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北伐与反共(8)

　　要囚禁胡汉民，不能派兵闯入胡家，这太有碍观瞻了。于是蒋便写一请柬，请胡于2月28日下午8时到他的住处赴家宴。胡如约前来，一进蒋的家门便被蒋扣起来。其间胡逼着蒋介石来见，蒋无奈，拖延了两三个小时后，终于出来见胡，被胡汉民严词斥责一番。蒋辩论不过，仍强词夺理，说是决不冤枉胡氏，并拍着胸脯说，“如果冤枉了胡先生，就不姓蒋”。然后，躬身告退，并对胡道安。

　　蒋走后，胡一夜未眠，写好了因病辞职的声明。第二天，蒋按胡择定的地方，将胡送往汤山囚禁。

　　胡被囚后，两广便掀起轩然大波。4月30日，广东省籍中央监委通电弹劾蒋介石。5月3日，陈济棠等拥护弹劾。23日，有二十人联名通电，要蒋于48小时内辞职。27日，广州组织国民政府，发表讨蒋宣言，要求恢复胡汉民自由。并组建一、四集团军，准备讨蒋。蒋也准备应战。一时战云密布，气氛紧张。

　　蒋仍召开国民会议。但只是通过了训政临时约法，未敢制定“新约法”。这是因为两广有军事实力，蒋尚不敢太狂！

　　正当宁穗双方战云密布之际，日寇于9月18日发动了侵华战争，突然攻占了沈阳城。

　　于是国人均纷纷要求宁穗双方和解，息争对外。陈铭枢、张继、蔡元培仆仆风尘，奔走于宁、穗双方，促进议和。10月13日，蒋被迫释放胡汉民。胡于当日下午午于中山陵向蒋辞行。14日晨，蒋到车站为胡送行。蒋对胡汉民说：“过去的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得请胡先生原谅。”

　　胡最后给蒋指出，蒋的最大错误，是为个人权力而不是为国为民。

　　同日，胡又发表一篇宣言，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抨击。

　　“顾今日中国政治之现象，一绝对军阀统治之现象也。枪之所在，即权之所寄。政令所由，不在政府，而在于军事委员长。……国计之决，不在于党部，而在于庐山、南昌之会议。……掌兵者威权愈大，言莫予违，由专制而任意杀人。……统一何为之？将统一于军阀，以成其帝皇万世之业耶？……盖惟军阀统治倒，斯内政可以求改造。”（见《三民主义月刊》第二卷，第六期。）

　　蒋介石在广东省的中央执监委员们的强大压力下，于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三军总司令、兼行政院长之职（蒋于1930年9月谭延闿死后兼此职）。

　　林森于1931年12月28日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院长，陈铭枢任副院长。蒋仍保留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职。1932年1月28日，孙科、陈铭枢辞职，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此后蒋、汪义开始短暂的合作。这是蒋拉汪反对孙科的粤系势力，包括李宗仁在内。

　　1932年3月6日，军事委员会恢复，蒋任委员长，拟以陈布雷任军委会秘书长。但因多种原因未能如愿，由李仲公代行。蒋接受杨永泰建议，成立了最初的军委侍从室，规模很小，主要是几个秘书、副官、参谋人员。

　　1934年5月，陈布雷第三次到南昌，从此以后就一直侍从蒋的身边，成为蒋的文胆和左右手。1936年1月，蒋介石委派陈布雷、钱大钧改组侍从室。钱任第一处主任；陈任第二处主任。第一处设三个组，负责军事、安全、后勤；第二处也是三个组，负责党务、情报、人事、文书之事。以侍二组（一处）、侍四组（二处）为侍从室核心。1940年，增设侍从室第三处，设七、八、几三个组，专门管理全国军事机关干部人事档案和全国荐任干部人员名册。中统情报送侍二处第四组，军统情报送侍一处第二组处理。其他情报由戴送侍二处陈布雷然后会同侍二组研究处理。1938年侍从室于武汉将一切特工情报统归侍六组综理。由唐纵任组长。

