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发动全面内战(3)

　　中共对美国政府，此时更失去希望；而苏联也不予以支持。23日中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发表《愚公移山》讲话，正式和美国政府决裂，表明决不允许美国政府扶蒋反共。他说：“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同时指出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目的是“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这时，在日寇投降前夕，国共内战已经表现出不可避免的趋势。

　　与此同时，美国财长摩根索，也从原来反对支持国民党转向支持国民党，不再把国民党领导人看作无赖，反而认为国民党领导人是一些爱国者了。于是立即同意把中国的黄金储备，运回中国，并运来中国四千辆卡车、四千五百万码棉布。

　　总之，美国政府不相信苏联永远木支持中共，怕中共和苏联终于相结合而反美。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1945年7月，原“迪克西使团”正式改名为延安观察小组。其成员均被美国政府警告，连礼物也不许送给中共党人。而美国海军小组，在1942年以来，就在秘密训练一支反共游击队，帮助蒋氏准备内战。1943年4月15日，成立中美合作所，梅乐斯和戴笠正式合作，到1945的8月，已训练了十个游击队训练营。队员约万余人。共有二千五百名至三千名美国人在中美合作所工作。并训练了五百多名特务，以最新科技予以武装。

　　日本投降后，梅乐斯进一步指使在“游击队”中工作的美国人参加抢占接收区，港口。尽管魏德迈怕美国人卷入中国内战，下令禁止这种行动，梅乐斯却拒不执行，仍秘密地大干。这种行动使梅乐斯受到蒋介石的称赞，说他勤劳、正直，富于献身精神，作出了出色的成就。但魏德迈因梅乐斯不服从命令，最后将他调离中国。蒋介石对此很不高兴。1946年3月戴笠摔死，梅乐斯便再无缘重返中国了。

　　苏联此时仍然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8月8日苏军出兵东北，苏方并未通知中共；以后的中苏条约之签订，也未通知中共。苏联显然并未打算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共此时，处境甚为艰难。当然希望合理、平等的联合，不愿内战，但也不怕内战，并做好了应变准备。8月13日，毛泽东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报告，指出蒋介石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并指出蒋要下山摘桃子了。8月15日，杜鲁门发布了一号通令，其中有蒋介石为唯一享有在中国受降权力的人。根据此令，中共便无权受降。这当然是中共所不能容忍和遵守的。毛泽东等立即发表讲话，谴责美国政府，并宣布参加受降，决以武力反抗美国强权与干涉。而美国于8月中旬日寇投降时，也批准了美国以海、空军运输国民党军往华北、东北等战略地区以及由美国战斗师直接担任任务等计划。深怕中共军队接收这些地区和城市，这是明显的为内战做准备。

　　8月24日《中苏友好条约》在延安公布。中共已知斯大林决心支持蒋介石。8月25日，中共处死参与戴笠特务活动的美国人陆军上尉约翰·伯奇。

　　8月下旬，斯大林又致电延安，敦促中共继续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8月27日，中共决定派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但中共决不会放弃自己的武装和根据地，否则中共就无异自寻死路，达到蒋介石用战争没有达到的目的。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也绝不是斯大林电报的结果。因为战后和平，是全国人民大众的愿望。中共明知和谈无望，也必须以诚相待，以顺民意。蒋介石为把内战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便于8月14日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却驾。”20日又电日：“特电再邀，务请惠诺”。22日毛泽东复电云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赴渝商谈。23日蒋再电毛泽东，务请亲临。

　　8月27日，中共最后决定派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周恩来、王若飞同行。

　　同日正午，蒋与各院院长开会，讨论谈判问题。已经决定对军事不稍迁就，对政治可以宽容的对策。这一天他的日记如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统一，不稍迁就。”29日，蒋氏决定三项方针：“一，不得于现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29日日记）

　　9月13日，双方谈判开始。国民政府方面有张群（川省主席）、王世杰（外交部长）、张治中（军委会政治部长）、邵力子（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等四人。中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10月10日谈判结束。其间蒋约毛泽东面谈数次。第一次为19月12日，谈约半小时，在此次面谈中，毛泽东提出缩编本军为二十八个师。17日蒋邀毛和赫尔利见面照相，并谈话。10月9日毛泽东访蒋；与蒋话别。两人约谈一小时。此次谈话，蒋再次重申要中共、放弃军队和地盘观念，只在政治、经济上竞争。并说：“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10月9日日记）。10月10日，蒋又访毛于桂园，表示送行，谈十分钟蒋即辞出。同日晚9时40分，蒋又见毛泽东，谈半小时。这天晚上，毛泽东提出延缓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1日晨，蒋约毛泽东早餐，谈话中特别指出对解放区问题，不能再事迁就。他说：“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10月11日日记）。这是于签订纪要后，蒋再次要毛放弃军队和地盘。同篇日记中，蒋日“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再次表示了消灭中共的决心。

