也是凶多吉少；如能争取抗战，则既有收复故土之望，亦可保持本军存在。想到此处张学良便调东北军各军军长到西安，会商对策，双方均调兵遣将，气氛异常紧张。

　　到12月7日，张学良对蒋又进行了最后一次谏诤，词语沉痛恳切，态度激昂慷慨。他向蒋指出，惟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唯一正道、并表明，自己有为蒋领导抗日而牺牲一切的决心。

　　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去，便冷笑道：“不要再讲了！我听不下去！”。至此唯一道路，就是逼蒋抗日了。这就是“兵谏”。这一天，张学良开始考虑兵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