　　1940年，侍从室义成立机要组，专理蒋介石的来往电报。1945年侍从室结束。

　　特务政治

　　蒋为镇压人民抗日运动和人民的反抗、不满，于1932年4月1日设立“复兴社”特务机构，蒋自任社长。下设常务干事书记、常务监察，负责日常工作。其下又设组织处、宣传处、训练处、特务处。特务处处长为戴笠。主要吸收对象为黄埔学生。

　　该社社章和誓言规定，社长蒋介石决定一切，社员对社长绝对服从，凡违反誓言者，要受极刑。这是典型的法西斯特务组织。

　　在成立复兴社之前，蒋曾于1929年1月成立过“励志社”。社长为蒋介石。社址在南京黄埔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内（即原黄埔军校）。蒋原想把励志社办成特务机关，但因人马不备，便放弃了这个想法，使励志社成为内廷供奉的机构，不伦不类。丰要是供宋美龄使用，也为蒋接待外国重要军政人员。

　　复兴社直接秉承蒋的旨意，进行暗杀、绑架和盯梢等等，以对付那些反对蒋介石的人。有了如此打手队，那里还有人身、言论自由可言。戴笠任特务处长，很快成为蒋的特务总管，在蒋一人之下，而实属万人之上，谁都怕他三分。此“复兴社”具体执行“先安内后攘外”及“安内必先剿匪”的政策。康泽说：这个“复兴社”，“是十分的法西斯鬼魂到中国蒋介石腹中脱胎的产儿”。沈醉说，“戴笠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伺主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一条忠实、凶恶的走狗。”

　　特务组织和特务，是对付反抗者和民主党派、中共党人的。这是巩固蒋氏独裁制的一种恐怖手段。另外还有一种精神手段，就是“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宣传和推行礼义廉耻的运动。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提出，得到了宋美龄大力协助。其目的是从精神上“教化”全国人民“去人欲，存天理”，规规矩矩地生活、工作，服从他蒋氏王朝的统治，“非礼勿动；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行。”

　　关于以礼义廉耻挽救人心的观点是蒋在1932年4月19日对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讲话时，正式提出来的，他说：

　　“现在除了亲爱精诚之外，还应该加上礼义廉耻四个字。大家不要以为这是陈腐的思想，……到今天……我们非拿礼义廉耻加上，不能够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不能够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

　　1934年5月至6月，蒋又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把八德做为三民主义的政治基础。

　　9月，又提出诚字，作为个人工作生活的根本原则，从而贯彻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935年5月19日，蒋对昆明学生讲话时，又提出三民主义就是礼义廉耻：“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也就是我近来极力提倡的礼义廉耻四维。”

　　关于“新生活”运动，蒋是采用“大学”里的“明德新民”的“亲民”二字而成。亲民，又可解为新民。实质上，这个运动是复辟封建礼教的运动，也是提倡忠臣孝子的帝制教育运动。

　　他在1934年9月11日，在庐山军训团讲话时，就露骨地说，总统和皇帝，名义虽不同，而实质则一：“无论专制国家、民主国家，乃至于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有一个元首或领袖，在帝制国家里，称为皇帝与天子，民主国家，便称为大总统与主席，名义虽不同，而其为代表国家的首领则一。所以《大学》里的天子，我们可以广义解作国家元首。”

　　关于“新生活运动”中的卫生项目，无疑是可取和应当肯定的；关于节约、朴素思想的提倡也是必要的。

　　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思想是蒋的主观唯心论思想。他认为“天下万事万物，都由诚心所生。”而且“心物一体”；“良知是我们大家所固有的，故不必再另外去探求知”；“一切事物不能离开心意。”这就是说，事物离不开心意，有心意方有事物，事物由心所生。从而便可以推导出意志决定论。国家大政决定于人的意志，“改造”人心的方法，就是恢复礼义廉耻，并造成一个恢复礼义廉耻的运动。即新生活运动。