　　会谈末期，蒋为争取内战部署时间，作了些让步，不再坚持中共交出军队，而是缩编中共军队为二十个师，中共则坚持二十至二十四个师。10月10日，签订会谈纪要，又叫“双十协定”，共十二条：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认为应重新选举。国民党认为只增加新代表就可以了。留待政协召开后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要保障人民自由（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五、承认一切党派的合法地位。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特务机关）禁止拘捕和处罚人民。

　　七、原则上释放政治犯，又国民党主张先要中共开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自下而上之普选。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坚持缩编为24个师；国民党坚持缩编为20个师。中共人员参加军委会，并建立三人小组整编军队。

　　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坚持维持现状，等政协会议召开后，监督各解放区实行民选省政府。国民党认为应由中央委任省政府。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中共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认为应当按法办事，解散伪军宜慎重。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提出重划受降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认为中共接受中央军政统一命令后，再考虑参加受降。（《解放日报》社论：《两个声明》见《解放日报》1946年11月11日。）

　　蒋介石和毛泽东

　　蒋介石和毛泽东虽然都是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但两人的道路殊不相同。1924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毛曾担任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委，地位比蒋还高。但他们在广州见面不多，没有什么记载。蒋当时对毛的印象也不深，说他在会上发言不多，好谈农民问题。毛当时坚决支持北伐，和蒋的想法在这点上是一致的。但他是想借北伐发动农民运动，而蒋则是要消灭北方军阀，统一中国。而毛的农民运动，又直接刺激了地主家庭出身的北伐军官们，使他们更坚决地反对农民运动和反共。蒋就是依靠这些军官，同时在江浙财团支持下，发动了“四·一二”反共政变，开始了白色恐怖。而此种恐怖，又逼使毛组织农民暴动，走上了井冈山。

　　自1930年12月以后，蒋的“洋”军事学就和毛的“土”军事学——孙子兵法以及我国各朝的战略战术之精华开始了激烈的斗争。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于西安被囚，毛泽东得悉此消息后，甚为兴奋，决心借此机会杀蒋抗日。但14日，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指示释放蒋介石，当时“毛气得满脸通红，最后还是同意放蒋。可见蒋、毛之问仇恨之深，殊非一般。但不是一般的私人恩怨。

　　抗战刚刚胜利，蒋又“誓雪新耻”，决心于最短时期内消灭中共势力，打倒毛泽东。中共一日不灭，他一日不安。毛泽东则针锋相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凭其在抗战中积累的百万大军实力，也早已准备好与蒋决战。

　　蒋与毛的再次相见，是在1945年8月28日。这一天，毛泽东应蒋氏之邀，来重庆谈判。当晚8时半，毛与周恩来、王若飞共赴蒋介石举办的欢迎晚宴。宴会上，蒋、毛二人相互致词并举杯互祝健康，气氛甚为愉快。这次会见，蒋身着笔挺军服，胸前挂满勋章，而毛则着一身极为朴素的制服，并无任何装饰品，只有脚下一双新皮鞋较为醒目。因此，有人说蒋为普鲁士式风度，而毛则为波西米亚式。两人均有信心要战胜对方，但蒋的信心似乎更大一些。宴毕，毛等留宿山洞林园。次日，蒋又会见毛泽东，进行了暂短晤谈。9月2日，蒋再次与毛进行单独会谈，（《新华日报》，1945年9月5日。）内容主要是蒋于8月29日制定的三项方针：

　　“一、不得于现政府法统之外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批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统一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见蒋介石1945年8月29日日记）此三项方针的核心，就是解决军令，政令，之“统一问题”，亦即中共必须绝对服从蒋氏的一切命令和领导。