　　“华北事变”

　　蒋虽辞职，但军事实权和政治实权仍然在握。1931年12月15日，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后，即飞赴杭州会晤蒋介石，请示机宜。16日，汪精卫又晤蒋，表示愿与其合作。汪遂于1932年1月28日出任行政院长，孙科辞职。“一·二八”上海抗战歼始时，他通过张静江，抵制十九路军抗战。上海市政府一再妥协，表示答应日方一切要求。而日寇舰队司令官盐泽在28日发了出最后通牒，要求十九路军在上午11时25分退出闸北，让日军“进驻”。但11时10分，日军即向闸北天通庵车站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和上海宪兵第六团开枪射击。上海“一·二八”抗战，终于爆发。次日，军委会恢复，蒋与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任军事委员。2月1日，蒋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日作战计划。3日，蒋至临时首都洛阳。

　　战争开始后，十九路军孤军苦战。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国民政府抗战。蒋介石也曾通电表示抗战决心。随后，张治中因党内有人批评中央军要看着十九路军打光，所以按兵不动，便于2月初蒋自洛阳到浦口时，去见蒋介石，提议中央军应参加上海抗战。如无人去，自愿前往。蒋答道：“很好。”随即派张治中率第五军参加上海保卫战。2月15日，第五军归十九路军蒋光鼐指挥，2月16日接防由，江湾至吴淞一线阵地。同一天，国民政府与军委会通电，准备长期抗战。

　　“一·二八”抗战至3月2日结束，战斗极为激烈，我方将士拼死抗击，致使日寇三易主帅。但因蒋介石以后不再派军增援十九路军，十九路无可奈何，只得将浏河防军（第五军一部）调出增援，致使浏河防线薄弱，日军于3月1日攻陷浏河，从后面抄袭十九路军。十九路军被迫退出第一道防线，待援。

　　蒋介石于3月8日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又兼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再次总揽军政大权，主持抗战之事，表示“进退去留，惟党国之命是从”。5月5日，蒋接受上海停战协定，上海成为不设防城市。上海抗战后，日本军人奉天皇授意将日内阁犬养毅刺死。原因是犬养毅反对拨发巨款军费和在上海战事中，一直与蒋和谈。

　　1931年11月日本政府将溥仪自天津挟持到长春。1932年3月9口成立伪满州国。9月15，日本天皇批准承认满州国。

　　这时，天皇的少壮军人们主张立即侵占我国热河省。并派铃木中佐到北平和蒋介石的前外长黄郛见面。铃木对黄说，裕仁天皇对蒋已忍无可忍，表示要进攻热河省。黄则表示，蒋考虑到政治和舆论，只有应战之外，别无他途。铃木威胁说，日军很快可以占领热河。黄强调，如果日本侵占热河，蒋为面子问题，必须采取不愿采取的全面抗战。铃木又说，日军不怕全面抗战，但希望蒋继续进攻红军，并撤掉张学良。蒋如办到，日本则不进攻长城以南。

　　黄将此意转达蒋介石后，蒋默然不语，表示默认。

　　但荒木陆相，却不顾这些许诺。1933年3月3日，热河失陷，张学良于3月12口引咎辞职。日方继续命令日军向长城进攻。3月中旬蒋调其嫡系第十七军开赴长城，参加长城抗战。但战争延续到5月15日，蒋之十七军失败。密云、通州等平津以北、以东地区失陷。敌军飞机于平津上空盘旋。

　　国际社会也均无强硬表示，只希望双方停战言和。

　　至此，蒋又屈服，于5月24日致电何应钦，“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但希望协议不要形诸文字。同时仍要守城，徐图转机。又特别指示东北、热河和华北，均不能割让。

　　日本的和谈条件是国军退出平北、平东各县；日本飞机随时侦察中国军队撤退情况。而谈判地点，却在密云县日军司令部。对此，何均硬着头皮一一答应了。25日何派徐祖诒赴密云。但徐回来后，日军又改第三条为双方派全权代表到唐山开“停战会议”。后改在塘沽。蒋介石直接命熊斌前往。经多次谈判，于5月31日达成协议，由熊斌和日宁冈村宁次签字。主要内容是长城以南，延庆、芦台一线以北，以东地区，为治安区，中国军队必须退出，治安区由中国警察留守。

　　26日，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通电全国，誓师抗日。继而反对《塘沽协定》；并要求停止“剿共”，共同抗日。蒋介石对此坚决拒绝，并调兵围攻冯玉祥抗日同盟军。8月14日，冯玉祥被迫解散同盟军后，赴泰山闲游。

　　1933年10月20日，日本政府接受天皇意旨，决定全力南侵，采用边打边谈的策略，“征服中国”。

　　故塘沽协定后，日本政府仍不满足。日本天皇也不再信守刚刚许给蒋介石不进攻长城的诺言，继续策划华北独立。1934年12月7日，裕仁批准内阁夺取华北的计划，要把南京对华北的影响削弱到最低限度。于是制造种种事端，迫河北省府迁于保定。并进一步提出中央军退出平津地区；河北省党部、宪兵三团、军分会政训处等也要撤走。

　　1935年1月，蒋迫于日本侵逼无已，便命陈布雷以徐树铮之子徐道邻的名字写一篇劝诫裕仁天皇的文章《敌手？友乎？》。此笔名一语双关，既嫁祸于徐，又可作为慢慢道说邻国之事的意思，以掩其于幕后。此文发表《外交评论》第三卷第五号上。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要日本明白惟中日两国友善相处才是东亚之福，以便共同反共。至于伪满等事，可暂置不论。此文一发，举国愤慨，但对日本的裕仁天皇和日本政府，却毫无作用。蒋白白地丢了一个求和的面子和自尊心，有损于国格。

　　1935年6月4日，日本又要求罢免河北省长于学忠，于之五十一军他调。同时对蒋介石进行警告，华北问题不过枝节问题，关键是蒋“是否真正与日亲善，抑阳作亲善，暗仍准备抗日”。这是要蒋介石放弃抗战，投降日本，日本竟想以威胁手段迫蒋投降，也过于异想天开了。此时蒋只是“先安内，”而后对日抗战，故尔一再妥协；并无投降日本之意。

　　1935年6月6日，日本天皇最后批准了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随时准备作战的战斗命令。6月9日，日方派代表威胁，要中国取消河北省一切党部；五十一军和中央第二十五师他调；禁止排日行为。限午前答复。日方代表酒井临走时，还对北平何应钦说“中央军调离河北，系日本军部决议，万难更改。”这是在向何转达日本军部命令。

　　蒋对此种盛气凌人和以宗主国态度临下的凶相，完全屈服，于6月10日答应了所有条件。日方代表高桥对此似表满意。但第二天，高桥再到北平居仁堂见何应钦时，又增加了三条：主要是任命省、市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方意见，要以日本人无意见的人物任职。还要立一份《觉书》，由高桥武官和何应钦并列署名。这下把何气坏了，他说日本人实在欺中国太甚！乃勃然大怒，命朱式勤将《觉书》退还高桥。并说，以前各点，均“自动实行”，无须以觉书表示。同时上报蒋介石。蒋来电同意何的处

　　7月6日，何应钦致信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表示承诺日方所提各种要求。这就是“何梅协议”。

　　在“何梅协议”之前，察省主席秦德纯和日本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此协定也经蒋介石核视同意。

　　这个协定共六条。主要是宋哲元二十九军全部撤往河北省；承认日本建立“蒙古国”的工作；察省聘日本人为军事、政治顾问；对日本在该省的军事设施予以协助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