　　4日下午，蒋在军委会又与毛泽东单独会谈，主要内容为军队缩编数目和国民大会召开等问题。5日晚8时，蒋介石夫妇举行茶会宴请苏联彼得罗夫大使，邀毛泽东作陪。17日，蒋又邀毛泽东与美国大使赫尔利共进午餐。美国《生活》杂志特为摄制三人合影。10月9日，毛泽东又应邀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两人约谈一小时，蒋再次重申，中共应放弃军队和地盘观念，只在政治、经济上互相竞争。并说“此为共产党今后唯一出路”。（见蒋介石1945年10月9日日记）毛当即予以回绝。10日下午4时，蒋又亲赴曾家岩张治中寓所访见毛泽东，相谈10分钟后，相偕赴国府，出席招待外宾的鸡尾酒会。当晚，毛又应邀赴蒋之山洞官邸，与蒋畅谈，会谈中，毛泽东曾提出应当延缓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蒋则表示反对。之后，蒋与毛共同观赏中国古装戏。其间，毛的汽车曾受枪击，而毛仍聚精会神地看戏并在话别宴会上举杯“为蒋介石先生长寿，干杯。”宴后下榻该官邸。11日清晨，蒋邀毛共进早餐，同时再次对毛指出，中共必须放弃解放区。他说：“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再事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蒋介石1945年11月11日日记。）对此，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加以拒绝。为此，蒋曾于日记中写道：“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蒋介石1945年11月11日日记。）当日上午9时45分，毛泽东偕王若飞飞返延安，结束了历时一个半月的重庆之行。

　　此次重庆会谈，毛泽东留给蒋介石最深印象的是二人谈话时，毛从不抽烟，蒋曾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抽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其决心和精神不可轻视啊”（王泰栋《陈布雷外史》1987年北京版，第15页。）

　　本来，蒋介石想以重庆谈判为借口，企图推内战责任于毛泽东，未曾想毛坚不认输，竟决然来到重庆，蒋不免有些尴尬。其实二人内心中都在算计如何制服对方，在蒋看来“天下不能有两个太阳”，而毛则认为两个太阳应由老百姓选留一个。因此，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积蓄了百余万军队，早已作好与蒋决战的准备，重庆谈判不过是一场智斗，目的在于揭露蒋介石内战阴谋。而蒋也于谈判之后，迅速调集力量，部署内战。

　　1946年，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正是国共双方边打边谈的复杂时期。毛泽东对马氏调停超然处之，根本不抱任何幻想。因此，在一次向马歇尔祝酒时，曾挖苦说：“让我们为中美两国、国共两党持久的合作干杯！”而马歇尔不解其真意，在离开延安机场时，竟问毛何时再与蒋氏见面？毛则高声回答：“一旦蒋请我，我随时都会去。”同年秋季，蒋、毛正式开战。此后，毛泽东以土地改革，组建了庞大的人民解放军，并充分调动了解放区农民对战争的全力支援。而蒋因失去了广大农民，在进攻解放区时，时时处于盲目状态和被动挨打局面。在战略上，由于蒋采取了洋军事学的阵地战，并固执于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把自己孤立在一个个大城市地区，使战线愈拉愈长，力量越来越分散，终于为毛泽东所采取的运动战各个击破，最后被赶出了整个大陆。

　　1949年1月蒋介石见形势日益严峻，遂决心再以和谈重整旗鼓。而毛泽东深知其用心，并不给蒋以任何喘息之机。当谈判不成时，马上于4月20日夜发动渡江作战，一鼓作气，攻下江南。蒋被迫转而据守西南。毛泽东则再挥戈西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了大西南。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逃往台湾。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1946年，蒋介石一边和谈，一边打内战，同时于2月，召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党务、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边疆等各方面决议案。

　　决议案中最重要者，为党务、政、经和外交方面。

　　关于党务方面：主要是加强蒋介石独裁性以及党部的支配作用。其中规定：“中央重要决策，应先经中央常会商讨决定后呈总裁核定。”而总裁对重大问题之指示，先交中常会研议、实施。但“各级党部之重要事项”，则不由各党部负责人核定，而是“应经各该执行委员会之决议”。上级党部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有重大决策时，应先征询下级党部意见。”这在文字上很有些民主气息。但“遇有紧急措施未及征询时，一经决定，即应通知各级党部，以达全体党员”。

　　党对于政府的作用，是由党决定政府的人选，最后由党的总裁蒋介石决定政府的人选：

　　“一，国民政府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

　　二，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总裁提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后，呈总裁核定后，提请政府任命之。”